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起舞的哭聲

屈原：起舞的哭聲

告訴你，歌手啊，我必須哭泣，

不然，這沉重的心就要爆裂。

因為它曾經為憂傷所哺育，

又在失眠的靜夜痛得長久。

如今它就要受到最痛的一擊，

使它立刻破裂————或者皈依歌唱

                    ——拜倫《我的靈魂是陰沉的》

曾經有一個女子叫須，這個女子是大詩人屈原的侍女，在屈原伴隨風和月走的時候，她終身未嫁，世人問她：何如此？須答道：詩人走了，靈魂仍在，我應該如此。

屈原遇到了楚懷王，是他的不幸，楚懷王不是明君，是“蠻夷之王”，不懂得股肱與天子的利害關係，詩人的忠心與才情當然就不被懷王賞識。賈太傅在《吊屈原賦》中說：逢時不祥。詩人出生在諸侯並起、天下反周而自立為王的春秋戰國，詩人的思想與戰亂的政治背景產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但詩人不能改變這種矛盾，於是屈原向政治道路發展，當然詩人成功了，並實施了立法富國、取齊抗秦的政治主張，然而遭受到了貴族勢力極力的阻撓。《史記》載：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殺奪之，因讒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非能也’”。王努而疏屈平。政治的力量讓貴族成了受保護者，純真的詩人隻能在這不可避免的政治背景中走向失望。張可久說：傷心秦漢，讀書人一聲長歎。書生報國無門，反遭人陷害，何不歎息。

屈原受讒見疏，被貶為三閭大夫，後流放於江北，三閭大夫的稱謂對於詩人來說，雖然有些諷刺或者淒涼，可離開朝廷放逐於山水，這是詩人的舞台，政治對於詩人來說，多少有些牽強。可是詩人始終是有氣節的，這種氣節體現在人格行，體現在國難家亡的時刻。賈太傅從文人的角度來這樣認識屈原：“遠濁世而自藏”。賈太傅的評價是符合道家的無為而治的，在他看來，屈原應該選擇陶淵明一樣的結舍躬耕、隱逸世外而不分魏晉。然而屈原卻仍在呐喊，甚至是痛哭“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

頃襄王二十二年，詩人漂泊到了湖北秭歸，在汨羅江畔，他望見：滔滔的江水從遠方破空而來，撕裂著江畔的堤岸，落花衰草，鳥靜山空，詩人涉足江濱，長歌當哭：“舉世混濁唯我獨清，眾人皆醉唯我獨醒”。詩人的內心是悲憤的，在滿腔熱血和才情得不到社會的肯定的時候，詩人隻有選擇這樣的方式來發泄。文人的內心就是一個圍城，這個圍城裏太多的完美和幻想，也有很多現實和不滿。但是，一旦當社會和平和完美，詩人就是最懶的，隻要社會有一點殘缺的端倪冒出來，就能激發詩人潛在的不滿和憤恨，文人的性格裏有一部分是憤世嫉俗的，但卻總不能逃避俗世紅塵。中國文人的骨子裏總是存在完美的幻想和現實的殘酷，而它們總是在猛烈的鬥爭。當這種鬥爭得不到解答的時候，死亡就是唯一的選擇。

公元前二百七十八年夏曆五月五日，屈原自投於汨羅江。《史記·屈原列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以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班固《離騷讚序》：“屈原以忠信見疑，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在野又作《九章賦》以諷諫，卒不見納，不忍濁世，自投汨羅。其辭為眾賢所悼悲。”王逸《九歌序》：“屈原放逐，竄伏其域，懷憂苦毒，愁思沸鬱。出見俗人，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其辭鄙陋，因為作《九歌》之曲，章句雜錯，而廣異義焉。”又《天問序》：“《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林，經曆陵陸，嗟號昊旻，仰天太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因書其壁，嗬而問之，以渫憤懣，舒瀉愁思。”又《離騷經序》：“屈原放在草野，複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詩人在逝世之前，曾多次談到死亡。《離騷》首言歲月流逝，壯誌難酬之恨，“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又言惟願建立功名，不憚死亡，“豈餘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終遭讒放逐，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奈荃不察其忠誠，信讒齋怒，逼其至死，“雖九死其猶未悔”，“伏潔白以死直”，長詩最後，慨然歎息，“吾將從彭鹹之所居”！彭鹹，據王逸注：“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國殤》最末一句：“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懷沙》：“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憶往昔》：“焉舒情而抽信兮，悵死亡而無聊。”“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悲回風》：“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為此常愁。”《天問》：“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長人，一說為長壽之人）“延年不死，壽何所止。”“天式縱橫，陽離愛死。”《漁父》：“寧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

《荀子·禮論》：“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矣。”《論語·先進》：“未知生，焉知死。”以孔子之見，死可以行之而不能言之；而屈原，不僅懷必死之誌，而且對死亡本身也進行過哲學思考。其所以投江，前人所論頗多，約略言之：屈原出自楚國世家，既具內美，又重修能，二十五歲即參與朝政，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官至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本可有所作為。當時天下情勢，不歸於秦，即歸於楚，戰國七雄，惟楚能與秦抗衡。然楚懷王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敗藍田，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屈原也自左徒降為三閭大夫。頃襄王即位，貶逐江南荒遠之地。“楚國大夫憔悴日，應尋此路到瀟湘。”這是杜牧遊行楚湘時寫下的詩句，每一讀之，令人愴然。政治上的失意，愛情上的沉鬱，對家國前途的焦慮，對民生苦艱的悲戚，逐緒而來。他居廟堂之高則憂其君，處江湖之遠則憂其民，是近亦憂，退亦憂，既不能與民同樂，獨樂何益！他的慨然就死，是對黑暗現實、貧乏時代的抗爭。這與陶淵明“死去何所道，稱心固為好”是有些區別的。

屈原一身兼有政治家與詩人兩重品性，而後者無疑是主要的。他既非伊尹、呂望細大不捐、強力忍垢之輩，亦非曹操、桓溫之流的奸雄，更以蘇秦、張儀等憑三寸不爛之舌搏取富貴為恥，且不屑與子蘭、上官、鄭袖等周旋，可以說，他政治上的報複在任何時代都不可能實現，因此，他更是一位詩人。高潔自許，目下無塵，紉蘭製荷，養菊栽蕙，所謂“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其曲彌高，其和彌寡，這也是勢使之然。處在戰國時代，雞鳴狗盜之徒，亦可拖青紆紫；翻雲覆雨之輩，偏能乘車掛印；就是下流到吮瘡舔痔者，猶能載千金以歸，可以說，士無賢不肖，均有用之才，獨詩人無補於世。故同時其他諸國，傳詩甚少。惟屈原舉世混濁而獨清，眾人皆醉而獨醒，被發行吟，陽狂澤畔。《離騷》：“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兮故都？既莫足與美政兮，吾將從彭鹹之所居。”無人知之，是其一；不與美政，是其二；這應該是屈原涉江懷沙的主要原因。

詩人逝世，悲哉哀歎，這當屬於楚秦爭霸的悲劇，也是詩人的內心憂慮與政治背景不可調和的事實，詩人改變不了矛盾，死亡就是注定的，因為屈原不會冷眼紅塵，他是熱情而激烈的，生愛國家，死愛百姓，這是詩人的赤子之心。然而，楚國的朝廷和貴族不理解他的忠誠。

梁實秋說：“詩人活著時是一則笑話，死後能成為神聖的也很渺茫。”然而屈原卻像瑣事集》作者洛根·史密斯所說的“即使用一架舊鋼琴彈奏，也堅持不懈地追求一種達不到的完美”一樣，完美而悲劇的結局了詩人的憂國憂民。然而，詩人死後，楚國並沒有寂寞，相反仍然是屈原寂寞了，就像蘇雪林的感歎：“偏重物質生活的中國人對於這個是難以理解的，所以詩人生時寂寞，死後也還是寂寞。”幾千年過去後，中國人理解了，中國的文人理解了，所以端午節才成為西方人士談論中國文化的一道風景，隻不過這道風景在悲劇的背後加上了更多的思索。

屈原去了，“楚國多才乎？”這應該是楚國的不幸，中國政治和文化的不幸，乃至世界文化的不幸。楚國讓屈原留下的，也許隻有我們幾千年來無盡的膜拜和哀怨了。

孟子說：君子有終生之憂。我想，這句話也許就是對屈原最中肯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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