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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莊遺事(15)

(2017-03-06 09:17:12) 下一個

萬莊遺事(15)
    呂孟申
       有人說:“人生最大的喜悅,就是遇見一盞燈,它點亮你的夢想,激活你的能量,照亮你的前程,指引你走過黑暗的旅途。”在我的生命裏,無疑家鄉萬莊就是點亮我人生的那盞燈。
        我記得,我是1958年的夏天走進漯周路小學開始上學的。那年的夏天雨水特別大,萬莊前街的水淹過膝蓋,久久不退,這可樂壞了喜歡遊泳的孩子,我至今仍清楚地記得,我赤著光肚兒、騎個四腿朝上的長板凳在水裏和夥伴們打水仗 ,正高興的時候,母親把我叫回家穿上衣服 ,帶我到二裏地之外的學校報名入學。
       
漯周路小學在漯周路上與207軍工廠斜對門,校園不大,但很幹淨整潔,我的二哥、姐姐也都是在這裏讀書畢業的。在這裏我受到了最初的啟蒙教育。至今我還回憶起在校的情景;我是天生的左撇子,開始用鉛筆寫字也是左手,老師硬是強迫我糾正了過來改為右手寫字。除了右手寫字,其他使用剪子幹活什麽的一概是左手。
      教我們語文的王浩然老師總是眯縫著眼睛微微含笑,還有年輕充滿朝氣的曹順言老師,短短的寸發,白淨臉龐明亮的大眼睛,嗓門洪亮且有磁性。更使我難以忘懷的是女音樂老師張玉珍,一雙忽靈的的大眼透露出柔和的光芒,白裏透紅的臉上總是掛著溫馨的笑意。那時的她也就二十來歲,一邊彈著琴,一邊領唱著歌曲,一遍又一遍不厭其煩,張老師不僅人長得俊美,更有一顆博大的愛心,她的嗓音透出柔美親切的音質。她教會了我們《南泥灣》、《洪湖水》、《繡金匾》,《一條大河波浪寬》等歌曲。
       學校當時校長是張國憲,矮矮的個兒,赤紅臉,一雙微微凸出的眼,不苟言笑。他的兒子張敏傑長得也是小巧玲瓏肉嘟嘟的總是愛笑,學習還不錯,座位也總是分在前排。班上不少同學是207軍工廠的子弟,放學後我們會跟著他們到廠家屬區去他們家裏玩,這些來自上海、武漢的技術工人的家庭,生活習慣仍就是原來的樣子,衣服洗得特別勤,棉衣也會放到水裏洗,大木盆洗衣用腳踩,喜歡吃大米,喜歡吃魚。到他們家那時覺得大開眼界,錚亮的家具,豪華的床櫃,落地穿衣鏡,大座鍾,地麵還用拖把拖,總之一切覺得新奇。我們把那些來自武漢、上海一代的人家,他們彼此說話我們聽不懂,把他們統稱為“蠻子”。
       由於沒上學之前都愛看小人書,又經常聽說書,特別喜歡上語文課,更喜歡寫作文,覺得作文可以展開想象的翅膀,抒發自己的情懷。記得二年級一次上語文課,市教育局來班上聽課,老師課堂提問:“誰會用無可奈何造句的同學請舉手!”
我手舉得最高,老師示意我發言,我脫口而出:“豹子頭林衝無可奈何雪夜夜奔梁山。”下課後教育局聽課的老師來到我麵前,拍拍我的肩膀,笑著說小同學知道得不少哇,伸出了大拇指,我心裏樂開了花。在小學我一直是語文課代表,學習委員。
      1964年夏,小學畢業我考入了漯河四中,直到1968年離開這個學校。四中和漯周路小學相距不遠,同在漯周路上。五六十年代的
漯周路是漯河通往周口唯一一條大道,一年四季都是車水馬龍,沒有片刻的安寧。漯周路兩旁栽的是小葉楊,這種樹是速生樹種,樹形筆直挺拔樹葉茂密,像忠誠的衛士護衛著這條通衢大道。夏天烈日當頭,路兩旁的楊樹灑下的濃蔭幾乎遮蓋了整個路麵,為人們送來陣陣涼風,冬日,楊樹脫去了一身綠裝,那高大的樹幹枝杈交錯像身著盔甲的戰士手挽手抵擋風雪嚴寒,更像一道堅不可摧的屏障護佑著這條生命線。那時的漯周路上更多的是如水洶湧架子車的洪流。要知道周口基本上是農業區,農民的糧食、紅薯、紅薯幹等農產品通過這條大路運到漯河銷售,回去時他們總要到平頂山、漯河裝滿煤炭運走。這些拉架子車的農民或成群結隊或三三兩兩艱難行進在路上,吃住在路上。一個小鍋,支起三塊磚頭煮點白菜蘿卜、啃點幹饃就是一頓飯。晚上就睡在車底下,任蚊蟲叮咬,更要命的是遇上下雨天,就隻好鋪上幹草躺在濕漉漉的地上了。不是親眼所見無法體味行進在這條路上農民弟兄生活的艱辛。
       漯河四中上學的路上,我遇上上坡的架子車總要幫助推過坡,遇上車胎紮破的農民那乞求無助的目光,我總會遞上塊二八角,不等人家感謝便轉身離去,有時帶給他們熱饃,這樣的好事做了好多好多從不聲張,我覺得別人遇上難處自己遇上了不幫助有一種負罪感,良心上過不去。
      我在 漯河四中的四年,無論在學業上還是人生成長的道路上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讓我受益一生。

      給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1965年,在學校校園東邊柳樹林裏,時任北京市副市長萬裏的兒子萬伯翱的一場報告會(作報告時,還穿著帶補丁的衣服。)——為了解基層,了解農村,得到鍛煉,萬伯翱到(我們漯河東邊的)西華縣五二農場勞動鍛煉,一幹就是好幾年。有一年春節,萬伯翱穿戴一副農民模樣,身背兩隻雞,回北京探望父母,市政府把門的就是不讓進門,直到萬裏親自出來才把兒子接了進去。
      漯河四中讀書的日子裏,班主任是劉潤澤老師(一年級時先是李金菊老師),幹練的身材,清臒的臉上架著一副眼鏡,聲音洪亮,精力旺盛(是漯河市環城長跑賽的冠軍,學生冠軍是我們四中的李鐵路同學),寫得一手好鋼筆字,刻蠟版字更像印刷的一樣工整雋秀。劉老師是漯河高中畢業生,既是我們的俄語教師,又是我們二(四)班的班主任。
      初中一年級我就入了團,不久被選為班上團支書、校團委宣傳委員。1965年出席漯河市學習毛著積極分子代表大會,跟著校團委書記頓淮江到市委開會,因為是學生沒有收入,開會三天吃飯不要錢,第一次感受吃大餐不花錢的榮耀。學校大禮堂曾舉辦過我的先進事跡,號召同學們向我學習助人為樂精神。
       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學校陷入一片混亂。批鬥“封資修”學校當時主要是批“反動學術權威、走資派”,四中被批較重的有:秦量海老師,胡煒老師、周祖訓先生等,破四舊大串聯,不少學生對校領導(倪鳳山、張國憲)和一些老師戴高帽掛黑牌批鬥,有的還走出校門到社會上造反“鬧革命”。在那人心惶惶,停課鬧革命的日子裏,我和同班何國風偷偷找被打成右派的鐵子房先生(當時是四中看門、打鈴的校工)學寫毛筆字。
      鐵子房先生,寫得一手好魏碑字,被公認是漯河第一支筆,當時漯河大街最好的招牌如馬路街的“漯河市郵電局”,非鐵子房莫屬。鐵子房老師當時的身份是看門、打鈴、收發信件、報紙。我們下課之後就跑到他裏屋纏著他教我們寫字。當時整個漯河找不到賣宣紙、字帖的,我買來厚圖畫紙裝訂成本子,讓鐵子房老師給寫厚厚的一本字帖,抄錄毛澤東詩詞(當時四中校園內各處懸掛的紅底黃字的毛主席語錄宣傳牌都是鐵子房先生書寫),這本字帖不知什麽時候再也找不到了。細想起來,我這一生對書畫的熱愛,始自跟鐵子房老師學寫字打下了基礎。
      初中給我印象最深的,還有被打成右派的民主人士周祖訓先生,周先生身材偉岸,凜然偉人風範,舊中國時曾任舊國大代表,是河南近現代屈指可數的教育家之一,戰爭年代曾掩護救助過共產黨高級幹部。文革前就被不公正對待,做學校圖書管理員工作。在周祖訓身上體現了一個知識分子、教育家寧折不彎的風骨和氣節。學校圖書館在周祖訓精心管理下,經常舉辦書評、時事知識比賽、讀書心得報告會等,這裏成了傳播知識,培訓人才的第二課堂。在文化大革命最混亂的日子裏,周祖訓以執著無畏的知識分子的情懷守護著圖書,他把圖書視為比自己的生命還要重要。幾萬冊圖書得以妥善保存下來。
     1968年至1971年,我在漯河一高讀書。漯河一高是當時市裏最知名的兩所學校之一,與漯河師範齊名。曾任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的曹剛川,就是從漯河一高畢業的,他上學時的校長就是周祖訓先生,聽說他還曾接周祖訓先生到北京小住。學校曾走出過數位中將、省部級官員等。當時文革尚未結束,一切還未走上正軌,“挖防空洞”成了最迫切的政治任務。文化課被占去不少時間。由於初中打下的基礎,隨後,我又被選為排團支書(那時候學校也實行軍事化建製,排即為教學的班),學校團委宣傳委員。我們的班主任是鄭來生,年輕,精力旺盛,風風火火,爭強好勝,進取心超出常人,是學校的知名人物。後來班主任是師範學校調來的廉世傑老師,廉老師是名牌大學中文係高才生,有很豐富的教學經驗。他風度翩翩,儒雅之士,講課很有感染力。一直是我敬重的良師益友。
      在一高,有位教美術的崔老師,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他寫得一手好美術字,課餘時間帶領我們到大街上用紅油漆書寫毛主席語錄。那時也真夠膽大的,不知天高地厚,隻管寫,不怕人家議論。更膽大的是用九宮格放大法,敢在大街上畫十幾米見方的毛主席像。現在想起來覺得不可思議!年輕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敢上九天攬月!
      1971年底,我告別生我養我的故鄉,踏上了外出求學 、謀生、闖蕩社會的人生之路。
      轉眼之間 從風華正茂的毛頭小夥兒,到白發飄飄的老者,近50年的漂泊生涯,社會這所大熔爐改變了我的容顏,鍛冶了我的筋骨和靈魂,讓我真正感悟到人世的榮辱沉浮,人情的溫濕炎涼,人心的善良與虛偽。時間可以改變很多東西,然而對故鄉的眷戀與思念隻會愈來愈強烈,因為它是我生命的起源,靈魂的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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