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非如煙（四）

往事並非如煙（四）
        呂孟申
我自60年代中期開始記筆記至今已60餘年了，我摸著自己的筆記本，像撫摸著自己的身軀，曆史。那裏有自己的身軀，曆史，那裏有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有自己的腳印和疤痕，有成功的喜悅和失敗的沮喪！那一冊冊泛黃的筆記本，是我生命的結晶，榮辱的紀實，歡樂和悲傷攪起的浪花。

多少瑰麗的清晨和飛霞的傍晚，踏遍五洲四海山山水水，伴著隆隆雷鳴和颯颯風聲，伴著飛濺的水滴，雪白的浪花，清澈的漣漪，我蹣跚著，呼喊著一路走來，從滿頭青絲到鬢發似雪，我苦苦尋覓求索，初心未改，癡心依舊。心潮起伏，血沸周身，淚水滴在筆記本上，一路走來無怨無悔，一生尚存筆耕不息。

文革十年浩劫，鄭州東站是深受文革之苦的重災區之一。
文革期間，北京鐵道學院分配到車站幾名大學生，有男有女，他們初始無不是抱著立誌幹出一番事業的雄心壯誌，可嚴酷的生活現實卻使有些人理想破滅，遭受滅頂之災。

有一名青春靚麗性格外向的女子，名叫鍾書炎。鍾一口京腔京韻，熱情似火，精力充沛。對於這幾名大學生的到來，在車站職工中引起不少的轟動，像一潭死水飛進一隻白天鵝，徹底打破了往昔的平靜。

有好事者，有事沒事總往他們身前湊。更有甚者幹脆直接邀約交朋友。鍾書炎的外向性格，更成了這些人爭相獻殷切的對象。隻是苦於沒有找準突破口而已。
眾口鑠金，鍾書炎在不太長的時間裏成了站上茶餘飯後的笑談人物。在那令人發狂的年代，“三忠於”，“四無限”成了魔怔。“紅寶書”，“紅語錄”，毛主席像章，凡印有毛主席像的書籍、報紙，成了人們頂禮膜拜的“聖物”。

在那特殊的時期，特定的場合，純潔無瑕一點不設防的鍾書炎，成了待宰的羔羊。起因是，有一天有人向站革委會匯報說：“鍾書炎竟然拿印有毛主席像的報紙擦大便。”
此事非同小可，當即就有軍官會的有關人員把鍾書炎找來，不由分說五花大綁關了起來，一連幾天幾夜不讓睡覺，不讓吃飯，還進行體罰。從未經過這樣陣勢的鍾書炎真是百口難辨，有理也說不清。她哭訴，在廁所看到過有印毛主席像的報紙被撕破擦屁股，但絕不是自己，她拿自己的生命作保證。

縱然她長一百個嘴，也無法證明自己的清白，隻會遭來更瘋狂，更慘無人道的迫害。很快鍾書炎精神崩潰，成了真正的神經病。她頭發蓬鬆像一頭亂麻，目光無神，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冬天穿單衣，夏天穿棉衣，無論白天黑夜像一個幽靈四處遊蕩。沒過幾年，一個如花似玉的青春靚女就香消玉殞了。

這批北京鐵道學院分來的大學有一個叫王魯文，還有一個叫朱鐵男。
王魯文文弱秀氣像個大姑娘，見人說話臉還會紅。據說他原籍東北農村，是個孤兒，靠村裏老少爺們你家一鬥，我家二升，兌的糧食換成錢湊足學費完成學業的。

王魯文麵紅齒白溫文爾雅，說話柔聲細語。寫得一手好字，文采飛揚，還會畫油畫。鄭州東站一號門迎門壁畫巨幅毛主席在北戴河畫像就是出自王魯文之手。

1972年東站團委換屆改選，他作為貨裝二隊團支書身份當選車站團委組織委員，我當選為宣傳委員。
由於工作關係，再加上脾氣秉性相投，有共同的愛好我們很快成了摯友。在王魯文身上我學到了不少東西，為人謙和低調，不飾張揚。他當時主業是貨裝二班零擔計劃員。他業務精通，又善於溝通，正經科班出身，實屬難得人才。

後來王魯文被選調鄭州鐵路局教育學院教務處處長。沒幾年患肝癌，去世時50來歲，得知他患病住院，我前去醫院探望，他的遺體告別追悼會我含淚向這位敦厚的兄長最後一次告別。

朱鐵男，白白淨淨大高個兒，性格開朗，為人隨和。不愛操心，生活要求不高，不愛出風頭，滿足現狀。雖是科班出身，他倒自得其樂，滿足於當一個普通貨運員而已，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工作狀態一直平平。我們同為貨裝一班同事，黨團後動他很少參加。和他並未有太多交集，彼此泛泛而交。

後來聽說，朱鐵男對調回北京國家糧食儲備庫，再後來聽到他的消息已是鐵道部貨管處處長，在處長位置上再來東站已是高高在上風風光光了。

我1971年入路來到鄭州東站，開始步入人生真正意義上的獨自生活，我一介漯河農村走出來農民的兒子，未來的路如何走，是擺在麵前必須麵對的考題。我知道在我們這批五百多名青工中，要想脫穎而出，非付出超強的意誌和毅力是絕對不可能的。發揮自己的特長，在荊棘叢生的路上趟出一條血路，唯此別無它途。

在這條背水一戰的路上，除了個人的刻苦努力，還少不了眾多熱心人助一臂之力。
仔細回想起來，在我成長的路上，東站廣播室廣播員周海倫的熱切關心鼓勵和幫助分不開的。
周海倫的廣播室就在東站食堂旁邊一大間房子裏，一小半是播音室，一大半是宿舍。
當年的周海倫也就30多歲吧，矮胖的身材，齊耳短發，銀盆大臉，目光清澈無塵，聲音悅耳動聽。總是未見其人先聞其聲，笑聲朗朗。
海倫對任何人從不設防，心裏不藏事，喜怒哀樂全在臉上。

播音室定點轉播中央廣播電台要聞之外，就是播報來自車站有關動態和通訊員來稿，大都以表揚好人好事為主。

海倫的播音室成了領導、文化人信息交流中心和聚集地。在那個信息尚不發達，電視還未普及，廣播，報紙是主要的傳播手段。
海倫的熱心腸是大家的共識，她也樂此不疲熱心幫助前來求告尋求幫助的人，一視同仁，不分遠近親疏。

開始與海倫交往，是抱著誠惶誠恐的心情給她送廣播稿，一來二去就成了無所顧忌知心朋友。
從海倫這裏我結識了好多原不熟悉的領導和有用之人，也可以說我從一個裝卸工到走向車間，走到站機關成為文革後第一任團委書記、當選車站工會主席，與周海倫的搭橋美譽分不開。

海倫的父親周東郊，祖籍黑龍江琿春，精通俄語。早在1925年便參加了共產黨，在校讀書期間作為地下進步學生，後被派往天津大學堂從事地下革命，在天津結識了海倫的母親，同在學校一起活動，共同的誌趣和理想這對革命青年結成了伴侶。當時海倫的母親19歲那年生下了海倫。

這對熱血青年，懷著火一樣的激情全身心投入革命生涯，雖然過著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在信仰的支撐下依然堅持著鬥爭。為了革命需要，海倫父母不得不分開，母親帶著她顛沛流離，整日在提心吊膽中掙紮。後來，由於叛徒出賣，父親周東郊遭國民黨政府秘密逮捕，輾轉羈押，最後羈押到迪化，即今天的烏魯木齊。1942年9月，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下令把中共派駐新疆的黨員陳潭秋、毛澤民、林基路等百多人逮捕，最初分開軟禁，隨後羈押監獄。在迪化監獄的日子，周東郊與毛澤民、陳潭秋、杜重遠、趙丹，等革命黨人關在一起。陳潭秋，毛澤民最終被盛世才處決，1946年羈押未遭殺害的共產黨獲得了營救，並且被護送至延安。

海倫的父親先後兩次入獄17年，寫下幾十萬字的《獄中八年》，詳細介紹在盛世才監獄裏的所見所親身經曆的事，成為一份非常珍貴的革命史料。
海倫的母親為了尋找丈夫，就帶著海倫從內地到了新疆，在那最艱難殘酷的日子裏母親為了女兒的安全不得不把她寄養在當地一戶維族牧民家中，五六歲才接到自己身邊。
獄中的父親打聽不到妻女的下落，有人說這對苦命的母女早就不在人世，出獄後的父親經人介紹，又組建了新的家庭。

海倫的母親後來把女兒接到自己的身邊，一直癡癡等待與周東郊的重逢，後被八路軍用飛機接到了延安。
海倫的母親幾十年一直單身，從未再婚。生前一直生活在北京，任國家某軍工部門局級幹部，1980年去世。海倫的父親重組建了家庭，又生了一兒一女。同父異母的弟弟妹妹與她偶有聯係，1979年父親病故。


海倫一生忘記不了在新疆生活的那段難忘的日子，她的性格也深深打上了新疆人的烙印，能歌善舞，為人熱情直率不掖不藏。

海倫自石家莊鐵路運校畢業就來到的鄭州東站，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生有一個兒子。她對母親非常熱愛和同情，但自小養成獨立自主的個性，她又不願在母親的護佑下生活，就選擇了自己獨立的生活。

海倫知道我喜歡收集整理名人傳記，90年代初，把她父親手寫的筆記二三十萬字複印件交給我一份，說對我寫作了解那段曆史會有幫助，我欣然收下，打心眼裏感謝她的知遇之恩。

我到東站畫的第一幅油畫就送給了周海倫，畫了一位花叢中的少女，草木萌動，少女沉思。這張畫一直掛在她的屋子正中的位置。
也就是這張畫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後來鄭州東站一號門大門兩旁牆上留有畫畫或寫標語的空間。1979年，我在這上麵畫了兩幅大油畫。一幅是天車為背景，一個孔武有力的司索工一手吹哨子，臉頰鼓起，一手打吊起的手勢。

另一幅畫畫一個稚氣的小女孩，清晨，麵對鏡子，手握香皂梳洗的畫麵。好多見過我女兒的人都說，這個畫中的女孩分明就是照呂孟申女兒的樣子畫的嗎？

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初生牛犢不怕虎，那時的我血氣方剛不知天高地厚，竟敢畫那麽大的油畫，現在才覺得後怕。


我從東站自1974年5月4日到鐵路分局民兵小分隊登車治安執勤，過了大半年，實行換崗換人。1975年初重回鄭州東站，開始在維修工廠任記工員、統計計劃員。領導親眼目睹我的工作表現和宣傳寫作能力，就選派我到裝卸車間任業務員，跟著一名叫王謂川的老安全員學習裝卸車間的一切工作流程。

王謂川當時50來歲，精明幹瘦，眼上架著一副水晶石老花鏡。說話辦事慢條斯理，有板有眼，是當時裝卸車間“師爺”級的人物。王老師有私塾老底，對曆史、地理、諸子百家都頗有見地，粗通中醫，寫得一手好字。無論毛筆、硬筆都遊刃有餘。

當時整個裝卸車間真正算得上文化人的不多。裝卸車間老主任白海水，那時的他不到50歲的年紀，並不豐滿魁梧的身子骨，長長濃濃的眉毛，一雙眼睛特有神，顯出不怒自威攝人的光，嗓門洪亮，病黃臉。煙癮特大，吸煙有特點，簡直到了一根接一根不吐煙蒂，一支沒抽完墩一墩新的就接上了。是裝卸隊伍裏老碼頭了，文化不高，不善筆記，腦子特好使。講話喜歡開門見山，遇再大的事，喜怒不形於色。看問題總能一針見血。

那時鄭州東站，運、貨、裝，三大車間。運轉車間是車輛調度，車站的中樞，在車站是排老大；貨運車間是貨物的到發配置、流向集結，均衡受理，是車站的中心；唯有裝卸車間是受氣包，排行末尾。也難怪，從鐵道部、鐵路局、鐵路分局凡是受到處理的人員就會下方裝卸區勞動改造，地位不能再低了。長期形成的偏見根深蒂固。

其實，裝卸隊伍的江湖更是深不見底，更令人難以捉摸。裝卸主任不是誰都能幹好的，那些有知識有文化有水平的幹部能當好站長，但不一定能幹好裝卸主任，他更要有降龍十八掌的武功，能鎮得住那些油鹽不進的潑皮和刺頭。僅靠苦口婆心是玩不轉的。
遇到難事，關鍵時刻白海水主任能三天三夜連軸轉盯在現場，遇到刺頭，麵對亮起的利刃，操起的家夥，他能頂上去，眉都不眨一下。

這支隊伍不好帶，除恩威並重，還要下得狠心，絕不手軟。白海水就是這支隊伍裏摸爬滾打大浪淘沙熬出來的。對上不諂媚，對下一視同仁，對同僚能憑心待之。剛柔並濟，葷素都不可少。

我們這批五百多人的青工到來，給青黃不接捉襟見肘的裝卸車間帶來了生機和活力。
因為裝卸機械的倍增，需要更多有文化懂技術的人員掌握。這批青工來自四麵八方，各有背景和神通。穩定隊伍，量才使用，是擺在東站各級領導麵前的課題。

我被選調裝卸車間，在當時是很難得的機遇。不靠走後門，托關係到機關，是很難得的，多少人眼紅。我知道自己的處境，正是靠著一支筆勤勉筆耕，寫字畫畫，寫文章，鐵路局報社、宣傳部、分局宣傳部，車站政治部都經常登載我的文章。

裝卸車間就缺我這樣熱心且富有進取心的熱血青年，我的到來給車間補充了新鮮血液，增強了活力。

我義不容辭擔起了車間宣傳報道，好人好事收集整理上報，裝卸隊、維修工廠，月度評比，年度總結有關材料的匯總，年初計劃、年末檢查落實等工作。

好在，我一個單身，吃住在站，有的是精力和時間。

那時的我如醉如癡如狂，生活的艱苦從不計較，更加磨礪意誌，對工作事業的忠誠，充滿信心，從不灰心意冷。

裝卸車間工作那些年，使我真心實意接觸一線裝卸工人的酸甜苦辣，他們不僅承受著繁重的體力勞動更是背負精神上的沉重枷鎖。但他們依然故我，大碗喝酒，快意恩仇，對於自己的工作盡心盡力，絕不鬆懈。我從他們身上汲取了無盡的力量，真實體味到艱難困苦與汝於成的真諦。

噩夢醒來是清晨。

這裏有一段小插曲。原車站團委書記是來自豫東蘭考接班女貨運員李某枝，中等個兒，圓圓紅撲撲的臉蛋，眼睫毛又黑又長，愛笑，性格很單純，文化不高，性格有點內向，不善交際和言談，說話很膽怯，更不善於在大庭廣眾中講話了。就是這樣一位近乎單純聽話的女孩被文革中的“造反派”們推上了車站團委書記的位置，她的作用，實際上作為“花瓶擺設”，他們也根本沒把她當作一回事。

李某枝和我們都住在家屬區第11單身宿舍，有一天夜裏幾個男職工聚在一起喝酒，喝到大半夜，有人看見有一個男人偷偷溜進李某枝的宿舍，覺得有好戲看了。停了半個小時，他們借著酒勁壯膽，暈暈乎乎撞開了李某枝的宿舍門，看到一男一女脫光衣服正在床上辦事呢，再仔細一看原來是車站革委會主任汪某謙。他們就把這對野鴛鴦連夜送到了車站派出所，這件事驚動了整個車站、消息傳到了鐵路分局、鐵路局。
雖然是通奸，但影響太壞。第二天上級就宣布免去王某謙革委會主任、李某枝團委書記職務，兩人免職當貨運員。當時汪某謙已經40多歲，有老婆孩子。李某枝是未婚的大姑娘。

團委書記的位置一直空缺。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一切逐步走向正軌。1977年底，車站團委改選，我被推選為團委書記。

當年車站黨委書記是楊西珍。楊中等個而，微胖白淨，一臉和善相。老家洛陽關林一帶農村。一口洛陽腔，喜歡旱煙，總是一隻旱煙鬥，一個鐵盒總是裝滿金黃燦燦的煙絲。他家庭出身成份富農，所以一生謹小慎微，從不逾越分毫，全憑自己實幹走向領導崗位。他從基層團委書記幹起，直到當上鐵路分局團委書記。先後在鐵路站段任黨委書記，隨後受組織委派調鄭州東站任職。家在鐵路分局附近和平東村家屬區，老式紅磚房。

楊西珍雖然是黨委書記，老伴兒卻在東站五七連隊幹裝卸，遇上卸大列，楊西珍時不時也會惦著大鐵鍁替下老伴兒，讓老伴兒歇一歇。老伴兒細皮嫩肉，說話輕聲慢語，從沒見她發過火。見人總是莞爾一笑，是溫柔賢惠的好媳婦。

我當團委書記自然與黨委書記接觸較多，他曾不止一次對我說：“小呂，團委書記要緊跟黨委書記轉。當年我當團委書記，黨委書記屙泡屎，我也在廁所外麵等著。”

有一年夏天楊西珍書記病了，在家休息，我去家看他，自行車後架帶一個一塊多錢買的小西瓜，他硬是不收，要我帶了回來。從這點滴小事可以看出那時黨的幹部是如何廉潔奉公一塵不染。身為幾千人大站的黨委書記，能夠放下身段掄起大鍁幫媳婦卸煤，在今天看來是多麽不可思議啊。

我這一生也正是這些清正廉潔如楊西珍這樣的好幹部，言傳身教影響下，一步一步走過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