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前 言
簡述一下本文主要內容與大致結構，以方便閱讀。
本文以二零零八年的中國回顧開篇，由零八年中國社會熱點事件分析中國麵臨的形勢，回顧了胡溫新政在零八年的主要工作及六年來走過的曆程。從多角度對胡溫新政進行曆史定位，初步分析其目標。
文章的重點是根據鄧小平曾著重強調過的三個論斷，分析胡溫新政所麵臨的三個主要問題。
即由‘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首先是高層’這一論斷，分析胡溫新政麵臨的領導體製調整完善與推進政治體製改革課題；
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失誤在教育’這一論斷，分析胡溫新政麵臨的解除社會精神危機與打造中國價值課題；
由‘經濟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農業上’及‘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這一論斷，分析胡溫新政麵臨的解除土崩之危與壯大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社會中堅力量課題。
全文共七個部分，總計二萬五千餘字。
第一部分、零八年的中國：回顧與檢討（第01-第04頁） 簡略回顧零八年的主要成就，重點是分析中國社會若幹熱點事件，提出中國所麵臨的天地交攻、上下夾擊、內外圍困。
第二部分、零八年的胡溫新政與胡溫新政曆程回顧（第04-第07頁） 著重回顧了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的創立完善過程
第三部分、胡溫新政的曆史定位與目標簡析（第07-第10頁） 從多角度分析了胡溫新政所處曆史時空定位及其目標
第四部分、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一個重要問題：領導製度的調整完善與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第11-第15頁） 重點分析了新老交替製度
第五部分、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二個重要問題：解除精神危機打造中國價值（第15-第17頁）
第六部分、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三個重要問題：解決土崩之危 （第17-第19頁）著重分析了善用‘損’‘益’分而治之緩解問題與根本解決之道
第七部分、簡略結語：前景展望（第19-第20頁）談胡溫新政的天時地利人和優勢。
本文是第十四稿，與初稿相比，刪掉的部分主要是由國家主席製度談領導體製調整完善，以及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及應對策略等等。這兩部分篇幅較大，均可以獨立成文。現分別列有文章大綱附錄於本文之後，以供參考。
2009年2月21日
湘潭市湘潭大學校園賓館
七年之癢：胡溫新政的曆程回顧與前景瞻矚
副題：零八年的中國診斷報告與中國世紀宣言書
一、二零零八年的中國：回顧與檢討
二零零八年可謂當之無愧的中國年。如果二十一世紀真的是中國世紀，那麽零八年就是這個中國世紀真正的開局之年。
八月份，北京奧運會以盛大完美的成功展現了中國的綜合實力，進一步提升了它的國際形象，加強了它全球領導有力競爭者的地位。
九月份，金融大風暴帶來了華爾街大崩潰並迅速蔓延全球。直到現在，形勢仍在惡化，危機繼續縱深發展，最終有可能摧毀美國領導的現今世界秩序體係。中國對危機迅速地采取了積極措施認真應對，力度之大，步驟之有條不紊，好象早有預案。中國的胸有成竹與西方世界普遍的驚慌失措形成鮮明對比，也為全球攜手共渡危機提供了急需的信心、勇氣、希望。
十二月中旬，北京舉行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將一年來全國各地持續不斷的總結、紀念、慶祝活動推向高潮。中國全麵展示了業已取得的巨大成就，係統總結了成功經驗。
如果再充分考慮中國在這一年裏戰勝兩場特大自然災害所展示的巨大力量、非凡勇氣、驚人能力和已取得的輝煌戰果，人們就更有理由確信，沒有什麽困難挑戰能阻擋中國前進的步伐。
然而，在榮耀背後，這一年中國社會裏的某些暗湧潛流也接連出現，它們同樣引人關注。
零八年初，中國南方長時間持續遭遇特大暴風雪災害。各種交通工具、道路、電力通訊設施、數以億計春節返鄉人潮等等，全都長時間大範圍地被惡劣天氣所堵塞、包圍、中斷，陷入癱瘓境地。
五月份，更大的災難降臨了。西南的四川汶川地區爆發裏氏八級以上特大地震，大半個中國被震撼。災難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空前，堪比一場大戰爭，全世界都被震驚了。
半年裏自然界給中國製造出天地交攻災難場景，這是否就是中國古代哲人所著《周易》裏‘否’卦所指示的現象呢？觀察這一年裏中國社會的熱點事件，也許會發現，自然界展示的災難，的確具有中國古人所謂天象示警的意義。
中國社會在這一年裏，類似這種由於‘天地懸隔，陰陽不交’而導致衝突危機大迸發的事件，實在要多於往常。這一年中國現有的社會秩序製度體係價值體係等，某種範圍內不同程度上，都處在上下夾擊內外圍困的形勢中。
零八年的中國底層社會裏，有三起個體事件曾引起全國廣泛注意和議論。
地震災難發生不久，震區有位青年教師就寫了博客文章，他用個人價值至上觀念的文字，為災難來臨時他的自救行為辯護，並與批評者公開論戰。他的言行對道德底線和社會責任價值的破壞力似乎被無限放大了，他堅持自己觀點拒不認錯的態度更令公眾震驚，激起了廣泛的憤怒批評，也令他自己陷入困境。非常時刻，他的言行被視為對社會價值體係公然挑釁。
六月底七月初，一位青年公民在上海市某警局內接連砍傷殺害多名警務人員，案件震驚全國。事件顯然超出普通刑事案件範疇，由於行凶者犯罪行為所針對的並非具體受害者個人，因而帶有公民個人以極端方式對抗社會製度體製的含義。
在中國農曆年的十二月初，中部地區的湖北隨州某位廢品回收業者，再次以一日內連殺八人的特大案件血驚全國。而案件最後所指向的，可能正是中國文明傳統中最核心的家庭倫理道德規範。
三起事件當事人都隻是身居社會中下層的普通公民。如果仔細地觀察，他們都並非是身居底層而又缺乏社會競爭力的完全弱勢群體成員，他們更象大多數底層普通人一樣，具有向更高社會階層流動的條件和改變自身現狀的強烈願望。但是，在個人各自遭遇不同的挫折時，他們都沒有選擇其他途徑去釋放壓力或解決問題，而共同采用了以激烈對抗言行表達的方式。他們的言行因此具有某種代表性意義，三起事件都引起社會廣泛地關注、持續地討論思考，並非偶然。
與三起個體事件相比，這一年裏，三起群體事件同樣引人關注而且意義顯然更加重要。
在雲南孟連、貴州甕安、甘肅隴南，西部貧困地區先後發生了三起震動全國的公眾與地方政府對抗事件。
事件的規模和嚴重程度都是多年來少有的，而起因則輕微或意外得令人驚訝。一觸即發的情形令人驚覺問題的嚴重性與解決問題的緊迫性。
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處理事件所獲得的新經驗教訓；事件所展示的中國社會某些新矛盾新特征；互聯網的參與及作用等等，都引起人們廣泛地討論深入地思考。
這些個體與群體事件表明，中國底層社會遭遇社會挫折的機會越來越多，卻缺乏相應的社會救助以緩解疏導；他們要求改變自身現狀的要求強烈，但未必受到應有的足夠重視；利益表達渠道稀少且不暢通，訴求得不到及時有效回應。這些令他們容易選擇衝撞對抗方式乃至極端言行，以引起應有的重視與回應。而社會維穩機製應急處理機製也似乎難以適應新形勢，不足以有效及時應付衝擊。
個體事件也許帶有偶然性，隻是個人行為，與當事者個人特定的性格、家庭境遇、成長經曆等有更大關聯；甚至群體事件可能也仍是小規模的、缺乏有效組織的個別事件。它們未必昭示社會麵臨係統性風險。但是，如果對它們不給予足夠關注，不及時采取有效對策防止類似事件重複發生乃至蔓延，那麽它們變成有組織的大規模社會係統性風險，時間就並不需要太久了。
作為中國社會上層的既得利益群體，作為現有社會秩序體製最主要受益者，零八年他們又有哪些值得關注的表現呢？
年初兩會期間，上一年度首富對《勞動合同法》保護勞動者權益條款公開表示異議，引起廣泛注意與爭議。
年中，隨著持續高漲的房價開始出現回落，房地產商為高房價辯護的聲浪更加高漲。同時，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托市救市，共同向中央宏觀調控施加壓力。這些都引起大範圍討論。一些地方因房價下跌引發衝突事件也引人注意。
毒奶粉事件中的企業行為和抗震救災時某些知名工商界企業及富豪們的吝嗇言行，引起社會公眾對富裕階層社會責任的大討論。
年底，深圳發生了中央某部委派駐地方官員涉嫌公開場所對未成年人行為不檢事件。該官員在事件中所表現的特權思想和狂妄言行，令全國震驚；同樣是在先富典型代表地區的深圳，一起因娛樂場所火災導致死傷多人事件暴露出來的官商勾結內幕也引人關注。
年末，最高法院副院長腐敗案，年輕的首富夫婦涉嫌經濟犯罪雙雙被拘捕調查案件，都在全國引起震動與議論。
底層社會典型事件大多發生於貧困欠發達中西部地區，而上層社會熱點事件幾乎全部來自先富地區。這些先富地區的熱點事件表明，既得利益群體開始對現行秩序體製更多公開表達不滿，充分運用自身能量施加壓力影響，他們的某些腐化行為也引起社會更大的反製，雙方利益一致空間在縮小，出現緊張關係升級擴大的趨勢。
零八年中國社會秩序遭到底層社會與上層社會的上下夾擊並非偶然，它們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隻是這一年裏表現得更集中突出，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意義，趨勢更加明顯。值得慶幸的是，雖然上層社會與底層民眾有時甚至會並肩共同施以攻擊（如貴州甕安、甘肅隴南等），但從整體上看，雙方的鴻溝、對立、對抗、敵意，遠大於它們對現行秩序共同的不滿與抗議。它們對現行秩序寄予了基於各自利益的更多期待，而非更多失望乃至絕望。暫時的分而治之，仍可有效緩解問題從而爭取到解決問題所必須的足夠時間。
盡管如此，但它們終究是可以衝決社會秩序圍堰堤壩的社會暗湧乃至社會洪流。從性質上來說，它們正是古人所說的‘天下之大患在於土崩’。
這是自然界造成的唐家山堰塞湖之外，是全球經濟危機給中國經濟發展在局部區域內製造的堰塞湖之外，高懸在中國社會穩定進步頭上的又一座堰塞湖。不管是采取加高加固堤壩擴大容量消融它們，或是修起導流渠道宣泄減壓，人們都必須認真麵對他們，抓緊時間加快速度努力解決它們。
除了國內遭受自然界天地交攻，社會秩序經受上下夾擊乃至有時局部的並肩齊推，零八年中國還繼續承受著來自西方的挑釁，西方攜同中國國內外的反對分裂力量，對中國展開持續已久也日益疲憊無力的內外圍困。
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包圍仍在繼續，經濟上的合圍之勢也在抓緊。
東突等疆獨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極端分子，在新疆製造了新的流血襲擊；而多個藏族居住地區先後發生有預謀有組織的暴亂事件，在ＣＮＮ等媒體的妖魔化報道下，則一度成為世界關注的大事件。西方甚至準備將西藏事件與奧運會掛鉤以造成困擾；年底，薩爾科齊執意會見達賴試圖引起中歐外交戰，將這一年西方與中國的分歧堅持到了最後時刻。
隨著台灣地區台獨分離運動的暫時退潮，重新執政的國民黨當局迅速與大陸展開曆史性會談，兩岸關係展現和平穩定發展的新局麵。西方借助台灣牌向中國施壓實行幹擾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借助西藏牌新疆牌（也許將來還會有內外蒙古牌、緬甸牌、巴基斯坦牌、朝鮮越南牌等等）來展開對華外交攻擊的吸引力將逐年上升。
它說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懷疑、偏見、恐懼、敵視，雖然早已不是主流，但並未消失。它也說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尚未做好準備。它們對如何用新方式來與中國打交道仍在探索中，傳統的‘施壓－－改變’模式仍沿用。使中國接受它們選定的位置，朝著它們製定的方向改變前進，這種思路仍舊有吸引力不會輕易被放棄。
但當西方隻有西藏牌可用乃至一再共同使用西藏牌時，它們就連打台灣牌時所附帶推銷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都舍棄了。隻剩下赤裸裸地分裂中國、阻撓中國崛起的破壞者形象，得到更加恥辱性失敗結果，也就理所當然了。
從延安時代就開始熟悉這種挑釁的中國，是在這種行為由強變弱過程中，由弱變強成長成熟起來的。應付西方基於自身利益的這種傲慢無禮行為，它顯然更加胸有成竹熟練自如。中國堅持了自己的原則立場但並不對挑釁采取對抗性反應，展示給西方的，是誠懇合作解決處理分歧的友好姿態。這是真正的強者充滿自信完全成熟的外交姿態。
當薩爾科齊以歐盟輪值主席身份執意會見達賴時，受損的卻隻是中法關係乃至僅是薩爾科齊個人形象在中國公眾裏的毀滅。他試圖激怒中國使中國以好鬥形象展現給世人的願望落空，反倒是他自己變成了出爾反爾的政治醜角。如果再聯係到在這一年裏，中國曾經因為龍的形象在西方觀念中相對負麵，甚至開始討論是否要采取措施處理解決這個問題，人們就可以對中國充滿自信的外交智慧與博大胸懷給予讚賞。一向好為人師的西方其實可以從中學到有益的東西。
中國在零八年裏受到自然界天地交攻，社會秩序受到上下夾擊，主權、安全、外交利益繼續承受來自西方及其所指使的內外反對力量分裂力量的內外圍困，這些，與零八年中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一起，構成了零八年中國全景圖。
盛大的輝煌常代表意味著高峰頂部，也是告別過去的最好方式。
外部的圍困施壓與內部的分裂力量，隻會造成一時地局部困繞，所謂外患乃蘚疥之疾，所謂天下之大患不在瓦解。甚至不用考慮過多對策，它們內在的矛盾危機有時會自動令它們煙消雲散。但是，當它們與內部的土崩一起展現，與不無人禍因素所致的自然天災一道肆虐時，則又明白無誤地表明：中國社會正重新站在曆史起點上，處在重大轉折關頭。
在這樣的時刻，帶領中國社會重新高點起跳進入中國世紀，主導中國社會完成新轉折重新撥正邁入未來和諧社會前進方向的，正是胡溫新政。
二、零八年的胡溫新政與胡穩新政的曆程回顧
從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確立中國新領導層開始，胡穩新政逐漸成為觀察中國社會最主要線索。
如果說零八年是中國世紀真正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開局之年，那麽對胡溫新政來講，這一年也具有同樣重要意義。
梳理胡溫新政在零八年的主要工作脈絡，人們應該會對以下事件留有較深印象：
年初，政府機構改革以大部製試行為起點拉開序幕；貫穿全年的行政問責製風暴則震撼了平靜已久的政壇；年底，中部地區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方案先後獲批，新的改革試驗區全麵推出。
十月份，十七屆三中全會在京舉行。會議製定通過了胡溫新政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方麵未來詳細戰略規劃，確定了未來中國社會前進路線圖。
年初，全國範圍內高潮迭起地掀起新一輪思想大解放熱潮；而後，帶有初步總結進而充分思想動員意義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全麵鋪開；年終，學習胡錦濤同誌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活動，將持續一年的思想路線大調整繼續推向前進。
一年來，河南湖南等省區市相繼探索出台新的組織人事製度政策方針，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較大反響；中央組織部則以整頓組織部門工作作風為起點，連續發布組織路線調整新舉措，把為胡溫新政提供更可靠有力組織保障作為目標的組織路線大調整，尤其令人關注。
從以上簡要梳理中，不難發現，胡溫新政在進入第六個年頭的零八年中，已逐漸由早期的理論思考創新、實踐探索階段，大踏步跨入到確立整體思路、製定詳細方案、充分思想動員、精心組織保障，從多層麵諸領域全麵推進大力貫徹實施階段。它主導中國社會未來發展進程已成為不可逆轉的大勢所趨，並日益成為全社會共同行動。
當然，零八年胡溫新政的全麵推進，是在重大事件接踵而來，既定方針實施節奏進程被頻頻打亂乃至被迫中斷的情況下展開的。它們的社會影響與實踐效果自然受到了巨大影響與衝擊，甚至可說是被這些重大事件映襯衝淡到不留痕跡。
但是，在胡溫新政進入七年之癢的時候，如果仔細回顧它六年來走過的曆程，人們就有理由為在如此困難複雜背景下的零八年裏，它全麵推進的速度、規模所展現的信心、決心、勇氣而感到振奮。
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隻是確立了胡溫新政在新老交替過渡期的領導體製。隨後幾年裏，新老交替後續過渡過程始終是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中心事件。在這樣的過程背景中，胡溫新政開始了它小心翼翼地試水、摸著石頭過河的初步探索。
在初期探索中，胡溫新政沉著領導了抗擊意外降臨的非典疫情，接連發布了農業稅減免廢止、提高糧食最低收購保護價格、發放農業補貼等普惠政策，提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新區域發展規劃。
而它在這一時期最主要的工作重點，是在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作深入細致地總體思考基礎上，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新理論。在逐步豐富發展這一創新理論過程中，使其上升為新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理論。
社會上尤其是思想界、理論界、宣傳戰線，很快掀起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的第三次思想大討論熱潮。遭遇到這樣一場曠日持久的思想大討論（其高峰為零五年零六年前後），並沒有出乎發起者意料之外。對胡溫新政來說，中國社會未來發展亟需這樣一場大範圍持久深入思想討論，以便充分動員思想，為重新撥正社會發展前進方向做好思想準備。
大討論對改革開放路線進行了新的全麵總結，並著重反思和探討了多年來所存在的問題、積累的風險、產生的矛盾危機，提出了很多富有啟發意義的解決思路和具體方案。
然而，非理性的批判聲浪逐漸浮現並試圖主導討論主題與方向。在帶給人們啟迪，相互激發人們更深入思考探究的同時，一些極端主義思潮也開始借機死灰複燃，並帶來了思想上的混亂。當明顯與發起者思路背離的兩極相爭大交鋒場麵重新出現，並試圖掌握討論主題與方向時，形成結論以避免各種‘左’‘右’極端主義思潮製造更大思想混亂的時候到來了。
胡溫新政對大討論沒有采取放任坐視態度，它密切關注討論的發展進程並積極參與了大討論。當混亂局麵開始出現時，它適時主導了思想討論的進一步展開，牢牢掌握了節奏與主動。
通過大討論，人們清醒認識了過去片麵追求經濟增長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對由此和其他因素所導致積累的矛盾風險進行了更全麵認真地審視，必須以人為本來尋求科學發展之路逐漸成為新的共識。
人們由此也逐漸意識到，一個新時代將要開始，一個新轉折將成為必須，一條新路線將形成。中國社會將再次告別過去走向未來。
胡溫新政對於告別過去並沒有采取粗暴地割裂曆史方式，這或許是學習了鄧小平的成功經驗而吸取了赫魯曉夫或戈爾巴喬夫式的錯誤失敗教訓。他們積極肯定了改革開放路線的總體規劃與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麵總結了其成功經驗。同時，也就為它劃上了完美的句號。雖然過程略微顯得漫長，直到零八年底才徹底完結，但它也成為了‘事緩則圓’的最好例證。
這樣，胡溫新政既完美繼承了改革開放路線的豐碩成果，又針對它存在的不足、產生的問題、積累的風險、形成的矛盾危機，及時提出了自己的總體解決思路。通過持久深入地全國範圍內展開思想大討論，它既獲得了豐富發展這一總體解決思路所急需的理論與實踐素材，又使這個總體解決思路贏得了普遍認同，逐漸成為新的社會共識。
隨著零四年底零五年初新老交替程序環節最後關鍵部分完成，胡溫新政開始加快了步伐。
除了繼續豐富發展科學發展觀理論，又一個新的或許更為重要的理論概念被適時提出，即和諧社會理論。
在紀念中共成立八十五周年紀念大會上，對既往曆史進行階段劃分的新方式被引人注目地提出來。從此，新階段、新起點等詞匯逐漸更經常地被更多人們使用，這更有利於人們區分胡溫新政與過去的改革開放路線。
在實際政治運作方麵，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重大戰略舉措被推出並迅速鋪開；大手筆清除腐敗分子也取得重大突破----上海市委前書記陳良宇被拘捕立案查辦。前者獲得了最廣大農村民眾普遍支持；後者則有力強化了中央權威，增強了民眾認同。
十七大召開前，胡溫新政最主要工作仍是加快完善並大力宣示新總體戰略指導理論。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作為理論創新最新成果被放在更高位置。
顯而易見，相對於改革開放路線來講，科學發展觀既是繼承、創新、發展、完善，又將取而代之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詞；而作為改革開放路線理論基礎的初級階段論，則有與科學發展觀並提的和諧社會論與之對應。
當然，這樣的雙雙對應並非意味著對立。相反，兩者的順承發展共同一致，要遠大於兩者的差異。
改革開放路線與初級階段論，同先前的革命路線與毛澤東思想矛盾論階級鬥爭論相比，雙方雖然也存在順承發展關係，但兩者的差異更為明顯。因此，它們可以各自獨立成篇、自成體係。
而胡溫新政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同改革開放路線與初級階段論相比，則更多是在後者基礎上作適當調整，根據新形勢新條件對其作新的創新發展完善。它們的關係，更類似於建國前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論同社會主義革命與其指導理論之間的關係。
當然，由於胡溫新政所處的獨特的承前啟後地位，它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是否具有獨立成篇、自成體係的必要與可能，則尚待理論總結與實踐探索的持續互動加以檢驗、論證並給出最終說明。
毫無疑問，和前麵兩個不同時代的路線與理論相比，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尚在初創階段。它們還處在提出主要概念與形成大致思路的初步階段，都需要理論總結與實踐探索的持續互動提供更豐富的內容素材不斷完善。
實踐指導意義更強的科學發展觀，雖然可以從既往的失誤、不足、教訓中獲得對應結論作為基礎，但這些結論需要新的實踐加以檢驗完善。而它從既往的成功經驗中繼承下來的理論素材，也需要在新形勢新條件下指導新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反複修正完善。它更需要大量新的實踐探索嚐試提供更多理論素材，以形成操作性更強的更完善成熟的政策、方針、方案體係。
作為基礎理論的和諧社會論，也需要進一步充實完善。既要從理論層麵尋求整合既往理論體係中相關理論素材的有效途徑，將馬列主義階級論社會主義論、毛澤東思想矛盾論社會主義初期探索成果、鄧小平理論初級階段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西方現代文明進步思想理論成果等等融會貫通起來；又要從實踐探索中超越社會建設層麵的限製，探索總結達成未來社會和諧、經濟和諧、政治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的一係列目標、途徑、問題、解決思路等等新結論。從而形成更成熟完備，更富有說服力和感召力的理論綜合。
零六年的十六屆六中全會與零七年的十七大進一步發展完善了這兩大理論創新成果，取得了階段性成就。
十七大報告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科學發展觀等統一起來。用大量篇幅更完整鮮明突出強調了科學發展觀的內涵，使其作為理論創新最新成果居於更重要位置，預留了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繼續發展完善獨立成篇自成體係的空間。
十七大另一個成就是為改革開放鄧江時代劃上了完美句號。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國模式現代化之路的基本內容與主要經驗。
十七大前後，經過一係列緊密周詳的人事調整，形成了胡溫新政全麵推進階段的完整領導體製。
上述簡要曆程回顧顯示，過去六年來，胡溫新政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在理論創新層麵。在實踐探索或具體政治運作層麵，新老交替平穩順利完成的重大意義，甚至超過了其他任何成就。
不要低估這個成就。改革開放以來兩次新老交替順利平穩完成，這不但是一八六零年以來中國全部近現代曆史上獨一無二的，也是同期近現代世界曆史與現實政治運行中，除少數成熟西方民主製度之外實現政權平穩更迭交接的最成功模式過程。它是改革開放和胡溫新政所取得的其他成就共同的前提與重要保證。它的逐步成熟與製度化，填補了建國以來國家製度建設領域極其關鍵的空白。
回首六年來胡溫新政的曆程，雖然總體上它仍處在理論創新探索、思想動員發動、組織力量保障實施的準備階段實施前期；雖然有些準備在很多方麵依然不夠充分，某些推進常常陷入徘徊不前躊躇難行的窘況；雖然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還不大，遠沒有曆史慣性力量那樣來得深刻顯著強勁，更談不上改變中國社會麵貌，但是，它的形象越來越清晰完整，它的腳步逐漸堅定有力。它已是初生的龍駒、噴薄而出的朝陽。
零八年它全麵推進的速度和規模還表明，過渡已經完成，新的轉折重新撥正前進方向已經開始著手，站在新的曆史高點上重新下蹲起跳也已準備就緒。
三、胡溫新政的曆史定位與目標分析
將胡溫新政放在宏觀曆史時空框架中，從不同角度加以審視對其進行曆史定位，可以幫助人們更清楚了解它的目標與可供選擇的路徑，也能幫助人們全麵了解它麵臨的問題與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案。
在中共成立八十五周年紀念大會上，對既往曆史作出了大體如下的新階段劃分：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為建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政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為建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初步建設及文化大革命；這兩個階段最主要標誌和中心主題都是革命，兩者關係總體上是順承發展。
一九七七年鄧小平複出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二零零五年前後，為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二零零五年以後為新階段，新起點上重新出發，也即胡溫新政開創和主導的時期。這兩個階段主題都是建設，兩者關係總體上也是順承發展。
零五年以前的三個階段，時間跨度都是二十八年左右。新階段如果以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完成現代化趕超任務的某個具體年份作為終結點，時間跨度也大約是二十八年左右。
前三個階段，大體上每十四年均會出現一個重要節點。如第一階段的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第二階段的一九六二年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經驗教訓和八屆八中全會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第三階段的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此外，每七年為一個小周期也相對具有規律。
大體上來講，每一個階段的前一個十四年主要側重於‘破’，後一個十四年更著重於‘立’。而如果將兩個二十八年放在一起來觀察，同樣也是前一個二十八年更側重於‘破’，而後一個二十八年著重於‘立’。
對既往曆史所做的上述粗略時間階段劃分與總體特征歸納把握，大體上也與一般事物發展規律相符合，與許多類似的古今中外曆史進程經驗也可以相互印證。因此，它們對於從總體把握胡溫新政新階段的曆史跨度與總體特征具有參考價值，不應隻把它們看成時間數字組成的玄學迷宮，它們也是對胡溫新政進行曆史定位的一個重要視角。
雖然中國已有五千多年文明曆史，但新中國建國到零九年也才隻有六十年。而胡溫新政即使能象鄧小平找到忠實可靠接班集體繼承事業那樣，為後來者堅持貫徹執行下去，即使它也完整主導了未來中國社會又一個二十八年周期，在曆史長河中那也隻是短暫的瞬間。
當然，這樣的瞬間對於生活在其間的十幾億人來說，卻是他們有限生命曆程中最重要部分。那麽，這樣的瞬間放在曆史時空長河中去看，還有哪些特殊之處呢？
從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角度來看，經曆了革命建國和改革開放兩個時代的中國，已經完成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確立了相對完整配套比較成熟可傳承的製度體係，完成了社會整合，初步實現了國家富強。它與外部世界實現了相互開放，並持續進行著更多渠道更多交往方式地溝通交流合作。在此過程中，依靠全體人民的勤奮努力，它已經躋身於最具影響力世界大國行列。
零八年開始席卷全球的大動蕩、大危機進而必然引發的大調整、大變革，甚至可能產生這樣的結果：中國或許將以更快的速度崛起、實現民族複興、完成現代化趕超，它還有極大機會在新世界秩序體係中居於領先位置乃至領導者地位。
領導或統治全球六十年的美國現在發現，除了給世界提供美圓、軍事武器也許還有價值觀，以及它們的消極附屬品掠奪、戰爭、饑荒、死亡、混亂等等，它更多地是向世界索取而非提供。甚至在創新技術領域，現在也更多地是微軟之類美國企業在提供美圓，而印度或以色列等提供腦力勞動來製造了。
對於世界來說，美國所提供的越來越少物質擔保的美圓、越來越少提供全球安全保障的軍事武器以及更多依靠強製推銷的、越來越頻繁製造衝突混亂而非引導進步的價值觀，都早已嚴重過剩。大危機還將加劇這種過剩。而美國無度奢靡的驚人乃至無恥的巨大消耗，正是危機爆發的直接線索與持續蔓延擴大的主要動力。
與此同時，中國卻依靠在嶄新的生產方式進而生活方式下重新組織整合起來的全體人民長期的艱苦奮鬥，建立起世界史上最強大的物質財富及社會精神財富生產製造能力，向世界提供了最大量的商品和更富有啟發意義越來越具有感召力的中國價值。中國還在技術創新領域奮起直追努力增強自己的創造能力，並繼續從量和質上同時擴大提升自己的製造優勢。中國與第三世界多數國家的長期友好關係，以及和能源原材料大國多年的平等互利合作，使中國製造即使在外部世界也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可靠的原料與動力支持。
應付美國批發的大危機，中國努力要做到的，隻是要更快地合理改善提高更多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準，使社會的需求總量更加擴大而結構更公平合理。此外，就是及時淘汰相對過剩的落後汙染低效產能，不斷提高自己生產製造的質量效益。
從‘由儉入奢易’而‘由奢入儉難’的簡單常識經驗不難看出，中國要做的隻是按照生產發展的一般進程水到渠成順水推舟，美國則需要根本改造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並需要逐步適應不再由它領導並製定遊戲規則的新世界秩序。
當世界不以消費能力而以更合理均衡的供求綜合實力為基礎來確定新的世界秩序體係格局時，中國或許很快就會無可爭議地成為領先者乃至大可以成為領導者。資本主義讓市場經濟變成消費至上，乃至將資產階級加速腐朽的無度奢靡作為經濟繁榮的萬能激素救世解藥，這已一再讓世界陷入混亂、恐慌、危機乃至災難之中。是時候從根本改變這一切了，以人為本實現可持續科學發展的根本解決思路遲早會被越來越多的人們理解接受。
危機遲早都會過去。危機過後，即使美國統治地位不會立刻陷入‘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境況；即使它強大的全球到達軍力、多年經營形成的龐大政力，能夠繼續維持‘架子雖然大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的舊局麵，那也不過是落日餘暉回光返照。甚至即使中國繼續保持謙虛的姿態、和而不爭的總方略，或者為了防止世界由於領導真空而陷入混亂，繼續采取幫助美國維持住局麵的策略，那也隻是時光短促的暫時。
舊秩序體係的崩潰摧毀必然會伴隨著混亂衝突乃至災難痛苦，但這是難以避免不以人意誌為轉移的必然進程。新秩序體係不可能在舊模式運行過程中順利誕生，危機隻是催生婆，是促其加快降臨步伐的契機。
就人類社會總體利益而言，新秩序體係不應仍舊僅以‘硬’的實力來確立維持，更好的標準應是促進和保障人類社會持久進步發展的製度優勢與價值觀優勢。在這樣的標準下，有著五千年文明傳統並‘浴火重生’、擁有人類對社會主義全部探索經驗並經正反波折而修成正果、開放包容吸納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並剔除霸力操持的中國，當然有極大機會為人類社會總體進步發展做出更大貢獻。而即便仍然僅以‘硬’實力來衡量，中國也已不再下於人了。
因此，胡溫新政所處的曆史起點是全球秩序大變革大調整大重組的轉折關頭，而其終點則極可能是新秩序體係穩固確立的標誌性時點。胡溫新政要帶領中國在此進程中把握時機乘勢而上，要使未來初步建成和諧社會的中國成為和諧世界新秩序的中流砥柱。
就中國自身曆史發展進程而言，對胡溫新政進行曆史定位，可以從諸多不同角度綜合描繪。
鄧小平為中國現代化之路製定的三步走戰略中，胡溫新政所處的階段是該戰略的第三步即戰略完成階段。在此階段，中國將完成現代化戰略趕超任務，把落後的農業社會為主體的傳統生產力體係發展成為先進的城市工業社會為主體的現代生產力體係。中國將完成初級階段主要任務而初步建成為和諧社會。
從中國社會製度體製變遷角度來說，由建國後改革前，把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管理製度體製、蘇聯斯大林模式計劃經濟國家工廠製度體製、革命實踐中創設發展的軍政領導製度體製融匯而成的製度體係；經改革開放以來的新領導製度體製、市場經濟體製、新社會行政管理製度體製等全方位轉軌變革製度體係；到未來社會更加成熟完備、符合現代生產力體係發展需要、適應現代社會結構管理服務要求、可傳承、善於自我調適自我完善的和諧社會新製度體係。
從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角度來看，由過去，將禮崩樂壞後一盤散沙的底層社會與軍閥混戰各據一方的上層社會整合成大一統的、高度集中管理的‘幹部---組織----群眾’或‘領導--單位--人民’模式；經改革以來逐步形成、現代中國社會正在展現並繼續演進的，複雜多元利益主體在持續地分化組合中不斷相互衝突融合的階層結構；演進到未來更有利於人與人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和諧社會新結構。至於後者是怎樣的具體模式，也許書本和現實世界更多的隻是提供了反麵參考。
還可以從更多角度來定位胡溫新政所主導的中國社會在曆史進程中所處的位置。綜合這些角度，就可以比較全麵的了解胡溫新政所要達成的目標，對比現在就可以大致了解可供選擇的前進方向路線。進一步地，也可以明了它所麵臨的問題及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案。
每一個角度對於全麵準確把握中國社會這個超級龐大客觀存在體而言，都是意義獨特不容忽視。
比如，即便是從人口年齡結構、人口增長趨勢及家庭結構等角度來觀察分析定位，也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由毛時代人口爆炸式增長、年輕型社會熱情衝動普遍膨脹、理想主義盛極一時、就業壓力令人喘息等等；經鄧江時代人口增速下降但增量總數依舊驚人、漸入中年社會總體安穩創業熱情高漲、物欲橫流功利主義泛濫成災、就業壓力有所緩解但依舊嚴峻等等；到未來社會人口總量趨於穩定、老齡化社會相對嚴重、安閑保守思潮漸起、獨生子女家庭比例上升、8421家庭結構產生係列社會問題等等。
這些，對於全麵把握中國在不同時代的社會總體特征，顯然意義重要而不可替代。
綜合上述角度來分析胡溫新政主導和改造中國社會所要達成的目標，便不難發現，這些目標雖然分別來看可以相對具體，但總體觀察實在過於複雜龐大。
即便是將目標限定在三步走戰略最後完成，任務已十分艱巨。需要充足的時間並作堅持不懈地專注努力，才有較大機會取得最後的成功。如果被戰爭或其他危機所中斷，那麽看似近在咫尺的目標，最後也可能變得遙遠並機會渺茫。
這也是鄧小平十分強調緊抓戰略機遇期要求韜光養晦專注發展的原因所在。
而胡溫新政改變中國麵貌所追求的目標，顯然比單純經濟增長為中心考量的上述目標要複雜龐大得多。打造未來中國和諧幸福社會的總目標，甚至決不是一兩代人可以完成的。哪怕隻是為此目標開辟道路、建立可靠的製度保障、培養出一代堅定可靠的領導管理執行隊伍、為長期堅持貫徹實施充分必要準備工作等等，完成這些任務，胡溫新政都需要更加足夠的時間作更專注地努力，才有較大機會達成。
而需要更加足夠的時間本身，就構成了胡溫新政必須認真麵對和努力妥善解決的問題。
中國經曆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和更長時間的專心建設，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與世界同步進入大調整大變革的曆史轉折關口。麵對著新時期新形勢新特征新矛盾新條件，理所當然的，胡溫新政將為中國社會尋找新的前進道路。它所麵臨的問題顯然無比龐雜而遠不止是這個問題。
在它所麵臨的眾多問題中，鄧小平所著重強調過的三個問題顯得特別重要。
四、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一個重要問題：領導製度的調整完善與推進政治體製改革
鄧小平曾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首先是高層。
雖然他當時是特指黨內高層始終要對和平演變危險保持警覺，要始終高度重視反腐敗。但這個論斷的正確性，顯然可以擴展到與政治體製改革相關的全過程與所有領域。而領導體製的任何調整完善舉措過程，則尤其是關鍵。（而他所特指的兩個方麵，實質問題也都與政治體製改革有關。一個是防止將政改引上邪路，一個是要依靠推進政改取得成果來最終解決）
對胡溫新政而言，要獲得完成宏偉目標所必需的足夠時間，要使自己的正確路線決策被堅定可靠的繼承者長期堅持貫徹下去，這些問題的實質，正是必須解決現行領導體製中對新政路線方針長期堅持順利貫徹可能帶來幹擾乃至破壞的消極因素。它必須盡快致力於打造有利於新政貫徹落實並延續堅持的領導體製，持續推動政治體製改革取得較大進展，進而建立起更成熟完備、符合未來中國社會進步發展所需的、可傳承領導體製和高度民主的現代政治文明。
這顯然是具有相當政治風險的難題。
正因為如此，雖然鄧小平早在一九八零年就已經完整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整體構想，多次提出要加快推進政治體製改革。但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結果卻顯示，政治體製改革客觀上已相對滯後於經濟體製和其他領域改革進程，甚至在許多領域逐漸成為製約社會進步發展的瓶頸。而到了今天，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回旋餘地空間越來越小，由此積累的風險導致的矛盾則越來越集中突出。
但是，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的嚴重教訓，八十年代後期國內因政治改革引起政治風波的客觀事實，都使人們對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疑慮重重乃至心有餘悸。
一方麵政治體製改革如果停滯不前，領導體製中客觀存在的幹擾乃至破壞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地穩妥處理，獲得足夠的時間推進其他的調整完善進程就難以順利展開，反複折騰就難以避免，長期堅持有效延續就難以實現；另一方麵，政治體製改革的巨大風險，又不能不令人選擇更加審慎穩妥。
政治體製改革停滯不前肯定會導致嚴重後果，而重新啟動則同樣麵臨風險。這是兩難選擇，權衡利弊之後，應該選擇怎樣的最佳方案呢？
雖然三十年改革開放客觀上形成了政治體製改革落後於經濟體製改革和其他改革進程的局麵，但如何正確評價這個相對滯後呢？也許答案能為人們做出新抉擇提供參考。
首先，政治體製改革相對滯後而非超前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蘇聯東歐改革失敗的一個重要教訓，正是政治體製改革過於超前而經濟改革和其他改革乏善可陳，結果頭重腳輕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而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也證明，政治體製改革相對滯後並不會極大妨礙其他領域大突破並取得巨大成就；
其次，政治體製改革的方向不是照搬西方模式乃至搞顏色革命，而是將人民當家做主、黨的領導、建設法治國家三者有機統一。在借鑒前人他人經驗的同時，很大程度上主要是走出一條前人別人從未走過的道路。同時，政治體製改革還要服務於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保持國家政局長期穩定高效運行。任務的艱巨性與問題的複雜性，決定了其進展過程必須相對緩和平穩，其時間跨度必然相對漫長要從長計議。
因此，政治體製改革需要重新提上日程，但務必審慎穩妥。
那麽，該選擇哪裏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突破口呢？哪裏才是當前中國社會和胡溫新政最需要率先突破的地方？哪些才是首先要認真麵對和妥善解決的問題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同樣，需要參考前人的成功經驗。
率先進行領導體製的改革調整並取得初步成果，為其他領域改革全麵推進贏得更充足的時間保證，提供重要的前提條件與必要的製度保障。這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
同時，鄧小平開創的中國模式現代化道路另一條重要成功經驗，是尋找到堅持自己正確路線的堅定可靠繼承者，保證正確決策得到有效延續有力貫徹。而實現這一切的關鍵，也正在於他所創設的中國現行領導體製提供了堅實可靠的製度保障。即便他精心設計的這種領導體製也許是過渡性的，某些方麵未必成熟完備，將來需要更好的體製繼承其精髓而彌補其缺憾。
顯然，這兩條重要經驗對胡溫新政和當前的中國社會來說，意義都十分重大。
胡溫新政也需要進一步調整完善領導體製，以贏得時間為其他領域調整完善創造前提條件提供必要保障；它也需要建立更成熟完善可傳承領導體製，以保證自己的正確路線政策能夠有效延續長期堅持得到有力貫徹。
在討論對領導體製做進一步地調整完善之前，需要對現行領導體製作簡要分析。
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現行領導體製相當獨特，精心獨創地設計了很多重要製度。雖然部分服務於特定時期政治任務需要的過渡性製度安排，如中顧委製度等，隨著任務結束已被取消，但大部分製度被繼任領導集體堅持發展完善並傳承下來。
經曆三代領導集體兩次政治領導層平穩順利過渡交接的檢驗，它的製度化程度大大提高，已然相對成熟。
從總體上來看，它是為保證改革開放路線長期堅持而不被動搖，從而實現現代化趕超任務目標服務的。同時，它還要保證政局長期穩定高效運轉。曆史實踐證明，它基本適應滿足了上述需要要求，實際運行的政治效果卓著。
對比建國後改革前的領導體製而言，在維護日常政治運行方麵，這一領導體製恢複並發展了建國初期建立的主要製度體製，否定拋棄了文革時期新創的製度體製。同時，按照更有利於國家經濟建設中心任務開展，確保政局長期穩定高效運行的總要求，對黨政軍群、立法行政、司法、中央、地方、基層等權力係統，進行了必要地精簡充實調整、程序製度規範、結構配置更動。
而它最主要的創新，是在政治領導層的新老交替製度建設上，進行了極富創造力極富政治遠見的開創式建設。解決、填補了建國以來長期未能有效解決的製度建設難題、製度空白領域。
從內容上看，新老交替製度程序安排主要包含以下要點：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而代之以任期製、領導人任職年齡限製與退休製度及過渡安排等，這些大都已由國家法律黨內規章文件等形成成文製度。而不成文的製度安排主要是接班領導集體的選拔、培養、確定，以及過渡期的程序進程安排等。其中，隔代初步確定接班領導集體首要成員（班長、核心）的安排，似乎已經或將要成為慣例乃至製度，尤其具有獨特性。
如果要在古今中外政治製度史上尋找與這一製度模式相近的製度安排，也許隻有極少數模式或過程與其比較近似，比如中國古史傳說中的堯舜禹禪讓製度、新加坡的‘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模式以及俄羅斯的‘葉利欽--普京--梅德韋傑夫’模式等。這是除西方成熟民主製度、傳統世襲製度之外，較好解決了政權平穩交接傳承的製度安排。
而中國的體製中，隔代確定接班領導集體首要成員的製度更是獨一無二的。其要點為：現任領導集體首要成員（班長、核心）未來接替人選，不由現任領導集體屆時確定，而往往需要已退休的前任領導集體參與決策甚至主要由其初步選定，而且時間通常是政治交接完成現任領導集體正式全麵執政的第一時間段內。
這樣的製度安排顯然有其優勢：
它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既定中長期路線規劃和正確政策得到長期地有效貫徹堅持，更有力地保障政策延續性從而使正確政治決策取得更顯著成效；
它能較好防止最高領導人權力過分集中從而出現專斷行為。有利於貫徹集體領導原則從而實現高層決策民主化。
顯然，現任領導集體作出政治決策時，會充分尊重前任所做的相關決策，也會充分考慮決策對於接任集體的影響後果；
它還能更好地防止政治意外事件對於領導體製的衝擊，確保領導體製總體上長期穩定運行。
而它的缺點，則上述三項都能找到對應麵：
一旦中國社會未來發展需要對原有路線方針政策進行大幅度調整，乃至重新製定路線方針政策才更有利於國家現實和長遠進步發展需要時，它會加大調整修正轉變的阻力、障礙。這種體製在保證政策路線方針的延續、堅持不動搖，與因應形勢需要能靈活地調適創新完善之間，存在著矛盾。
這種矛盾如果處理得當，適度調整轉折後形成的新路線，與原有的路線形成的角度會保持得更加和緩而非棱角分明乃至劍拔弩張背道而馳。正弦曲線沿對稱軸曲折向前，與折射線沿中間線反複向前乃至雜亂無章，從政治穩定角度去看，效果是不一樣的。
但這種矛盾如果處理不當，新路線方針政策將無所適從、無從措手足；
對現任領導集體來說，當退休領導集體或未來接替者決策意見與其有較大分歧時，現任集體的決策效率會降低，效力會減退。
如果形成多元決策乃至決策中心不能確定的嚴重情形，政局穩定性都會因此受到影響；
這種體製也能製造出政治意外事件，不同的組合博弈有時能對體製運行造成意外。體製運行之外的因素有時對體製運行產生重大影響。比如，陳良宇腐敗案的處理結果就對新老交替進程與結果產生微妙而關係重大的影響。
顯然，對胡溫新政而言，這些缺點正是它需要認真應對努力妥善解決的問題。
改革開放已持續了三十多年，中國社會麵臨的內外環境、經濟社會發展所麵對的形勢條件等等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許多是質的變化而非量變。中國社會繼續前進的目標與可供選擇的途徑也因此發生相應變化，對前進方向線路作適當幅度調整轉變修正在所不免。現實中暴露出的問題矛盾嚴重程度與解決處理它們的急切性則顯示，這種調整的幅度將超出很多人的原有估計，而時間相對緊迫。突然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與接連不斷的嚴重自然災害則加劇了這種形勢。
但是，這種對形勢的認知是否能夠取得前任集體與繼任者的認同形成合意？是否會因為過於強調堅持原有路線而輕忽形勢的嚴重變化進而陷入紛爭進退兩難？舉棋不定的後果或許是加重全球危機對中國的消極影響，喪失轉危為機的最佳時機。
此外，由於這種體製不象成熟民主製度那樣相對而言更加開放公開透明，雖然較之於傳統世襲製，它在接班人選擇上有更大的空間，更利於形成擇優機製。但它仍然不能避免小圈子選人、特定範圍內選擇帶來的弊端。此外，選拔時間較短而培養時間過長，一旦需要中途更換則可能尚缺乏製度化程序等等，這些方麵均存在改進完善餘地、空間。
這裏需要特別強調一點，從製度形式上來講，這種體製處在傳統的世襲集權專製製度與現代民主製度之間，它的未來走向究竟是朝著更加開放公開透明方向演進，還是逐漸形成政治權力封閉運行進而固化家族化世襲壟斷乃至走向僵化腐化？這是在挑選接替者時，需要特別認真重視的問題，最頂端的人才導向有可能會對這種過渡體製的未來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
具體到現行領導體製的某些程序細節，若幹需要調整的形式要件也必須盡快處理。
比如，中國已經否定了前蘇聯斯大林模式，但該模式某些形式要件仍然存在現行的製度體製之中。特別是五年計劃以及由此而來的五年任期五年政治經濟運行周期。
前文已經提到，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周期大體上是七年為一個小周期、十四年為一個重要接點、二十八年為一個有明確主題路線目標等加以區分的重要階段；
而從經濟運行的實際周期來說，七年為生產資料更新周期同時也是經濟波動的短波周期，人為設定的五年周期並不符合經濟運行的實際規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這種不相符帶來的混亂已經越來越明顯。而市場經濟體製已經基本確立的今天，這種不相符還可能製造更大的混亂。
零八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製造的一個小小客觀後果是，它完全打亂了本來已經嚴重不符實際運行的五年計劃體製，製造了由五年體製向七年周期轉變的契機。
這雖然是形式問題，但也很重要。形式要件不合時宜，會對實際政治經濟運行進程產生幹擾拘束。
不妨簡單推想一下，如果建國時就沒有因為照搬蘇聯體製而人為設定五年周期體製，如果那時就實行了七年體製，那麽毛澤東同誌也許就不會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召開前後乃至更早，便需要考慮新老交替問題。而時間倉促以及在這一重大製度建設領域的不足失誤，對中國當時及以後政治實際運行進程產生了重大乃至關鍵性影響。接班人問題在此後中國政治運行進程中即使不是最主要線索，至少也是貫穿全過程的極端重要線索。而五年體製在此後的一係列政治運行中製造的混亂也顯而易見。
五年體製不符合中國政治經濟運行的客觀周期，相反，它常常給政治經濟正常運行帶來幹擾混亂。形式雖然沒有內容實質重要，但它會對內容實質產生重大作用，不容忽視。
不應繼續把這種不合適宜的形式要件留給後世製造更多的困擾。越往後拖，慣性力量越大，後人想調整糾正過來也就越困難。
以上從實際運行與形式要件等方麵簡述了現行領導體製存在的若幹尚待修正補完之處。顯然，胡溫新政對現行領導體製的調整完善遠不限於此，它要充分考慮當前的形勢所需和未來中國社會進步發展民主政治建設的要求，創造出更成熟完備可傳承善於自我調適自我完善的新領導體製。
胡溫新政即使逐漸穩妥地解決了現行領導體製存在的問題，獲得了更充裕的時間來確立新路線方針政策並大力貫徹推行，它也還需要審慎尋找忠實可靠、適應中國社會未來進步發展所需的最合適接替者堅持自己的路線。
總體上來看，在這兩方麵它所要做的，更接近於鄧小平及其同事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經做過的。而並非一味沿襲已經形成的既往模式，甚至在路線調整與堅持不動搖之間來回反複舉棋不定。
特別要指出的是，確定未來接替者時，除了要考慮確定的具體人選對於領導體製未來走向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還必須充分考慮和諧社會初步建成、初級階段任務基本結束時，中國社會可能麵臨的全新形勢。要著眼於七年後、十四年後乃至二十八年後的長遠需要和那時的要求，將眼光放長遠一點再長遠一點，把圈子放大一點再大一點。
從這個角度來講，打造更成熟的新領導體製可謂刻不容緩。雖然務必要審慎穩妥來不得半點急噪，但必須緊抓不放鬆，認真準備精心構建。
此外，胡溫新政必須通過組織路線調整，推進政治體製改革，製度創新完善，選拔培養從中央到地方基層一大批管理執行團隊乃至造就整整一代人去具體貫徹落實。
如果說改革是一場革命，那麽胡溫新政其實就是又一場革命。雖然它們都不再是一個階級推翻或者改造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在形式上，一代人的新陳代謝仍舊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不光是人的觀念思想行為方式要更新，人本身的更新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
領導體製存在嚴重缺陷並長期僵化沒有改變，這是導致蘇聯東歐巨變的重要原因，也是人們需要牢記的重要教訓；而率先進行領導體製的改革並取得重要成果，則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
現行領導體製，客觀上具有給胡溫新政對原有路線進行必要調整帶來幹擾、製造阻力的消極因素，而政治體製改革的長期滯後也難以為繼需要盡快扭轉避免被動；現行領導體製在製度設計與形式要件上的某些不足缺憾，也難以適應未來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需要要求。
因此，無論是從借鑒前人的經驗吸取他人的教訓，還是從現實需要與長遠要求來講，對領導體製審慎穩妥地進行必要調整，是胡溫新政首先需要認真思考抓緊著手解決的關鍵問題。
將政治體製改革的穩步推進重新提上日程，並將領導體製的必要調整完善作為率先突破口，將新老交替製度的修正補完作為關鍵核心，切實地將前人未做完的做完、做好的堅持下去完善起來、存在不足的地方調整修改過來，這是真正解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首先是高層’的根本之道。
五、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二個重要問題：解除社會精神危機，繼續糾正改革開放最大失誤，打造中國價值
鄧小平曾經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失誤在教育。
胡溫新政要認真麵對和努力解決的第二個重要問題，就是繼續糾正這個最大失誤，解除中國社會客觀上較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機。以重建社會核心價值體係為重點，全麵建設高度繁榮的精神文明和先進文化，將中國價值打造為國家核心競爭力重要組成部分。
問題顯而易見。當中國社會經曆了長時期持續地全方位改革，從封閉社會轉為對外部世界采取全方位開放姿態時，當全社會都將主要精力、資源等等長期投入到物質財富的創造、增長時，理想、信仰的破滅進而迷失、精神生活的空虛、道德體係的混亂、價值觀的衝撞等等，自然易於普遍出現逐漸蔓延。
後果相當嚴重。物質財富的累增並沒有使人們更感到幸福，許多人陷入困惑，物質財富的快速增長還導致非理性欲望的普遍膨脹。官員腐敗行為泛濫、既得利益群體社會責任意識低下、腐化風氣蔓延。這些，與不健全的製度、片麵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資源環境破壞的發展方式組成了惡性互動循環，擰結成影響乃至主導中國社會發展的強大曆史慣性力量。使中國社會的發展嚴重背離了改革開放的初衷，改變了設計者預設的發展前進方向，會把中國社會帶入極其糟糕的境況，甚至能摧毀已取得的所有成就。
解決起來相當困難。舊的社會價值體係文化思想觀念需要經曆衝擊碰撞乃至摧毀重建，這樣才能是經得起考驗有更大價值的‘浴火重生’。重建社會核心價值則需要在實踐中反複甄別挑選鍛造。這樣的過程需要足夠的時間，需要建設者有信心耐心並持續投入更多精心努力。
要以實踐為基礎，進一步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融匯傳統文化優秀內核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引進消化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洋為中用，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價值觀為核心重建社會核心價值體係。
重建起社會核心價值體係固然時間漫長過程痛苦，重建之後用新的教育方式讓社會普遍接受認同，也有待探索總結推廣，需要不斷地實驗創新。而這同樣也需要時間。
必要的體製創新也許是加快建設過程的關鍵。
要長期堅持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堅持努力建設學習型創新型社會。
不斷創新教育、科技、文化體製，使尊重知識、珍視文化成為更普遍的共識。使文化產品精神財富創造、市場體製、普通民眾提高文化生活水準的現實需求有機結合，實現良性互動。形成更和諧寬鬆的外在社會氛圍和開放包容的體製保障，使不同層次的精神財富創造需求，能夠彼此融洽相處。
以不斷強化基礎投入為政策導向，逐步改變知識、文化、科技脫離普通勞動者的體腦勞動兩極分離乃至對立社會結構。讓最大多數社會公眾共建共享物質財富的同時，也能共建共享繁榮的精神財富成就。
信仰出現真空、觀念發生激烈碰撞、思想頻頻受到衝擊、精神出現困惑，這些都是短期內難以避免的必經過程。現在，最激烈的衝突混亂時期已經大體過去，漫長的文化精神財富建設過程中，仍然會有這樣那樣的起伏波折。
在這樣曲折艱難的建設進程中，始終要大力提倡開放包容，真正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貫徹得越來越徹底；始終要注意清理以自我封閉為根本特征的的各種極端主義思潮，要注意壓縮腐朽墮落頹廢文化消極現象生存空間。
在開放包容的精神指引下，充分地交流溝通融合，最終必將在建設者持之以恒地努力下集大成為又一個文明文化盛世時代。
六、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三個重大問題：解決土崩之危，解決科學發展麵臨的主要矛盾、掃除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大障礙
鄧小平曾經指出，‘經濟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農業上’；‘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為什麽這樣重要？因為它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最基礎的根本。基礎不牢則地動山搖。人類社會發展曆史上，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城市工業社會變遷過程中，極易並一再出現過因為基礎動搖而導致社會大動蕩的土崩之禍。
就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講，由於製度體製不健全和片麵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等因素共同作用，客觀上中國社會整體上已經形成了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社會階層分化日益嚴重的趨勢。在局部地區、領域內，形勢已經十分嚴峻。部分區域內的上層既得利益群體與底層社會公眾形成巨大社會鴻溝進而產生對立，雙方都對現行社會秩序產生改變現狀的強烈要求，形成上下夾擊乃至並肩齊推之勢，這就是中國社會麵臨的土崩之危。
它是實現科學發展必須麵對和解決的核心矛盾，是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跨越的關鍵障礙。
造成土崩之勢是多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就當前中國社會局部區域內的情形而言，大致情況如下：
先富階層的部分群體出現將既得利益擴大化固化強化傾向，朝著具有獨占、排它、壟斷特性社會強力集團方向發展。他們掌握了大量社會資本和強大政治權力資源，卻缺乏應有的社會責任感。這些，使他們對現行社會秩序越來越公開地表達利益訴求；
他們日益忽視底層社會公眾的利益乃至頻頻侵害掠奪，堵塞底層向上層社會躍遷的渠道等等。這些，令他們與底層社會關係日益緊張對立；
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成員在金錢權力的巨大腐蝕作用下，腐化墮落速度之快、規模之大、程度之嚴重，令社會感到震驚恐懼。這些，引起社會巨大的反製。
這些，都令他們對現行秩序產生越來越多的不滿，越來越頻繁地對其施加壓力乃至製造衝擊。他們自身又具有相當具大的能量，一旦資本權力網絡更加緊密，時機合適時，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他們可能走上政治前台尋求根本性變革。
底層社會在平均主義社會結構被打破後，挫折感普遍存在，要求改變現狀願望強烈。隨著社會的進步發展，他們的權利意識大為提高，易組織性較之傳統農業社會也大為增強。利益表達渠道稀少且常不暢通，訴求得不到及時有效回應，這些令他們容易與現行社會秩序間產生緊張對抗，而他們的行動能力則在增強。
當然，他們中大多數成員對現行秩序的期待心理遠大於失望乃至絕望。他們改變現狀的要求與部分既得利益群體的相應要求在總體方向上是對立的。
與此同時，現行的社會維穩機製，無論是社會管理製度體製管理方式，或者是社會疏導機製、危機應急處理機製，都嚴重落後於形勢發展的需要要求。總體上效率低下方式粗糙，難以應付日益高漲的壓力洪流，一味地采取施壓強製辦法處理問題，甚至常常激化矛盾。
對現行秩序來說，最大的危險是局部區域內部分既得利益群體利用底層社會公眾不滿，發揮自己的能量優勢與底層的數量乃至組織優勢，並肩形成合力來衝擊對抗。
對這種情況，暫時的分而治之雖然不能根本解決矛盾，但可以相對緩解問題為標本兼治贏得更多的時間。
從總體來說，當前就是要善用‘損’‘益’之道來分而治之求得緩解贏得時間。
具體來講，對部分地區領域裏的強勢既得利益群體，要在盡可能不過多損害社會發展進步效率前提下，按照民主法治要求，審慎適度用‘損’：
特別要把重點放在先富地區，非法或不當獲利暴富現象較集中的領域，如礦產、土地資源壟斷，投機泛濫的資本市場，非法高利貸盛行的地下錢莊等等，貧富差距過於拉大的區域等等。
要引導強勢既得利益群體富而思源思進，增強社會責任感，帶領更多人共同致富；要嚴厲打擊非法行為腐敗行為，嚴厲約束腐化行為，使強勢既得利益群體保持創造的活力前進的動力而不至於變成‘玩物喪誌，玩人喪德’的活標本，變成社會進步發展的障礙阻力；要建立更加規範公平公正公開的製度體係，使他們難以獨占壟斷資源；加大對他們的收入調節力度，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引導規範監督；
要特別重視從製度建設著手，防止政治權力家族化世襲壟斷，不斷拓寬擴大政權基礎；全力鏟除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本以及公眾傳媒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進而結成嚴密網絡；使社會階層流動渠道更多更暢通，防止強勢既得利益群體將社會結構固化僵化腐化。
對於底層弱勢群體，要在盡量避免平均主義重新抬頭的前提下，按照公平正義的要求，大張旗鼓地多多用‘益’：
特別要在與底層弱勢群體最密切相關的社會區域不遺餘力地多施惠民德政，中西部貧困地區、農村農業基礎環節、老少邊窮地區，要持續地投入更多資金、給予更多優惠政策扶持。
對大多數弱勢群體，既要從完善社會保障體係入手，基本解決他們的生存之憂；又要加大社會教育培訓，增強他們的發展能力，打破各種體製障礙，增加他們的致富途徑。
要不斷強化基層社會服務體係建設，吸引更多高素質人才進入到基層社會服務體係中，整體改變其現有麵貌。
拓寬底層群眾利益表達渠道，加快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製度建設，從程序細節著手，使這一製度體係更加公平公正公開透明。
要特別重視將他們納入到有效管理的社會服務組織體係中，大力清除基層社會裏死灰複燃的、新出現的各種各類封建迷信以及反動的非法組織。
要充分加強對現行社會維穩機製的調整改革。以司法體製改革為突破和重點，加快社會管理服務體製機製、危機應急處理體製等等製度建設。大量吸收新鮮血液加大新陳代謝力度，切實打破這些領域裏的權力封閉運行、人事製度僵化，不斷及時更新管理服務觀念方式。盡快打造更加牢固的社會秩序堤壩，建立更加及時有效的社會疏導機製，拓寬社會壓力宣泄渠道。積極采用新的技術手段、探索新的交流溝通渠道方式及時化解衝擊力量。
顯然，‘損’強勢既得利益群體的那些不利於社會穩定導致社會僵化的種種‘有餘’也好，‘益’弱勢底層社會裏的那些影響社會穩定造成社會前進動力匱乏的種種‘不足’也好，或是吸收新鮮血液更新改造社會維穩機製，都不可能在三者內部尋求力量來做到。而要解決土崩之危，上述分而治之歸根結底也隻是治標，還隻能暫時緩解問題矛盾。
對土崩之危的根本解決之道，還在於持續努力增強壯大胡溫新政最可依賴的社會中堅力量，要增強胡溫新政對他們的感召力凝聚力，使他們成為尋求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參與者支持者。
這些社會中堅力量主要是：農民中最富創造力與先進現代生產力體係最接近的數以億計農民工群體和城市職工為主體的現代無產階級；數以千萬計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最富朝氣、進取精神、學習創新精神的當代大學生群體和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富有社會責任感勞動經營致富視野更廣胸懷更寬的現代企業家和社會管理服務者群體；最富組織紀律性的當代軍人（含武警、退伍轉業、預備役等）群體。
他們是中國未來社會最主要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創造者，工農學商兵，中間階層，勞動者愛國者，社會中堅力量等等，他們有眾多的社會符號。
在上述分而治之的三部分諸策略措施的實施進程中，始終離不開他們的源源參與，主要是依靠他們才可能具體落實這些策略措施真正取得成效。
而從根本解決土崩之危，關鍵也在於壯大提高他們的實力地位，盡一切努力盡快使他們成為社會真正的中堅。要大力強化對他們的製度保障、政策支持，拓寬他們就業創業經營政治進步的渠道空間，打破各種對他們的流動進取形成限製障礙的製度體製因素和腐朽僵化力量。
他們是實現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力軍，要積極地將他們引導到新政各層麵各係統領域層層推進全麵鋪開的新舉措新變革新建設中去，使他們真正成為新政路線動員發動、實施推進和長期堅持的最主要動力、最可依賴社會基礎。
綜合來看，胡溫新政麵臨的三個主要問題並非互不聯係的，相反，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係。把前人做得不夠的加強完善起來，失誤的調整糾正過來，正確的堅持下去，這是解決它們的共同原則。
根據當前的形勢需要，充分估計七年、十四年乃至二十八年之後可能出現的形勢要求，借鑒前人的經驗吸取他人的教訓，從領導體製的調整完善入手，推動政治體製改革取得進展，為其他領域的調整完善創造前提條件提供製度保障；以和諧社會價值觀為核心，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主要內容，打造社會核心價值體係，使中國價值成為中國核心競爭力重要組成部分；以解決局部區域的土崩之危為重點，切實壯大社會中堅力量，打破製度體製對他們的種種束縛障礙和局部區域既得利益固化僵化利益格局。全麵轉變經濟社會增長發展方式，大力調整經濟社會結構，使中國社會逐步走上科學發展新道路，邁向和諧社會新目標。
七、結語：前景展望
不可能知道鄧小平及其同事在九二年就挑選長期在西部貧困地區任職的胡錦濤，確定由他擔任未來中國社會主要領導人時，他們所做的全部考慮。他們是否預見到當胡錦濤及其同事接過傳遞棒時，中國社會不僅要在發展策略上由偏重發達沿海地區轉為向中西部貧困地區傾斜，而且更需要對他們所製定的既定路線作出超過預計的大輻調整轉向，中國社會才能重新走上正軌嗎？
但是，當今天的中國社會的確出現了後述情形時，他們所挑選的胡錦濤以及繼任領導集體為胡錦濤確定的主要搭檔溫家寶等人，的確成了帶領中國完成新的變革重新出發前進的最合適人選。
胡錦濤及其同事與共和國同步成長，信仰堅定而思想更為開放包容；富於學習熱情並熟練掌握前人經驗技巧，樂於使用最新方式與世界交流溝通，善於處理國際關係，樂於與普通公眾建立親密聯係；他們都親身經曆了文革而未被摧毀，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嶄露頭角成為政治明星，站在高處參與了改革開放全過程。深知中國當前社會問題矛盾所在，勇於麵對問題、樂於承擔責任並積極探求解決之道。對中國未來有深遠思考，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製定了更周密細致的總體規劃。
最關鍵的，他們還有著整整一代同樣經曆文革和改革雙重洗禮的民族精英團結支持，這一代人都深知中國社會建設的艱辛與團結的極端重要。他們在總體上形成了中國曆史上最富有創造力、團結進取精神、社會責任感、開放包容氣度的民族精華力量。
這些，構成了胡溫新政帶領中國建設和諧社會進入中華盛世最重要的人和優勢。
中國曆史發展規律顯示，在國家完成新的統一、製度體係建設大體完成、社會整合完畢後，經過數十年持續和平建設，中國就會迎來高度繁榮的盛世時代。而今天的中國，正又一次處在這樣的曆史時點。
世界近現代史一個重要規律是，經濟產業製造中心進而領導中心不斷由發達國家向後起國家轉移。今天的中國，在承接了這一轉移數十年後，已漸成世界產業製造中心，而其內在的龐大自我轉移容量空間還將維持這種局麵更長時期。
這兩者，構成了中國世紀必然到來的天時與地利優勢。
兼得天時地利人和優勢於一身，胡溫新政還將持續擴大中國的這三方麵優勢，它帶領中國社會闊步邁入中華盛世、實現民族複興的未來前景一片光明、無比燦爛。
全文共二萬五千餘字
2009年2月21日（第十四稿）
湖南湘潭水岸南國大酒店
附錄：國家主席製度與領導製度改革（大綱）
一、國家主席製度的沿革與主要內容
1 ，建國前的主席製度
A，蘇聯的主席製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B，國民政府時期的主席製及其沿革
C，建國前蘇區解放區的主席製度
D，主席製的內容、特點
2，建國初期的國家主席製度 建製、傳承與廢止
A，建國時的主席製 內容與沿革
B，國家主席製度的傳承 新老交替製度的初步設計、雙主席體製
高饒事件、赫魯曉夫事件、八大、廬山會議、一線二線構想等
C，國家主席製度的廢止
七千人大會、八屆八中全會、路線之爭與體製矛盾、接班人問題
3，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主席製度的重建與傳承
A，改革初期領導體製的主要問題與改革
B，國家主席製度的重建與傳承沿革
C，新國家主席製度的內容與特點
二、國家主席製度在日常政治運行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1，改革前後國家主席製度地位作用的比較分析
2，從保持政局穩定高效運行角度對國家主席製與其他製度的比較分析
三、國家主席製度在新老交替製度中的地位與作用
1，建國初期的新老交替製度 探索、教訓與影響
2，改革開放以來新老交替製度的創立、發展、完善
3，新老交替製度的內容、程序、階段、特點
4，新老交替製度的重要意義與主要教訓
5，影響新老交替製度的主要因素與改革完善思路
6，國家主席製度與新老交替製度的關係（由李先念-楊尚昆-曾慶紅在曆次新老 交替進程中的作用影響分析）
四、 國家主席製度在領導製度完善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簡述一下本文主要內容與大致結構，以方便閱讀。
本文以二零零八年的中國回顧開篇，由零八年中國社會熱點事件分析中國麵臨的形勢，回顧了胡溫新政在零八年的主要工作及六年來走過的曆程。從多角度對胡溫新政進行曆史定位，初步分析其目標。
文章的重點是根據鄧小平曾著重強調過的三個論斷，分析胡溫新政所麵臨的三個主要問題。
即由‘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首先是高層’這一論斷，分析胡溫新政麵臨的領導體製調整完善與推進政治體製改革課題；
由‘改革開放以來最大失誤在教育’這一論斷，分析胡溫新政麵臨的解除社會精神危機與打造中國價值課題；
由‘經濟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農業上’及‘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這一論斷，分析胡溫新政麵臨的解除土崩之危與壯大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社會中堅力量課題。
全文共七個部分，總計二萬五千餘字。
第一部分、零八年的中國：回顧與檢討（第01-第04頁） 簡略回顧零八年的主要成就，重點是分析中國社會若幹熱點事件，提出中國所麵臨的天地交攻、上下夾擊、內外圍困。
第二部分、零八年的胡溫新政與胡溫新政曆程回顧（第04-第07頁） 著重回顧了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的創立完善過程
第三部分、胡溫新政的曆史定位與目標簡析（第07-第10頁） 從多角度分析了胡溫新政所處曆史時空定位及其目標
第四部分、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一個重要問題：領導製度的調整完善與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第11-第15頁） 重點分析了新老交替製度
第五部分、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二個重要問題：解除精神危機打造中國價值（第15-第17頁）
第六部分、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三個重要問題：解決土崩之危 （第17-第19頁）著重分析了善用‘損’‘益’分而治之緩解問題與根本解決之道
第七部分、簡略結語：前景展望（第19-第20頁）談胡溫新政的天時地利人和優勢。
本文是第十四稿，與初稿相比，刪掉的部分主要是由國家主席製度談領導體製調整完善，以及全球經濟危機對中國的影響及應對策略等等。這兩部分篇幅較大，均可以獨立成文。現分別列有文章大綱附錄於本文之後，以供參考。
2009年2月21日
湘潭市湘潭大學校園賓館
七年之癢：胡溫新政的曆程回顧與前景瞻矚
副題：零八年的中國診斷報告與中國世紀宣言書
一、二零零八年的中國：回顧與檢討
二零零八年可謂當之無愧的中國年。如果二十一世紀真的是中國世紀，那麽零八年就是這個中國世紀真正的開局之年。
八月份，北京奧運會以盛大完美的成功展現了中國的綜合實力，進一步提升了它的國際形象，加強了它全球領導有力競爭者的地位。
九月份，金融大風暴帶來了華爾街大崩潰並迅速蔓延全球。直到現在，形勢仍在惡化，危機繼續縱深發展，最終有可能摧毀美國領導的現今世界秩序體係。中國對危機迅速地采取了積極措施認真應對，力度之大，步驟之有條不紊，好象早有預案。中國的胸有成竹與西方世界普遍的驚慌失措形成鮮明對比，也為全球攜手共渡危機提供了急需的信心、勇氣、希望。
十二月中旬，北京舉行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大會，將一年來全國各地持續不斷的總結、紀念、慶祝活動推向高潮。中國全麵展示了業已取得的巨大成就，係統總結了成功經驗。
如果再充分考慮中國在這一年裏戰勝兩場特大自然災害所展示的巨大力量、非凡勇氣、驚人能力和已取得的輝煌戰果，人們就更有理由確信，沒有什麽困難挑戰能阻擋中國前進的步伐。
然而，在榮耀背後，這一年中國社會裏的某些暗湧潛流也接連出現，它們同樣引人關注。
零八年初，中國南方長時間持續遭遇特大暴風雪災害。各種交通工具、道路、電力通訊設施、數以億計春節返鄉人潮等等，全都長時間大範圍地被惡劣天氣所堵塞、包圍、中斷，陷入癱瘓境地。
五月份，更大的災難降臨了。西南的四川汶川地區爆發裏氏八級以上特大地震，大半個中國被震撼。災難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空前，堪比一場大戰爭，全世界都被震驚了。
半年裏自然界給中國製造出天地交攻災難場景，這是否就是中國古代哲人所著《周易》裏‘否’卦所指示的現象呢？觀察這一年裏中國社會的熱點事件，也許會發現，自然界展示的災難，的確具有中國古人所謂天象示警的意義。
中國社會在這一年裏，類似這種由於‘天地懸隔，陰陽不交’而導致衝突危機大迸發的事件，實在要多於往常。這一年中國現有的社會秩序製度體係價值體係等，某種範圍內不同程度上，都處在上下夾擊內外圍困的形勢中。
零八年的中國底層社會裏，有三起個體事件曾引起全國廣泛注意和議論。
地震災難發生不久，震區有位青年教師就寫了博客文章，他用個人價值至上觀念的文字，為災難來臨時他的自救行為辯護，並與批評者公開論戰。他的言行對道德底線和社會責任價值的破壞力似乎被無限放大了，他堅持自己觀點拒不認錯的態度更令公眾震驚，激起了廣泛的憤怒批評，也令他自己陷入困境。非常時刻，他的言行被視為對社會價值體係公然挑釁。
六月底七月初，一位青年公民在上海市某警局內接連砍傷殺害多名警務人員，案件震驚全國。事件顯然超出普通刑事案件範疇，由於行凶者犯罪行為所針對的並非具體受害者個人，因而帶有公民個人以極端方式對抗社會製度體製的含義。
在中國農曆年的十二月初，中部地區的湖北隨州某位廢品回收業者，再次以一日內連殺八人的特大案件血驚全國。而案件最後所指向的，可能正是中國文明傳統中最核心的家庭倫理道德規範。
三起事件當事人都隻是身居社會中下層的普通公民。如果仔細地觀察，他們都並非是身居底層而又缺乏社會競爭力的完全弱勢群體成員，他們更象大多數底層普通人一樣，具有向更高社會階層流動的條件和改變自身現狀的強烈願望。但是，在個人各自遭遇不同的挫折時，他們都沒有選擇其他途徑去釋放壓力或解決問題，而共同采用了以激烈對抗言行表達的方式。他們的言行因此具有某種代表性意義，三起事件都引起社會廣泛地關注、持續地討論思考，並非偶然。
與三起個體事件相比，這一年裏，三起群體事件同樣引人關注而且意義顯然更加重要。
在雲南孟連、貴州甕安、甘肅隴南，西部貧困地區先後發生了三起震動全國的公眾與地方政府對抗事件。
事件的規模和嚴重程度都是多年來少有的，而起因則輕微或意外得令人驚訝。一觸即發的情形令人驚覺問題的嚴重性與解決問題的緊迫性。
事件的發生發展過程，處理事件所獲得的新經驗教訓；事件所展示的中國社會某些新矛盾新特征；互聯網的參與及作用等等，都引起人們廣泛地討論深入地思考。
這些個體與群體事件表明，中國底層社會遭遇社會挫折的機會越來越多，卻缺乏相應的社會救助以緩解疏導；他們要求改變自身現狀的要求強烈，但未必受到應有的足夠重視；利益表達渠道稀少且不暢通，訴求得不到及時有效回應。這些令他們容易選擇衝撞對抗方式乃至極端言行，以引起應有的重視與回應。而社會維穩機製應急處理機製也似乎難以適應新形勢，不足以有效及時應付衝擊。
個體事件也許帶有偶然性，隻是個人行為，與當事者個人特定的性格、家庭境遇、成長經曆等有更大關聯；甚至群體事件可能也仍是小規模的、缺乏有效組織的個別事件。它們未必昭示社會麵臨係統性風險。但是，如果對它們不給予足夠關注，不及時采取有效對策防止類似事件重複發生乃至蔓延，那麽它們變成有組織的大規模社會係統性風險，時間就並不需要太久了。
作為中國社會上層的既得利益群體，作為現有社會秩序體製最主要受益者，零八年他們又有哪些值得關注的表現呢？
年初兩會期間，上一年度首富對《勞動合同法》保護勞動者權益條款公開表示異議，引起廣泛注意與爭議。
年中，隨著持續高漲的房價開始出現回落，房地產商為高房價辯護的聲浪更加高漲。同時，部分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托市救市，共同向中央宏觀調控施加壓力。這些都引起大範圍討論。一些地方因房價下跌引發衝突事件也引人注意。
毒奶粉事件中的企業行為和抗震救災時某些知名工商界企業及富豪們的吝嗇言行，引起社會公眾對富裕階層社會責任的大討論。
年底，深圳發生了中央某部委派駐地方官員涉嫌公開場所對未成年人行為不檢事件。該官員在事件中所表現的特權思想和狂妄言行，令全國震驚；同樣是在先富典型代表地區的深圳，一起因娛樂場所火災導致死傷多人事件暴露出來的官商勾結內幕也引人關注。
年末，最高法院副院長腐敗案，年輕的首富夫婦涉嫌經濟犯罪雙雙被拘捕調查案件，都在全國引起震動與議論。
底層社會典型事件大多發生於貧困欠發達中西部地區，而上層社會熱點事件幾乎全部來自先富地區。這些先富地區的熱點事件表明，既得利益群體開始對現行秩序體製更多公開表達不滿，充分運用自身能量施加壓力影響，他們的某些腐化行為也引起社會更大的反製，雙方利益一致空間在縮小，出現緊張關係升級擴大的趨勢。
零八年中國社會秩序遭到底層社會與上層社會的上下夾擊並非偶然，它們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隻是這一年裏表現得更集中突出，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意義，趨勢更加明顯。值得慶幸的是，雖然上層社會與底層民眾有時甚至會並肩共同施以攻擊（如貴州甕安、甘肅隴南等），但從整體上看，雙方的鴻溝、對立、對抗、敵意，遠大於它們對現行秩序共同的不滿與抗議。它們對現行秩序寄予了基於各自利益的更多期待，而非更多失望乃至絕望。暫時的分而治之，仍可有效緩解問題從而爭取到解決問題所必須的足夠時間。
盡管如此，但它們終究是可以衝決社會秩序圍堰堤壩的社會暗湧乃至社會洪流。從性質上來說，它們正是古人所說的‘天下之大患在於土崩’。
這是自然界造成的唐家山堰塞湖之外，是全球經濟危機給中國經濟發展在局部區域內製造的堰塞湖之外，高懸在中國社會穩定進步頭上的又一座堰塞湖。不管是采取加高加固堤壩擴大容量消融它們，或是修起導流渠道宣泄減壓，人們都必須認真麵對他們，抓緊時間加快速度努力解決它們。
除了國內遭受自然界天地交攻，社會秩序經受上下夾擊乃至有時局部的並肩齊推，零八年中國還繼續承受著來自西方的挑釁，西方攜同中國國內外的反對分裂力量，對中國展開持續已久也日益疲憊無力的內外圍困。
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包圍仍在繼續，經濟上的合圍之勢也在抓緊。
東突等疆獨恐怖主義民族分裂主義極端分子，在新疆製造了新的流血襲擊；而多個藏族居住地區先後發生有預謀有組織的暴亂事件，在ＣＮＮ等媒體的妖魔化報道下，則一度成為世界關注的大事件。西方甚至準備將西藏事件與奧運會掛鉤以造成困擾；年底，薩爾科齊執意會見達賴試圖引起中歐外交戰，將這一年西方與中國的分歧堅持到了最後時刻。
隨著台灣地區台獨分離運動的暫時退潮，重新執政的國民黨當局迅速與大陸展開曆史性會談，兩岸關係展現和平穩定發展的新局麵。西方借助台灣牌向中國施壓實行幹擾的有效性大大降低，借助西藏牌新疆牌（也許將來還會有內外蒙古牌、緬甸牌、巴基斯坦牌、朝鮮越南牌等等）來展開對華外交攻擊的吸引力將逐年上升。
它說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懷疑、偏見、恐懼、敵視，雖然早已不是主流，但並未消失。它也說明，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尚未做好準備。它們對如何用新方式來與中國打交道仍在探索中，傳統的‘施壓－－改變’模式仍沿用。使中國接受它們選定的位置，朝著它們製定的方向改變前進，這種思路仍舊有吸引力不會輕易被放棄。
但當西方隻有西藏牌可用乃至一再共同使用西藏牌時，它們就連打台灣牌時所附帶推銷的西方自由民主人權價值觀都舍棄了。隻剩下赤裸裸地分裂中國、阻撓中國崛起的破壞者形象，得到更加恥辱性失敗結果，也就理所當然了。
從延安時代就開始熟悉這種挑釁的中國，是在這種行為由強變弱過程中，由弱變強成長成熟起來的。應付西方基於自身利益的這種傲慢無禮行為，它顯然更加胸有成竹熟練自如。中國堅持了自己的原則立場但並不對挑釁采取對抗性反應，展示給西方的，是誠懇合作解決處理分歧的友好姿態。這是真正的強者充滿自信完全成熟的外交姿態。
當薩爾科齊以歐盟輪值主席身份執意會見達賴時，受損的卻隻是中法關係乃至僅是薩爾科齊個人形象在中國公眾裏的毀滅。他試圖激怒中國使中國以好鬥形象展現給世人的願望落空，反倒是他自己變成了出爾反爾的政治醜角。如果再聯係到在這一年裏，中國曾經因為龍的形象在西方觀念中相對負麵，甚至開始討論是否要采取措施處理解決這個問題，人們就可以對中國充滿自信的外交智慧與博大胸懷給予讚賞。一向好為人師的西方其實可以從中學到有益的東西。
中國在零八年裏受到自然界天地交攻，社會秩序受到上下夾擊，主權、安全、外交利益繼續承受來自西方及其所指使的內外反對力量分裂力量的內外圍困，這些，與零八年中國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一起，構成了零八年中國全景圖。
盛大的輝煌常代表意味著高峰頂部，也是告別過去的最好方式。
外部的圍困施壓與內部的分裂力量，隻會造成一時地局部困繞，所謂外患乃蘚疥之疾，所謂天下之大患不在瓦解。甚至不用考慮過多對策，它們內在的矛盾危機有時會自動令它們煙消雲散。但是，當它們與內部的土崩一起展現，與不無人禍因素所致的自然天災一道肆虐時，則又明白無誤地表明：中國社會正重新站在曆史起點上，處在重大轉折關頭。
在這樣的時刻，帶領中國社會重新高點起跳進入中國世紀，主導中國社會完成新轉折重新撥正邁入未來和諧社會前進方向的，正是胡溫新政。
二、零八年的胡溫新政與胡穩新政的曆程回顧
從二零零二年的中共十六大確立中國新領導層開始，胡穩新政逐漸成為觀察中國社會最主要線索。
如果說零八年是中國世紀真正具有裏程碑意義的開局之年，那麽對胡溫新政來講，這一年也具有同樣重要意義。
梳理胡溫新政在零八年的主要工作脈絡，人們應該會對以下事件留有較深印象：
年初，政府機構改革以大部製試行為起點拉開序幕；貫穿全年的行政問責製風暴則震撼了平靜已久的政壇；年底，中部地區兩型社會綜合配套改革方案先後獲批，新的改革試驗區全麵推出。
十月份，十七屆三中全會在京舉行。會議製定通過了胡溫新政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方麵未來詳細戰略規劃，確定了未來中國社會前進路線圖。
年初，全國範圍內高潮迭起地掀起新一輪思想大解放熱潮；而後，帶有初步總結進而充分思想動員意義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全麵鋪開；年終，學習胡錦濤同誌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活動，將持續一年的思想路線大調整繼續推向前進。
一年來，河南湖南等省區市相繼探索出台新的組織人事製度政策方針，在全國範圍內引起較大反響；中央組織部則以整頓組織部門工作作風為起點，連續發布組織路線調整新舉措，把為胡溫新政提供更可靠有力組織保障作為目標的組織路線大調整，尤其令人關注。
從以上簡要梳理中，不難發現，胡溫新政在進入第六個年頭的零八年中，已逐漸由早期的理論思考創新、實踐探索階段，大踏步跨入到確立整體思路、製定詳細方案、充分思想動員、精心組織保障，從多層麵諸領域全麵推進大力貫徹實施階段。它主導中國社會未來發展進程已成為不可逆轉的大勢所趨，並日益成為全社會共同行動。
當然，零八年胡溫新政的全麵推進，是在重大事件接踵而來，既定方針實施節奏進程被頻頻打亂乃至被迫中斷的情況下展開的。它們的社會影響與實踐效果自然受到了巨大影響與衝擊，甚至可說是被這些重大事件映襯衝淡到不留痕跡。
但是，在胡溫新政進入七年之癢的時候，如果仔細回顧它六年來走過的曆程，人們就有理由為在如此困難複雜背景下的零八年裏，它全麵推進的速度、規模所展現的信心、決心、勇氣而感到振奮。
二零零二年中共十六大隻是確立了胡溫新政在新老交替過渡期的領導體製。隨後幾年裏，新老交替後續過渡過程始終是中國社會政治生活的中心事件。在這樣的過程背景中，胡溫新政開始了它小心翼翼地試水、摸著石頭過河的初步探索。
在初期探索中，胡溫新政沉著領導了抗擊意外降臨的非典疫情，接連發布了農業稅減免廢止、提高糧食最低收購保護價格、發放農業補貼等普惠政策，提出了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等新區域發展規劃。
而它在這一時期最主要的工作重點，是在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作深入細致地總體思考基礎上，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新理論。在逐步豐富發展這一創新理論過程中，使其上升為新階段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理論。
社會上尤其是思想界、理論界、宣傳戰線，很快掀起了自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以來的第三次思想大討論熱潮。遭遇到這樣一場曠日持久的思想大討論（其高峰為零五年零六年前後），並沒有出乎發起者意料之外。對胡溫新政來說，中國社會未來發展亟需這樣一場大範圍持久深入思想討論，以便充分動員思想，為重新撥正社會發展前進方向做好思想準備。
大討論對改革開放路線進行了新的全麵總結，並著重反思和探討了多年來所存在的問題、積累的風險、產生的矛盾危機，提出了很多富有啟發意義的解決思路和具體方案。
然而，非理性的批判聲浪逐漸浮現並試圖主導討論主題與方向。在帶給人們啟迪，相互激發人們更深入思考探究的同時，一些極端主義思潮也開始借機死灰複燃，並帶來了思想上的混亂。當明顯與發起者思路背離的兩極相爭大交鋒場麵重新出現，並試圖掌握討論主題與方向時，形成結論以避免各種‘左’‘右’極端主義思潮製造更大思想混亂的時候到來了。
胡溫新政對大討論沒有采取放任坐視態度，它密切關注討論的發展進程並積極參與了大討論。當混亂局麵開始出現時，它適時主導了思想討論的進一步展開，牢牢掌握了節奏與主動。
通過大討論，人們清醒認識了過去片麵追求經濟增長發展方式存在的問題，對由此和其他因素所導致積累的矛盾風險進行了更全麵認真地審視，必須以人為本來尋求科學發展之路逐漸成為新的共識。
人們由此也逐漸意識到，一個新時代將要開始，一個新轉折將成為必須，一條新路線將形成。中國社會將再次告別過去走向未來。
胡溫新政對於告別過去並沒有采取粗暴地割裂曆史方式，這或許是學習了鄧小平的成功經驗而吸取了赫魯曉夫或戈爾巴喬夫式的錯誤失敗教訓。他們積極肯定了改革開放路線的總體規劃與已取得的巨大成就，全麵總結了其成功經驗。同時，也就為它劃上了完美的句號。雖然過程略微顯得漫長，直到零八年底才徹底完結，但它也成為了‘事緩則圓’的最好例證。
這樣，胡溫新政既完美繼承了改革開放路線的豐碩成果，又針對它存在的不足、產生的問題、積累的風險、形成的矛盾危機，及時提出了自己的總體解決思路。通過持久深入地全國範圍內展開思想大討論，它既獲得了豐富發展這一總體解決思路所急需的理論與實踐素材，又使這個總體解決思路贏得了普遍認同，逐漸成為新的社會共識。
隨著零四年底零五年初新老交替程序環節最後關鍵部分完成，胡溫新政開始加快了步伐。
除了繼續豐富發展科學發展觀理論，又一個新的或許更為重要的理論概念被適時提出，即和諧社會理論。
在紀念中共成立八十五周年紀念大會上，對既往曆史進行階段劃分的新方式被引人注目地提出來。從此，新階段、新起點等詞匯逐漸更經常地被更多人們使用，這更有利於人們區分胡溫新政與過去的改革開放路線。
在實際政治運作方麵，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作為重大戰略舉措被推出並迅速鋪開；大手筆清除腐敗分子也取得重大突破----上海市委前書記陳良宇被拘捕立案查辦。前者獲得了最廣大農村民眾普遍支持；後者則有力強化了中央權威，增強了民眾認同。
十七大召開前，胡溫新政最主要工作仍是加快完善並大力宣示新總體戰略指導理論。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作為理論創新最新成果被放在更高位置。
顯而易見，相對於改革開放路線來講，科學發展觀既是繼承、創新、發展、完善，又將取而代之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詞；而作為改革開放路線理論基礎的初級階段論，則有與科學發展觀並提的和諧社會論與之對應。
當然，這樣的雙雙對應並非意味著對立。相反，兩者的順承發展共同一致，要遠大於兩者的差異。
改革開放路線與初級階段論，同先前的革命路線與毛澤東思想矛盾論階級鬥爭論相比，雙方雖然也存在順承發展關係，但兩者的差異更為明顯。因此，它們可以各自獨立成篇、自成體係。
而胡溫新政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同改革開放路線與初級階段論相比，則更多是在後者基礎上作適當調整，根據新形勢新條件對其作新的創新發展完善。它們的關係，更類似於建國前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與新民主主義論同社會主義革命與其指導理論之間的關係。
當然，由於胡溫新政所處的獨特的承前啟後地位，它提出的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是否具有獨立成篇、自成體係的必要與可能，則尚待理論總結與實踐探索的持續互動加以檢驗、論證並給出最終說明。
毫無疑問，和前麵兩個不同時代的路線與理論相比，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尚在初創階段。它們還處在提出主要概念與形成大致思路的初步階段，都需要理論總結與實踐探索的持續互動提供更豐富的內容素材不斷完善。
實踐指導意義更強的科學發展觀，雖然可以從既往的失誤、不足、教訓中獲得對應結論作為基礎，但這些結論需要新的實踐加以檢驗完善。而它從既往的成功經驗中繼承下來的理論素材，也需要在新形勢新條件下指導新實踐的過程中，不斷反複修正完善。它更需要大量新的實踐探索嚐試提供更多理論素材，以形成操作性更強的更完善成熟的政策、方針、方案體係。
作為基礎理論的和諧社會論，也需要進一步充實完善。既要從理論層麵尋求整合既往理論體係中相關理論素材的有效途徑，將馬列主義階級論社會主義論、毛澤東思想矛盾論社會主義初期探索成果、鄧小平理論初級階段論以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西方現代文明進步思想理論成果等等融會貫通起來；又要從實踐探索中超越社會建設層麵的限製，探索總結達成未來社會和諧、經濟和諧、政治和諧、人與自然和諧的一係列目標、途徑、問題、解決思路等等新結論。從而形成更成熟完備，更富有說服力和感召力的理論綜合。
零六年的十六屆六中全會與零七年的十七大進一步發展完善了這兩大理論創新成果，取得了階段性成就。
十七大報告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將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科學發展觀等統一起來。用大量篇幅更完整鮮明突出強調了科學發展觀的內涵，使其作為理論創新最新成果居於更重要位置，預留了科學發展觀與和諧社會論繼續發展完善獨立成篇自成體係的空間。
十七大另一個成就是為改革開放鄧江時代劃上了完美句號。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國模式現代化之路的基本內容與主要經驗。
十七大前後，經過一係列緊密周詳的人事調整，形成了胡溫新政全麵推進階段的完整領導體製。
上述簡要曆程回顧顯示，過去六年來，胡溫新政取得的最主要成就是在理論創新層麵。在實踐探索或具體政治運作層麵，新老交替平穩順利完成的重大意義，甚至超過了其他任何成就。
不要低估這個成就。改革開放以來兩次新老交替順利平穩完成，這不但是一八六零年以來中國全部近現代曆史上獨一無二的，也是同期近現代世界曆史與現實政治運行中，除少數成熟西方民主製度之外實現政權平穩更迭交接的最成功模式過程。它是改革開放和胡溫新政所取得的其他成就共同的前提與重要保證。它的逐步成熟與製度化，填補了建國以來國家製度建設領域極其關鍵的空白。
回首六年來胡溫新政的曆程，雖然總體上它仍處在理論創新探索、思想動員發動、組織力量保障實施的準備階段實施前期；雖然有些準備在很多方麵依然不夠充分，某些推進常常陷入徘徊不前躊躇難行的窘況；雖然它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還不大，遠沒有曆史慣性力量那樣來得深刻顯著強勁，更談不上改變中國社會麵貌，但是，它的形象越來越清晰完整，它的腳步逐漸堅定有力。它已是初生的龍駒、噴薄而出的朝陽。
零八年它全麵推進的速度和規模還表明，過渡已經完成，新的轉折重新撥正前進方向已經開始著手，站在新的曆史高點上重新下蹲起跳也已準備就緒。
三、胡溫新政的曆史定位與目標分析
將胡溫新政放在宏觀曆史時空框架中，從不同角度加以審視對其進行曆史定位，可以幫助人們更清楚了解它的目標與可供選擇的路徑，也能幫助人們全麵了解它麵臨的問題與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案。
在中共成立八十五周年紀念大會上，對既往曆史作出了大體如下的新階段劃分：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九年為建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奪取政權；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六年為建國、社會主義革命與初步建設及文化大革命；這兩個階段最主要標誌和中心主題都是革命，兩者關係總體上是順承發展。
一九七七年鄧小平複出一九七八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至二零零五年前後，為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二零零五年以後為新階段，新起點上重新出發，也即胡溫新政開創和主導的時期。這兩個階段主題都是建設，兩者關係總體上也是順承發展。
零五年以前的三個階段，時間跨度都是二十八年左右。新階段如果以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完成現代化趕超任務的某個具體年份作為終結點，時間跨度也大約是二十八年左右。
前三個階段，大體上每十四年均會出現一個重要節點。如第一階段的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第二階段的一九六二年召開七千人大會總結經驗教訓和八屆八中全會提出以階級鬥爭為綱；第三階段的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此外，每七年為一個小周期也相對具有規律。
大體上來講，每一個階段的前一個十四年主要側重於‘破’，後一個十四年更著重於‘立’。而如果將兩個二十八年放在一起來觀察，同樣也是前一個二十八年更側重於‘破’，而後一個二十八年著重於‘立’。
對既往曆史所做的上述粗略時間階段劃分與總體特征歸納把握，大體上也與一般事物發展規律相符合，與許多類似的古今中外曆史進程經驗也可以相互印證。因此，它們對於從總體把握胡溫新政新階段的曆史跨度與總體特征具有參考價值，不應隻把它們看成時間數字組成的玄學迷宮，它們也是對胡溫新政進行曆史定位的一個重要視角。
雖然中國已有五千多年文明曆史，但新中國建國到零九年也才隻有六十年。而胡溫新政即使能象鄧小平找到忠實可靠接班集體繼承事業那樣，為後來者堅持貫徹執行下去，即使它也完整主導了未來中國社會又一個二十八年周期，在曆史長河中那也隻是短暫的瞬間。
當然，這樣的瞬間對於生活在其間的十幾億人來說，卻是他們有限生命曆程中最重要部分。那麽，這樣的瞬間放在曆史時空長河中去看，還有哪些特殊之處呢？
從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角度來看，經曆了革命建國和改革開放兩個時代的中國，已經完成了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任務，確立了相對完整配套比較成熟可傳承的製度體係，完成了社會整合，初步實現了國家富強。它與外部世界實現了相互開放，並持續進行著更多渠道更多交往方式地溝通交流合作。在此過程中，依靠全體人民的勤奮努力，它已經躋身於最具影響力世界大國行列。
零八年開始席卷全球的大動蕩、大危機進而必然引發的大調整、大變革，甚至可能產生這樣的結果：中國或許將以更快的速度崛起、實現民族複興、完成現代化趕超，它還有極大機會在新世界秩序體係中居於領先位置乃至領導者地位。
領導或統治全球六十年的美國現在發現，除了給世界提供美圓、軍事武器也許還有價值觀，以及它們的消極附屬品掠奪、戰爭、饑荒、死亡、混亂等等，它更多地是向世界索取而非提供。甚至在創新技術領域，現在也更多地是微軟之類美國企業在提供美圓，而印度或以色列等提供腦力勞動來製造了。
對於世界來說，美國所提供的越來越少物質擔保的美圓、越來越少提供全球安全保障的軍事武器以及更多依靠強製推銷的、越來越頻繁製造衝突混亂而非引導進步的價值觀，都早已嚴重過剩。大危機還將加劇這種過剩。而美國無度奢靡的驚人乃至無恥的巨大消耗，正是危機爆發的直接線索與持續蔓延擴大的主要動力。
與此同時，中國卻依靠在嶄新的生產方式進而生活方式下重新組織整合起來的全體人民長期的艱苦奮鬥，建立起世界史上最強大的物質財富及社會精神財富生產製造能力，向世界提供了最大量的商品和更富有啟發意義越來越具有感召力的中國價值。中國還在技術創新領域奮起直追努力增強自己的創造能力，並繼續從量和質上同時擴大提升自己的製造優勢。中國與第三世界多數國家的長期友好關係，以及和能源原材料大國多年的平等互利合作，使中國製造即使在外部世界也能夠源源不斷地獲得可靠的原料與動力支持。
應付美國批發的大危機，中國努力要做到的，隻是要更快地合理改善提高更多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準，使社會的需求總量更加擴大而結構更公平合理。此外，就是及時淘汰相對過剩的落後汙染低效產能，不斷提高自己生產製造的質量效益。
從‘由儉入奢易’而‘由奢入儉難’的簡單常識經驗不難看出，中國要做的隻是按照生產發展的一般進程水到渠成順水推舟，美國則需要根本改造自己的生產生活方式，並需要逐步適應不再由它領導並製定遊戲規則的新世界秩序。
當世界不以消費能力而以更合理均衡的供求綜合實力為基礎來確定新的世界秩序體係格局時，中國或許很快就會無可爭議地成為領先者乃至大可以成為領導者。資本主義讓市場經濟變成消費至上，乃至將資產階級加速腐朽的無度奢靡作為經濟繁榮的萬能激素救世解藥，這已一再讓世界陷入混亂、恐慌、危機乃至災難之中。是時候從根本改變這一切了，以人為本實現可持續科學發展的根本解決思路遲早會被越來越多的人們理解接受。
危機遲早都會過去。危機過後，即使美國統治地位不會立刻陷入‘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境況；即使它強大的全球到達軍力、多年經營形成的龐大政力，能夠繼續維持‘架子雖然大內囊卻也盡上來了’的舊局麵，那也不過是落日餘暉回光返照。甚至即使中國繼續保持謙虛的姿態、和而不爭的總方略，或者為了防止世界由於領導真空而陷入混亂，繼續采取幫助美國維持住局麵的策略，那也隻是時光短促的暫時。
舊秩序體係的崩潰摧毀必然會伴隨著混亂衝突乃至災難痛苦，但這是難以避免不以人意誌為轉移的必然進程。新秩序體係不可能在舊模式運行過程中順利誕生，危機隻是催生婆，是促其加快降臨步伐的契機。
就人類社會總體利益而言，新秩序體係不應仍舊僅以‘硬’的實力來確立維持，更好的標準應是促進和保障人類社會持久進步發展的製度優勢與價值觀優勢。在這樣的標準下，有著五千年文明傳統並‘浴火重生’、擁有人類對社會主義全部探索經驗並經正反波折而修成正果、開放包容吸納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並剔除霸力操持的中國，當然有極大機會為人類社會總體進步發展做出更大貢獻。而即便仍然僅以‘硬’實力來衡量，中國也已不再下於人了。
因此，胡溫新政所處的曆史起點是全球秩序大變革大調整大重組的轉折關頭，而其終點則極可能是新秩序體係穩固確立的標誌性時點。胡溫新政要帶領中國在此進程中把握時機乘勢而上，要使未來初步建成和諧社會的中國成為和諧世界新秩序的中流砥柱。
就中國自身曆史發展進程而言，對胡溫新政進行曆史定位，可以從諸多不同角度綜合描繪。
鄧小平為中國現代化之路製定的三步走戰略中，胡溫新政所處的階段是該戰略的第三步即戰略完成階段。在此階段，中國將完成現代化戰略趕超任務，把落後的農業社會為主體的傳統生產力體係發展成為先進的城市工業社會為主體的現代生產力體係。中國將完成初級階段主要任務而初步建成為和諧社會。
從中國社會製度體製變遷角度來說，由建國後改革前，把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管理製度體製、蘇聯斯大林模式計劃經濟國家工廠製度體製、革命實踐中創設發展的軍政領導製度體製融匯而成的製度體係；經改革開放以來的新領導製度體製、市場經濟體製、新社會行政管理製度體製等全方位轉軌變革製度體係；到未來社會更加成熟完備、符合現代生產力體係發展需要、適應現代社會結構管理服務要求、可傳承、善於自我調適自我完善的和諧社會新製度體係。
從中國社會結構變遷角度來看，由過去，將禮崩樂壞後一盤散沙的底層社會與軍閥混戰各據一方的上層社會整合成大一統的、高度集中管理的‘幹部---組織----群眾’或‘領導--單位--人民’模式；經改革以來逐步形成、現代中國社會正在展現並繼續演進的，複雜多元利益主體在持續地分化組合中不斷相互衝突融合的階層結構；演進到未來更有利於人與人和諧相處共同發展的和諧社會新結構。至於後者是怎樣的具體模式，也許書本和現實世界更多的隻是提供了反麵參考。
還可以從更多角度來定位胡溫新政所主導的中國社會在曆史進程中所處的位置。綜合這些角度，就可以比較全麵的了解胡溫新政所要達成的目標，對比現在就可以大致了解可供選擇的前進方向路線。進一步地，也可以明了它所麵臨的問題及可供選擇的解決方案。
每一個角度對於全麵準確把握中國社會這個超級龐大客觀存在體而言，都是意義獨特不容忽視。
比如，即便是從人口年齡結構、人口增長趨勢及家庭結構等角度來觀察分析定位，也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由毛時代人口爆炸式增長、年輕型社會熱情衝動普遍膨脹、理想主義盛極一時、就業壓力令人喘息等等；經鄧江時代人口增速下降但增量總數依舊驚人、漸入中年社會總體安穩創業熱情高漲、物欲橫流功利主義泛濫成災、就業壓力有所緩解但依舊嚴峻等等；到未來社會人口總量趨於穩定、老齡化社會相對嚴重、安閑保守思潮漸起、獨生子女家庭比例上升、8421家庭結構產生係列社會問題等等。
這些，對於全麵把握中國在不同時代的社會總體特征，顯然意義重要而不可替代。
綜合上述角度來分析胡溫新政主導和改造中國社會所要達成的目標，便不難發現，這些目標雖然分別來看可以相對具體，但總體觀察實在過於複雜龐大。
即便是將目標限定在三步走戰略最後完成，任務已十分艱巨。需要充足的時間並作堅持不懈地專注努力，才有較大機會取得最後的成功。如果被戰爭或其他危機所中斷，那麽看似近在咫尺的目標，最後也可能變得遙遠並機會渺茫。
這也是鄧小平十分強調緊抓戰略機遇期要求韜光養晦專注發展的原因所在。
而胡溫新政改變中國麵貌所追求的目標，顯然比單純經濟增長為中心考量的上述目標要複雜龐大得多。打造未來中國和諧幸福社會的總目標，甚至決不是一兩代人可以完成的。哪怕隻是為此目標開辟道路、建立可靠的製度保障、培養出一代堅定可靠的領導管理執行隊伍、為長期堅持貫徹實施充分必要準備工作等等，完成這些任務，胡溫新政都需要更加足夠的時間作更專注地努力，才有較大機會達成。
而需要更加足夠的時間本身，就構成了胡溫新政必須認真麵對和努力妥善解決的問題。
中國經曆了三十多年改革開放和更長時間的專心建設，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與世界同步進入大調整大變革的曆史轉折關口。麵對著新時期新形勢新特征新矛盾新條件，理所當然的，胡溫新政將為中國社會尋找新的前進道路。它所麵臨的問題顯然無比龐雜而遠不止是這個問題。
在它所麵臨的眾多問題中，鄧小平所著重強調過的三個問題顯得特別重要。
四、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一個重要問題：領導製度的調整完善與推進政治體製改革
鄧小平曾指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首先是高層。
雖然他當時是特指黨內高層始終要對和平演變危險保持警覺，要始終高度重視反腐敗。但這個論斷的正確性，顯然可以擴展到與政治體製改革相關的全過程與所有領域。而領導體製的任何調整完善舉措過程，則尤其是關鍵。（而他所特指的兩個方麵，實質問題也都與政治體製改革有關。一個是防止將政改引上邪路，一個是要依靠推進政改取得成果來最終解決）
對胡溫新政而言，要獲得完成宏偉目標所必需的足夠時間，要使自己的正確路線決策被堅定可靠的繼承者長期堅持貫徹下去，這些問題的實質，正是必須解決現行領導體製中對新政路線方針長期堅持順利貫徹可能帶來幹擾乃至破壞的消極因素。它必須盡快致力於打造有利於新政貫徹落實並延續堅持的領導體製，持續推動政治體製改革取得較大進展，進而建立起更成熟完備、符合未來中國社會進步發展所需的、可傳承領導體製和高度民主的現代政治文明。
這顯然是具有相當政治風險的難題。
正因為如此，雖然鄧小平早在一九八零年就已經完整提出了改革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整體構想，多次提出要加快推進政治體製改革。但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結果卻顯示，政治體製改革客觀上已相對滯後於經濟體製和其他領域改革進程，甚至在許多領域逐漸成為製約社會進步發展的瓶頸。而到了今天，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的回旋餘地空間越來越小，由此積累的風險導致的矛盾則越來越集中突出。
但是，蘇聯解體東歐巨變的嚴重教訓，八十年代後期國內因政治改革引起政治風波的客觀事實，都使人們對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疑慮重重乃至心有餘悸。
一方麵政治體製改革如果停滯不前，領導體製中客觀存在的幹擾乃至破壞因素如果不能得到及時有效地穩妥處理，獲得足夠的時間推進其他的調整完善進程就難以順利展開，反複折騰就難以避免，長期堅持有效延續就難以實現；另一方麵，政治體製改革的巨大風險，又不能不令人選擇更加審慎穩妥。
政治體製改革停滯不前肯定會導致嚴重後果，而重新啟動則同樣麵臨風險。這是兩難選擇，權衡利弊之後，應該選擇怎樣的最佳方案呢？
雖然三十年改革開放客觀上形成了政治體製改革落後於經濟體製改革和其他改革進程的局麵，但如何正確評價這個相對滯後呢？也許答案能為人們做出新抉擇提供參考。
首先，政治體製改革相對滯後而非超前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蘇聯東歐改革失敗的一個重要教訓，正是政治體製改革過於超前而經濟改革和其他改革乏善可陳，結果頭重腳輕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而三十年改革開放的實踐也證明，政治體製改革相對滯後並不會極大妨礙其他領域大突破並取得巨大成就；
其次，政治體製改革的方向不是照搬西方模式乃至搞顏色革命，而是將人民當家做主、黨的領導、建設法治國家三者有機統一。在借鑒前人他人經驗的同時，很大程度上主要是走出一條前人別人從未走過的道路。同時，政治體製改革還要服務於經濟建設為中心和保持國家政局長期穩定高效運行。任務的艱巨性與問題的複雜性，決定了其進展過程必須相對緩和平穩，其時間跨度必然相對漫長要從長計議。
因此，政治體製改革需要重新提上日程，但務必審慎穩妥。
那麽，該選擇哪裏作為政治體製改革的突破口呢？哪裏才是當前中國社會和胡溫新政最需要率先突破的地方？哪些才是首先要認真麵對和妥善解決的問題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同樣，需要參考前人的成功經驗。
率先進行領導體製的改革調整並取得初步成果，為其他領域改革全麵推進贏得更充足的時間保證，提供重要的前提條件與必要的製度保障。這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
同時，鄧小平開創的中國模式現代化道路另一條重要成功經驗，是尋找到堅持自己正確路線的堅定可靠繼承者，保證正確決策得到有效延續有力貫徹。而實現這一切的關鍵，也正在於他所創設的中國現行領導體製提供了堅實可靠的製度保障。即便他精心設計的這種領導體製也許是過渡性的，某些方麵未必成熟完備，將來需要更好的體製繼承其精髓而彌補其缺憾。
顯然，這兩條重要經驗對胡溫新政和當前的中國社會來說，意義都十分重大。
胡溫新政也需要進一步調整完善領導體製，以贏得時間為其他領域調整完善創造前提條件提供必要保障；它也需要建立更成熟完善可傳承領導體製，以保證自己的正確路線政策能夠有效延續長期堅持得到有力貫徹。
在討論對領導體製做進一步地調整完善之前，需要對現行領導體製作簡要分析。
鄧小平開創的中國現行領導體製相當獨特，精心獨創地設計了很多重要製度。雖然部分服務於特定時期政治任務需要的過渡性製度安排，如中顧委製度等，隨著任務結束已被取消，但大部分製度被繼任領導集體堅持發展完善並傳承下來。
經曆三代領導集體兩次政治領導層平穩順利過渡交接的檢驗，它的製度化程度大大提高，已然相對成熟。
從總體上來看，它是為保證改革開放路線長期堅持而不被動搖，從而實現現代化趕超任務目標服務的。同時，它還要保證政局長期穩定高效運轉。曆史實踐證明，它基本適應滿足了上述需要要求，實際運行的政治效果卓著。
對比建國後改革前的領導體製而言，在維護日常政治運行方麵，這一領導體製恢複並發展了建國初期建立的主要製度體製，否定拋棄了文革時期新創的製度體製。同時，按照更有利於國家經濟建設中心任務開展，確保政局長期穩定高效運行的總要求，對黨政軍群、立法行政、司法、中央、地方、基層等權力係統，進行了必要地精簡充實調整、程序製度規範、結構配置更動。
而它最主要的創新，是在政治領導層的新老交替製度建設上，進行了極富創造力極富政治遠見的開創式建設。解決、填補了建國以來長期未能有效解決的製度建設難題、製度空白領域。
從內容上看，新老交替製度程序安排主要包含以下要點：廢除領導職務終身製而代之以任期製、領導人任職年齡限製與退休製度及過渡安排等，這些大都已由國家法律黨內規章文件等形成成文製度。而不成文的製度安排主要是接班領導集體的選拔、培養、確定，以及過渡期的程序進程安排等。其中，隔代初步確定接班領導集體首要成員（班長、核心）的安排，似乎已經或將要成為慣例乃至製度，尤其具有獨特性。
如果要在古今中外政治製度史上尋找與這一製度模式相近的製度安排，也許隻有極少數模式或過程與其比較近似，比如中國古史傳說中的堯舜禹禪讓製度、新加坡的‘李光耀--吳作棟--李顯龍’模式以及俄羅斯的‘葉利欽--普京--梅德韋傑夫’模式等。這是除西方成熟民主製度、傳統世襲製度之外，較好解決了政權平穩交接傳承的製度安排。
而中國的體製中，隔代確定接班領導集體首要成員的製度更是獨一無二的。其要點為：現任領導集體首要成員（班長、核心）未來接替人選，不由現任領導集體屆時確定，而往往需要已退休的前任領導集體參與決策甚至主要由其初步選定，而且時間通常是政治交接完成現任領導集體正式全麵執政的第一時間段內。
這樣的製度安排顯然有其優勢：
它能最大限度地保證既定中長期路線規劃和正確政策得到長期地有效貫徹堅持，更有力地保障政策延續性從而使正確政治決策取得更顯著成效；
它能較好防止最高領導人權力過分集中從而出現專斷行為。有利於貫徹集體領導原則從而實現高層決策民主化。
顯然，現任領導集體作出政治決策時，會充分尊重前任所做的相關決策，也會充分考慮決策對於接任集體的影響後果；
它還能更好地防止政治意外事件對於領導體製的衝擊，確保領導體製總體上長期穩定運行。
而它的缺點，則上述三項都能找到對應麵：
一旦中國社會未來發展需要對原有路線方針政策進行大幅度調整，乃至重新製定路線方針政策才更有利於國家現實和長遠進步發展需要時，它會加大調整修正轉變的阻力、障礙。這種體製在保證政策路線方針的延續、堅持不動搖，與因應形勢需要能靈活地調適創新完善之間，存在著矛盾。
這種矛盾如果處理得當，適度調整轉折後形成的新路線，與原有的路線形成的角度會保持得更加和緩而非棱角分明乃至劍拔弩張背道而馳。正弦曲線沿對稱軸曲折向前，與折射線沿中間線反複向前乃至雜亂無章，從政治穩定角度去看，效果是不一樣的。
但這種矛盾如果處理不當，新路線方針政策將無所適從、無從措手足；
對現任領導集體來說，當退休領導集體或未來接替者決策意見與其有較大分歧時，現任集體的決策效率會降低，效力會減退。
如果形成多元決策乃至決策中心不能確定的嚴重情形，政局穩定性都會因此受到影響；
這種體製也能製造出政治意外事件，不同的組合博弈有時能對體製運行造成意外。體製運行之外的因素有時對體製運行產生重大影響。比如，陳良宇腐敗案的處理結果就對新老交替進程與結果產生微妙而關係重大的影響。
顯然，對胡溫新政而言，這些缺點正是它需要認真應對努力妥善解決的問題。
改革開放已持續了三十多年，中國社會麵臨的內外環境、經濟社會發展所麵對的形勢條件等等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許多是質的變化而非量變。中國社會繼續前進的目標與可供選擇的途徑也因此發生相應變化，對前進方向線路作適當幅度調整轉變修正在所不免。現實中暴露出的問題矛盾嚴重程度與解決處理它們的急切性則顯示，這種調整的幅度將超出很多人的原有估計，而時間相對緊迫。突然爆發的全球經濟危機與接連不斷的嚴重自然災害則加劇了這種形勢。
但是，這種對形勢的認知是否能夠取得前任集體與繼任者的認同形成合意？是否會因為過於強調堅持原有路線而輕忽形勢的嚴重變化進而陷入紛爭進退兩難？舉棋不定的後果或許是加重全球危機對中國的消極影響，喪失轉危為機的最佳時機。
此外，由於這種體製不象成熟民主製度那樣相對而言更加開放公開透明，雖然較之於傳統世襲製，它在接班人選擇上有更大的空間，更利於形成擇優機製。但它仍然不能避免小圈子選人、特定範圍內選擇帶來的弊端。此外，選拔時間較短而培養時間過長，一旦需要中途更換則可能尚缺乏製度化程序等等，這些方麵均存在改進完善餘地、空間。
這裏需要特別強調一點，從製度形式上來講，這種體製處在傳統的世襲集權專製製度與現代民主製度之間，它的未來走向究竟是朝著更加開放公開透明方向演進，還是逐漸形成政治權力封閉運行進而固化家族化世襲壟斷乃至走向僵化腐化？這是在挑選接替者時，需要特別認真重視的問題，最頂端的人才導向有可能會對這種過渡體製的未來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
具體到現行領導體製的某些程序細節，若幹需要調整的形式要件也必須盡快處理。
比如，中國已經否定了前蘇聯斯大林模式，但該模式某些形式要件仍然存在現行的製度體製之中。特別是五年計劃以及由此而來的五年任期五年政治經濟運行周期。
前文已經提到，中國政治發展的基本周期大體上是七年為一個小周期、十四年為一個重要接點、二十八年為一個有明確主題路線目標等加以區分的重要階段；
而從經濟運行的實際周期來說，七年為生產資料更新周期同時也是經濟波動的短波周期，人為設定的五年周期並不符合經濟運行的實際規律。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過程中，這種不相符帶來的混亂已經越來越明顯。而市場經濟體製已經基本確立的今天，這種不相符還可能製造更大的混亂。
零八年的全球經濟危機製造的一個小小客觀後果是，它完全打亂了本來已經嚴重不符實際運行的五年計劃體製，製造了由五年體製向七年周期轉變的契機。
這雖然是形式問題，但也很重要。形式要件不合時宜，會對實際政治經濟運行進程產生幹擾拘束。
不妨簡單推想一下，如果建國時就沒有因為照搬蘇聯體製而人為設定五年周期體製，如果那時就實行了七年體製，那麽毛澤東同誌也許就不會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召開前後乃至更早，便需要考慮新老交替問題。而時間倉促以及在這一重大製度建設領域的不足失誤，對中國當時及以後政治實際運行進程產生了重大乃至關鍵性影響。接班人問題在此後中國政治運行進程中即使不是最主要線索，至少也是貫穿全過程的極端重要線索。而五年體製在此後的一係列政治運行中製造的混亂也顯而易見。
五年體製不符合中國政治經濟運行的客觀周期，相反，它常常給政治經濟正常運行帶來幹擾混亂。形式雖然沒有內容實質重要，但它會對內容實質產生重大作用，不容忽視。
不應繼續把這種不合適宜的形式要件留給後世製造更多的困擾。越往後拖，慣性力量越大，後人想調整糾正過來也就越困難。
以上從實際運行與形式要件等方麵簡述了現行領導體製存在的若幹尚待修正補完之處。顯然，胡溫新政對現行領導體製的調整完善遠不限於此，它要充分考慮當前的形勢所需和未來中國社會進步發展民主政治建設的要求，創造出更成熟完備可傳承善於自我調適自我完善的新領導體製。
胡溫新政即使逐漸穩妥地解決了現行領導體製存在的問題，獲得了更充裕的時間來確立新路線方針政策並大力貫徹推行，它也還需要審慎尋找忠實可靠、適應中國社會未來進步發展所需的最合適接替者堅持自己的路線。
總體上來看，在這兩方麵它所要做的，更接近於鄧小平及其同事在改革開放初期曾經做過的。而並非一味沿襲已經形成的既往模式，甚至在路線調整與堅持不動搖之間來回反複舉棋不定。
特別要指出的是，確定未來接替者時，除了要考慮確定的具體人選對於領導體製未來走向可能產生的重大影響，還必須充分考慮和諧社會初步建成、初級階段任務基本結束時，中國社會可能麵臨的全新形勢。要著眼於七年後、十四年後乃至二十八年後的長遠需要和那時的要求，將眼光放長遠一點再長遠一點，把圈子放大一點再大一點。
從這個角度來講，打造更成熟的新領導體製可謂刻不容緩。雖然務必要審慎穩妥來不得半點急噪，但必須緊抓不放鬆，認真準備精心構建。
此外，胡溫新政必須通過組織路線調整，推進政治體製改革，製度創新完善，選拔培養從中央到地方基層一大批管理執行團隊乃至造就整整一代人去具體貫徹落實。
如果說改革是一場革命，那麽胡溫新政其實就是又一場革命。雖然它們都不再是一個階級推翻或者改造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在形式上，一代人的新陳代謝仍舊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因素。不光是人的觀念思想行為方式要更新，人本身的更新也很重要甚至更重要。
領導體製存在嚴重缺陷並長期僵化沒有改變，這是導致蘇聯東歐巨變的重要原因，也是人們需要牢記的重要教訓；而率先進行領導體製的改革並取得重要成果，則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功的一條重要經驗。
現行領導體製，客觀上具有給胡溫新政對原有路線進行必要調整帶來幹擾、製造阻力的消極因素，而政治體製改革的長期滯後也難以為繼需要盡快扭轉避免被動；現行領導體製在製度設計與形式要件上的某些不足缺憾，也難以適應未來中國社會進步發展的需要要求。
因此，無論是從借鑒前人的經驗吸取他人的教訓，還是從現實需要與長遠要求來講，對領導體製審慎穩妥地進行必要調整，是胡溫新政首先需要認真思考抓緊著手解決的關鍵問題。
將政治體製改革的穩步推進重新提上日程，並將領導體製的必要調整完善作為率先突破口，將新老交替製度的修正補完作為關鍵核心，切實地將前人未做完的做完、做好的堅持下去完善起來、存在不足的地方調整修改過來，這是真正解決‘中國要出問題，還是出在共產黨內部，首先是高層’的根本之道。
五、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二個重要問題：解除社會精神危機，繼續糾正改革開放最大失誤，打造中國價值
鄧小平曾經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最大失誤在教育。
胡溫新政要認真麵對和努力解決的第二個重要問題，就是繼續糾正這個最大失誤，解除中國社會客觀上較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機。以重建社會核心價值體係為重點，全麵建設高度繁榮的精神文明和先進文化，將中國價值打造為國家核心競爭力重要組成部分。
問題顯而易見。當中國社會經曆了長時期持續地全方位改革，從封閉社會轉為對外部世界采取全方位開放姿態時，當全社會都將主要精力、資源等等長期投入到物質財富的創造、增長時，理想、信仰的破滅進而迷失、精神生活的空虛、道德體係的混亂、價值觀的衝撞等等，自然易於普遍出現逐漸蔓延。
後果相當嚴重。物質財富的累增並沒有使人們更感到幸福，許多人陷入困惑，物質財富的快速增長還導致非理性欲望的普遍膨脹。官員腐敗行為泛濫、既得利益群體社會責任意識低下、腐化風氣蔓延。這些，與不健全的製度、片麵追求經濟增長而忽視資源環境破壞的發展方式組成了惡性互動循環，擰結成影響乃至主導中國社會發展的強大曆史慣性力量。使中國社會的發展嚴重背離了改革開放的初衷，改變了設計者預設的發展前進方向，會把中國社會帶入極其糟糕的境況，甚至能摧毀已取得的所有成就。
解決起來相當困難。舊的社會價值體係文化思想觀念需要經曆衝擊碰撞乃至摧毀重建，這樣才能是經得起考驗有更大價值的‘浴火重生’。重建社會核心價值則需要在實踐中反複甄別挑選鍛造。這樣的過程需要足夠的時間，需要建設者有信心耐心並持續投入更多精心努力。
要以實踐為基礎，進一步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融匯傳統文化優秀內核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引進消化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洋為中用，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和諧社會價值觀為核心重建社會核心價值體係。
重建起社會核心價值體係固然時間漫長過程痛苦，重建之後用新的教育方式讓社會普遍接受認同，也有待探索總結推廣，需要不斷地實驗創新。而這同樣也需要時間。
必要的體製創新也許是加快建設過程的關鍵。
要長期堅持科教興國人才強國戰略，堅持努力建設學習型創新型社會。
不斷創新教育、科技、文化體製，使尊重知識、珍視文化成為更普遍的共識。使文化產品精神財富創造、市場體製、普通民眾提高文化生活水準的現實需求有機結合，實現良性互動。形成更和諧寬鬆的外在社會氛圍和開放包容的體製保障，使不同層次的精神財富創造需求，能夠彼此融洽相處。
以不斷強化基礎投入為政策導向，逐步改變知識、文化、科技脫離普通勞動者的體腦勞動兩極分離乃至對立社會結構。讓最大多數社會公眾共建共享物質財富的同時，也能共建共享繁榮的精神財富成就。
信仰出現真空、觀念發生激烈碰撞、思想頻頻受到衝擊、精神出現困惑，這些都是短期內難以避免的必經過程。現在，最激烈的衝突混亂時期已經大體過去，漫長的文化精神財富建設過程中，仍然會有這樣那樣的起伏波折。
在這樣曲折艱難的建設進程中，始終要大力提倡開放包容，真正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貫徹得越來越徹底；始終要注意清理以自我封閉為根本特征的的各種極端主義思潮，要注意壓縮腐朽墮落頹廢文化消極現象生存空間。
在開放包容的精神指引下，充分地交流溝通融合，最終必將在建設者持之以恒地努力下集大成為又一個文明文化盛世時代。
六、胡溫新政麵臨的第三個重大問題：解決土崩之危，解決科學發展麵臨的主要矛盾、掃除構建和諧社會的最大障礙
鄧小平曾經指出，‘經濟如果出問題，很可能出在農業上’；‘中國社會是不是安定，中國經濟能不能發展，首先要看農村能不能發展，農民生活是不是好起來’。
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為什麽這樣重要？因為它們是中國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最基礎的根本。基礎不牢則地動山搖。人類社會發展曆史上，在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城市工業社會變遷過程中，極易並一再出現過因為基礎動搖而導致社會大動蕩的土崩之禍。
就今天的中國社會來講，由於製度體製不健全和片麵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方式等因素共同作用，客觀上中國社會整體上已經形成了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社會階層分化日益嚴重的趨勢。在局部地區、領域內，形勢已經十分嚴峻。部分區域內的上層既得利益群體與底層社會公眾形成巨大社會鴻溝進而產生對立，雙方都對現行社會秩序產生改變現狀的強烈要求，形成上下夾擊乃至並肩齊推之勢，這就是中國社會麵臨的土崩之危。
它是實現科學發展必須麵對和解決的核心矛盾，是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跨越的關鍵障礙。
造成土崩之勢是多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就當前中國社會局部區域內的情形而言，大致情況如下：
先富階層的部分群體出現將既得利益擴大化固化強化傾向，朝著具有獨占、排它、壟斷特性社會強力集團方向發展。他們掌握了大量社會資本和強大政治權力資源，卻缺乏應有的社會責任感。這些，使他們對現行社會秩序越來越公開地表達利益訴求；
他們日益忽視底層社會公眾的利益乃至頻頻侵害掠奪，堵塞底層向上層社會躍遷的渠道等等。這些，令他們與底層社會關係日益緊張對立；
他們中相當一部分成員在金錢權力的巨大腐蝕作用下，腐化墮落速度之快、規模之大、程度之嚴重，令社會感到震驚恐懼。這些，引起社會巨大的反製。
這些，都令他們對現行秩序產生越來越多的不滿，越來越頻繁地對其施加壓力乃至製造衝擊。他們自身又具有相當具大的能量，一旦資本權力網絡更加緊密，時機合適時，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他們可能走上政治前台尋求根本性變革。
底層社會在平均主義社會結構被打破後，挫折感普遍存在，要求改變現狀願望強烈。隨著社會的進步發展，他們的權利意識大為提高，易組織性較之傳統農業社會也大為增強。利益表達渠道稀少且常不暢通，訴求得不到及時有效回應，這些令他們容易與現行社會秩序間產生緊張對抗，而他們的行動能力則在增強。
當然，他們中大多數成員對現行秩序的期待心理遠大於失望乃至絕望。他們改變現狀的要求與部分既得利益群體的相應要求在總體方向上是對立的。
與此同時，現行的社會維穩機製，無論是社會管理製度體製管理方式，或者是社會疏導機製、危機應急處理機製，都嚴重落後於形勢發展的需要要求。總體上效率低下方式粗糙，難以應付日益高漲的壓力洪流，一味地采取施壓強製辦法處理問題，甚至常常激化矛盾。
對現行秩序來說，最大的危險是局部區域內部分既得利益群體利用底層社會公眾不滿，發揮自己的能量優勢與底層的數量乃至組織優勢，並肩形成合力來衝擊對抗。
對這種情況，暫時的分而治之雖然不能根本解決矛盾，但可以相對緩解問題為標本兼治贏得更多的時間。
從總體來說，當前就是要善用‘損’‘益’之道來分而治之求得緩解贏得時間。
具體來講，對部分地區領域裏的強勢既得利益群體，要在盡可能不過多損害社會發展進步效率前提下，按照民主法治要求，審慎適度用‘損’：
特別要把重點放在先富地區，非法或不當獲利暴富現象較集中的領域，如礦產、土地資源壟斷，投機泛濫的資本市場，非法高利貸盛行的地下錢莊等等，貧富差距過於拉大的區域等等。
要引導強勢既得利益群體富而思源思進，增強社會責任感，帶領更多人共同致富；要嚴厲打擊非法行為腐敗行為，嚴厲約束腐化行為，使強勢既得利益群體保持創造的活力前進的動力而不至於變成‘玩物喪誌，玩人喪德’的活標本，變成社會進步發展的障礙阻力；要建立更加規範公平公正公開的製度體係，使他們難以獨占壟斷資源；加大對他們的收入調節力度，加強對他們的教育引導規範監督；
要特別重視從製度建設著手，防止政治權力家族化世襲壟斷，不斷拓寬擴大政權基礎；全力鏟除政治權力與社會資本以及公眾傳媒形成的利益共同體進而結成嚴密網絡；使社會階層流動渠道更多更暢通，防止強勢既得利益群體將社會結構固化僵化腐化。
對於底層弱勢群體，要在盡量避免平均主義重新抬頭的前提下，按照公平正義的要求，大張旗鼓地多多用‘益’：
特別要在與底層弱勢群體最密切相關的社會區域不遺餘力地多施惠民德政，中西部貧困地區、農村農業基礎環節、老少邊窮地區，要持續地投入更多資金、給予更多優惠政策扶持。
對大多數弱勢群體，既要從完善社會保障體係入手，基本解決他們的生存之憂；又要加大社會教育培訓，增強他們的發展能力，打破各種體製障礙，增加他們的致富途徑。
要不斷強化基層社會服務體係建設，吸引更多高素質人才進入到基層社會服務體係中，整體改變其現有麵貌。
拓寬底層群眾利益表達渠道，加快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製度建設，從程序細節著手，使這一製度體係更加公平公正公開透明。
要特別重視將他們納入到有效管理的社會服務組織體係中，大力清除基層社會裏死灰複燃的、新出現的各種各類封建迷信以及反動的非法組織。
要充分加強對現行社會維穩機製的調整改革。以司法體製改革為突破和重點，加快社會管理服務體製機製、危機應急處理體製等等製度建設。大量吸收新鮮血液加大新陳代謝力度，切實打破這些領域裏的權力封閉運行、人事製度僵化，不斷及時更新管理服務觀念方式。盡快打造更加牢固的社會秩序堤壩，建立更加及時有效的社會疏導機製，拓寬社會壓力宣泄渠道。積極采用新的技術手段、探索新的交流溝通渠道方式及時化解衝擊力量。
顯然，‘損’強勢既得利益群體的那些不利於社會穩定導致社會僵化的種種‘有餘’也好，‘益’弱勢底層社會裏的那些影響社會穩定造成社會前進動力匱乏的種種‘不足’也好，或是吸收新鮮血液更新改造社會維穩機製，都不可能在三者內部尋求力量來做到。而要解決土崩之危，上述分而治之歸根結底也隻是治標，還隻能暫時緩解問題矛盾。
對土崩之危的根本解決之道，還在於持續努力增強壯大胡溫新政最可依賴的社會中堅力量，要增強胡溫新政對他們的感召力凝聚力，使他們成為尋求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主要參與者支持者。
這些社會中堅力量主要是：農民中最富創造力與先進現代生產力體係最接近的數以億計農民工群體和城市職工為主體的現代無產階級；數以千萬計的知識分子群體中最富朝氣、進取精神、學習創新精神的當代大學生群體和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富有社會責任感勞動經營致富視野更廣胸懷更寬的現代企業家和社會管理服務者群體；最富組織紀律性的當代軍人（含武警、退伍轉業、預備役等）群體。
他們是中國未來社會最主要物質財富精神財富創造者，工農學商兵，中間階層，勞動者愛國者，社會中堅力量等等，他們有眾多的社會符號。
在上述分而治之的三部分諸策略措施的實施進程中，始終離不開他們的源源參與，主要是依靠他們才可能具體落實這些策略措施真正取得成效。
而從根本解決土崩之危，關鍵也在於壯大提高他們的實力地位，盡一切努力盡快使他們成為社會真正的中堅。要大力強化對他們的製度保障、政策支持，拓寬他們就業創業經營政治進步的渠道空間，打破各種對他們的流動進取形成限製障礙的製度體製因素和腐朽僵化力量。
他們是實現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主力軍，要積極地將他們引導到新政各層麵各係統領域層層推進全麵鋪開的新舉措新變革新建設中去，使他們真正成為新政路線動員發動、實施推進和長期堅持的最主要動力、最可依賴社會基礎。
綜合來看，胡溫新政麵臨的三個主要問題並非互不聯係的，相反，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內在聯係。把前人做得不夠的加強完善起來，失誤的調整糾正過來，正確的堅持下去，這是解決它們的共同原則。
根據當前的形勢需要，充分估計七年、十四年乃至二十八年之後可能出現的形勢要求，借鑒前人的經驗吸取他人的教訓，從領導體製的調整完善入手，推動政治體製改革取得進展，為其他領域的調整完善創造前提條件提供製度保障；以和諧社會價值觀為核心，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主要內容，打造社會核心價值體係，使中國價值成為中國核心競爭力重要組成部分；以解決局部區域的土崩之危為重點，切實壯大社會中堅力量，打破製度體製對他們的種種束縛障礙和局部區域既得利益固化僵化利益格局。全麵轉變經濟社會增長發展方式，大力調整經濟社會結構，使中國社會逐步走上科學發展新道路，邁向和諧社會新目標。
七、結語：前景展望
不可能知道鄧小平及其同事在九二年就挑選長期在西部貧困地區任職的胡錦濤，確定由他擔任未來中國社會主要領導人時，他們所做的全部考慮。他們是否預見到當胡錦濤及其同事接過傳遞棒時，中國社會不僅要在發展策略上由偏重發達沿海地區轉為向中西部貧困地區傾斜，而且更需要對他們所製定的既定路線作出超過預計的大輻調整轉向，中國社會才能重新走上正軌嗎？
但是，當今天的中國社會的確出現了後述情形時，他們所挑選的胡錦濤以及繼任領導集體為胡錦濤確定的主要搭檔溫家寶等人，的確成了帶領中國完成新的變革重新出發前進的最合適人選。
胡錦濤及其同事與共和國同步成長，信仰堅定而思想更為開放包容；富於學習熱情並熟練掌握前人經驗技巧，樂於使用最新方式與世界交流溝通，善於處理國際關係，樂於與普通公眾建立親密聯係；他們都親身經曆了文革而未被摧毀，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嶄露頭角成為政治明星，站在高處參與了改革開放全過程。深知中國當前社會問題矛盾所在，勇於麵對問題、樂於承擔責任並積極探求解決之道。對中國未來有深遠思考，在前人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製定了更周密細致的總體規劃。
最關鍵的，他們還有著整整一代同樣經曆文革和改革雙重洗禮的民族精英團結支持，這一代人都深知中國社會建設的艱辛與團結的極端重要。他們在總體上形成了中國曆史上最富有創造力、團結進取精神、社會責任感、開放包容氣度的民族精華力量。
這些，構成了胡溫新政帶領中國建設和諧社會進入中華盛世最重要的人和優勢。
中國曆史發展規律顯示，在國家完成新的統一、製度體係建設大體完成、社會整合完畢後，經過數十年持續和平建設，中國就會迎來高度繁榮的盛世時代。而今天的中國，正又一次處在這樣的曆史時點。
世界近現代史一個重要規律是，經濟產業製造中心進而領導中心不斷由發達國家向後起國家轉移。今天的中國，在承接了這一轉移數十年後，已漸成世界產業製造中心，而其內在的龐大自我轉移容量空間還將維持這種局麵更長時期。
這兩者，構成了中國世紀必然到來的天時與地利優勢。
兼得天時地利人和優勢於一身，胡溫新政還將持續擴大中國的這三方麵優勢，它帶領中國社會闊步邁入中華盛世、實現民族複興的未來前景一片光明、無比燦爛。
全文共二萬五千餘字
2009年2月21日（第十四稿）
湖南湘潭水岸南國大酒店
附錄：國家主席製度與領導製度改革（大綱）
一、國家主席製度的沿革與主要內容
1 ，建國前的主席製度
A，蘇聯的主席製及其對中國的影響
B，國民政府時期的主席製及其沿革
C，建國前蘇區解放區的主席製度
D，主席製的內容、特點
2，建國初期的國家主席製度 建製、傳承與廢止
A，建國時的主席製 內容與沿革
B，國家主席製度的傳承 新老交替製度的初步設計、雙主席體製
高饒事件、赫魯曉夫事件、八大、廬山會議、一線二線構想等
C，國家主席製度的廢止
七千人大會、八屆八中全會、路線之爭與體製矛盾、接班人問題
3，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主席製度的重建與傳承
A，改革初期領導體製的主要問題與改革
B，國家主席製度的重建與傳承沿革
C，新國家主席製度的內容與特點
二、國家主席製度在日常政治運行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1，改革前後國家主席製度地位作用的比較分析
2，從保持政局穩定高效運行角度對國家主席製與其他製度的比較分析
三、國家主席製度在新老交替製度中的地位與作用
1，建國初期的新老交替製度 探索、教訓與影響
2，改革開放以來新老交替製度的創立、發展、完善
3，新老交替製度的內容、程序、階段、特點
4，新老交替製度的重要意義與主要教訓
5，影響新老交替製度的主要因素與改革完善思路
6，國家主席製度與新老交替製度的關係（由李先念-楊尚昆-曾慶紅在曆次新老 交替進程中的作用影響分析）
四、 國家主席製度在領導製度完善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