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是我軍建軍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是毛澤東經長久醞釀後所采取的一項重大的治軍、治國舉措。實踐證明,這一舉措對於防止黨內、軍內鬧獨立性現象的發生,對於反對宗派主義和山頭主義,確保軍隊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團結與統一,產生了積極影響。
毛澤東之所以確定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與“林彪事件”有很大關係。
林彪無疑在革命戰爭中立下過顯赫戰功,毛澤東對他也曾十分賞識的。建國後,林彪收斂鋒芒,常以生病為由,在家休息,但他並不甘寂寞。1959年廬山會議召開後,毛澤東與彭德懷鬧翻,林彪被毛召上了山。
林彪打仗機敏,政治上也很有計謀。會上,他對彭德懷發起猛攻。1959年9月17日,他接替彭德懷職務當上了國防部長,九天後又擔任了軍委副主席,開始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廬山會議,林彪成了“大贏家”,從沉寂中崛起。
“文革”開始後,機會再次來臨了。林彪一麵借機為打倒劉、鄧和大批老幹部不遺餘力,為其達到權力頂峰掃清障礙,一麵曲意奉迎毛澤東。但終因奉迎過火且“言不由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和反感。
實際上,毛澤東對林彪的警覺早在“文革”伊始即見端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大談特談“政變問題”,其主旨有兩層:一是表明黨內有人想搞政變,以挑撥毛與老幹部的關係,為進一步打倒老幹部製造輿論;二是大樹特樹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以表明自己對毛澤東的忠心耿耿。但毛澤東卻從他的講話中聞出了特殊的味道,開始對林有所警覺。即使這樣,直到“九大”召開,毛澤東的天平還是傾向於林彪的。
中共“九大”,使林彪成為“法定接班人”,權力在“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這使林彪攫取最高權力的野心急劇膨脹。
1970年8月23日,九屆二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會上,林彪首先發言堅持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並采取全麵開花戰術,使出席會議的代表也全都激動起來。他們不明真相,紛紛跟著林彪發言,表示擁護在新憲法中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這一章。麵對這一情況,毛澤東十分惱火,隱隱感到了他的親密戰友咄咄逼人的鋒芒和呼風喚雨的能量。
8月31日,毛澤東發表《我的一點意見》,采取“批陳保林”策略,將怒火發泄到緊跟林彪之後“搖旗呐喊”最積極的陳伯達身上。不久,又多次對林彪提拔起來的黃、李、吳、邱“四大金剛”及葉群等提出批評,以此“敲山震虎”,期望林彪覺醒,能做自我批評。但林彪不思悔改,野心難收。
這年10月,林彪在廬山會議受挫後,背著毛澤東、黨中央,以“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為由,先斬後奏,向全國發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號令”。頃刻間,中國城鄉全麵進入緊急狀態。事後(即10月19日),林彪才采用電話記錄方式,以急件傳閱報告毛澤東。據汪東興回憶,毛澤東看過電話紀錄,一臉不高興的樣子,並親手將傳閱件“燒掉”。這件事,實際是林彪對自己軍事指揮權能否正常運轉的一次檢驗。
由於多種原因,毛澤東與他的“親密戰友”間出現了裂痕。林彪目的難以達到,也越發沮喪,之後曾多次在集會或接見外賓時,與毛澤東不辭而別。毛澤東對林彪越來越失望,他決心限製一下林彪的權力,遏製其迅速膨脹的野心,並開始逐步直接掌握軍隊。
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毛澤東到南方巡視,16日到達湖北武昌。在與武漢軍區政委劉豐以及河南省委負責人劉建勳的談話中,毛澤東回顧了黨的曆史,他說:“勝利以後,朝鮮戰爭時,我管了一下軍隊,以後就沒有管了。朝鮮戰爭後,軍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懷同誌管。我征求總理的意見,我說還是他管好。他在長征中是靠在我們這邊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勝仗,不叫人家管這個事行嗎?管點事有什麽要緊呀!以後就是林彪管了,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
到長沙後,毛澤東在與華國鋒等人談話時,專列服務員拿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詞,毛澤東叫吳旭君、張玉鳳一起唱這首歌,當大家唱到“一切行動聽指揮”時,毛澤東說:“等一等,這一條非常重要,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步調不一致,分成兩派,怎麽能得勝利呢?這句話要改為步調不一致,一定要失敗。”他又說:“現在就是有幾條記不清了,特別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第一條和第五條記不清了,如果都記清,都能這樣做,那全國人民擁護又歡迎,這樣我們多好呀!”
28日晚,毛澤東接見廣東劉興元、丁盛和廣西韋國清,對他們說:“我很久沒有抓軍隊工作了,現在要抓軍隊工作。……進城以後,管軍隊工作開始是聶榮臻,以後是彭德懷,再以後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麽多,實際上是賀龍、羅瑞卿管得多,以後是楊成武,再以後是黃永勝當總參謀長、又是軍委辦事組組長。”
31日,毛澤東到南昌,當晚與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談話,毛澤東說:“汪東興向你們傳達了武漢、長沙談話的內容,講了廬山會議的問題。締造人民解放軍、領導我們軍隊的人,能締造、能領導,就不能指揮嗎?他們把締造和指揮分開,難道締造者就不能指揮呀?另外,我們這個軍隊是不是哪一個人締造出來的呢?或者是哪幾個人締造出來的呢?我看不是,人多著呢。朱德、恩來、賀龍、劉伯承、葉挺,這麽多人發動的南昌起義,他們就不能指揮了嗎?……軍隊的締造者、領導者就不能指揮,這是不對的。締造者、領導者也不是少數人,也不是我毛澤東一個,也不是你林彪一個,我們黨內還有很多同誌是領導兵暴的、領導軍隊的。”
9月3日,毛澤東在杭州,最後談到軍隊問題時說:“現在的幾位大將(指黃吳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們單獨談得不多,集體談得也不多。黃永勝現在思想狀況怎樣,也不清楚。過去我沒有管,現在我要管軍隊的事,我不相信軍隊會造反。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12日毛澤東回到豐台,又一次談到進城以後,很少抓軍隊工作等問題。不料,第二天便發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擁兵自重及其陰謀敗露後的外逃,對毛澤東精神打擊很大,為此他大病一場。正是這次事件,促使毛澤東重新審視“文革”發動和發展的整個過程,決意重新啟用被打倒和排斥的老幹部,並著手親自掌握軍隊情況。在這種背景下,“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在毛澤東頭腦中逐步醞釀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實施。
林彪事件後,在周恩來等不懈努力下,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幹部紛紛被解放出來。
1973年3月7日,鄧小平也恢複了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此時,周恩來病情不斷加重,毛澤東有意培養鄧小平。一次,毛澤東與鄧小平談話時談到,“各大軍區司令員很久沒有調動了”,問他怎麽辦?鄧小平心領神會,隨手將身前的茶杯“對換”了一下。
“英雄所見略同嘛!”毛澤東說。隨後,兩人會心地笑了起來。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在毛澤東書房兼會客室進行。此時,毛澤東身體尚未從林彪事件的打擊下恢複過來,顯得十分虛弱。政治局委員們用心聆聽著毛澤東的講話。對於他們中的多數人來講,與其說是來參加黨的會議,不如說是來接受長者的訓導和教誨。
會議一開始,毛澤東批評政治局和軍委,他說:“政治局要議政。軍委要議軍,不僅要議軍,還要議政。”又說:“政治局不議政,軍委不議軍,以後改了吧。你們不改,我就開會,到這裏來。我毫無辦法,無非是開政治局會,跟你們吹一吹,當麵講。”會客室裏鴉雀無聲,氣氛有些緊張。
毛澤東緩和了一下口氣,轉換了話題,他說:“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說罷,他麵朝葉劍英:“你是讚成的,我讚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說話。我先找了總理、王洪文兩位同誌,他們也讚成。”周恩來點點頭,表示是這樣的。王洪文聽完也連連點頭,雖然他麵色平靜,卻掩蓋不住內心的高興。因為他在上海造反起家,建立了聞名全國的上海民兵指揮部,搞起了成規模、成建製的民兵隊伍,企圖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裝”。但上海在南京軍區的轄區內,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對他事事掣肘,把許世友調走了,就少了一塊“絆腳石”。
接著,毛澤東提議在座的政治局委員們齊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於是,大家便一起高唱起來——“革命軍人個個要牢記,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第一一切行動聽指揮,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
實際上,自九屆二中全會後,毛澤東不止一次在開會或接見下級時,讓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毛澤東希望全黨步調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
唱完歌,毛澤東開始講解歌詞,他說:“隻有步調一致才能得勝利,不一致就不行呢。”又說:“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在他看來,一個人在一個地方坐鎮,一呆就是20年,會出現消極因素,他說:“這個問題(指對調),我想了好多年了。”
稍後,毛澤東宣布了另一個重要決定。他指著剛剛恢複工作的鄧小平說:“現在,我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常委、軍委委員。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叫參謀長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員靜靜地聽著。從他們的麵部表情,似乎看不出對毛澤東宣布的這個決定有何不同反應,但每人的內心深處卻翻騰著巨大波瀾……
毛澤東繼續談論鄧小平,他說:“我們現在請了一個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是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他又轉過身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有剛,棉裏藏針,外表和氣,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改一改吧。”為了鼓勵鄧小平大膽工作,毛澤東又說:“不做工作就不會犯錯誤,一做工作總會犯錯誤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個錯誤嘛。”這些話,與其說是批評,不如說是讚許。
毛澤東講話常常是漫談,話題很廣,但始終貫穿著他要闡明的觀點和思想。他很快又換了一個話題:“現在這麽多人看不起兒童團,我也是兒童團過來的,你們都是吧。”毛澤東一邊說,一邊環顧在座的諸位,“你們哪個年輕時期,十幾歲二十幾歲就那麽高明,我就不信。”此時他強調不要看不起年輕人,實際大家心裏明白,這個“兒童團”說的就是王洪文。
會議結束以後,根據這次會議決定,12月20日中央又召開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會議。毛澤東接見了參加會議的全體高級將領。
毛澤東坐在書房中央,左首坐著朱德總司令,右首坐著鄧小平。周恩來、江青等政治局委員分別站立在毛澤東的右後側。王海容站在毛澤東的左後側,擔任將他的方言譯成普通話的“翻譯”。
接見開始後,毛澤東首先拍拍朱老總的肩膀,說:“這是好司令啊,是我們的紅司令,不是黑司令。”兩人簡單說了幾句話,毛澤東開始和站在一側的肖勁光、陳士榘、田維新和馬寧等4位高級將領一一握手、談話。之後,他再次提議並親自指揮大家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唱完後,毛澤東開始對全體人員講話。講話中他還鼓勵大家:“到一個新地方會有很多困難,但大家不要急,慢慢總會順手的。”同時對於這次對調的時間、迎送方式和注意事項等,提出了一些具體意見。
按議程,將由毛澤東宣布對調命令。毛澤東想給王洪文一次機會,好在將帥們麵前樹點威信,於是叫王洪文先點名。
王洪文剛剛當上副主席,年輕氣盛,接過名單就大大咧咧地點起來。“許世友!”
沒有答應。王洪文向會場看去,許世友臉色鐵青,眼望著天花板,理也不理。他壯起膽子,又點了一次:“許世友!”忽聽“咚”的一聲,許世友將茶杯猛地磕在茶幾上。這下,王洪文算是嚐到了軍隊的厲害。
周恩來急忙救場。他拿過名冊,看也不看,就先從其他司令員點起來:李德生、陳錫聯、許世友……然後宣布:“現在請主席宣布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這才算讓王洪文下了台。
1973年12月22日,毛澤東正式簽發命令,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具體情況如下: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與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對調;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誌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對調;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對調;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鈞對調。
當時全國共有11個大軍區,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任職時間都不長,最長的也才4個月,所以他們三個原地未動。按照毛澤東的要求,正式命令下達後的10天內,各軍區司令員必須到達新的工作崗位,每人可帶10人以內的工作人員。結果,不到10天,各大軍區司令員就全部提前到職了,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工作幹淨利落地順利完成。
事後,鄧小平談起曆史上這次司令員對調的必要性時指出:“這是因為毛主席很懂得領導軍隊的藝術,就是不允許任何軍隊領導幹部有個團團,有個勢力範圍。軍隊就有這個傳統,經常調過來,調過去。
一個領導在一個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種盤根錯節的關係,容易形成團團夥夥,特別是掌握一個大戰略方向的黨政大權的高級領導幹部,更應避免這種情況出現。雖然共產黨的幹部不至於產生像中國曆史上藩鎮割據、地方大員擁兵自重的情況,但是也應防止類似情況出現。”
可以說,這次調動是當時特殊曆史背景下,黨中央、毛澤東為保障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集中統一,而采取的重要舉措之一,它對穩定當時的政治局麵起到了積極作用。
有關資料來自:人民網《黨史文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