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將冠狀病毒疫情歸咎於全球化，認為阻止更多類似病毒爆發的唯一方法就是“去全球化”。建起圍牆、限製旅行和減少貿易。然而，即使短期隔離對於控製疫情至關重要，長期的孤立主義將導致經濟崩潰，對真正抗擊傳染性疾病的傳播毫無助益。恰恰相反——流行病真正的解藥不是隔離，而是合作。
流行病早在全球化時代之前就奪走了幾百萬人的生命。十四世紀的時候，還沒有飛機和郵輪，但黑死病在十幾年間就從東亞傳到了西歐，導致了7500萬至2億人（超過歐亞大陸人口的四分之一）的死亡。在英國，每10個人就有4個死亡。佛羅倫薩的10萬居民，有5萬人不幸殞命。
1520年3月，一個天花病毒攜帶者——弗朗西斯科·德艾圭亞到達墨西哥。當時，中美洲沒有火車、公共汽車甚至驢子。然而到了12月，天花疫情摧毀了整個中美洲，約三分之一人口死亡。
給孩童接種疫苗抵抗天花
1918年，一種特別強大的流感在短短幾個月間蔓延到世界最遠的角落，5億人（超過全球人口四分之一）被感染。據估計，印度有5%人口因此喪命；這個數字在大溪地是14%；在薩摩亞是20%。這次流感在不到一年時間內，總計奪走了幾千萬人（也許高達1億人）的生命，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四年間造成的死亡人數都多。
1918年之後的一個世紀，由於人口增加以及交通發展，人類更容易受到傳染病的危害。像東京和墨西哥城這樣的現代大都市，為病原體提供了比中世紀佛羅倫薩更富饒的狩獵場；加上全球交通網絡遠比1918年時迅捷，一個病毒可以在24小時之內從巴黎到達東京和墨西哥城。因此，我們本該預期自己生活在一個傳染性的地獄裏，地獄裏有一個接一個的致命病毒。
然而，流行病在發病率和影響方麵都大幅降低。盡管發生了艾滋病和埃博拉的爆發，21世紀流行病導致的死亡在總人口所占比例，比石器時代以來的任何時候都低。這是因為人類對病原體的最佳防禦不是隔離，而是信息。人類一直在抗擊流行病方麵取得勝利，因為在病原體和醫生的競賽中，病原體依賴的是盲目變異，而醫生依賴的是對信息的科學分析。
當黑死病在14世紀肆虐時，人們對病因和對策都毫無頭緒。直至現代，人們通常把疾病歸咎於憤怒的神明、惡毒的魔鬼和惡劣的空氣，甚至不曾懷疑細菌和病毒的存在。人們相信有天使和精靈，卻無法想象一滴水裏就能包含致命掠食者的艦隊。因此當黑死病或天花來臨時，當局可以想到的最佳對策就是組織對各路神明的大規模祈禱。但這沒用。其實，當人們聚在一起大規模祈禱時，更容易引起大規模傳染。
上世紀，全世界的科學家、醫生和護士匯總信息，共同設法了解流行病背後的機製和應對流行病的手段。演化論（又譯“進化論”）解釋了新疾病為何爆發並如何爆發，也解釋了舊疾病如何變得更加凶險。借助遺傳學，科學家可以窺探病原體自身的使用說明書。盡管中世紀的人從沒發現黑死病的病因，但現在的科學家隻用兩周就識別出冠狀病毒，對病毒基因組進行測序，並開發出針對感染者的可靠檢測方法。
2019-nCoV的基因組組成和係統進化樹，
圖片來自Cell Host & Microbe, 2020, doi:10.1016/j.chom.2020.02.001。
一旦科學家了解了流行病的病因，戰勝它就容易多了。疫苗、抗生素、更好的衛生條件以及更先進的醫療基礎設施，讓人類在無形的掠食者中占據上風。1967年，天花感染了1500萬人，並造成200萬人死亡。但在此後十年，全球接種天花疫苗的運動就非常成功。世界衛生組織在1979年宣布人類獲勝，天花已被徹底根除。2019年已經沒有人感染或死於天花。
關於冠狀病毒疫情，曆史帶給我們什麽啟示？
首先，曆史表明，永久關閉國界無法保護我們。請記住，即使在中世紀傳染病也能迅速蔓延，那可比全球化時代早多了。因此，即使你把全球聯係減少到1348年的英國水平，也不足以阻隔病毒。如果真想通過隔離來保護自己，倒退回中世紀都沒用，你得倒退回石器時代。你真能做到嗎？
其次，曆史表明，真正的保護來自於可靠的科學信息共享和全球團結一致。當一個國家被流行病襲擊，它應該自願對疫情信息進行誠實共享，而不是擔心經濟受挫。同時，其他國家應該信任這些信息並自願伸出援手，而不是排斥受害國家和受害者。如今，中國可以向世界上很多國家傳授關於冠狀病毒的經驗教訓，但這要求很高水平的國際信任和合作。
2月13日，武漢金銀潭醫院隔離病房內忙碌的醫護人員。| 遠征 攝
國際合作對有效的隔離措施也是必需，隔離和封鎖對阻止流行病傳播至關重要。但當國家之間彼此不信任，當每個國家都覺得自己孤軍奮戰時，各國政府就會對采取嚴厲措施猶豫不決。如果你的國家確診了100個冠狀病毒病例，你會立刻封鎖各個城市和區域嗎？很大程度上來說，這取決於你對其他國家的預期。封鎖你們自己的城市可能導致經濟崩潰。如果你認為其他國家會施以援手，你將更有可能采取嚴厲措施。但如果你認為其他國家會棄你而去，可能會因此猶豫不決，直到為時已晚。
關於流行病，或許人們最該意識到的是，流行病在任何國家的傳播都會危及整個人類，因為病毒會演化。比如冠狀病毒可能起源於動物（如蝙蝠）。當它轉移到人類身上，起初並不太適應人類宿主。病毒在人體內繁殖的過程中，偶爾會發生變異。大多數變異是無害的。但時不時的變異使該病毒更具感染性，或更能抵抗人體免疫係統——這個病毒的變異株會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因為一個人就可能攜帶數萬億個不停繁殖的病毒顆粒，所以每個感染者都可能給病毒提供新機會，使它們更適應人類。每個病毒攜帶者就像一台賭博機，給病毒發了萬億張彩票。病毒若想蔓延開來，隻需要一張彩票中獎就夠了。
這不隻是猜測。理查德·普雷斯頓在《紅色區域危機》（ 此書無中文譯名，Crisis in the Red Zone）中描寫了2014年埃博拉爆發的一連串事件。爆發始於病毒從蝙蝠轉移到人類身上。病毒使人非常難受，但當時這種病毒還是更適應在蝙蝠體內存活，而不是人體內。將埃博拉從相對罕見疾病變成凶險流行病的是在西非的瑪可拉地區，感染了“一個”人的埃博拉病毒上的“一個”基因的“一個”變異。這個基因變異將埃博拉病毒瑪可拉毒株和人體細胞中負責運輸膽固醇的受體相連。正常情況下，這些受體將膽固醇吸收進細胞。現在，它們吸收的不是膽固醇，而是埃博拉病毒。這個新瑪可拉毒株的傳染力比之前高四倍。蝙蝠病毒一夜之間變異成可怕的人類流行病。
當你讀到這裏時，也許德黑蘭、米蘭或武漢的某位冠狀病毒感染者的體內基因正在發生類似變異。若真如此，那它直接威脅的不僅是伊朗人、意大利人或者中國人的生命，也包括你的生命。全世界的人都生死與共，不要給冠狀病毒可乘之機。這意味著我們要保護所有國家的所有人。
上世紀70年代，人類戰勝天花病毒是因為所有國家的所有人都接種了天花疫苗。哪怕一個國家沒給國民接種，都有可能危及全人類。因為隻要天花病毒還存在或演化，它都可能再次到處蔓延。
在和病毒的鬥爭中，人類需要嚴守邊界，但這不是指國與國之間的邊界，而是人類需要守住自己和病毒區域的邊界。地球上有數不清的病毒，新病毒因為基因變異而不斷演化。病毒區域和人類世界的邊界在人類的身體內。如果一種危險的病毒成功穿過地球上任何一個地方的邊界，就會將全人類置於危險中。所有國家都應該攜手共同保護這個邊界。
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人類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加固了這個邊界。現代醫療體係在邊界上起到圍牆的作用；護士、醫生和科學家是巡邏並擊退入侵者的衛士。但是，很大一部分邊界不幸暴露在外。世界上有數以億計的人缺乏基本的醫療服務。這危及我們所有人。我們總是從國家角度考慮醫療衛生問題，但是為意大利人、伊朗人、韓國人和中國人提供更好的醫療服務也可以幫很多以色列人和美國人免受流行病侵襲。這個淺顯的真理對大家應該顯而易見，但可惜，甚至世界上很多重要的大人物都忽略了這點。
當今人類麵臨的嚴重危機不隻因為冠狀病毒本身，還因為人類之間缺乏信任。要戰勝流行病，人們需要信任專家，公民需要信任公共當局，國家之間需要互相信任。過去幾年，某些不負責任的政治家故意破壞了對科學、公共當局和國際合作的信任。結果，現在麵對危機，我們失去了那些本該鼓舞、組織和資助全球協同響應機製的領導者。
2014年，埃博拉疫情爆發時，美國擔起領導者的職責；2008年經濟危機期間，美國也扮演了類似的角色，當時它與足夠多的國家團結起來，以防止全球經濟崩盤。但近些年來，美國已經辭去全球領導者的角色。現任美國政府取消了對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的支持，並向世界清晰表明美國沒有真正的朋友，隻有利益。當冠狀病毒疫情爆發時，美國隔岸觀火，迄今未發揮任何領導作用。即使它最終試圖充當領導者，鑒於公眾對美國政府的信任已削弱到這般境地，估計沒有幾個國家會追隨它的領導。難道你會追隨一個“美國先行”的全球領導者嗎？
美國留下的空白尚未被任何人填補。恰好相反，仇外心理、孤立主義和不信任是現在大多數國際體係的特征。沒有信任和全球團結，我們將無法阻止冠狀病毒疫情，將來還可能會目睹更多類似流行病。但是危機也是機遇，但願當前疫情會幫助人類意識到全球不團結將帶來嚴重危險。
舉個顯著的例子，流行病可以是歐盟重新贏得近幾年所失民心的黃金機遇。如果那些比較幸運的歐盟成員國可以慷慨解囊，為身處困境的盟國提供金錢、設備和醫療人員的援助，這將比任何演講都更能證明歐洲理念的價值。另一方麵，如果每個國家都決定自謀生路，那這場流行病可能會給整個歐盟敲響喪鍾。
人類困在與冠狀病毒的抗爭中，但真正決定性的鬥爭發生在人類自己身上。如果這場疫情帶來的是人類之間更嚴重的不團結和不信任，那將是病毒的最大勝利。當人類互相指責時，病毒正在翻倍。相反，如果疫情帶來的是更緊密的全球合作，這將不隻是抗擊冠狀病毒的勝利，還將是抗擊所有未來病原體的勝利。
（赫拉利個人微博：@尤瓦爾諾亞赫拉利，作者授權譯者：陳光宇。全文將刊登於《三聯生活周刊》202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