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二年畢業後，曾在清水建設株式會社工作一年多。我們做設計的不需要天天到公司，有些事可以在家裏做，開會的時候一定要出席，沒事就常常泡在學校的圖書館裏。
有一天在家粘模型時，學校裏有人打來電話，問可不可以幫忙做個翻譯，有個病人需要幫助。希望我能做翻譯，心想大慨是新來的中國留學生不諳日文，看醫生需要翻譯。“大丈夫”（ OK 的意思）就一口應允。按那人給的地址，很快趕到那家醫院。來到受付處說明來意後，接待小姐馬上撥了個核對電話，不久就下來一位護士小姐，帶我到一位醫生的辦公室。例行的幾句客套話過後，醫生把病人的病曆（是從別家醫院轉來的）遞給我看。我瞄了一眼，幾乎所有的框格裏都寫著“異常”。我的天哪，原來是個精神病患者。
醫生說這是一個比較罕見的病例。而且，這人隻能說一些很簡單的日文，根本無法溝通。（現在想想美國的大醫院就是好，什麽語言的翻譯都有。）醫生想了解病人自身對此病的看法，和他的過去、現在的生活，是否濫用藥物，以及對那些藥物過敏等等。醫生懷疑框格裏的“異常”，有一部分是溝通不良造成，希望能通過我的翻譯了解患者的真實情況。
醫生囑咐我不要怕，患者現在很冷靜，隻要不刺激他，語氣緩和一點應該沒事，並且他和護士也會在場。
談話安排在一間會議室裏進行，地方大，拉開窗簾可以看到東京灣。
患者是個中年人，姓牛，巴西華僑，祖籍華北的某個省。其祖父曾是國民黨軍隊的一個軍官， 1949 年隨國民黨軍隊撤退到台灣後，在 60 年代又移民到巴西，他是在巴西出生，會說葡萄牙文和中文。來日本前在所住地的一個政府機構裏工作，算是一個公務員，和老婆、兒子一家三口日子過得還不錯。
大約在 1986 年開始，日本政府忽然良心發現，覺得不能再讓早期被政府騙到巴西墾荒的日裔巴西人的二世、三世繼續過苦日子。 ODA （海外開發組織）開始每年大幅增加對巴西金援，鼓勵日本企業去巴西投資，同時放寬巴西人來日簽證。牛先生的好多日裔鄰居和同事都先後去了日本，他們的家人經常告訴他日本有多好，鄰居們驚人的生活變化速度，使他更堅信東京的月亮比聖保羅圓。
沒多久，他也踏上淘金的旅程。
剛到東京時，還到一家語言學校讀日語，好像是叫國際語言學校，台獨金美齡辦的一家專蒙外國人的學校，隻要按時交學費，學校都會出具在學證明等文件，學生就可以拿到大手町的外國人出入國管理局延長在留資格。牛先生看到來學校讀書的人寥寥無幾，上了兩、三個月的課後，就不去了。
他找了兩份工，白天在一家北方菜館幹雜活，晚上在 JR 線的地鐵隧道裏撿垃圾，主要是一些被風卷進來的報紙和礦泉水瓶等小東西。東京的地鐵最後一班是在午夜一點鍾左右結束，所以他在一點以後才開始工作，因為時間是深夜，所以薪水很高。他說雖然累，但比起在巴西當小職員時的收入，整整多出二十倍，就堅持幹到最近發覺自己生病為止。他說，白天在餐館雖然人多，但事更多，每天總有那麽多幹不完的事。晚上九點半下班回家小睡一會兒又要去地鐵撿垃圾。天天都有人撿，基本上沒多少垃圾可撿，所以挺輕鬆的，但很無聊，因為不是幾個人一起撿，而是每個人分一段來撿。雖然亮著燈，畢竟一個人挺寂寞的。有時不小心打個噴嚏，回音都會把自己嚇一大跳。
一開始，看在錢的份上，還好沒什麽事。最近幾個月，由於長期睡眠時間不足，脾氣突然暴躁起來。在餐館經常和別人頂嘴、吵架。看誰誰都不順眼，除了老板娘，大家都不愛搭理他，他自己認為別人怕他。我笑著跟他開了個玩笑，問晚上在隧道裏和誰吵啊？他說，他每次從隧道口的第一根枕木數起，一直數到第？（我忘了）根為止，他就下班了。偶爾也會扭扭桑巴舞、哼一首巴西民謠，但大部分的時間是和自己自言自語時的回音，在一問一答。
我自作主張地告訴他，那可能是工作環境和生活壓力造成，調整好心態，放鬆放鬆就會好。他說試過，就是放鬆不下來。而且最近失眠更嚴重，然後就不停地自言自語，說完就忘了。
更讓我吃驚的是，他說最近在餐館和別人吵架時，有一種莫名其妙的興奮感，這種感覺簡直太妙了。所以有時想要有這種感覺，就得找人吵架。罵別人時，爽；被人罵，興奮。有一次把一個個頭小的服務生逼到牆角，按住他令其動彈不得，那感覺實在太好；幾天前被廚房裏的師傅追得滿餐館跑，那位師傅的手裏還握著擀麵棍。他說那種感覺不是用語言可以表達出來，對他來說是一種快感 ------
我聽得毛骨悚然，心裏隻想離開，但想起進來前醫生的囑咐，耐著性子直到他說累了。護士請那位牛先生到隔壁房間休息去了，醫生已經在新的病曆表上寫上曾經定不下來的病名：虐待和被虐待傾向者。我把它稱為“雙向虐待狂”。醫生說會給他治療，但最好有家人在身邊，工作也要換，不能再讓他熬夜。
光陰似箭，我來美國都有十多年了，那位牛先生也應該回到巴西了，我希望他已經痊愈並恢複正常生活。他的病在當時是少見，而如今社會什麽人都有，蜀故妓也見怪不怪了。
（全文完）
蜀故妓作於 2009-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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