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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麵對世界的方式—徐則臣

(2019-12-15 08:58:49) 下一個

徐則臣評劉亮程散文:一個人麵對世界的方式

1998年,遠居新疆的外省青年劉亮程出版了他的散文集《一個人的村莊》,其後又推出另一本散文集《風中的院門》。這兩本關於一個名叫黃沙梁村的花草莊稼,風馬牛,驢狗人的散文集子驚動了一大批文壇的大腕,諸如韓少功、李銳、蔣子丹、林賢治等,他們紛紛為之鼓吹。於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的最後一位散文家"誕生了。韓少功他們所以如此隆重地推介劉亮程,原因之一當然是他的文章寫的漂亮(李銳:真是很少讀到這麽樸素、沉靜而又博大、豐富的文字了。),另一方麵,作為知識分子,他們顯然對劉亮程麵對世界的方式頗為激賞(李銳:劉亮程是在最平常、最平凡的農村生活細節中,舒展開自己深沉的生命體驗的。這種平常平凡的生活隨處可見,劉亮程從不強調自己的偏遠和奇特。韓少功:我多年來想寫的一種文字,被劉亮程寫出來了。)。劉亮程的文字很好,文字的內容及文字中所凸顯的麵對世界的方式,讓我想起了沈從文,更讓我想起了遙遠的古希臘人。

生活在公元前五六世紀的古希臘人,因為"寧靜,灑脫,坦誠與自信",成為兩千年來人們追慕的對象,當時的希臘也成了後人心中的"人類的精神家園",從而由曆史的事實穿上了理想的、頗具"彼岸"色彩的外衣。這種被後人稱作"希臘精神"的文化特征,用尼采的話說,是"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相互輝映的結果。古希臘人在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的理智加狂歡的整合下,兼具了"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溫克爾曼語)。其實說到底就是,這時候的希臘人會過日子,懂得如何沉入生活的底層而不會沉溺,沉靜審視又不致雙腳跳離大地。遺憾的是,這種自足和智慧的生活方式被他們的後代弄丟了,幾千年都沒找到。即使是以人類靈魂為工作對象的知識分子也不能幸免。

二十一世紀初,我在劉亮程的文字裏依稀看到了一個希臘人的影子。這是一個多麽讓人興奮的事情,為此,我嚐試通過對劉亮程的解讀,為知識分子展開一條通向古希臘的小道。

一、知識、理論、智慧和豐富的內心

一個人怎樣才能"寧靜,灑脫,坦誠與自信"?通俗的解釋是,他清楚地知道他需要什麽,不需要什麽,知道該追求什麽,又該放棄什麽,同時在追求與放棄之間,保持一顆向上的平常心和為人的良知。能夠清醒地麵對世界需要一種途徑,祖宗告訴我們:"人不學,不知義;玉不琢,不成器。"又告訴我們:"學而優則仕。"可見古往今來,唯讀書獲取知識為正途。知識分子由此而生。由讀書而得知識,由廣博的知識而形成理論,由對世界的漸深的理論認識,因其先進和通達而對生活卓有成效,謂之智慧。即是說,由知識而理論,而智慧,對知識分子來說是個漸入佳境的過程。這對知識分子並非難事。難的是,擁有一個豐富的內心。所謂"豐富的內心",我以為,就是內心能容納整個世界,與之同生共存,眼中之山即為山,眼中之水即為水,心中是一個本體的世界,本體的花草蟲魚,本體的風雨人物,你能聽到這個世界的真切的呼吸和哀鳴,能夠作為與對方平等的一個生命去體會另一個生命的生死榮枯,和生長途中的憂喜悲歡。能夠率性而為,隨意歌哭,給自己一個活脫脫的人。由此我以為,知識之上是理論,理論之上是智慧,智慧之上是豐富的內心。還世界以本來麵目,棄了機心,絕了人為的俗慮,留下最根本的東西。

但是,學富五車的知識分子往往到了智慧的殿堂就開始止步,他們被思想拖累,總以被知識抽象過的眼光去打量世界。當他們麵對一朵花,一個流浪汗,一個轉過臉對陌生人笑的啞女孩,心中浮起的不是一個個活潑的生命,而是淩空蹈虛的概念、判斷和推理。他們對生命無動於衷。一個忽視生命的知識分子,像離開土地的高粱一樣讓人生疑。正如劉亮程所說:"我們看到許多作家幾乎所有條件都具備了:有豐富的閱曆,深厚的學養,知識,勤奮,文字表達都到家了,卻最終沒寫出半部像樣的東西。可能這些條件並不能更深切地接近生存,反而阻礙了他。"而對劉亮程來說,二十多年來在田野和炊煙裏轉悠,徹底地麵對了一個村莊,懂得了:"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樹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粒蟲的鳴叫也是人的鳴叫。"理解了眾生才會坦誠自信,見慣了生死才能寧靜灑脫,由此深刻,實現了對生存的超越。正因為此,蔣子丹才說:"(劉亮程)散文中透出的那種從容優雅的自信,是多少現代人已經久違了,陌生了,熬長了黑夜搔短了白頭也找不到的大才華。" 劉亮程提到了"生存",這是他從事文學的唯一武器,但是生存著的知識分子恰恰忘了這一點,他們隻為"存在"而生。

二、存在與生存

像魏晉的士大夫熱衷於談禪,現代的知識分子們熱衷於存在,對生存深為不齒。原因不外乎,存在直接與"精神"、"終極"一類宏大的字眼搭上了關係,而生存僅是柴米油鹽等的一地雞毛的勾當,那是體力勞動者的活兒。劉亮程自稱是個農民,扛一把鐵鍁上了文壇,把一個叫"黃沙梁"的村莊搬到了紙上。他的"全部學識就是對一個村莊的見識"。黃沙梁隻有生存性的問題,一個沙漠邊緣的偏遠小村顯然不是培養哲學家的沃土。劉亮程的眼裏隻有陽光和風(《那時侯的陽光和風》)、黃昏(《永遠一樣的黃昏》)、貓(《最後一隻貓》)、狗(《追狗》《狗這一輩子》)、樹木(《我的樹》《樹會記住很多事》《我認識的那根木頭》)、螞蟻(《兩窩螞蟻》)、麥子(《野地上的麥子》)和蟲(《與蟲共眠》)。瑣碎至極,卑微至極,在黃沙梁裏,精神缺席,宗教缺席,終極關懷缺席,彼岸缺席,中東戰爭、世界和平和wto統統缺席。劉亮程硬是在這些小東西上做大了文章。他長久地盯著它們看,像凝視自己的兄弟姐妹,"把人間的不平,曆史的蹂躪統統放在自己的世界之外,讓生命浸漫到每一顆水滴,每一絲微風之中",與之休戚與共。當人們把一匹馬稱作牲口時,他看到的是一個生命,悲憫,平等,猜想"不知道它們把人叫啥"。所以他發現了我們很多人永遠都無法發現的秘密:"其實這些活物,都是從人的靈魂裏跑出來的。它們沒有走遠,永遠和人呆在一起,讓人從這些動物身上看清自己。"(《人畜共居的村莊》)在我們跑步進入人工搭建的城市文明時,劉亮程一個人留在了村莊裏轉悠,成為二十世紀最後一個"自然之子"。像梭羅之於瓦爾登湖,沈從文之於湘西,葦岸之於大地上的事情,像卡夫卡之於城堡,劉亮程守著他的黃沙梁,操一把鐵鍁認真地看著每一粒活潑的生命。

生存越來越為人忽略。"除了書本,我們已越來越不懂得向生存本身,向自然萬物學習了。接近生存在這個時代變成了一件十分困難的事"。蔣子丹說:"劉亮程不為他人和前人的知識觀念所囚,在文化時尚主流之外,另辟一片天地,沒有任何一點與都市人行影相隨的焦灼和煩躁,身邊小事皆可入文,村中動靜皆可成詩。" 許多人皓首窮經企圖闡釋這個世界猶未可得,劉亮程卻曲徑通幽,僅憑一個村莊就直接打通了與世界的關口。或許正如他所說,"任何一件事物上都可能找到整個世界,就像在一滴水中看見大海"。基於生存,他發現了存在,而"對一個寫作者來說,最高等的教育是生存本身對他的教育"。這一觀點,是否是對傳統的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分野的顛覆?

三、形而上與形而下

我以為長久以來,我們對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劃分存在問題。習慣上把奔向哲學和終極的精神上的東西歸為"上",而把散淡日常切膚可感的東西歸為"下"。"上""下"之分關乎"大腦",但對我們來說大概更關乎內心。竊以為"上"與"下"應是針對內心而言。當一種東西抵達我們內心,讓我們的靈魂戰栗,我覺得它就與我們的精神息息相通了,與我們的精神和存在是一致的,它就是形而上,不論它采取何一種方式,是抽象還是形象,是一段哲理,還是俄羅斯的"一片美麗而高遠"的天空。

曹文軒在長篇小說《紅瓦》代後記《永遠的古典》一文中舉了一個事例:

"一個人輕生,任何思想說服,也許都無濟於事。但如果這個人這一刻站在青青的草地上,看到天邊的雲彩下走過一個天使般的紅襖小女孩,也許會覺得世界很漂亮,活著是一件不錯的事情,就會放棄輕生的念頭。頹唐的安德烈公爵,躺在血染的沙場上,正是看到了一片美麗而高遠的俄羅斯天空後,重又獲得生存的勇氣的。" 在這裏,思想毫無作為,真正打動垂死者讓其再生的,是觸目驚心的生命和美,而大美無言。堅持著"生存"立場的劉亮程遙遙呼應。他在《寒風吹徹》中,敘述了他遇到的一個被風雪凍死的人:

"一個人最後的微弱掙紮我們看不見;呼喚和呻吟我們聽不見。┄┄他的身上怎麽能留住一點點溫暖呢?靠什麽去留住。他的爛了幾個洞,棉花露在外麵的舊棉襖?底磨得快通、一邊幫已經脫落的那雙鞋?還有他的比多少個冬天加起來都要寒冷的心境……落在一個人一生中的雪,我們不能全部看見。每個人都在他自己的生命中,孤獨地過冬。我們幫不了誰。我的一小爐火,對這個貧寒一生的人來說,顯然微不足道。他的寒冷太巨大。" 這是一個讓人絕望的故事。當一個人的心境過於寒冷,我們無法溫暖,當我們的爐火對貧寒一生的人微不足道,當我們麵對一個生命行將逝去又拉不住他的手,將是怎樣莫大的悲哀。還有什麽比挽留一個生命而無能為力更重大的形而上?劉亮程曾給永恒下了一個定義:"所謂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物的時間完了,但這件事物還在。"在這個定義裏,我看到了人的生命是如何被一塊麥地,一堵院牆,兩片籬笆拖垮的,而形而上的定義裏沒有生命的痕跡,隻有一支端端正正的文字的小分隊形而上裏沒有人,形而上是針對世界而言的,而人是整個世界的集合。在劉亮程的人畜共居的村莊裏,人與畜的命運相連,人與草木小蟲的命運也相連。以一己的靈魂交通另一個靈魂,顫抖時一塊顫抖,飛升時一起張開翅膀,生活因此祥和和激動人心,堅持了人類活下去的欲望。當人類歌哭的時候,作為精神先鋒的形而上它在哪裏?

 

四、學院派與野狐禪

這個話題由劉亮程的文字引起。劉亮程的文字平易好讀,敘述為體,議論為用,寫的是家常事,說的也是人人都聽的懂家常話,但這並沒有妨礙他在通俗的行文中傳達出天地間的大道理。這讓人想起學院派風格來。據說早有人對之提出了批評:學院派已經僵死。大意是說,學院派有著一套頑固的規矩,說話務求像神父登上講壇,板著麵孔布道,說一些隻有上帝和他自己才聽得懂的夢話。或者竟連神父也不如,神父還多少帶些感情色彩,學院派學者是榨幹了水分,每一個句子都硬邦邦的,像搭上通往精神王國的梯子。顯然不能一棍子打死,但的確有為數不少的學術在淩空蹈虛,遠離民間,最怕是哪一句話說得缺少理論色彩。

我不敢相信有一種理論可以讓我們理解這個世界,就像我不相信有一種理論可以解釋我們的生活一樣。解釋生活的要靠生活本身,形象的,體驗的,情感的,切膚的,痛徹肌髓的。學術可以對之歸納總結,推理和演繹,知識不要把水一樣的世界固定在一個冷冰冰的模子裏,造出一個大家都認為毫無意義的怪東西。相反,卻有一大批柔韌可感的文字和思想,顯示出了無可替代的真價值。深究起來大概要歸入學院派鄙棄的那一類了,即"感性"的學術。比如羅蘭·巴特的隨筆,宗白華的《美學散步》,比如殘雪的對卡夫卡、博爾赫斯、莎士比亞、但丁和《聖經》的解讀。若度之以篇末的參考書目的數量和語言的抽象程度,此類文章隻能流落到學院門口的大馬路上了。但恰恰是這些文字在觸動我們的神經和靈魂,它們已經被保存或終將被保存。因為他們是用心寫,而很多人是用腦袋或者手指寫。

1999年王蒙在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中說,他的寫作較之科班出身的作家,隻是"野狐禪",沒什麽理論的禁忌,隻圖個口筆的痛快,發一發自己的真聲音。多麽難得的自在和真聲音。王蒙式的賞心悅目的"野狐禪"之於中國文壇,想必是越多越好了。知識源於民間,理當回到民間,在民間融合升華,於生存有所裨益。但滿目所見的學術玄言般高高在上,鑽女人到底是否三寸的金蓮的鞋尖。吾未見其明也。既已不能根植於民間,定然也難以返回民間了,他們的雙腳拔離大地。尷尬已經暴露,學院派的大門依然緊閉。

這是一個麵對世界的方式的問題。麵對世界歸根結底是麵對生存,正如關注存在形而上最終是為了人類活得更好。離開土地丟掉根的樹木是不會知道自己能長多高的,我們的目光卻高高越過自己的頭頂,把自己置於上不能頂天,下又不能立地的景況裏,我們會把自己變成不會感動的瞎子。

劉亮程有一首詩說:"生命是越攤越薄的麥垛/生命是一次解散/有人走過你的一生沒遇到你。"這是多麽可怕的結局。古希臘人能夠為人類世代垂範,無非是他們深入生存,認真地活得自然些、放鬆些、淋漓盡致些,活得更像個"人"些,把所有的生命都看在了眼裏。這種生活的本領到了我們的手裏失傳了。二十世紀末一個叫劉亮程的中國人,以自己麵對世界的方式再次提醒了我們,古希臘的火種還可以重放光芒,若是再錯過,我們將會在每個人所剩無幾的時光裏徒然羨慕,羨慕劉亮程把一個村莊看得那麽仔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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