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京戲園
祖宗留下的精粹，不好好地品味一番，也真的說不過去哈 ……
正文
情節
○劇本假托東漢末公孫瓚和劉虞互爭權位，發動了內戰，河北人民慘受征戎、流離的痛苦。
○壯士王恢新婚不滿數月，被強征入伍，陣前中箭而死。
○妻子張氏，終日在家佇盼，不覺積思成夢。夢見王恢解甲歸來，張氏又是歡忻，又是哀怨。倏忽間戰鼓驚天，亂兵雜遝，盡都是一些血肉骷髏，嚇得張氏驀地驚醒，才知都是夢境。
曆史
○《春閨夢》是根據唐代詩人杜甫《新婚別》及陳陶“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詩的意境編成的。
○京劇大師程硯秋同誌在1931年，目睹當時軍閥混戰，人民流離失所，編演這一個戲，反映了人民反內戰、渴望和平的共同心理。在結構穿插上、表演藝術上，都有很多新的試驗和創造。
價值
《春閨夢》是中國第一部“新概念戲曲電影”
當年程硯秋、俞振飛合作《春閨夢》的劇照
警世驚人的《荒山淚》和《春閨夢》
-- 摘自《京劇大師程硯秋》
1931年的年初和早秋，在程派藝術中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荒山淚》和《春閨夢》問世了。用程自己的話說是：“猶之乎從平陽路上突然轉入於壁立千丈的高峰，現出一個急轉勢。”
《荒山淚》和《春閨夢》的劇作者仍是金仲蓀。其成就和意義，不僅在於劇本文詞優美，演員有新創造，更在於以舞台唱人生，借演戲把抨擊矛頭指向現實，唱出了千百萬窮苦百姓的心聲。
《荒山淚》述明末朝廷為平定農民起義，大征“剿■”，河南農民高良敏父子，為交人丁稅，進山采藥，葬身虎口，高妻驚痛而絕，孫兒又被拉伕而去，和美的五口之家隻剩兒媳張慧珠一人，仍不免賦稅之苦，被逼得精神失常，遁往深山，自刎而死。劇中憤怒地控訴了貪官汙吏的橫征暴斂、腐敗反動的苛政，猛於食人之虎，給百姓們帶來數不清的災難。張慧珠自刎前唱道：“恨隻恨狗朝廷肆行虐政，眾蒼生盡做了亂世之民；眼見得十室中九為懸磬，眼見得一縣中半死於兵，眼見得好村莊變成灰燼，眼中人俱都是虎口餘生。我不如拚一死向天祈請——願國家從此後永久和平。”這是正義的呼喊，憤怒的控訴，不啻是抨擊黑暗、渴望和平的強音，響徹在中國大地的上空。
《春閨夢》是《荒山淚》的姐妹篇，以唐代大詩人杜甫的《新婚別》、《兵車行》和陳陶的名句“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的意境編寫的，述說漢末藩鎮間爭戰不休，黎民百姓不勝戰亂之苦，王恢新婚，被征入伍，不久陣亡，妻張氏獨守春閨，盼夫不歸，久思成夢——丈夫回來，夫歡妻悅，琴瑟和諧，不想戰鼓又起，亂兵擁來，丈夫又被征擄而去，張氏追而不得，目睹戰場慘痛景象，最後夢中驚醒，悵然若失。
很明顯，兩出戲有一定的現實性，是針對民國以後長達十幾年軍閥混戰、抽丁苛稅，以至民不聊生的社會情景，“發泄個人胸中的不平和憤懣”之作，是向連年混戰這一不正常社會現象聲討的檄文。張慧珠和張氏這兩個形象的社會意義，要超過《青霜劍》的申雪貞和《鴛鴦塚》的王五姐：不再是個人愛情、家庭的不幸，她們的遭遇是統治者之間的戰爭所毀壞的千百萬個家庭的縮影，抒發了人民渴望安居樂業、憎惡戰爭的正義呼聲和對戰爭發動者的譴責。
程豔秋此兩戲的思想傾向性很強，卻絕非化妝演講式的宣傳；藝術上，他精雕細琢，有創造，有革新，有名唱，有佳作，令人不得不鼓掌喝彩。如《荒山淚》中“夜織待夫”一場的大段西皮慢板轉原板、回龍、二六板，描摹張慧珠盼夫不歸，一夜中先平靜，再憂心、後驚恐的感情變化，是一段非常精美的“程腔”，唱得圓潤，曲折動人。“搶子”一場，程以令人叫絕的水袖飛舞、圓場奔馳和高起的“屁股座子”，表現出一個母親目擊未成年的兒子被軍官（侯喜瑞飾，程、侯之間有默契、精彩的“咬”戲配合）強擄而去，卻無力援救保護的極痛心情。《春閨夢》的核心是“夢”。夢中，王恢歸來，新婚久別，張氏歡欣中難掩嬌羞，一曲南梆子，精致玲瓏，臉上、眼睛、身段、水袖處處是戲；夢的後半部，鼓聲隆隆，張氏在沙場亂兵中四處尋找丈夫，唱中有舞，舞中有唱，表演之吃重，非一般旦角演員所能勝任，開拓了“文戲武唱”的新路，給人很大欣賞美感。
《荒山淚》和《春閨夢》震動了保守、沉悶的北平劇壇，猶如劃天而過的彗星，放出璀璨奪目的光芒。程派藝術因此更上一層樓，程豔秋的聲名更盛了。他的觀眾層麵也隨之擴大，關心國家興亡、人民疾苦的愛國正直人士和知識分子，從程劇中得到共鳴。
兩劇作者金仲蓀曾以詩言及《荒山淚》的創作意圖和主題：
赤地中原正苦兵，惜無樂府為傳聲；
一家哭已尋常事，眼底人餘虎口生。
闡明此劇是起“樂府傳聲”作用，以“一家人哭”，表達編演者同情苦難者的人道主義精神，來喚起社會正視人生。
編演者的意圖為觀眾充分理解，馬敘倫先生當年看了《春閨夢》後有詩：
何必當年無定河，且聽一曲眼前歌；
座中掩麵知多少，檢我青袍淚獨多。
表達出此戲有巨大的藝術感染力和震撼力。
然而，兩戲的遭遇卻很有趣：海峽兩岸都有人對其發出指責。上世紀50年代，大陸十分“左”傾時，曾有“批判”這兩戲籠統地反對戰爭，沒有區分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性質，過於渲染戰爭的苦難，對曆史上“中國工農紅軍以武裝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是不利的，抹了黑”，“帽子”大得嚇人，致使程在新中國後，一個時期中這兩出“看家戲”演出極少，尤其《春閨夢》。而台灣方麵也對兩戲予以譴責，說：“就戲言戲是好戲”，“但是在主題意識上”，“就大可玩味了”，說程編排兩戲時，“可以說已經有點逐漸左傾的趨勢了”，是“製造人民對政府的離心力，打擊政府的威信”，“套用大陸上的口號方式，《荒山淚》是‘反征稅’，《春閨夢》是‘反征兵’，合起來就是反內戰，也就是說，政府最好在那個時候停止剿匪就好了。”（見民國六十八年台灣出版的《青衣·花臉·小醜》一書和台灣《傳記文學》三十三卷《程硯秋深沉莫測》一文）“帽子”也不小！
程豔秋為兩戲受到兩方麵的夾擊，真有些冤枉也，因為他沒有也不可能有那麽直接的政治意圖，既不站在國民黨這邊，更談不到支持共產黨；他就是演戲，以戲劇唱人生，希望別再打仗了，讓老百姓安定下來，如此而已，至於兩黨間誰是誰非，他管不著也管不了甚而鬧不清楚，談不上支持誰。可是由於有戲在，他不得不挨兩方麵的板子。但應該說，兩方麵的指責都是言過其實、過分了。
《荒山淚》和《春閨夢》，列入“五四”以後中國優秀名劇之林，是當之無愧的。這兩出戲既是20世紀30年代有進步意義的傑作，也是程豔秋一生中的熠熠發光的亮點，對其戲劇觀的轉變，有著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