箭魚行動（0）說說革命（代序）

昔年，一國際友人谘詢魯迅先生，在中國搞何種生意最賺錢。

先生答曰：革命。

先生是智者， 卻不是行動家，所以此言雖妙，實施起來卻甚難。

看官請想，首先，隻有風雲聚會天下大亂的年代，豪強才可乘機起事，登高一呼，應者如雲。

否則，如果國家四海承平日久，處處鶯歌燕舞，情況可能就是“豎儒蜂起壯士死，神州從此誇仁義。一朝虜夷亂中原，士子豕奔懦民泣。”

有識之士縱有一顆嗜血雄心，也隻有扼腕歎息，老死山林的份了。

高明的革命者，就是要不斷地搞事，為其理念營造聲勢，通過把握人心而達到控製時勢。

大政治家即使是在和平時代，也在為戰爭作準備。

一戰結束後，經常“無人附議”的落魄議員丘吉爾， 還有不受歡迎的大經濟學家凱恩斯，在一片厭戰和綏靖的氣氛中，仍在不斷發出戰爭警告。

而真正的梟雄，縱然戰敗，也還有閑心想想內政建設。

麵臨末日的希特勒，在聽到柏林被盟軍轟炸得幾乎“象桌子一樣平”時（哦，不對，那是南聯盟，嗬嗬，都是失敗的領袖，檔次還是不同滴），居然欣欣然地召集建築師討論戰後的市政規劃。

所以，未雨綢繆，民心最是可用，革命工作的第一要務，唯“意識形態宣傳”耳。

其次，人貴有自知之明。

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有能力成為領袖的。

對於大多數政治上有抱負的人，最重要的是要良禽擇木而棲。

作蕭何也好，作張良也好，作樊噲也好，就是不能忘乎所以，輕信什麽“觀君之背，貴不可言”的鬼話。

你若能收服人心，自有人為你組織梯隊保駕護航，何愁無黃袍加身呢？

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將社會組織解構為君主，武士和平民（或者說是城邦的管理者、守衛者和勞動者）。

這三個階層都各有其責，各有其美德。

當這三個階層的人各司其職，協調一致時，這個城邦就是具有了“正義”美德的城邦。

這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在德國演化成國家社會主義——納粹）共享的精神來源。

《菊與刀》一書中也描述日本人所具有的強烈的“各安其位”的思想。

因此，信仰什麽主義或道路的人就一天也離不開組織建設。

按照組織行為理論，合理的組織結構是實現社會團體的願境（VERSION）和目標（OBJECTIVE）的保證。

也許，我們也都隻是在某個組織中尋找一個合適於自己的位置罷了。

堅定的信念，高效率的組織必須有強大的經濟實力作後盾。

我看近十幾年來的中國曆史，政治軍事方麵都乏善可呈，惟獨經濟伴隨國際貿易，金融深化和人力資本的積累有了翻天覆地的進展。

人類曆史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朝代有過這麽大規模的資本流動，人口遷徙和教育與科技的推廣。

世界資本的湧入使普通民眾也有了通過機器學習技術的可能。

天才人物必然會在這億萬次的試錯中產生。

而經濟力量的積累，可能會給新技術的誕生打下基礎。

無論君主，武士還是平民都擁有與資本親密接觸的機會，中國人會從機器中學會戰勝機器的本領。

這種人力資本的飛躍才是我們戰鬥力的根源。

革命戰士即使有毛澤東思想武裝到牙齒，即使有支部建在連上，也必須要掌握先進的戰爭技術才算的上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我國的軍事領袖們恐怕早在第一次海灣戰爭時就領會到了這一點。

但是，對於這個經濟力量重新分配的過程，其複雜程度卻絕非局外人可以想象。

最後的感想是，所有形而上的東西必會落實於形而下，所謂英國經驗主義者所推崇的——唯有大不列巔永久的利益。

周星星也說：“革命也就是搶回我們的銀子和女人，至於要不要反清複明，本來就是脫褲子放屁——幹你屁事啊！”

或者，更直截了當肆無忌憚的表達是小古巴古蒂Cuba Gooding在影片《甜心先生》中所呐喊的——

SHOW ME THE MONEY。

現在，這句話和阿諾的——

I WILL BE BACK

一起刻在電影聖殿的大理石上，幾乎可以不朽了。

宣傳，組織，籌款（林副統帥的總結很高明哪），雜七雜八地說了一堆，好像已經離題萬裏了。

好了，收拾一下心情，開始講故事。

當然，小虎的故事都是瞎編的，可信度是低於百分之十滴。

嗬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