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在中國的尷尬（一）

經濟學成為中國的顯學是八十年代的事。

在這之前社會科學中持牛耳的是文學。

作家那時候在中國還沒有象現在的經濟學家一樣成為臭大街的頭銜，他們以傷痕反思的姿態在啟蒙和激動民眾。

更有甚者以筆為旗，以學生為投槍匕首向舊體製發動自殺式地進攻，這直接導致文學的集體狂歡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隨著那場大事件和鄧公的南巡徹底結束了。

至此，中國不需要文學的理想和夢想，實用主義的經世濟民之學粉墨登場。

這種隱密的喜樂在翻譯薩謬爾森的經濟學時發展到極致，他們借洋人之言一展胸中塊磊：騎士的時代已經過去，現在是智者，經濟學家和計算機的時代。

屈指一算，小虎在財經和經濟口學習和工作快二十年了。

作為學生，作為教師，作為曾經戰鬥在最前沿的經濟工作者，作為一個現在的旁觀者，我確實是有些話想說。

我原以為這一場熱熱鬧鬧的盛宴沒有盡頭，我原以為以筆為旗的鬥士終究要倒在箭雨中，我原以為一片飄落的黃葉至少還有秋的靜美。

其實，我錯了。

命運女神在我耳邊低低細語，“我隻要對你稍加點撥，你就會明白其中的全部奧秘 ......”

首先要說的是，經濟學在中國從來都隻是政治的婢女，是隨著政治需要變化而變化的。

文革後，經濟學教學首先是以政治經濟學的形式出現的，主要討論勞動價值論。

即使是現在，這一部分內容還占了大概60%的市場，一大批老而不死的政治僵師還在照本宣科，浪費著青年學子的寶貴時間。

經濟學出現的第一個潮流是以吳曆董等人所帶來的關於承包，市場，產權等等問題的討論。

他們的主要貢獻是給無聊的政治經濟課本後麵又多加了幾章關於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現代發展。

毫無疑問，這些爭論在現在看隻是一場啟蒙運動。

但是，小虎第一次聽到這些拾人牙慧的“新鮮思想”時，確實是幾乎驚掉了下巴。

在這場曠日持久的論戰中，不論爭論的左右雙方都不具有現代經濟學的基本訓練。

以領袖人物吳某為例，文革其間以一小右派的身份在北大圖書館作管理員，受到當時環境淒涼的陳岱孫等人的幫助學習經濟史。

陳在中國經濟學界的地位可以用“九五之尊”來概括。

所以，吳在改革開放後一躍成為中國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他為人詬病的是在1983年以五十三歲的高齡跑到耶魯去鍍金，不懂英文就拿本破書坐在耶魯圖書館裏裝模作樣。

回到國內就敢說耶魯聘他作高級研究員。

這種自抬身價的作法，好象在社會科學院頗有傳統。

後來，一位吳的晚輩，號稱是京城四少之一的樊某，隻是在哈佛進修過，就一直不作為地讓外界錯認為哈佛博士畢業，玩了不少文字遊戲，賺了不少虛名。

就這麽些人物，象康熙朝的明珠一樣是朝廷由於政治需要從矮子裏頭拔高子，刻意簡拔上來的。

以吳的水準，若生在80年代，恐怕連個重點大學經濟係的研究生都考不上。

而其他享有大名的袞袞諸公，學術功底還不如他，以己昏昏，示人昭昭，以後若幹經濟政策的重大失誤都由這些人的昏暗思想而來。

當然，政治人物更好糊弄，他們奉為圭皋的教條無非是幾百年前二流經濟學家的陳詞濫調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