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盤美國新冠疫情：特朗普為何忽視警告、一錯再錯

複盤美國新冠疫情：特朗普為何忽視警告、一錯再錯

ERIC LIPTON, DAVID E. SANGER, MAGGIE HABERMAN, MICHAEL D. SHEAR, MARK MAZZETTI, JULIAN E. BARNES

最後更新於：2020-04-13 16:22:09 中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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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不管你們怎麽看，情況都會變得很糟糕，”1月28日晚，退伍軍人事務部(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的高級醫學顧問卡特·梅徹(Carter Mecher)在一封給各政府機構和大學的公共衛生專家的電子郵件中寫道。“預期的疫情規模看起來已經讓人難以置信。”

那是在美國發現第一例新冠病毒病例一周後，又過了漫長的六周時間，唐納德·特朗普總統才終於采取積極行動應對國家麵臨的危險——目前預計該大流行病將奪去數萬美國人的生命。梅徹在郵件中敦促美國公共衛生部門的高層清醒過來，為采取更激烈應對措施的可能性做好準備。

“你們取笑我停課的疾呼，”他在給大家的郵件中寫道，該群組自稱“赤色黎明(Red Dawn)”，這是一個圈內玩笑，出自1984年的一部電影，講述的是一群美國人在外國入侵後努力拯救國家的故事。“現在我要疾呼，大專院校也要停課。”

他的聲音並不孤單。在整個1月，特朗普一再淡化這種病毒的嚴重性，把注意力放在其他問題上，而政府內部的大批人物——從白宮高級顧問到內閣部門和情報機構的內部專家——都確認了這一威脅，發出了警告，並明確表示必須采取積極措施。

但總統沒有及時領會風險的規模，也沒有采取相應行動，而是著重於控製信息傳播，保護經濟收益，並對高級官員的警告置之不理。他說，這是個突然冒出來的問題，是無法預見的。

即便特朗普在1月底出台了第一個具體措施——限製來自中國的旅行，但在政府內部辯論中，公共衛生問題常常不得不與政治和經濟方麵的考慮競爭，這延緩了決策進程，導致向國會尋求更多資金、獲取必要物資供應、解決檢測試劑短缺，以及最終讓大部分民眾呆在家中的決定都姍姍來遲。

跟眾議院提起總統彈劾案之後以及參議院審理彈劾案期間如出一轍，特朗普的反應被他對所謂“深層政府”——正是他的政府中那些擁有專業知識和長期經驗的人——的懷疑和蔑視所影響，他們原本可能引導他更快采取措施減緩疫情發展、挽救生命。

特朗普政府內部圍繞如何與中國打交道的長期爭執，也使決策過程變得複雜起來。起初，不希望在貿易談判中惹惱北京的想法讓病毒問題退居次要地位，但後來，麵對21世紀首個真正的全球性威脅之一，在北京麵前占據上風的衝動讓這兩個世界大國之間的分歧進一步加深。

特朗普在疫情應對上的種種不力，也因其平日主宰電視屏幕和全國對話的努力，以驚人的透明度呈現出來。

但對現任和前任官員的數十次采訪，以及通過對電子郵件和其他記錄的查閱，揭示出許多此前未曾披露的細節，讓人們得以更全麵地了解在這一致命病毒的傳播過程中，特朗普抗疫不力的根由和程度：

• 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負責跟蹤流行病的辦公室在1月初就收到情報，預測病毒將蔓延到美國，並於數周內提出了一些選項，比如讓美國人居家工作、讓芝加哥這樣的大城市封城。直到3月，特朗普都在回避這些措施。

• 盡管特朗普在幾周後否認了這一說法，但當時曾有人告訴他，他的貿易顧問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在1月29日撰寫的一份備忘錄中，詳細列舉了出現新冠疫情的潛在風險：可能會有多達50萬人死亡，並造成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 在1月30日的一次通話中，衛生和公共服務部部長亞曆克斯·阿紮爾(Alex Azar)直接警告特朗普暴發疫情的可能性，這是他在兩周內第二次向總統發出警告。總統當時正乘坐“空軍一號”前往中西部地區公開露麵，他回應說，阿紮爾是在危言聳聽。

• 2月，阿紮爾公開宣布，政府將在美國5座城市設立“監測”係統，評估病毒的傳播情況，讓專家得以預測接下來的熱點地區。該計劃被推延了數周時間。計劃啟動緩慢，再加上美國在檢測能力的提升上存在不容置疑的失敗，使得政府官員對病毒傳播的速度幾乎一無所知。“我們就像在沒有任何儀表的情況下開飛機，”一名官員說。

• 到了2月的第三周，政府高級公共衛生專家得出結論，他們應該向特朗普推薦新的應對方案，其中包括提醒美國人民注意風險，敦促他們采取保持社交距離、居家辦公等措施。但白宮反而將重點放在了信息傳遞上，又過了關鍵的幾周，專家們的觀點才被總統勉強接受——當時病毒的傳播基本未受阻止。

當特朗普在3月中旬終於同意建議全國保持社交距離，大部分經濟活動因此陷入停滯後，一些最親密的助手發現他備受打擊，灰心喪氣。有人說他對危機愈演愈烈感到“鬱悶”和“困惑”。他本來把連任的賭注押在了經濟上，而現在經濟突然變得一團糟。

那名助手說，他隻能靠每天的白宮新聞發布會來重拾自信，發布會上，他經常試圖改寫過去幾個月的曆史。他一度宣稱，自己“早在它被稱為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經是這個感覺了”；他還在另一場發布會上堅稱自己必須做“這個國家的拉拉隊長”，似乎這足以解釋他為什麽沒能讓公眾對即將到來的疫情做好準備。

特朗普的盟友和一些政府官員稱，這些批評是不公平的。中國政府誤導了別國政府，他們說。他們堅持認為，要麽是總統沒得到正確的信息，要麽是他周圍的人沒有傳達威脅的緊迫性。他們辯稱，在某些情況下，某些給他意見的官員在他看來是不足信的，但一旦通過其他渠道獲得了正確的信息，他就會做出正確的決定。

“雖然在1月和2月，媒體和民主黨人拒絕嚴肅對待這種病毒，但特朗普總統采取了大膽的行動來保護美國民眾，發動了聯邦政府的全部力量來遏製病毒的傳播，加大了檢測能力，加快了疫苗研發，即便當時我們對感染或無症狀傳播的水平沒有充分認知，”白宮發言人賈德·迪爾(Judd Deere)說。

在病毒傳播過程中出現過一些關鍵轉折點，一些讓特朗普能夠戰勝病毒而不是在其後一味追趕的機會。政府內部的討論為他提供了明確的選擇，在一些時刻，他本可以提出更深刻的問題，了解更多東西。他處理這一切的方式可能會影響他的連任競選，也絕對會塑造他的政治遺產。

控製的幻覺

到2月最後一周，政府的公共衛生團隊已經清楚意識到，必須關閉病毒熱點地區的學校和企業。但在特朗普主導的動蕩白宮，他們又花了三周時間才說服總統，如果不能迅速采取行動控製病毒的傳播，將會產生可怕的後果。

2月21日，當衛生和公眾服務部(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epartment)的應急救災高級官員羅伯特·卡德萊克(Robert Kadlec)把白宮新冠病毒工作組召集起來開會時，他的議程十分緊迫。政府將病毒拒之門外的策略存在嚴重的漏洞。他們將不得不封鎖國家以阻止它的蔓延。問題是：什麽時候封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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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新病例出現了令人擔憂的激增，病毒正在整個中東地區蔓延。越來越明顯的是，政府搞砸了用來追蹤國內傳播的病毒檢測，而一個借助聯邦流感追蹤係統的小型監控項目也胎死腹中。

在華盛頓，總統並不擔心，他還預測到4月份，“天氣稍微變暖時，病毒就會奇跡般地消失”。他的白宮仍未要求國會提供額外資金，為全國範圍內大規模感染的潛在消耗做準備，而醫護人員越來越擔心口罩、呼吸機及其他設備的供應問題。

特朗普接下來的決策可能極大影響這個大流行病的進程，以及感染和死亡的人數。

基於這些情況，工作組聚集在一起進行了一次沙盤演習——這是前一年政府進行的流感大流行全麵戰爭演習的實時版本。那次演習名為“紅色疫災”(Crimson Contagion)，也由卡德萊克主持，在一場始於中國的假想疫情暴發後，有1.1億人感染，770萬人住院，58.6萬人死亡。

麵對真出現一場大流行的可能，工作組需要決定何時放棄“遏製”——即努力將病毒控製在美國之外，並隔離任何被感染的人——轉而采取“緩解”措施，阻止病毒在國內的傳播，直到有疫苗可用。

《紐約時報》審閱了該議程中的問題，其中包括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阿紮爾何時應建議特朗普采取正確的緩解措施，“如讓學校停課和取消大規模集會”，這些都是布什時期應對大流行病方案中接下來可以采取的適宜措施。

這場演習令人警醒。這群人——包括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的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疾病控製和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 Redfield)，以及時任白宮特別工作組負責人的阿紮爾——得出的結論是，即使存在嚴重擾亂國家經濟和數百萬美國人日常生活的風險，也將很快需要采取更為激進的社交遠離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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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卡德萊克還有懷疑，兩天後這些懷疑也消除了，因為他偶然發現了一封來自佐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一名研究人員的電子郵件，對方正是那群花了數周時間在“赤色黎明”電子郵件鏈裏追蹤疫情的學者、政府醫生和傳染病醫生中的一員。

一名20歲的中國女子感染了五名親屬，盡管她本人從未表現出任何症狀。這件事的可能影響很嚴重——表麵上健康的人可能在無意中傳播病毒——也為迅速采取措施減少傳播的需要提供了依據。

“這是真的嗎？！”卡德萊克在給那名研究人員的回信中問道。“如果是的話，我們的篩查和隔離工作有一個很大的漏洞。”那名研究人員的回答直截了當：“人們正在把病毒帶到所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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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卡德萊克和其他人決定將一份題為《減少傳播的四個步驟》的計劃提交給特朗普，告訴總統，他們需要開始讓美國人為一個國家曆史上幾乎從未采取過的步驟做準備。

但在接下來的幾天裏，總統的大發脾氣和內部的地盤之爭耽擱了這項計劃。工作重點轉向了傳遞信息和對成功的自信預測，而不是呼籲公眾為減少病毒傳播采取措施。

2月份的最後幾天，或許比特朗普入主白宮後的任何時刻都更能說明這位總統的無能或不願意接受向他發出的警告。在一場公共衛生災難中，他卻重拾自己慣用的政治策略，浪費了寶貴的時間，讓新冠病毒得以在全國悄悄地蔓延。

卡德萊克的工作組想馬上與總統見麵，但特朗普當時正在印度訪問，所以他們同意，特朗普兩天後一回來，就盡早當麵向他說明情況。如果他們能夠說服他相信改變做法的必要性，他們就可以立即開始一場全國性的教育運動，讓公眾為新的現實做好準備。

工作組與國家安全委員會合作準備了一份備忘錄，標題是《美國政府應對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的措施》，這份日期為2月14日的備忘錄記錄了將采取的更為嚴格措施，包括：“大幅限製公眾集會規模，取消幾乎所有體育賽事、表演，以及不能通過電話召開的公眾和私人會議。考慮學校停課。來自公共和私人機構涉及範圍廣泛的‘禁足令’，一些人幾乎100%遠程上班。”

這份備忘錄並不主張立即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活動限製，但指出，在“持續的人際傳播”明顯存在的地方，采取有針對性的“檢疫和隔離措施”可以減緩病毒的傳播。

但在他們有機會向總統當麵提交這份備忘錄前不到24小時內，計劃黃了。

2月25日，就在特朗普登上“空軍一號”從印度返回美國時，國家免疫和呼吸道疾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主任南希·梅索尼耶(Nancy Messonnier)博士向公眾發出了他們一致認為有必要的直率警告。

但梅索尼耶早了一步。工作組還沒有把計劃告訴總統，更不用說得到他的同意了。

在飛回美國的18個小時行程中，特朗普眼看著梅索尼耶的警告導致股市崩盤，這讓他怒不可遏。飛機在2月26日早上6點左右降落後，特朗普就怒氣衝衝地打電話給阿紮爾，對梅索尼耶不必要地讓人們驚慌大發雷霆。由於阿紮爾已在幾個問題上與總統的關係如履薄冰，而且在快速生產有效且可廣泛使用的檢測盒上監管不力，他很快就會發現自己的權力被削弱了。

原定在特朗普回來的當晚向他提交保持社交距離建議的會議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總統召集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他在會上宣布，將由副總統邁克·彭斯負責白宮的抗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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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服特朗普有必要采取果斷行動的努力受到拖延。讓彭斯和他的工作人員負責這項工作，重點很明確：不要再發出危言聳聽的信息。福奇和雷德菲爾德等衛生官員的聲明和媒體露麵將由彭斯的辦公室協調。等特朗普宣布認真采取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時，又過去了三周多的時間，而病毒傳播的速度就是在這段浪費了的時間裏迅速加快的。

從2月26日到3月16日的近三周時間裏，美國的確診病例從15例增加到4226例。從那時起，已有近50萬美國人的病毒檢測呈陽性，有關當局說，可能還有數十萬人會被感染。

中國因素

對新冠病毒的最早警告陷入了政府內部有關中國爭論的泥潭。最早提出旅行禁令的是對華鷹派人士。但他們對中國的敵意，也削弱了這兩個世界大國在應對全球危機上采取更合作做法的希望。

那還是在1月初，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與香港一個流行病學家的通話讓他感到恐懼。

波廷格是國家安全事務副主任，也是對華鷹派人士，他在打給醫生老友的電話中，得到了一個直言不諱的警告：中國出現了看起來與2003年的SARS相似的新疫情。它的傳播速度比政府承認的快得多，而且用不了多少時間就會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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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廷格曾在SARS暴發期間擔任《華爾街日報》駐香港記者，報道這種高傳染性病毒造成的死亡的經曆讓他至今仍心有餘悸。

17年後的今天，他的朋友直言不諱地告訴他：你們需要做好準備。這位朋友警告，沒有症狀的人也能傳播這種最初在武漢暴發的病毒——但在當時，美國衛生官員還沒有接受這個說法。波廷格通過發言人表示不予置評。

這是發給白宮的最早警告之一，逐級上報給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情報報告中也包括類似的警告。盡管中央情報局的大部分早期評估報告所掌握的信息並不比公開的資料多多少，但情報界的一些更專業的角落正在發出高水平的、令人恐懼的警告。

美國國務院的流行病學家在1月初提交給國家情報總監的一份報告中寫道，這種病毒可能會蔓延到世界各地，並對新冠病毒可能會發展成一場全球大流行做了警告。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一個小前哨部門——國家醫學情報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Medical Intelligence)也在獨立的工作中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今年早些時候，在得到了有關新冠病毒的初步信息的幾周內，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生物防禦專家們看到了武漢正在發生的情況後，開始呼籲官員們考慮對像芝加哥這樣大的城市采取隔離措施需要怎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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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月中旬時，新冠病毒正在中國境外傳播的證據也越來越多了。波廷格開始就新冠病毒的情況召開每日例會。他向上司、國家安全顧問羅伯特·C·奧布萊恩(Robert C. O’Brien)發出警告。

波廷格及其他對華鷹派人士早先發出的警報充滿了意識形態色彩，包括推動對中國的公開指責。政府內部的批評人士說，這種做法在新冠病毒蔓延到西歐，並最終蔓延到美國的過程中，分散了人們的注意力。

這些人也受到了特朗普的經濟顧問的反對。他們擔心，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可能會破壞與中國達成的初步貿易協議，而這是特朗普連任競選的支柱之一。

波廷格對中國執政的共產黨持懷疑態度，有些人甚至認為他密謀推翻中共。他最初曾懷疑，中國政府隱瞞了一個陰險的秘密：新冠病毒可能來自武漢的一個研究致命病原體的實驗室。在他看來，這甚至可能是一場發生在毫無戒心的中國人身上的致命事故。

在會議和電話中，波廷格要求情報機構——包括從事亞洲問題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研究的中情局官員——尋找可能支持其理論的證據。

他們沒找到任何證據。情報機構沒有在中國政府的內部交流中發現任何警報，分析人士認為，如果一種致命病毒從政府實驗室意外泄漏的話，會伴隨有這種警報。但波廷格仍相信，新冠病毒問題比中國人所承認的要嚴重得多。在白宮西翼，國內政策委員會(Domestic Policy Council)主任喬·格羅根(Joe Grogan)也試圖警告，來自中國的威脅正在加劇。

在奧布萊恩的支持下，波廷格成為在1月的最後幾周裏試圖說服特朗普對來自中國的旅行采取限製措施的力量之一，這是為阻止病毒傳播所采取的第一個實質性措施，總統也多次提到這一點，作為他應對得當的證據。

除了來自總統經濟團隊的反對，波廷格及其對華鷹派盟友還不得不克服來自政府公共衛生專家的最初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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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官員說，旅行限製一般對控製疾病暴發起反作用，因為禁令會使醫生和其他急需的醫療援助無法輕易到達疫區。這種禁令往往導致被感染的人們逃離限製區，從而進一步傳播疾病。

但阿紮爾在1月30日上午接到了福奇、雷德菲爾德等人的電話，說他們改變了主意。世界衛生組織已將新冠病毒暴發宣布為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美國官員也在美國國內發現了首例確認的人傳人病例。

以財政部長史蒂文·姆努欽(Steven Mnuchin)為首的經濟顧問團隊繼續辯稱，對中國采取激起爭端的措施，並對全球旅行采取限製的做法存在很大的風險。一番辯論過後，特朗普站在了鷹派人士和公共衛生專家一邊，他於1月31日公開宣布，限製來自中國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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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管如此，特朗普及其他高級官員擔心進一步惹惱北京。除了擔心影響貿易協議外，他們也知道，由於美國在抗擊新冠病毒急需的藥品和防護器材上嚴重依賴中國，兩國對抗不斷升級是有風險的。

但在這場日益嚴重的危機中，鷹派人士仍在2月份繼續推行對中國采取嚴厲立場。波廷格和包括國務卿邁克·龐皮歐(Mike Pompeo)的助手在內的其他人堅持在政府聲明中使用“武漢病毒”的說法。

龐皮歐試圖在每一個環節傳遞反華信息，最後甚至敦促七國集團領導人在一份聯合聲明中使用“武漢病毒”的說法。

包括彭斯的助手在內的另一些人抵製公開采取強硬立場的做法，他們認為，激怒北京可能會導致中國政府拒絕出口醫療用品、藥品，以及共享任何可能最終對疫苗研製有用的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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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在3月中旬采取了和解的做法，讚揚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的抗疫工作。

但當助手們告訴特朗普，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公開編造了一個新冠病毒來源的新陰謀論，稱病毒是美國軍人去年10月訪問中國時帶去的時，情況陡然發生了變化。

特朗普怒不可遏，他用自己最喜歡的平台發布了新信息。3月16日，他在Twitter上寫道，“美國將大力支持那些受中國病毒影響尤其嚴重的行業，比如航空公司等。”

特朗普升級口水戰的決定，破壞了兩國政府在應對這場全球威脅上進行廣泛合作的任何尚存的可能。這種相互懷疑是否會影響兩國在治療或疫苗研製方麵的努力，仍有待觀察。目前，兩國已在這兩個方麵展開競爭。

混亂的後果

特朗普政府的混亂文化助長了這場危機。缺乏計劃和執行失敗，再加上總統對新聞周期的關注，以及他更相信自己的直覺而非數據，都消耗了時間，甚至可能是生命。

在白宮西翼，人們普遍認為，特朗普的貿易顧問納瓦羅脾氣暴躁、自以為是，而且喜歡插手。他是最直言不諱的對華鷹派人士之一，1月下旬，他與政府衛生專家就發布中國旅行禁令一事發生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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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起初被擋在了疫情應對小組之外的納瓦羅於1月29日發出的一份備忘錄，讓許多人不以為然。備忘錄敦促特朗普施加旅行禁令，並稱若未能積極應對疫情可能會造成災難性的後果，導致成千上萬人喪生和數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這條不請自來的訊息，和當時總統淡化威脅嚴重性的做法存在重大衝突。當助手們向特朗普提起此事時，特朗普回應說，他對納瓦羅以書麵形式提出警告感到不滿。

從認識到病毒的威脅那一刻起，特朗普身邊人的那些常見的敵對和派係鬥爭，就一直困擾著政府的應對工作，再加上總統的衝動性情，這些都嚴重影響著決策和政策製定。

麵對這種致命病原體的持續打擊，分歧和缺乏長期規劃導致了嚴重後果。這些都拖慢了總統的反應速度，並導致執行和規劃上的問題，包括向國會尋求資金時的延誤，以及未能開始廣泛的監視檢測。

對特朗普在疫情上的立場進行影響的努力始於1月初，當時他的關注重點在其他地方：在下令擊殺伊朗安全部隊主腦卡西姆·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將軍後麵臨的局麵；他對與中國達成初步貿易協議的推動；以及參議院即將開始的對他的彈劾審判。

即使在1月18日佛羅裏達州馬阿拉歌莊園的電話會議中，阿紮爾首次向他通報了該病毒的潛在嚴重性之後，特朗普也胸有成竹地表示這事很快會過去。

“我們完全控製住了它，”幾天後，他在瑞士參加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時對一位采訪者說。“放心，沒事的。”

回到華盛頓，從白宮外傳來的聲音，對特朗普應該做什麽以及應該多快采取行動有著不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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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中製定對策的過程充滿了爭吵，有時在組織上很隨意。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於1月27日下午匆匆召集的一場會議，就屬於這種情況。白宮戰情室裏隻能站立，擠滿了白宮高級顧問、低級別幕僚、特朗普的社媒大師和多位內閣部長。沒有針對潛在大流行暴發製定的準備工作事項清單，這項工作本該涉及要求進行大量測試、迅速獲得防護裝備，以及對美國人的出行可能實施的嚴厲限製。

取而代之的是，在阿紮爾對他的部門的應對能力進行了20分鍾的描述之後，新上任的副國務卿史蒂芬·E·比根(Stephen E. Biegun)宣布計劃發布“四級”旅行警告——強烈建議美國人不要去中國，會議頓時陷入混亂。房間裏爆發出爭吵聲。

幾天後，即1月30日晚上，總統即將做出最終決定，著手發布對中國的旅行禁令。當時的白宮代幕僚長米克·穆爾瓦尼(Mick Mulvaney)和阿紮爾打電話給空軍一號。阿紮爾直截了當地警告說，該病毒可能發展成大流行病，並主張中國應為其不透明性受到批評。

特朗普拒絕了批評中國的想法，稱該國的麻煩已經夠多了。並且，如果說總統對旅行禁令的決定證明他已經充分認識到局勢的嚴重性，他對阿紮爾的回應卻完全不是那麽回事。

不要恐慌，特朗普對他說。

整個2月份，這種心態一直存在，總統的高級助手們一直在傳達一致的信息，但沒有采取任何具體步驟來為可能發生的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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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和3月初，美國的感染數量開始激增，但特朗普政府並未采取行動大規模訂購口罩和其他防護設備，以及呼吸機這樣的關鍵醫療器材。五角大樓處於待命狀態，等待任何為臨時醫院或其他方麵提供援助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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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就這樣過去了，3月到來，總統仍然被立場不一的派係包圍，盡管事態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不采取更積極的措施是行不通的。

特朗普已同意在3月11日晚做一次橢圓形辦公室講話，宣布對歐洲實施旅行禁令，在歐洲，病毒正在意大利肆虐。但是，在回應他的商界友人和其他人的觀點時，他繼續拒絕呼籲保持社交距離、學校停課和其他可能危害經濟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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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病毒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快速蔓延——而在重症患者越來越多、缺乏口罩和其他防護設備、缺乏呼吸機和足夠的重症監護病床的情況下，醫院麵臨崩潰的危險。經過數周的拖延和無所作為後，令總統及其助手焦慮不安的問題是：這下該怎麽辦？

橢圓形辦公室講話後不久，前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局長、在白宮內頗受信賴的權威專家斯科特·戈特利布博士(Scott Gottlieb)來見了特朗普，這場會麵一定程度上是總統女婿賈裏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力主促成的。戈特利布的作用是要讓總統知道，這場危機可能會變得多麽嚴重。當時負責工作組的彭斯也起了作用，用不同於阿紮爾的方式向總統介紹當下問題的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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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們說，但是到最後，是加入了工作小組的資深艾滋病研究員黛博拉·比爾克斯博士(Deborah Birx)幫助說服了特朗普。伯克斯聲線溫柔並愛用特朗普喜歡的那種圖表，並且沒有那種會激怒總統的咄咄逼人。他經常告訴人們，他認為她很優雅。

3月16日周一，特朗普宣布了新的社交距離指南，並且將持續兩周有效。隨後嚴重的經濟動蕩促使總統反複提出取消限製，甚至包括那些臨時的限製。他頻繁地問助手，為什麽在新聞中，他的政府仍然因檢測上的全麵失敗被責怪，並堅持把責任推給各州。

在3月的最後一周，參加工作小組會議的白宮高級顧問凱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為其他助手的擔憂發聲。她警告特朗普，他所期待的複活節恢複秩序的打算可能無法實現。她還告訴他，在批評者的眼裏，病毒導致的每一例死亡都是他的過錯。

幾天後，他在電視上看到了埃爾姆赫斯特醫院中心(Elmhurst Hospital Center)的慘痛景象——該中心離他在紐約皇後區的兒時故居隻有幾英裏——在24小時內有13人死於冠狀病毒。

他沒有取消限製措施。

Mark Walker自華盛頓、Mike Baker自西雅圖對本文有報道貢獻。Kitty Bennett對本文有研究貢獻。 Eric Lipton是《紐約時報》駐華盛頓的調查記者。他曾三度獲得普利策獎，此前曾為《華盛頓郵報》和《哈特福德新聞報》工作。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他 @EricLiptonNYT。 David E. Sanger是時報國家安全記者。在為時報供職的36年報道生涯中，他曾三次作為團隊成員獲得普利策獎，最近一次是2017年的普利策國際報道獎。他最新出版了《The Perfect Weapon: War, Sabotage and Fear in the Cyber Age》一書。歡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關注他。 Maggie Haberman是一名白宮記者。她2015年以競選報道記者的身份加入時報，是2018年因報道唐納德·特朗普的顧問及其與俄羅斯的聯係而獲普利策獎的團隊成員之一。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她 @maggieNYT。 Michael D. Shear是一名白宮記者。他此前供職於《華盛頓郵報》，是該報因報道2007年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而獲普利策獎的團隊成員之一。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他 @shearm。 Mark Mazzetti是時報駐華盛頓調查記者，曾在華盛頓分社從事國家安全報道十年。他也是2018年因報道唐納德·特朗普的顧問及其與俄羅斯的聯係而獲普利策獎的團隊成員之一。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他 @MarkMazzettiNYT。 Julian E. Barnes是駐華盛頓的國家安全記者，負責報道情報機構。在2018年加入時報前，他曾為《華爾街日報》報道安全議題。歡迎在Twitter和Facebook上關注他。 翻譯：Cindy Hao、Harry Wong、鄧妍 點擊查看本文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