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牙仲裁庭
有史以來第一次判中國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VS China
作者：葉強 2016年4月23日自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根據《公約》爭端解決機製，就中菲兩國之間有關南海爭議向中國發出《仲裁通知》、啟動強製仲裁程序以來，“南海 仲裁案”的進展一直頗受關注。特別是，隨著2015年下半年以來，所謂“仲裁庭”在海牙對本案進行了兩次開庭審理，並且作出了將對本案行使管轄權的初步裁 決，“海牙仲裁庭”逐步走入中國人視野，但其神秘的麵紗仍未完全揭開。
據悉，“海牙仲裁庭”5位仲裁員中的4位，都是日籍人士負責指定的。目前，西方諸國正在等待仲裁結果出台，並對中方實行全麵圍剿。
“海牙仲裁庭”的身世，有點複雜、有點專業
要弄明白“海牙仲裁庭”，首先要了解“常設國際法院”的曆史，以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規定的四種“強製性爭端解決機製”。
海牙仲裁法庭。
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PCA）是根據1899年海牙《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於1900年成立的政府間組織，總部位於荷蘭海牙。它是當前世界上曆史最為悠久的全球性國際爭端解決機構。
法院由從事行政性工作的常設行政理事會、國際事務局、以及一份由聯合國秘書長保有的“仲裁員名單”構成。“仲裁員名單”由每個締約國各自遴選的 4名法學專家組成。常設仲裁法院為國家、國家實體、政府間組織、私人主體間的仲裁、調解、事實調查，以及其他爭端解決程序提供服務。
中國是最早參與常設仲裁法院等國際爭端解決機構活動的國家之一。中國清朝政府先後派楊儒和陸宗祥等人，參加了1899年和1907年兩次海牙和平會議，並 於1904年和1910年先後批準了1899年和1907年《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公約》，是常設仲裁法院的原始締約國。廢除帝製後，中華民國繼承了條約和法 院成員資格。1972年法院行政理事會通過決議終止台灣當局在法院的席位。1993年11月22日，時任外交部長錢其琛致函法院秘書長，通知中國恢複在法 院的活動，並指派李浩培、邵天任、王鐵崖和端木正為仲裁員。2009年5月4日，時任外交部長楊潔篪致函法院秘書長，通知中國政府指派邵天任、許光建、薛 捍勤和劉楠來為仲裁員。
相比於司法，仲裁賦予了當事方包括指派仲裁員、協商仲裁程序在內的更大自主性，對仲裁結果有更多的可預見性，因此，國際仲裁不僅比國際司法擁有更 加悠久的曆史，而且自常設仲裁法院成立以來至“二戰”結束後，其審理的案件數量也比常設國際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PCIJ）審理案件的數量多。然而，自從1946年國際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ICJ）成立以來，常設仲裁法院的案件數量卻急劇下降。
究其原因，一方麵，作為聯合國主要司法機關，國際法院根據《聯合國憲章》成立，與聯合國其他機關密切配合，代表了戰後國際秩序，為國際社會全體成員 所認可；另一方麵，國際法院的組成、職能、程序等事項由《聯合國憲章》、《國際法院規約》、《國際法院規則》等組織文件所明確規範，管轄權範圍較少存在爭 議。上述條件為國際法院的良好運行、發揮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作用奠定了重要基礎。
不過，20世紀80年代以來，聯合國等國際機構呼籲國際社會，更多利用常設仲裁法院解決國際爭端。為了更好發揮法院職能，一些國際公約中的爭端解決條款，開始引入法院的仲裁機製。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就是其中之一。
《公約》規定了四種“導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強製程序”，即國際海洋法法庭、國際法院、仲裁法庭、以及特別仲裁法庭。一個國家在簽署、批準或加 入《公約》時或在其後的任何時間，有權以書麵聲明的方式自由選擇其中一種或者一種以上程序；如果締約國沒有選擇任何一種強製程序，或者接受的並非同一種強 製程序，則應被視為已接受《公約》附件七所規定的強製仲裁程序。仲裁法庭行使職權便是由常設仲裁法院負責。
與此同時，《海洋法公約》下的強製仲裁，還與國際海洋法法庭建立了關聯。國際海洋法法庭是根據《公約》規定於1994年設立的國際司法機構，主要職 能是解決由於解釋和適用《公約》條款而產生的爭端和問題。法庭總部設在德國漢堡，全庭由21位法官組成，並設海底爭端分庭以及若幹特別分庭。仲裁法庭與海 洋法法庭的關聯就在於，如果仲裁庭不能經當事雙方協商一致組建，那麽仲裁庭的組建工作就落在了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的肩上。
5位仲裁員中的4位是日籍人士指定，方向由歐洲人主導
中方多次通過外交途徑向菲律賓表明了不接受菲方提起的國際仲裁、也不參與仲裁程序的立場。2013年2月19日，中國政府退回菲律賓的《仲裁 通知》，並表示“由直接有關的主權國家談判解決有關爭議，是東盟國家同中國達成的共識”，菲律賓的訴求是“對雙方均主張的島礁的主權歸屬進行判定，是兩國 在南海部分海域的海洋劃界問題，中國政府於2006年已經根據《公約》第298條的規定提交了聲明，將涉及海洋劃界等爭端排除在包括仲裁在內的強製爭端解 決程序之外”。
菲提交國際法庭海洋爭端仲裁案補充文件。
根據《公約》規定，即使當事一方不參加仲裁員的指派和仲裁庭的組建，另一方仍可通過國際海洋法法庭相關機製完成上述工作，即，由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 任命5人仲裁庭中的4位仲裁員。而2013年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的，正是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也就是說，南海仲裁案仲裁庭5位仲裁員中，有4位是日籍 人士負責指定的。同年6月，仲裁庭組建完畢，仲裁隨即轉入仲裁庭主導的程序。
仲裁庭庭長由國際海洋法法庭前法官托馬斯·門薩（加納籍）擔任；仲裁庭成員包括三位國際海洋法法庭現任法官：讓-皮埃爾·科特（法國籍）、斯坦尼斯洛·帕夫拉克（波蘭籍）、魯迪格·沃爾夫魯姆（德國籍），以及一位國際法學者：烏得勒支大學教授阿爾弗雷德·鬆斯（荷蘭籍）。
作為與中國存在領土爭端和海洋劃界爭議的國家，這位日本籍庭長作出指定的公正性便讓人懷疑。
即使把柳井庭長的身份放在一邊，那麽，由4位歐洲人主導的法庭則更讓人懷疑，其能否具有代表世界主要法律體係、特別是亞洲法律體係的公正性。
2015年10月29日，仲裁庭作出的管轄權裁決終於證明，仲裁庭的司法理念不免偏激、超越國際社會普遍現狀、顯得並不公正。中國外交部隨即發表聲 明，指出“菲律賓和仲裁庭無視仲裁案的實質，是領土主權和海洋劃界及其相關問題，惡意規避中國於2006年根據《公約》第298條有關規定作出的排除性聲 明，否定中菲雙方通過談判和協商解決爭端的共識，濫用程序，強行推進仲裁，嚴重侵犯中國作為《公約》締約國的合法權利，完全背離了《公約》的宗旨和目的， 損害了《公約》的完整性和權威性”，仲裁庭的裁決是無效的，對中方沒有拘束力。
2013年時任國際海洋法法庭庭長的日本籍法官柳井俊二。
當事國拒絕接受裁決的全球哪都有，美國上榜最多
在當代國際體係下，國際法為各個主權國家特別是大國所創設，為國家間交往服務，而非相反。也正因如此，凡是不能正確認清自身角色和職能、試圖淩駕於大國外交之上的國際機構，必定事與願違。
不公正的司法和仲裁必然導致當事方拒絕接受裁決。據美國芝加哥大學法學教授埃裏克-波斯納（Eric Posner）統計，從1946年至1965年間，國際法院所有爭議案件得到執行的比例為83%，其中強製管轄案件得到執行的比例為80%，而在1966 至1985年的二十年間，國際法院爭議案件得到執行的比例迅速下降到20%。在此期間，所有強製管轄案件均未得到執行。1986年至2004年，爭議案件 得到執行的比例僅為29%，除通過特別協議提交法院的案件，執行率僅為17%。
自1946年至2004年，案件的平均執行率僅為44%，強製管轄案件的平均執行率僅為33%。當事國完全不遵守國際法院判決的典型案例主要有: “科孚海峽案”(英國訴阿爾巴尼亞)被告方阿爾巴尼亞;“美國駐德黑蘭外交和領事人員案”(美國訴伊朗)被告方伊朗;“在尼加拉瓜境內及針對尼加拉瓜的軍 事與準軍事活動案”(尼加拉瓜訴美國)被告方美國;“黑海海洋劃界案”(羅馬尼亞訴烏克蘭)被告方烏克蘭。
此外，國家不完全遵守國際法院判決的案例主要有: “陸地、島嶼和海洋爭端案”(薩爾瓦多訴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參加)原告方薩爾瓦多；“領土爭端案”(利比亞和乍得)中的利比亞；“拉格朗案”(德國訴美 國)被告方美國；“阿韋納和其他墨西哥國民案”(墨西哥訴美國) 被告方美國；“拉基瑪洛大壩案”(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中的當事雙方；“喀麥隆訴尼日利亞陸地和海域劃界爭端案”(喀麥隆訴尼日利亞，赤道幾內亞參加)被告 方尼日利亞。
難以執行的案件，往往都涉及國家領土主權、安全以及其他重大利益關切，即使作出判決也並不能讓當事方定紛止爭。
料中國不會接受任何非法製裁
國際司法和仲裁等第三方爭端解決機製，是國際和平與安全的良藥，但失去約束必將導致副作用。當前，全球治理體製變革正處在曆史轉折點上。傳統上，國 際秩序是通過各個主權國家的自主行為加以實現的，特別是大國在各自國家利益的支配下、通過外交政策和對外行為實現國際關係的平衡、穩定、調整乃至劇變。
國際司法和仲裁活動介入國際關係意味著，一方麵，建構國際秩序的方式變得更加多樣化；另一方麵，主權國家對國際秩序演進方向的可控性進一步減弱。就 南海爭議而言，國際仲裁的介入使中國在地區海洋秩序問題上的話語權弱化。而逐漸強化並不斷擴張的仲裁機構權力，則為周邊國家所樂見。可以預料，仲裁庭作出 的最終裁決，將可能否定南海斷續線的法律基礎，以及國在斷續線內的主權權利。在仲裁庭盲目擴張管轄權、無視沿岸國的合法合理主張的情況下，《公約》締約國 之間的緊張關係將進一步加劇，仲裁裁決的社會效果將越來越差。
菲律賓用廢舊軍艦“坐灘”並派兵非法駐守。
當今世界，國與國之間的相處之道正在發生根本改變。數百年來列強通過戰爭、殖民、劃分勢力範圍等方式爭奪利益和霸權，逐步向各國以製度規則協調關係和利益的方式演進。建立國際機製、遵守國際規則、追求國際正義成為多數國家的共識。
中國已逐步參與到這種規則治理的世界秩序中去。正如同中國與各國一道於百年前創設常設仲裁法院、於七十年前創設聯合國和國際法院，中國當前也利用世 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維護企業合法權利、利用美洲人權法院成功引渡犯罪嫌疑人。但是，正如基辛格所言，“在亞洲的世界秩序觀念中，中國所持的觀念最為長 久、最為清晰、離威斯特伐利亞的主張最遠”。
中國在依據當代海洋法積，極構建和平穩定合作共贏的南海地區秩序的同時，國際仲裁庭也應該尊重曆史事實、顧及中國的主張和本地區海洋秩序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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