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九年：關羽瀨

李靖岩

2010-03-14 10:19:00

——————民事糾紛有時也後果嚴重。

我們時常能聽到一些莊嚴的規模宏大的歌曲，往往是大合唱，而目的則是通過紀念某個重要曆史事件或重要曆史時期來鼓動我方鬥誌，凝聚士氣，回溯昔日的不凡成就而再接再厲爭創新高。

一千八百年前的群雄們已經注意到這種意識形態的重要性。

王宮中配備完整的禮樂班子，他們的作用並不隻是為君王取樂，而是在必要的時候體現國家莊嚴。

因此魏王朝著名的音樂家杜夔就曾屢次拒絕曹丕請他在筵前獻藝的要求，並因曹丕對他職業的藐視忿忿不已。

若幹年後，杜夔的弟子們代表大晉王朝接收了來自吳國的一批禮樂。

引起他們注意的是一批描述建安年中後其吳蜀荊州攻防戰的樂曲。

這些樂曲所表達的情感從名字上就能直接看出，比如《關背德》。

晉朝的音樂家們接收了這批來自吳國的樂曲，重新填詞，使之充滿晉朝的榮光。

從此這批樂曲將作為晉朝禮樂長期流傳下去。

當時倘若朝廷組織的大型飲宴中有原屬吳國的臣僚，比如孫秀之流。

當酒酣耳熱之際忽然聽到一聲熟悉的弦裂，然後悠悠樂曲仿佛往日年華一樣傾瀉而出。

一時恍如再世，不知今夕何夕。

而在這個樂曲中被斥為“背德”的關羽此時尚未料到自己的命運從此將與音樂糾纏不清。

建安十九年，關羽考慮的並非音樂問題。

就在本年，在益州遷延三年之久的劉備終於攻破成都，取代劉璋而為蜀中之主。

對關羽來說這無疑是個喜事，然而緊接著他就將麵臨一係列的民事糾紛問題。

問題的首要則是荊州的歸還。

江東方麵提出，當年之所以暫借荊州與汝等立足隻是因為同盟關係。

但荊州是“借”而非“給”的性質非常明確。

現在劉備已有益土，不能再說沒有立足之地，因此應當適時考慮荊州歸還問題。

關於荊州的歸屬認定問題，曆史學家和愛好者們一直吵到今天也無定論。

荊州土地肥沃，地理重要，且有良好的人才儲備，無論歸屬於誰都將帶來莫可名狀的巨大利益。

因此雖然漢王朝末年仍然推崇謙讓之風，但孫劉兩家在荊州問題上寸土不讓，曹操也來插一杠子，這個古代版“鬥地主”給我們留下的後果是無數個江夏太守南郡太守武陵太守的誕生。

基本上劉孫曹三方麵各有一個荊州管理班子，但土地隻有一塊。

所以名頭確立與否尚在其次，關鍵是能否抓住切實管理權，這就還要槍杆子說話。

三方麵所任命的這些荊州諸郡太守幾乎全是武將，罕有文人。

而借與還的本身提法就充滿了模糊和推搪。

漢王朝末年的法律遠未成型，經濟法和合同法尚未創立，即使廷尉們對刑事案件的審理也經常會以儒家經典來解釋和分析。

因為不能以確切的法律含義解釋法條，因此具體審理過程往往變數甚大，所謂官斷十條路。

魏朝著名廷尉高柔就曾不止一次費心的糾正下屬的錯誤。

嚴格來說我們對於過去很多事件的法律描述並不嚴謹，因為大多數人的認識還很模糊。

數年之前，曾經有兩個受教育程度不高的青年半夜潛入農科所，因為這裏的葡萄長的很好。

然而他們吃掉的是農科所專家們耗費數年時間的研究成果。

結果兩個青年麵臨數十萬元的經濟賠償，並且可能追溯法律責任。

不但是青年，而且他們的親朋均對此判罰表示不理解。

不過是葡萄而已，難道偷吃幾串葡萄就要賠幾十萬？

掰兩穗玉米至於拿炮轟麽？

他們沒有意識到此案中的葡萄除平常葡萄身份之外還兼有科研成果載體的身份。

葡萄本身並不值錢，最多幾十元足夠賠償，另外幾十萬則是破壞研究成果的經濟賠償。

一張光盤的成本價不過幾元，但倘若是微軟公司新研究的係統母盤，則價值無窮。

一堆稿紙倘若賣廢紙不過三五元錢，但倘若是作家的書稿，則破壞稿紙無疑是對作家事業的致命打擊。

據傳說施耐庵的水滸原作便曾被盜。

由此聯係到另一起著名的與水果有關的案件，即猴子偷桃。

嚴格的說，這個法律認定同樣不恰當。

因為孫悟空當時並非無業遊民而是與桃園有關的工作人員，且是直接領導。

因此猴子對桃的攫取不應屬偷而應屬職務侵占，即猴子侵占桃。

其中重要的區別是，當猴子為吃桃而將土地天丁紛紛趕出院去的時候，他利用的是自己的職務權力。

象以後偷老君丹才構成真正的偷盜。

原則上職務侵占的處罰上限還沒有偷盜重，但天庭後來統計孫悟空的若幹犯罪事實時，職務侵占和偷盜都已退居其次，猴子已經開始暴力抗拒天庭政權了。

這才是死罪。

數罪並罰，則天庭的從重處罰也並不逾限。

因此雖然早在建安十四年，三方便已圍繞荊襄九郡的歸屬而激烈博弈。

但此刻卻不得不舊事重提。

江東的領導者們對劉備方已取得成都還占據荊州不還的事實感到痛心與憤怒。

好在此時江東鷹派首領周瑜已亡故多年。

但糟糕的是新鷹派首領呂蒙正在成熟，而且看起來比周瑜還“鷹”。

即使著名有長者之風的魯肅也終於沉不住氣，約請關羽單刀赴會。

魯肅此時雖然謹嚴忠厚，但少年時卻是有“族中狂兒”惡名和發矢穿盾武力的人，而考諸古代兵器史以及鍛造工藝曆史，是時關羽也不大可能擁有八十二斤的青龍偃月刀，結果是老實人的偶爾露崢嶸嚇住了關羽。

在此之前，孫劉雙方曾就荊州的土地歸屬提出過外交上的意見。

而劉備的答複是取得涼州之後才將整個荊州奉與。

建安十九年攻克成都的同時劉備得到著名戰將馬超。

馬超此時雖已羈勒異鄉，但在涼州仍具有相當潛力，因此取得涼州恐怕的確不僅是一句托詞。

但孫權則觀感迥異。

因為倘若取一份三國地圖便可看到，雖然所謂天下十四州吳三蜀一魏十，但吳國三州的麵積並不比魏國十州小多少。

然而麵積不等於實力。

吳國雖然占有廣大領土，但大多是沒有控製意義的人跡罕至的地區。

是時東南乃蠻夷之地，這使孫權對所謂形式大於本質有著積極的認識。

建安年中人們的分布範圍尚不廣泛，因此對外界的探查也極有限。

倘若是在唐朝，孫權有充分理由相信劉備的借口會從取涼州變成去西天取經。

因為那個無疑路程更遠更曲折，時日遷延更久。

倘若途中再碰見妖怪，孫權縱然高壽七十一歲也不見得能等到劉備的勝利班師回來。

因此孫權勃然大怒。

他所派出的接收零陵、桂陽、長沙三郡的領導班子也都被劉備方在荊襄的最高軍政長官關羽逐回，這無疑火上澆油。

孫權決定打一打了。

這是孫劉同盟六年以來的第一次動手！

此時江東第一能戰之將是呂蒙，而呂蒙手下第一鬥將是甘寧。

甘寧對關羽的反感似乎由來已久。

這或許是因為劉備侵襲了他的故土。

雖然他並不是素性溫和的人，即使在江東內部也經常與人相處不融洽，即使呂蒙自己也曾發怒要攻打甘寧，幸好呂蒙深明大義的母親竭力勸止。

但畢竟關羽是有匹馬刺顏良的勇名的人。

許多與他曾經有過接觸的人如曹操以及曹軍諸謀士均對關羽給以極高的評價，認可他為世之名將。

但甘寧不信邪。

數年之前，魯肅和關羽隔江而治時，關羽即揚言要發動一次突襲。

甘寧聞言主動要求擔任阻擊任務，並揚言“保羽聞吾咳唾，不敢涉水，涉水即是吾擒！”

關羽並非知名能忍耐的人，然而竟的確沒有來，於是吳人便將此地命名為關羽瀨。

然而建安十九年在以呂蒙為主將的戰鬥序列中卻並沒有甘寧，直到本年年末，甘寧才作為隨隊成員一起征伐合肥。

之前，孫權曾讚譽甘寧“孟德有張遼，孤有甘興霸，足相敵也。”

然而此役江東非隻甘寧一將，照樣被張遼以一郡之力打的幾乎傾危。

這或許也說明前者江東對荊州三郡的取得事實上並沒有力度。

這也限製了諸將真正實力的發揮。

或者江東其實也未嚐想在合肥取得甜頭，隻是兵勢既出，不稍做耀武便平淡撤回於軍威不力，可是沒想到在合肥竟有一場大敗等待著他們。

事實上對荊州三郡的攻拔的確沒有用到多少武力。

雖然呂蒙引三萬大軍，而魯肅萬餘兵馬亦屯巴丘，但其作用僅為煊赫而已。

據史料記載，長沙和桂陽是時都沒有成規模的軍事抵抗便告投降。

有楚之良材之名的長沙太守廖立棄城而走。

零陵太守郝普則試圖堅守，然而呂蒙軍迅速包圍城池，黑雲壓城城欲摧。

郝普情報不通，不知道其實當時不但關羽的三萬精兵已逼近益陽，遠在蜀中的劉備也已引大軍飛騎南下，已至當年的荊州治所公安。

強援在彼，隻要稍一堅持，局勢也許便可改觀。

但呂蒙也正是抓住這點，所以並不起大兵攻打，而是以虛假的情報和巧妙的心理攻勢令郝普崩潰屈服。

日後郝普為自己輕率的放棄慚悔不已。

然而也正是三郡兵不血刃才使這次衝突出現一個奇觀。

關羽統三萬兵在益陽，劉備五萬眾在公安，呂蒙三萬眾取三郡，魯肅萬餘人戍巴丘，孫權也親自率領江東大軍為其後鎮。

十數萬人披堅執銳等候廝殺，其規模為荊州建安十三年來僅見，但卻竟沒有打起來。

因為誰都明白如此大規模衝突一旦爆發，後果不堪想像。

所以江東雖有甘寧那樣的精銳，此役中竟隱藏不出。

而三郡的丟失之迅速也頗出於劉備和關羽的想像。

從建安十四年初得四郡，至此已經五年。

但令人尷尬的是三郡的丟失幾乎和取得一樣迅速。

隻是取得時畢竟尚有劉備的大軍攻襲，以至於武陵太守金旋殞命。

而此刻竟無一位太守為劉備表現出如此忠誠。

雖然荊襄的軍事長官關羽是著名的剛而自矜之人，許多貴戚名流都和他搞不好關係，但三郡的責任不能推到關羽頭上。

因為一直以來零陵、桂陽、長沙三郡皆歸諸葛亮管理，並且從中調撥軍實，供給前線。

諸葛亮明於治國，因此管理策略上不應當會有大的問題。

三郡人物如廖立素有才名，潘浚、郝普等日後在吳國也曆居顯位，並非無能之人。

而五年間劉備在三郡仍然恩信未立，以至呂蒙兵到望風歸降者，應當是劉備方持續的戰爭將三郡壓的太狠了。

一直以來這裏就是後勤補給中心。

諸葛亮日後治蜀嚴刑峻法，並非一味寬厚和善之人，以至於在長達五年的事實占據中三郡士眾竟未歸心。

因此孫權才選擇這三郡而非其他戰略位置更顯要的州郡作為收複對象。

雖然當建安十四年時攻克南四郡乃是劉備獨力完成。

然而畢竟可以說因為周瑜在南郡絆住曹仁劉備才可以如此輕易得手。

軍功章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孫權方認為對三郡還是有一定掌握權的。

而且倘若直接索取戰略要衝，關羽未必會給。

三郡看似地位較次，實際上卻是關聯益州荊州的一條後勤補給動脈。

雖然此刻益州已得，劉備勢力已擁有新的戰略後方。

但也可借此稍為向劉備示意。

此時正是合適時機。

倘若孫權方將進攻時間稍微移前一年，則是時三郡尚為劉備命脈，關羽這邊非拚命不可。

即便如此，三郡的輕易失去仍然令劉備很不愉快。

圍繞於此劉備與孫權展開談判，最終確定新的雙方統治範圍。

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於孫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於劉備。

孫權如願以償的得到了不少土地。

雖然其中大部已被劉備數年間壓榨的有氣無力，並且隨著益州的取得而失去戰略意義，變成雞肋。

然而這個談判結果仍然是各取所需，各得其所。

於是矛盾貌似解決。

劉備忙著收兵返回蜀中——此時已是建安二十年中，曹操的兵鋒直指漢中，來意不問可知。

孫權則在誌得意滿之後率十萬大軍取道合肥，想調戲一下張遼的七千人馬，結果被反咬一口。

收獲土地的喜氣頓時蕩然無存。

曆史留給甘寧的時間已經不多。

在隨後的日子裏甘寧一直慨歎曾經有一個珍貴的機會擺在他麵前他卻沒有珍惜。

作為江東首屈一指的鬥將，甘寧卻沒有太多建功立業的機會，象江東另一位著名勇將太史慈一樣。

太史慈與孫策之間充滿英雄氣質的交手相鬥和惺惺相惜至今仍令人慨歎不已。

但太史慈也沒有等到江東終於鋒芒乍現的那天。

在建安十一年即英年早逝的太史慈半生的主要貢獻在於和劉表之侄劉磐作戰。

劉表素有八俊之名，從其單騎入荊州從容主政就知道此人昔年也有勇略。

他這個侄子素有驍勇之名，並且擁有一員日後名聲遠震的部將黃忠。

然而太史慈和甘寧一生中均未與更高層次的武將交戰，這不僅是他們本人的遺憾，也是江東的遺憾。

甘寧在呂蒙日後的計劃中將扮演重要角色。

建安十九年，這個計劃已經擬好。

雖然表麵上看矛盾已經緩和，孫劉雙方恢複和睦。

但是至少在呂蒙這裏並非如此。

雖然計劃還沒到公布之時，他卻已按照既定方針一步步推行開了。

此後三年，魯肅病逝。

魯肅是孫劉聯盟中極重要的人物，甚至可說是整個聯盟創建之功臣。

因為是時劉備新敗，即使諸葛亮舌燦如蓮花倘若江東無人配合也終屬枉然，而這個人物就是魯肅。

及至聯盟形成，魯肅也是唯一一個（甚至包括劉備方在內）站在同盟角度謀定戰略並維持聯盟存在的人。

建安年中並沒有雷鋒。

魯肅人品是好的，但也不至於大公無私到如此地步。

必須明了魯肅之主張創建聯盟並竭力維持聯盟的存在，主要目的仍是對抗曹操，而保護自己。

因此當劉備方屢次在荊襄九郡問題上搖擺不定時，魯肅也曾據理力爭，並且約關羽單刀赴會，慷慨陳詞，問的關羽竟無所答。

然而魯肅的意圖仍是在矛盾並未徹底爆發時先行平息之，以免表麵姑息，而內裏弄的不可收拾。

這是他和呂蒙的根本不同。

魯肅能持大略，但具體到攻取戰守則頗不如呂蒙。

而孫權此時正是盛年。

先時父兄遺留的領土，在他手中並未增長幾分。

這當然是孫權不能容忍的。

而實際上，王朝末世仿佛一台極其精密的儀器，此處的齒輪轉動便會帶起彼端的履帶飛馳。

故步自封即等同於自我放逐。

當年劉表雄居荊州，麾下帶甲十餘萬，倘若稍微動作，便可能影響甚至改變天下局勢，但固守不動，最後終於星落雲散。

因此孫權的思路逐漸傾向於鷹派也並不奇怪。

何況魯肅也不是鴿派，而是鵬派。

雖不象鷹般爪揚翅打，卻可借九萬裏長風直入青雲。

隻是魯肅沒有能等到那陣長風出現。

江東四英中周瑜三十六，魯肅四十六，呂蒙四十二，三人均有影響時局之能，而合起來不過一百二十四歲，而他們的同事呂岱一人就壽長九十六歲。

比對之下實在令人歎息。

因此當魯肅逝世後呂蒙的秘密計劃實施就再無障礙了。

同盟將被撕裂，而後在雙方均付出巨大代價後痛楚的複合。

從而粉碎孫劉兩家數十年的稱雄之夢。

這個結果魯肅於未臨終時便已睹見。

之前，魯肅與呂蒙的交友過程頗為曲折。

呂蒙中年方在孫權督促下折節向學。

以武將而論學問，決不能象周瑜、魯肅等富貴之後係統學起。

而是觀之大略，融以自悟。

因此雖從勇決之將而漸變為謀略之士，根本的知識體係卻尚不完全。

然而也並不重要。

聖人知兵為凶器，暴徒則不知。

然而平手打架，聖人勝利的場次很少。

宋襄公是仁慈的，後人稱之為蠢豬。

呂蒙的知識的利弊都在於實用當先，因此魯肅與他會麵後大稱其善，即與訂交，並留下成語吳下阿蒙。

但即便如此，史籍卻沒有記載魯肅向孫權舉薦或推重過呂蒙。

即便日後魯肅病危，也並未向當年周瑜臨終舉薦自己一樣舉薦呂蒙，以魯肅胸襟之開闊，不得不說是一個異常。

吳書及吳主孫權對陸遜評價三人的內容均證明了在此事上孫權的態度傾向於呂蒙。

因而有“肅造次言曰”或“後魯肅上代周瑜，過蒙言議，常欲受屈”或“子敬答孤書雲，‘帝王之起，皆有驅除，羽不足忌’此子敬內不能辦，外為大言耳。”之類的於魯肅不利的話。

實則魯肅用兵可能的確不及關羽或呂蒙，但對世事的洞明則尚在呂蒙與孫權之上。

他也並非不能分辨賢愚。

呂蒙是了得的奇才，這他是清楚的。

然而這個奇才有時缺乏大局觀意識這他也是清楚的。

孫權方當盛年，建功立業之心迫切。

一旦疆場上不能得誌，有時竟然親自射虎為戲。

因此也勸不得。

但倘若魯肅尚在，則可就中斡旋籌措，將來的聯盟即便分裂也可能會是另一個樣子。

魯帥呂將是個很有前途的組合，象布萊德雷謹慎的指揮巴頓一樣。

由此可以推算出無數結論，而一切結論都自建安十九年始。

建安十九年，即公元214年。

是年劉備攻克成都，取得西川。

久困蛟龍終於得水。

由此引發一係列複雜問題。

有些看來瑣碎近於民事，然而影響之深遠卻可決定日後三十年曆史之走向。

即以一個微小的例子來表達。

同樣是關羽這個人，在魏，則是勇冠三軍，世之名將。

在蜀，則是“髯之絕倫逸群者也”，而在吳則是關羽瀨。

三方的分歧，於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