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媽，你在哪裏
每年的夏天，我都會想起我初中的同學段德彰和他的媽媽，我會不斷地問自己：“段德彰，段媽媽，你們在哪裏？”
這是一個發生在很久以前的真實故事，一個在今天已經沒有多少人會相信的故事，一個在我心中已經深深地埋藏了40年的故事……
一
那是1968年7月16日的上午，段德彰同學來到我家，說要去買一些零件組裝一台收音機，問我能不能和他同去。我說：“好” 。我們當年都是17歲，是廣州市第13中學初中二年級同班同學，因為“文化大革命” ，學校已停課兩年多。我住在越秀區解放北路長泰裏，他住在蓮花井龍眼巷，走到我家隻需要5分鍾。
正當我們要出門的時候，在四樓居住的一個名叫文珠的6歲男孩說要跟我們一起去，我又說：“好” 。
當日陽光燦爛，在蔚藍的天空中看不到一片白雲。我們三人沿解放北路向南走，到了中山六路轉右往西走，在路上我一直拉著文珠的手，生怕他走丟了。
中山六路是一條東西方向的繁華大街，到處都是商店和行人。我們忽然看到一群人圍在一座大院前麵。這座大院的大門向南，從大門到裏邊的樓房要經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它原是教師俱樂部，屬於廣州市教育局，現在是軍事管製委員會。
兩年來，學校全部停課，工廠半癱瘓，學生和工人都分成了誓不兩立的兩大派---“地總” 派和“紅旗” 派，他們互相擁有槍炮彈藥，各自占領不同的街區樓房，你不時就能聽到槍聲和爆炸聲，每天都有很多人死於非命。
有一次，我回學校去看看是否要上課。到了那裏，我看到了令人毛骨聳然的情景。第13中學門前的文德路，有十幾棵百年大榕樹，每棵樹上都吊著一個人，粗大的繩子不是吊在脖子上，而是把人的雙手反綁在後再吊在樹上。這些象是從鄉村進城購物的人，已經閉上了雙眼，一動不動，頭部和嘴邊還流著血，看上去已經死去。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更沒有人敢去碰他們。聽附近的人說，他們被懷疑是由“地總” 派來偵察地形的間諜，是在昨天晚上被打死的。我渾身打著哆嗦，連學校的門都沒進就往家裏跑。
當時的廣州已經失控，當局不得不下令軍隊進城，成立軍事管製委員會，命令對立的兩派繳械，工廠複工，學校複課。
這時，圍在軍管會門前的人突然唱起了“國際歌” ，歌詞是“從來就沒有什麽救世主……”。現在看來，他們顯然是在反對軍事管製，可是我們當初並不知道。他們的歌聲把我們三個人吸引了過去，段德彰很快擠進了人群，站在大門的東側，我因為拉著小孩子，擠不進去，就走到大門的另一邊。最後，我們也鑽進去了。我們三個人都站在人群的前麵。唱歌的人是十幾個二十來歲的大學生，有男有女。圍觀的有大人，學生和小孩，他們並沒有唱歌。一共有30多人。
門前的石台階上左右各站著一名頭戴鋼盔，手握AK-47自動步槍的軍人，這種步槍連著裝有30發子彈的弧形彈匣，射擊時能單發也能連發。軍人們目視前方，並沒有看我們，與我們的距離就是這幾級台階的寬度，約兩米。
歌聲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行人，也驚動了一名配帶手槍的軍官。他從裏麵走出來，站在台階上，麵無表情地看著人群，聽了一下歌聲，然後湊在一個士兵的耳邊輕輕地說了幾句話，轉身走了進去。
誰也沒有想到，突然，士兵們舉起了自動步槍向天鳴槍，然後射向群眾，動作是連續的，子彈是連發的“坪坪坪坪坪…….”, 在第一聲槍響過後不到3秒鍾，人們還沒反應過來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就開始中槍。由於士兵的槍口向著他們自己的左前方，站在段德彰那邊的人們開始紛紛倒地。我拖著文珠跟在人群後麵拚命沿中山六路西向飛跑。沒走多遠，文珠突然掙脫了我的手，要轉身往回跑，原來他的一隻鞋子掉了。我頭腦一片空白，趕緊回頭拉著他，就在這時，我看到了已經有7，8個人倒在地上，其中一個就是段德彰。他絕望地舉起右手，看著我，地上全是血。這時，一個拿著槍的士兵追了過來，幸虧他沒有向我們這群逃命的人開槍。我緊緊拉住文珠的手，他隻有一隻腳穿著鞋，當我們跑到一條叫將軍西路的小巷時立刻右轉，繼續往前跑，回頭看到士兵又追到了路口，我們再右轉到另一條叫瑞南路的小巷，士兵才停止了追趕。
我的心在蹦蹦亂跳，“段德彰，你怎麽了？” 我很想知道，可又不敢回去找他。
二
段德彰是我在班上最好的朋友，他很聰明，學習成績很好，長得瘦弱但很秀氣。課餘時間，我去打球，他就留在課室裏看書。我們常常一同上學，一同回家。他媽媽對他管得很嚴，不許他亂交朋友，可她對我倒是很放心，因為我對她的孩子很好，又是班裏的學習委員，英文科代表。
1966年的冬天，當毛主席號召學生徒步串連的時候，我突然有了一個屬於天方夜談的想法，就是要步行到北京。我問他想不想同去，他說要去。他媽媽居然同意了！
於是，我向爸爸要了50元，背上背包，背包裏裝有兩套衣服，一件毛衣，一條毯子，內衣褲，牙刷，牙膏，水壺，飯盒。段德彰也背了個背包。兩個15歲的小孩，象軍人一樣打上綁腿，沿著京廣鐵路，在11月的一個漆黑的夜晚，從廣州向北京出發了。
我們一般每天走30公裏，最快的一天走了近60公裏。我們買不起手表，隻能依靠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來估計時間。晚上大都在農家求宿，並在地圖上標出第二天晚上留宿的地方。農民的生活很苦，家裏沒有電視機，甚至連收音機也沒有，可是當他們知道我們遠道而來，便給我們做好吃的飯菜，又不肯收我們的錢。
越往北走，天氣越冷。我們常常看到大雁，天鵝，野鴨等美麗的候鳥在高空中一行行一排排地往南飛，它們不時還高聲鳴叫，象是在告訴自己的同伴，“跟我們走吧，冬天來了”。
到達嶽陽，我們第一次看到了無盡的長江和美麗寬闊的洞庭湖。到了武漢，我們找到了市政府的“學生串連接待處” ，工作人員看到我們的鞋子已經破了，發給我們每人一雙鞋，沒有收我們一分錢。
由於天天向北行走在荒山野嶺之中，風吹日曬，我們的右臉和脖子後麵全曬黑了。我們經常看到各種各樣的動物如小鳥，山鷹，野兔，狐狸，小鹿，幸好我們沒有遇到虎豹熊狼。有意思的是，我們還目睹了一場野牛野馬爭霸戰。這一天的下午，風和日麗，我們吃著幹糧，坐在山頂上休息，看到山坡下綠色的草地上有一頭黑牛在吃草。遠處的一匹白馬跑了過來，它想把黑牛趕走。當它走近黑牛時，黑牛瞪著大眼睛，低著頭，用牛角對著它。白馬沒辦法，怏怏離去。黑牛抬起頭，看著白馬遠去，直到沒了蹤影，才又低頭吃草。誰料到這次白馬從遠處飛奔而來，看樣子它是要用高速度帶來的衝擊力把牛撞到。牛聽到了越來越近的馬蹄聲，抬起頭，喘著氣，再次用牛角對著馬，四條腿象釘子一樣紮在草地上。馬撞到牛身上就象撞到石頭上一樣，一下子就翻倒了。這時牛開始用牛角攻擊它，用腳踩它，鮮血從馬肚子裏流出來。馬好不容易重新站起來，一溜煙逃命去了。牛並不追趕，看著它消失在遠處的密林中，斷定它不敢再來，才再低頭吃草。日落西山，天色漸暗，這時白馬再次出現，但這次它輕輕地走過來，繞到牛的後麵，慢慢地接近黑牛，黑牛還在吃草，絲毫沒覺察到危險的來臨。白馬突然發動襲擊，衝上去咬住牛的尾巴，黑牛痛不能忍，跑了起來，但馬比它跑得還快，死死咬住牛尾巴不放，直到黑牛跑進遠處的樹林中。最後，在草地上吃草的隻有白馬，黑牛不再回來了。想不到自然界中的動物，也象人類一樣，為了生存，要拚力量，鬥心眼。
在路上還發生過一件令我們終生難忘的事---過黃河。
我們到達鄭州後，為了去看看縣委書記焦裕祿工作過的地方，偏離了京廣鐵路，往東走向開封，後到蘭考。焦裕祿生前帶領百姓，植桐樹防風沙，改造農田，種上花生，棗樹，使因貧窮而逃荒在外的村民重返家園。我們遇到的村民，談起焦裕祿，沒有一個不落淚的。現在，那裏到處是棗樹，鮮棗有的象小雞蛋那麽大，吃在嘴裏，甜在心頭。
離開蘭考北去，就到了黃河邊。當時是下午2，3點鍾，陽光照在身上，一點也不暖和，你就是對著太陽看，也不耀眼。畢竟已到了寒冬臘月。北風迎麵吹來，就象千萬把刀子在你臉上用力刮一樣疼，我的兩個鼻孔硬硬的，全結冰。河麵千裏冰封，看不到對岸，遠近也看不到一個人，自然也就沒有了渡船。我和小段你看著我，我看著你，一點主意都沒有。
最後我們決定從河麵上走過去。我叫小段跟在我後麵，因為我會遊泳。冰層很厚，看來很安全。半小時後，我們接近河的中心，冰層開始變薄，我們能看到河水在冰下流動。再往前走，就看到了水。可能因為是冬天，河水很清，一點也不混濁，水麵很窄，而且平靜，不象以前在書本上認識的那條驚濤駭浪的黃河。南北兩邊的冰層相隔不到一米。“我若能跳過去，你就能跳過去。” 我對小段說。
畢竟是孩子，到了生死關頭，全然看不到危險，看不到冰太薄，水太急，方圓幾十裏，無人能施援手。我後退幾步，起跑後向前一躍，跳到對麵的冰塊上，剛站穩，冰塊就斷裂了，我一下子掉進水裏，小段嚇得驚叫起來，急忙往後退。我在水裏，才知道水流很急，我被衝走很遠。我拚命在水上掙紮，背上還背著個大背包。我雙手緊抱浮冰，遊向南麵的冰層，當我推開浮冰，抓住南麵的冰層時，我已凍得喘不過氣。當我用力要爬上冰層時，冰層又斷裂了，我再次在水中掙紮。最後當我終於爬上南麵冰層時，已經精疲力盡。我躺在冰層上，急速地喘著氣。寒風吹來，身上的衣服和背包一下子全結成冰。
太陽已下山，夜幕降臨，我閉上眼睛，全身發麻，站都站不起來，心想今天我就算沒被淹死也要被凍死了。
小段叫我在原地等他，他跑到河堤上，尋找農家。他發現遠處有一點亮光，就扶著我慢慢地走了過去。這裏住著一對年輕夫婦，他倆急忙給我們煮麵條吃，又生火讓我把衣服一一烤幹。“從來就沒有人象你們這樣過黃河的，你們可知道這有多危險，當你被水衝到冰層底下時，就一切都完了” ，農夫對我們說。
他們家離河邊有十多裏，周圍沒有別的人家。他們還沒有小孩。他們的房子的牆是泥做的，房頂是草做的。房子共有兩間小房。裏麵的一間有一個土炕，連著一個燒水的小灶，炕上有一條被子，兩個用竹子做的枕頭。外麵的一間有一個土炕，土炕連著做飯的爐灶，炕上鋪著用竹子做的席子，沒有被子。爐灶旁邊放著一張桌子，兩條板凳。屋裏沒有電，農夫的妻子見客人來了就把油燈撥得很亮。當晚，我們就睡在外間的土炕上，蓋上我們自己帶的毯子。他們給我們燒了炕，我們剛睡的時候還覺得冷，但到了半夜卻很熱。原因是泥土傳熱慢，需要一段時間才能熱起來。
第二天清早，吃過早飯，他們給我們一些幹糧，帶著我們到了二十裏外的一個小村莊，那裏有渡船，我們就過了河。
路上的故事幾天幾夜也說不完，我們遇到了很多好人，他們雖然一貧如洗，可是他們樂於助人，不圖回報，不也是一種富足嗎？
終於，從廣州到北京，跨越萬水千山，經曆風雪嚴寒，曆時100天，行程2324公裏，兩個15歲的孩子，竟然完成了連成人都難以完成的壯舉。
在進入北京的那天早上，我們到了豐台，坐在盧溝橋旁，衣衫襤縷，又黑又髒，雙手雙腳長滿了凍瘡，有的還流著膿和血，我們實在是走不動了。我知道小段有親戚在北京，就對他說：“我們勝利了，你坐公共汽車去找他們吧，我自己步行入城。”
分手後，我覺得雙腳痛得很曆害。這麽長的時間，我都沒哭過，不知道為什麽，眼淚這時卻不斷地流下來，也許是因為我突然感到孤單，也許是因為一切都已經到了一個孩子所能忍受的極限。
我每走幾步都要扶著路邊的樹或電線杆歇一會兒。好心的北京人，把我抬上車，送進了附近的醫院。
我雙腳後跟的繭有5毫米厚，而且與腳跟分離，象穿著拖鞋一樣。一動就覺得鑽心地疼。醫生給我做了手術，切去厚繭，塗上藥，又把凍瘡清洗幹淨，包紮好。
我在北京休息了幾天，然後繼續東行300公裏，到了萬裏長城的起點山海關--- “天下第一關” 。站在高高的城樓上，遙望長城內外，心潮澎湃，就象看到了幾千年來朝代的更替，國家的興亡。
隨後，我坐上了開往廣州的火車，這3個多月的路程，火車用不到3天時間就能走完。北國依舊冰天雪地，南方早已萬物逢春。快到廣州時，我把手伸出車窗外，小雨打在手上，微風吹在臉上，就象絲綢般的舒適柔軟。我數了數剩下的錢，還有27元。那個年代，什麽都很便宜，吃一頓飯隻花幾分錢。
回到廣州的第二天，我就到了小段的家。小段也回來了，他媽媽見了我，高興地拉著我的手，問長問短，象是在感謝我在一路上對他的孩子的保護。
三
可是這一次我做不到了，我不敢去見段媽媽，我不知道該怎麽跟她說。
我把文珠送回去後就立刻回家，把經過告訴了我媽媽。我媽媽大吃一驚，叫我馬上去告訴段媽媽。段媽媽見到我，沒見小段回來，又見我驚慌失措的樣子，心裏開始發毛。我半天才說出一句話：“段德彰中槍了” ，她問了一句“他在哪裏？”後就開始放聲大哭，然後昏了過去。
段媽媽不是廣東人，隻會說國語，雖然不會說廣東話，但能聽懂，我不知道她是哪一省人。在她住的地方，大門開進去後有4，5戶人家，他們共用一個廚房和衛生間，就象北京的小四合院。
鄰居們看上去都還和睦，一家有事，大家幫忙。
段媽媽隻住一間單房，站起來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房間沒有窗戶，如果白天想看書，為了省電，你就得把房門打開。
小段剛出生，她就經曆了一次突然而來的沉重打擊，丈夫被鎮壓了，那是因為丈夫曾在國民黨政府裏做過事，還加入了三民主義青年團。當時全國剛解放，為了鞏固新政權，中共中央在1950年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 。該不該殺並不全根據所犯罪行的輕重，而是要達到約占人口千分之一的指標。可想而知，冤假錯案有多少。
段媽媽中等身材，還不到40歲，人很漂亮，說話時總帶微笑，有條有理，既有尋常百姓之風，又有大家閨秀之氣。她每天在附近一個街道工廠裏做工，星期天工廠關門，她就把活拿回家裏做。工廠按件計酬，若是做錯了要返工重做的話，就沒有錢。
她那時拚命工作，一個月也隻能掙到20多元，但對一個反革命家屬來說，找到一份能糊口的工作，已屬幸運。段媽媽用自己的血和淚，好不容易把僅有的一個孩子撫養成人，沒想到等待她的，是一次更致命的打擊……
鄰居們都來了，大家忙著用濕毛巾給她擦臉，扇扇子，喂她喝水。她蘇醒過來後，又開始大聲痛哭，要我帶她去找她的兒子。鄰居們勸她要冷靜，說小段可能隻是受了輕傷，現在當務之急是要了解情況。可是鄰居們沒有一人自告奮勇要去現場，我自己更害怕，因為我剛死裏逃生回來，生怕軍人認得我。可是，麵對可憐的段媽媽，我能不去嗎？
當時距離出事時間大概過了2小時。我走在前，段媽媽在後。由於害怕，我們不敢直接走到大院門前，而是走到大街對麵的人行道上，躲在騎樓前麵用磚砌成的方柱子後麵偷偷往對麵看。
一切都已恢複了平靜，地上躺著的人不見了，路上又行人匆匆，好像什麽事都沒有發生過。
這時，段媽媽突然從柱子後麵走出來，橫過馬路，我也不再害怕，緊跟在她的後麵。我們到了門前，兩個站崗的士兵已經換了人。
人行道上濕碌碌的，鮮血已經衝洗幹淨。緊靠大樓的東側是一家麵食小店，這時店門大開，店內空無一人，桌子椅子東倒西歪，你能看到牆壁上留下的許多彈坑。
“同誌，您看到我兒子了嗎？他剛才倒在這裏。” 段媽媽用哀求的聲音問士兵。
士兵沒有看她，也沒有回答。
段媽媽卜咚一聲跪在門前，失聲痛哭。行人圍了上來，問發生了什麽事。人越來越多，一位軍官走了出來，軍官也換了一個人。
“長官，您看到我受傷的兒子了嗎？” 段媽媽問。
“沒有。” 軍官回答。
“那您知道他在哪家醫院嗎？”
“不知道。你起來吧，你們走吧，明天再來看看，有消息我會告訴你。”
“長官您貴姓？”
軍官沒有回答，轉身進去了。
我把段媽媽扶起來，這時有人輕聲告訴我們，剛才來了一輛軍車，士兵們把死的傷的十多人抬上了車。死的可能埋在瘦狗嶺的一座處決犯人的荒山裏。我們不敢往壞處想，畢竟我們還抱著一線希望。
第二天，我們來到軍管會，沒有人出來接待我們，沒有人回答我們的問題，昨日的軍官也沒有看到。旁邊的小食店，大門緊鎖。這時有人在門邊的牆上匆匆忙忙地貼了一條大標語，上麵寫著：“學生何罪？吃雲吞者何罪？竟遭此毒手。” 沒多久，標語就被撕掉了。所有的報紙和電視台都沒有報導這一恐怖的殺人事件，更恐怖的是，有關事件的一切，連同死傷者一起都消失了。
接下來的幾個月，段媽媽多次走訪了軍管會，市政府，走遍了市內的每一所醫院，打聽過無數的人，但沒有人知道她兒子的下落，生不見人，死不見屍。市政府把那些被軍隊打死的人統統稱為是“衝擊軍管會的反革命暴徒”。段媽媽第二次成了反革命家屬。我不敢在白天去看段媽媽，害怕連累了自己和家人。段媽媽每天茶飯不思，以淚洗臉，眼睛越來越看不清，記憶越來越模糊，已致於我後來去看她時，她要想很久才知道我是誰。
四
1968年11月11日，萬噸客輪“建華” 號，滿載著響應國家號召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即將離開廣州開往湛江和海南島。我媽媽擦著眼淚，一直把我送到大船停靠的珠江口。
5年以後，當我第一次從湛江湖光農場回到廣州去看望段媽媽的時候，段媽媽已經不知去向。鄰居說她精神出了毛病，後來回老家去了。
幾十年來，我心裏一直很沉重，我不應該因為害怕受到牽連，在離開廣州時沒有親自向她道別，更不應該在隨後漫長的5年內都不敢與她取得聯係。她舉目無親，身體虛弱，需要有人在她的身邊。
我今天把故事說出來，為的是抱著一絲希望，尋找段媽媽。
我希望這樣的悲劇不再重演，全世界的媽媽都能和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媽媽，你在哪裏？
2008年5月11日母親節寫於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