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不得源於何時我是沒有精力去翻閱資料的了,但說不得何解卻是有必要介紹一下的。所謂說不得就是不能說,不用說,已經很好了,說了也不起作用的意思。
中國文人為啥說不得?這是看客想問的問題,我就一起寫了出來,要不然,他們又要說永平寫文章怎麽不舉個例子,來點論證。而下麵的閑言碎語就是圍繞說不得的話題展開。
凡是中國人都比較喜歡把自己比做是高智商動物,麵對國人生活的基本溫飽和小日本經濟的無比優越時,國人比較喜歡說的一句話就是:“狂什麽狂,無非是秦始皇派去尋藥的五百童男童女的雜交品種。”於是乎,如此一來,國人成了正統,日本再怎麽發展也不過是華夏的遺棄品,最低底線小日本是中華民族的分支,他們的光彩無非就是華夏的光彩,是啊,魯迅老爺子一句阿Q精神已把國人的德行做了豪不留情麵的披露。
國人如此,那麽作為國人中更阿Q的文人就可想而知。一個比較感覺良好的民族中人穿上文學的外衣,那麽他的優越感是很強的,王老五曾說過的“我是流氓我怕誰”就是很好的例子,其實他本來想說的是我是大家我怕誰,但畢竟一大把歲數了,說得太露骨會被人笑話,他倒不害羞,可下有子女,他總得考慮。於是乎求上不成變為求下,這樣反而容易體現出自己的謙虛,這是文人中的高級阿Q者。
既然感覺良好了,覺得站在百姓平民中間頭高腳長,那麽說起話來自然就有腔有調,打個手勢同樣也要擺足架子。多的不說,就單一句“你們這些刁民,好吃懶做,拖社會主義建設的後腿”就把百姓與文人間的界限劃分得一清二楚。其潔身自愛的證明欲望和向當政搖頭擺尾的媚態已經暴露無疑。
既然已經不是普通群眾了,既然是文人了,那麽臉麵問題就顯得猶為重要。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的確經典,成為文人的國人在低層需要得到滿足後就開始向高層需要進軍,這個時候,臉麵成了其關注的焦點。於是乎“我是文人,我是知識份子,我會說錯嗎?”的自我感覺心理就開始作怪。普通百姓對他提點意見,他就頭搖屁股甩:“草民也來指手畫腳?”同輩對他提點意見他就把眼睛一登:“狂什麽狂,你以為你是誰?”至於比他有名氣而又恰恰是他想利用想攀關係的文人或者管得著他的政府機關,他是腰彎90度,頭碰腳指跟,這樣的說不得是選擇性的說不得,其實中國文人的說不得也就選擇性的說不得。
那麽為什麽中國文人的說不得會成了選擇性的?看到這裏看客可能就想到這樣的問題,是啊,為什麽呢?
其實道理很簡單,在一論中國文人中我已經說過,無非是為了一張口,為了一身的細皮嫩肉,為了更好的發展。所謂攀龍附鳳好發展,而中國文人一生的奮鬥目標無非就是有頂帽子,有輛轎子。帽子是更大的臉麵,轎子是更大的實惠。帽子大了可以留名千古,轎子大了可以良田百畝,於是乎選擇性的說不得產生了。
既然有了選擇性的說不得,那麽作為同輩和沒有自己名氣大的文人又或者平民百姓說了點他的不是後,對罵就隨之誕生,於是乎,拉腸子倒垃圾的場麵就在空地展開,拿雞尾巴當尚方寶劍的架勢也是別開生麵。說不得演變成生豬屠宰場成了文壇的慣例,中國文人的說不得也可借此機會名揚天下,家喻戶曉,而後者也恰恰是他們早已籌劃多時的良苦用心。
師永平
2006年2月23日於玉溪隨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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