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在中國的尷尬（二）

這一個月小虎跑到一個汽車廠去體驗生活，和廣大的勞動階級打成一片，既鍛煉了身體，又陶冶了情操，收益良多。

突然想起大概十幾年前在國內讀研究生時，一日受本校某著名教授邀請，要去西北一農村蹲點，說是作個象樣的調查研究，以便寫個供國務院領導審閱的報告來解決解決三農問題。

小虎故作歡呼雀躍拍手稱快，心裏卻叫苦連天，都什麽年代了還搞這一套，學費孝通寫《江村經濟》也不看看形勢。

幸虧老教授的提議受到係裏所有中青年學術骨幹的一致反對，他們還要利用假期走走穴賺點外快哪，哪有這閑心去陪個無權無勢的老頭子鑽農村。

於是此事不了了之。

前兩年見到這位老教授時，還在為這事耿耿於懷，說當年如果這個調查研究搞成了，中國農村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中國農業經濟研究的學術中心肯定在本校雲雲。

由此想到了中國經濟學界本來是有兩把劍的：第一把劍是以孫冶方薛暮橋等人所代表的“實驗主義”，另一把劍是以陳岱孫張培剛為首的“拿來主義”。

這兩把劍都是很有曆史傳統和理論淵源的。

比如說，孫薛等人受蘇俄的國家主義影響很大，對計劃經濟的理解很有一套，通到天就是陳雲。

而陳岱孫張培剛兩個哈佛博士是把現代經濟學引入中國的橋梁，現在在中國叫叫嚷嚷什麽西方經濟學的俗人都是這兩位巨子的徒子徒孫。

他們所引入的經濟思想決定了改革開放後中國的主流，和周鄧的思路暗合。

那麽，中國的經濟學問題出在哪呢？

很簡單，就是文革。

文革過後，中國經濟學的兩把劍都丟了，整個學術水平倒退到了建國以前的起點，大批的人才凋零。

首先丟掉的是第二把劍，陳岱孫被踢下校長的位置，黯然失色退回書齋，張培剛閉嘴敲了十年石頭好歹保住命。

以至於文革末期，美國兩位學者跑到中國來，想向張請教一些發展經濟學的問題時，卻在采石廠見到這位落魄的“發展經濟學奠基人”。

張麵對後學晚輩的回答讓小虎現在想起來還不寒而栗。

張將發展經濟學的領跑權供手相讓，坦言已經十年沒有摸書了，英語也不行了，已無力為人師。

大概二十年時間，中國大陸不存在正規的經濟學訓練。

有整整兩代人在經濟學上沒有任何建樹。

第一代是本該文革其間讀書的青年學子，第二代是他們的學生。

從本質上說，現在國內45歲以上本土製造的所謂經濟學家都是徒有虛名。

天可憐見，張頑強地活了下來，才有以後的中國經濟學重鎮“華中派”，才有在國外埋頭苦幹的石壽永和在國內叫叫嚷嚷的巴曙鬆。

到了改革開放以後，所謂的西方經濟學興起，一批學術新貴橫掃“實驗主義”，基本上把這批老邦菜從課堂上驅逐出去了。

又在公眾輿論中把這幫人的弟子趕盡殺絕，把本人當牌位高高供起。

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灘上。

把這第一把劍也打碎了的就是號稱“京城四少”的樊劉鍾魏四位京派高手。

如果要勉強找海派人物，張軍算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