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
胡 適 (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日)
本報(《每周評論》)第二十八號裏,我曾說過:“現在輿論界的大危險,就是偏向紙上的學說,不去實地考察中國今日的社會需要究竟是什麽東西。那些提倡尊孔祀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那些迷信軍國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現時社會的需要嗎?” “要知道輿論家第一天職,就是要細心考察社會的實在情形。一切學理,一切‘主義’,都隻是這種考察的工具。有了學理作參考材料,便可使我們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種情形有什麽意義,應該用什麽救濟的方法。”
我這種議論,有許多人一定不願意聽。但是前幾天北京《公言報》《新民國報》《新民報》(皆安福部的報)和日本文的《新支那報》,都極力恭維安福部首領王揖 唐主張民生主義的演說,並且恭維安福部設立“民生主義研究會”的辦法。有許多人自然嘲笑這種假充時髦的行為。但是我看了這種消息,發生一種感想,這種感想 是:“安福部也來高談民生主義了,這不是給我們這班新輿論家一種教訓嗎?”什麽樣的教訓呢?這個可分三層說:
第一,空談好聽的“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是阿貓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鸚鵡和留聲機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談外來進口的“主義”,是沒有什麽用處的。一切主義都是某時某地有心人,對於那時那地的社會需要的救濟方法。我們不去實地研究我們現在的社會需要,單會高談某某主義。好比醫生單記得許多湯頭歌訣,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紙上的“主義”,是很危險的。這種口頭禪是很容易被無恥政客利用來做種種害人的事。歐洲政客和資本家利用國家主義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現在 中國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種某種主義來欺人了。羅蘭夫人說,“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惡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聽的主義,都有這種危險。
這三條合起來看,可以看出“主義”的性質。凡“主義”都是應時勢而起的。某種社會到了某時代,受了某種的影響,呈現某種不滿意的現狀。於是有一些有心人觀 察這種現象,想出某種救濟的法子。這是“主義”的原起。主義初起時,大都是一種救時的具體主張。後來這種主張傳播出去,傳播的人要圖簡便,便用一兩個字來 代表這種具體的主張,所以叫他做“某某主義”。主張成了主義,便由具體的計劃,變成一個抽象的名詞。“主義”的弱點和危險就在這裏。因為世間沒有一個抽象 名詞能把某人某派的具體主張都包括在裏麵。比如“社會主義”一個名詞,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王揖唐的社會主義不同;你的社會主義和我的社會主義不同:決不是 這一個抽象名詞所能包括。你談你的社會主義,我談我的社會主義,王揖唐又談他的社會主義,同用一個名詞,中間也許隔開七八個世紀,也許隔開兩三萬裏路,然 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稱社會主義家,都可用這一個抽象名詞來騙人。這不是“主義”的大缺點和大危險嗎?
我再舉現在人人嘴裏掛著的“過激主義”做一個例。現在中國有幾個人知道這一個名詞做何意義?但是大家都痛恨痛罵“過激主義”,內務部下令嚴防“過激主 義”,曹錕也行文嚴禁“過激主義”,盧永祥也出示查禁“過激主義”。前兩個月,北京有幾個老官僚在酒席上歎氣說,“不好了,過激派到了中國了。”前兩天有 一個小官僚看見我寫的一把扇子, 大詫異道,“這不是過激黨胡適嗎?”哈哈,這就是“主義”的用處!
我因為深覺得高談主義的危險,所以我現在奉勸現在新輿論界的同誌道:“請你們多提出一些問題,少談一些紙上的主義。”更進一步說:“請你們多多研究這個問題如何解決,那個問題如何解決,不要高談這種主義如何新奇,那種主義如何奧妙。”
現在中國應該趕緊解決的問題真多得很。從人力車夫的生計問題到大總統的權限問題,從賣淫問題到賣官賣國問題,從解散安福部問題到加入國際聯盟問題,從女子解放問題到男子解放問題……哪一個不是火燒眉毛的緊急問題?
我們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的生計,卻去高談社會主義!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製度如何救正,卻去高談公妻主義和自由戀愛!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 究南北問題如何解決,卻去高談無政府主義!我們還要得意洋洋誇口道,“我們所談的是根本解決”。老實說罷,這是自欺欺人的夢話!這是中國思想界破產的鐵 證!這是中國社會改良的死刑宣告!
為什麽談主義的人那麽多?為什麽研究問題的人那麽少呢?這都由於一個懶字。懶的定義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 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議如何解決,這都是要費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見,考察情形,還要冒險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種解決的意見。又沒有成例可 援,又沒有黃梨洲柏拉圖的話可引,又沒有《大英百科全書》可查,全憑研究考查的工夫,這豈不是難事嗎?高談“無政府主義”便不同了。買一兩本實社自由錄, 看一兩本西文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書》,便可以高談無忌了!這豈不是極容易的事嗎?
高談主義,不研究問題的人,隻是畏難求易,隻是懶。
凡是有價值的思想,都是從這個那個具體的問題下手的。先研究了問題的種種方麵的種種的事實,看看究竟病在何處,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後根據於一生的經 驗學問,提出種種解決的方法,提出種種醫病的丹方,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後用一生的經驗學問,加上想象的能力,推想每一種假定的解決法,該有什麽樣的 效果,推想這種效果是否真能解決跟前這個困難問題。推想的結果,揀定一種假定的解決,認為我的主張,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價值的主張,都是先經過 這三步工夫來的。不如此,算不得輿論家,隻可算是抄書手。
讀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並不是勸人不研究一切學說和一切“主義”。學理是我們研究問題的一種工具。沒有學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陽明對著竹子癡坐,妄想“格 物”,那是做不到的事。種種學說和主義,我們都應該研究。有了許多學理做材料,見了具體的問題方才能尋出一個解決的方法。
但是我希望中國的輿論家,把一切“主義”擺在腦背後做參考資料,不要掛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這半生不熟的主義,去做口頭禪。
“主義”大危險,就是能使人心滿意足,自以為尋著了包醫百病的“根本解決”,從此用不著費心力去研究這個那個具體問題的解決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