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顏與淑女

紅顏與淑女

女人，如水，這是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通論，北方粗放，為山，為男；南方柔和，為水，為女，所以北方的女子豪放熱情，山一樣秉性而率直；南方的女子則柔美溫和，水一樣的柔弱恬靜，兩種完全不相同的地域文化給人的定性也產生了莫大的區別，北方驃騎女子，南方則多青樓女子。這樣的文化和地域區別，使我們對女性的定位產生了輪廓分明的定位。 

而女性的命運定位，卻始終沒有統一的說法，孔子曾說女人和小人難養也，這樣的理由當然在今天來說，仍然是涇渭分明，卻各有說法，然而從中國古代班昭定下的《女誡》的三從四德到禁欲主義的過程來看，女人就隻能是小綿羊了，處於完全被動和接受的地位，男人是這種地位的創造者，當然，這是中國古代男權社會的產物，女人在古代就隻能是溫順或者性的工具。然而人類始終是充滿愛的，女性對於愛的希望就如男人對於江山的渴望一樣，古代的西方，一個女子的愛如果要得到體現，就必須背負一種自己意誌之外的安排，如果不遵守這樣的安排，那隻有被動的接受淩辱，這種愛的體現是為了遵循上帝的旨意而進行的，莫裏桑在《姣女》中就描述了母親對女兒的愛而選擇了殺死她，以免遭受奴隸主的蹂躪，莫裏桑指出，“姣女”是殘酷的現實，是女性苦難的縮影。我同情姣女的偉大的愛，也憎恨這種解決愛的最野蠻和殘酷的西方方式，這是剝奪人最基本的權利。 

有人創造“女人應該用孤獨和痛苦來滿足男人”的真理，這一真理的直接載體就是所謂的紅顏，因為紅顏是漂亮和才華的代名詞，也是女性最向往的一種境界，而這個真理的出現直接是強加給紅顏意誌之外的強奸。如果假定這一說法視為真理，那麽女性就直接的成為蹂躪的可憐的性的對象，這是一種失去人性已經瘋狂的理論，這種真理是女人永遠恐懼的侏羅紀公園。普拉斯的《鍾罩》裏，女主角艾斯特就瘋狂的叛逆於如此正常狀態下的“真理”。 

女性孤獨是一種自身心理得不到正常理解或者相處的表現，這個時候的男人，是可以用手段直接進入女性的內心世界的，一種“需傾訴”和“望得到”的兩種不通的心理，驅使了女性柔弱的心理表現，於是剛強的男人便把這樣的陷阱死死的套住了這種孤獨，這是一種性的最直接的方式，僅次於強奸，隻不過多了一些手段。 

《詩經》是一部最具成文性的民間詩歌，似乎改變了這樣的看法，好像不再是那麽的反對女性之為正常的反映了，這是因為這個時期正處於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轉型期，一切腐蝕的封建思想還在政治家的蘊育之中，所以這個時期的女性的思想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和發泄，才有了對貞潔高尚的行為變成了一種對身體之外的浪漫的靈魂的衝擊。《鄭風·野有蔓草》：“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性愛的舒暢明朗，純真曼妙，煽情的把一個苦守空閨的女子活脫脫的展現給了人們，像聖經鍾赤裸的女神。這是自然的，也是高雅的，女性的需求和男人的需求在正常的發生，沒有桎梏，這適合英國女作家伍爾弗女士所倡導的女性全體發泄的論說。當把這種正常的婚前性行為認為是“瘋狂的墮落的藝術”，那麽女子的真正心靈就必然受到了來自深處的怨恨和痛苦，那麽我們理解中國古代的女性文化統一的“女子無才便是德”便是一種畸形的倫理和社會摧殘。所以當亞當和夏娃的故事誕生之後，能得到如此廣泛的流傳，不是因為他們是人類的創始者，而是因為他們放棄了肉體之外的一切虛偽，真正的滿足了自己心理的障礙，那麽，他們那一葉遮羞的葉子隻不過是當今的三角內褲而已。所以，我們聽到了孔子的言論：“食色，性也。” 

中國的一般人士，開始對紅顏產生了低俗的看法，這看法的中心當然是政治或者權貴的性，作為這個載體，紅顏便不能身正立名了，這是何等的文化悲哀和社會悲哀。 

於是，淑女的出現便得到了眾多人的喜歡，淑女貞潔，知倫理，端莊，知家倫，是鮮花，會結殷實的果。女人雖然以身材高大為美，但仍要以柔媚窈窕為淑，女人之“淑”，是男人認為的要有才，要靜的時候如鍾，要動的時候如風，要柔的時候如水。當出現叛逆的女人的時候，便出現“瘋丫頭”，“男人婆”等不雅的代號，這其實也是一種中國儒家文化對女性的審美和要求，謂之不能女性不能太動，不能剝奪男人的權利，動是男人的本能。然而，值得慶幸的是，在《詩經》中的女人：不但可以“子惠思我，褰裳涉潦”，而且還可以“子不思我，豈無他人”大膽浪漫的思想，這恐怕在中國古代的社會中，算是獨樹一幟的珍寶了。 

淑女之所以不能動之如風思之如花，那是因為男權社會的政治或者思想，在這樣的桎梏之下，淑女是不敢“偷之以目，敞之以懷”的，而此淑，卻是文化的桎梏，和男人的權力。 

呂紅在《一個罕見的女性世界》一文中，把紅顏和淑女似的女人歸為莎翁陛下的女人，他們令男人銷魂蝕骨，令帝王的江山成為碎夢，讓忠臣咬牙痛心，然而行為之下的意願呢，是文化的統治迫使，還是生存在權力的背影之下的喘息？楊貴妃的確算是一個典型，所以當她出現後，整個李家天下出現了“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的深刻的社會現象。揚玉環的“回眸一笑百媚生”，確實令多少男人銷魂蝕骨，卻最終落得了“妖精注定是要薄命”的唾罵。她真是冤枉，以一個不由自己決定的命運來獲得愛情，獲取生存，卻得到了中國文化的眾多的否定。我想，如果她再來選擇，也許不希望自己再是傾國傾城，成一姿色平凡的女子，嫁一樵夫，卻是幸福。 

她本是淑女，卻翩翩成了紅顏，這是誰的錯呢？ 

文人大多都抱著自己的觀念對事物始終堅持自己的意見，我並不反對這種說法，然而，思維的產生得分清善和惡，善惡不分，那思維又成了什麽樣的行為呢？比如紅顏，本身是沒有錯的，但錯在她本身還是社會？淑女的生存難道就一定要按照溫和賢淑或者靜若處子這樣的定論來定位自己？也許我對楊貴妃的看法有些偏頗，但我始終感到驚訝，白居易先生的《長恨歌》是一種文人的同情，一種文人的理想化，事實上，我們誰又願意在紅顏的傷口上撒一把鹽呢，如果說江山碎夢是因為紅顏，那隻能說皇帝太過於欣賞美了，沉迷於美了。李敖曾對“女禍“一說極盡諷刺：他們國事敗壞，不歸罪於他們玩女人，反倒歸罪於被玩的女人。我不得不感到同情和震驚。 

不管是紅顏的誤國之命，還是淑女的被思維的定論，對待女人，殘忍和歧視不是一種真理，你要始終相信，如果沒有女人，就沒有自由和美麗的空間，男人的創造隻能是一種蒼白，事實就是如此，這個世界，誰也不能隨便的否定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