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使黃興蒙羞

曆史給黃興戴上“無役不敗”的帽子。
其實在關鍵的辛亥革命武漢三鎮的戰鬥，黃興完全可以堅持到勝利，一舉摘下常敗將軍帽子。武漢起義半月後，黃興來到武漢，受到武漢軍民熱烈歡迎，武昌軍政府派人高舉“黃興到”的號旗，遍示武漢三鎮，人民無不歡欣鼓舞（老百姓都是支持革命的）。黎元洪還設壇拜將……但是黃興用了李書城為參謀長，作出錯誤的戰略計劃，致使進攻漢口失敗，之後漢陽也失守。李書城在1949年後任農業部長，有關他的失誤無人無書有憶。但是他自已在《辛亥前後黃克強先生的革命活動》中承認說：“這次進攻漢口的失敗，不僅暴露了我軍的弱點，也使敵人輕視我軍，加強了敵軍進攻漢陽的企圖。這是因為我在戰略戰術上都犯了極大的錯誤所致。從戰略上說，我軍若不進攻漢口，敵人是不敢輕於進攻漢陽的。因為漢陽的防禦工事相當堅固，並且作了些誇大的宣傳，使敵軍望而生畏。且敵我兩軍隔河對峙，船隻都靠在我方河岸，敵若渡河攻堅，地勢於我有利，於敵不利。我若堅守漢陽，可爭取時間，得到更多省份的響應和所派援軍的支援。如果這樣，漢陽是盡不可失的……”
當時的情況不如由參加辛亥老人來回憶。
參與辛亥武昌首義之回憶-----尹呈輔
“武昌自黎元洪出任鄂軍都督後，社會秩序粗定，市麵亦漸複常態，此時最聚要者即為革命工作之展開。據我們所知：第一是臨時組織了龐大的都督府，分派各部門的負責人，我們隻知道孫武是軍事上的負責人，其它的我們全然不知。其次就是臨時大招新兵；此時武漢完全受了革命氣氛所籠罩，人民意氣奮發，尤其那些苦力壯丁，如拉車的車夫，當時在武漢三鎮即不下十萬人，因此一呼之下，他們盡變了新兵。武漢的軍用物資，甚為充足，曆來就是軍需工業的供給之區，漢陽兵工廠及軍械庫均為貯蓄槍彈之所，據聞存槍不下數萬枝，子彈存量之多，為任何地方所不及……”
為什麽會放棄漢陽？——是李書城的主張。

萬耀煌回憶：（此人曆任各級國軍軍官，抗戰勝利後任湖北省主席。赴台後主持革命實踐研究院。）
我在羅家墩參謀處看到作戰命令，判斷此役不易成功，因為我明了雙方的實力，對方四、六兩鎮是北洋久經訓練的勁旅。每鎮有七座的五野炮兩營二母營三隊，每隊四門，共二十四門，另過山炮十二門，兩鎮合計有野炮四十八門，過山炮二十四門，據說禁衛軍最新管退野戰炮八門也已經調來，總共八十門炮布置於漢口狹小地區，火力自然很強，兩鎮共有八個標，每標配有最新式的三八式機關槍六挺。除了優勢的火力外，尚有有利的防禦地形，左憑長江襄河，右憑後湖，前據張公堤，除守橋口外，憑借張公堤狹小正麵，可節省大量兵力。再者，清軍在漢口打仗，退卻是不可能的，若不投降，則非打硬仗不可。而相反的，我方的情形則是兵少，火力弱……依照作戰命令規定行進的道路隻有一條，渡河的浮橋又係民船及跳板搭成的，再加天雨路滑，軍隊行進遲緩，原命令要二十六日午後五時三十分到達鍋匠山東北花園附近，六時以後要到博學書院，天好都不可能趕到……不知總司令作如何處置。我約張伯常去見總司令，克強先生在一間很小的民房中，房內煤油燈一盞，他坐在一把竹椅子裏打瞌睡，李筱垣與日人大元及另一日人共坐在一條板櫈上指劃著地圖，研究敵我情勢，待了多一會，曉垣推醒克強先生說：必須退卻。克強先生睡眼惺忪，連忙說：「決心退卻，決心退卻!」我說：「此時說進攻是不可能，退卻也不可以，重新部署，就地防禦，怎麽樣?」曉垣隻瞪著我不發一言，克強先生也不作答，我認為退卻比進攻還危險，我們所依靠的全憑一股革命排滿的浩然之氣，軍隊經一日一夜的行軍已經饑餓而且疲勞，原來的那股氣已經消了一半，若不戰就退，那更要氣衰力竭了。如果就地防禦，將部隊略加調整，氣勢或可重振，然後再看情形決定下一步行動，總司令既已經下定決心，我也就不便再說話了……”

以後黃興就決定放棄了漢陽。此時漢陽還有革命軍在拚命。如參加過鎮南關、黃花岡起義的馬超俊在《 北援武昌首義作戰述畧》裏說：“……我臨危受命，死守待援，哪知從初五日戰至初八日，未見援軍，部隊死傷大半，彈盡糧絕，分隊長嚴兆聰、馬福麟均陣亡，我亦負傷，北軍占領龜山，革命軍已放棄漢陽，退守武昌，聞黃克強已離漢赴滬，眾感不平。我決定率部突圍，奪小艇十餘隻……”

為什麽黃興已離漢赴滬呢。萬耀煌在回憶中說：黃興“最後說：‘我決心放棄漢陽，請都督放棄武昌先退至九江再攻南京，等攻下南京後再回頭收複武昌。’這種意見使大家大吃一驚，惹起了全場不滿。海軍學生範瀛槎（騰霄）首先表示反對，慷慨激昂，力辟棄守武昌為非計，大意說，武昌為首義之名城，居長江上遊，控南北交通樞紐，為全國精神之所寄，武昌若失，各省震動，必會土崩瓦解。雖欲卷土重來，有誰肯響應來援助我們，事情已到今天這種地步，我們誓死要和武昌城共存亡。最不客氣的是軍務部副部長張振武，他憤怒的大聲說：‘武昌是我們舉義的地方，我們要和武昌城共存亡，倘有敢再言棄武昌的，就殺他的頭。’羣情激動……”

之後，黃興就於離開武昌到上海去了，次日參謀長李書城也不告而辭。李在回憶文章裏說：“我們到上海後，在昌明公司開會。湯化龍和萬聲揚提議：我們離開武昌時未向都督請假，應該發一電報到武昌表示歉忱。胡瑞霖是一個爭強好辯的人，他道：‘電文措辭不要表示道歉，應該指摘武昌首義諸人對我們有種種歧視，所以我們才離鄂來滬。’……電文由胡瑞霖起草發出。”令人不齒的是，此時武昌革命黨人正在血與火中死守，誓與武昌共存亡。章太炎後來知道這情況，在給友人的信上把黃興稱作“逃帥”……

天下有一個共同的問題：“漢陽既失，武昌情勢混亂，後來假設無停戰之事，武昌能守否?”
萬耀煌答：“武昌倚恃長江天堅，易守難攻，再加海軍完全在我們這一邊，青山以下的江麵由海軍防守，贛軍由倉子埠威脅敵後，青山以上有各國租界，敵不能通過，武昌城臨江邊，強行渡江登岸，殊非易事，自白河洲到金口的一段由我主力防守，牌洲、新灘口由長江水師駐守，上下可保無虞。湘桂援軍正在來鄂途中，隻要堅守幾天，援軍即可趕到。況武昌守城士氣高昂，雖無停戰之議，亦可保無虞。而清軍負責進攻的將領，在當時奏折中，已說明無力攻取武昌，再從湖廣總督段祺瑞致內閣電中，更可見彼和馮國璋之意見紛歧，蓋其兵力俱不足以攻擊革命軍也。”

其實辛亥革命之役，李書城僅使黃興個人名義受損而已。以後，李書城使黃興犯下一樁對天下人的大錯。
辛亥之後，袁世凱當了大總統（李書城強烈主張袁世凱就任大總統。），有鑒於革命不完全的，多位革命黨人堅持南京一定要設革命軍留守機關，統領辛亥革命大軍，以製約袁世凱。在此堅持下，南京設立了“南京留守府”，以黃興任留守府的留守，李書城任總參議。管理十幾萬革命軍隊。而由於軍隊軍餉開支困難，李書城就極力慫恿黃興撤消南京留守處，裁剪革命大軍。其實哪支軍隊都時有軍餉問題，應該想盡一切方法籌措，（當時有槍實是比較好籌款），拚命催促袁世凱或各地政府出資等。實則李嫌軍隊留守沒有油水，極力想讓黃興謀到一個富庶省份的實缺，自已也順風搭船。終於讓他計謀得手，龐大的革命軍竟裁得隻剩一個師，革命軍第八師，留守南京，製約百萬雄獅的袁世凱政府，不是書生搞笑嗎？
沒兩年，袁的狼子野心暴露，複辟帝製。孫中山要二次革命，討袁，僅有第八師。第八師不願打，師長王孝縝（日本士官生，李書城的同學——不過，李就讀於日本士官學校不是選派的，而是冒名頂替的。也就是他沒學到多少軍事和兵法）說：不要現眼啦，就這麽一師人……孫中山的空頭軍事將領都指責不該裁兵過多。孫中山隻得任命一些空頭討賊總司令。後來，袁世凱的部隊來打南京革命城了，第八師師長不願守，認為必敗。此時，第八師的下級官兵們堅決要守，誓死保衛革命成果，保衛南京城。第八師一大部分兵力都是廣西北上援鄂的革命軍……最後，第八師的官兵戰鬥到最後一個人，屍骨成堆，血流成河，沒有投降的。
這是李書城對天下人的犯罪。當然袁世凱終將逆天而亡……
李書城是如何解釋此事的呢？他在回憶文章中說：“某日，黃先生約我同見孫先生，詢問向英、美借款有無頭緒。孫先生當時正在看外國報紙，回答說：‘外國人曾向我說過，隻要中國革命得到政權，組織了政府，他們就可同中國革命黨的政府商談借款，……昨日還曾發電催問，請他們實踐諾言。但今天是星期六，明日是星期日，外國人在休假日是照例不辦公的，明天不會有複電，後天可能有複電產，我再告訴你。’……以後，黃求助於上海的資本家張謇等暫時應付急需。”李書城又說“黃先生經常在上海同各方麵會商國事，他的留守職務由我代行。”由於軍費緊張，“我不得已，隻得把南京軍隊的夥食從幹飯改為稀粥。以後連稀粥也不能維持……某夜，江西軍所部突然嘩變，後平息。我想到，在兵多而無餉的情形下，黃先生與其擔任南京留守府的留守，不如作一個江蘇省的都督，可以有豐富的財源。”李書城正擬向黃興建議，不料上海方麵已推定程德全為江蘇都督。李書城寫道：“我感覺到出路已窮，南京留守府多存在一天，即多負一天危險的責任。”李書城即商請黃興從速結束留守府……終於黃興決定撤消留守府，並大力裁軍，隻留下第八師。李書城並定出一個限期裁遣，餉項包幹的辦法，這樣各師都盡快地裁遣。正當各師大力裁兵的時候，第八師的急忙從他師被裁的士兵中，挑選精銳來補充自已的隊伍。李書城竟然忍痛將這樣作的第八師團長何遂——辛亥革命元勳撤職，以免有礙裁兵的順利進行。第八師不同意，要他收回撤職之命，他堅持。這樣，十幾萬革命的精銳部隊就這樣被解散了。
更可憐的，這些人中間有很多原是職業軍人，參加了推翻滿清的革命，出生入死，最後隻落得失業遣散回鄉。
有些傷殘軍人沒活路，隻有到辛亥革命紀念碑前去哭。
革命軍解散後的幾個月，1913年3月，袁世凱就肆無忌憚地暗殺了宋教仁。當黃興再讓第八師及其它省份革命軍出兵討袁時，無不叫苦連連。李書城在回憶中寫道：“他們都說第八師缺額尚多……責備我在主持裁兵時禁止第八師招兵……”

黃興遇人不淑也。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