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麽需要巴黎聖母院—羅傑 科恩

專欄作者
我們為什麽需要巴黎聖母院
羅傑·科恩
最後更新於：2019-04-17 20:06:46 中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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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公裏：巴黎聖母院，法國距離丈量的零點，一個民族的參照點，是起點也是終點，是法國總統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所說的“中心”。這就是為什麽當這座大教堂失火時，那麽多人——無論是否是教徒——都在流淚。他們自身的一部分，他們的坐標，正在焚毀。
法國大革命期間，巴黎聖母院在一場反對教權主義的狂熱中遭到洗劫；到了19世紀，憤怒已經冷卻，經過修複重建，它成為了舉行帝王加冕典禮、民族解放運動和總統葬禮的場所，成為了這個國家的靈魂，成為法國與其動蕩曆史、君主製與共和製、宗教與世俗實現和解的地方。
幾個世紀的光陰，證明了它的普世意義。無論是在法國還是法國之外，時間讓它成為了每個人的大教堂。“我們所有人的一座記憶之礦，”在巴黎出生和長大的藝術家克萊爾·伊盧茲(Claire Illouz)說。
巴黎究竟是什麽？是美。它的恐怖之處在於看著美麗燃燒，精致的塔尖倒在800年曆史的橫梁構成的火海裏。這是集人類之大成者，如同神聖存在般強大的表達，在黑煙中化為灰燼。
??人類生命的喪失是可怕的，但美的毀滅也許同樣可怕。在一個充滿焦慮、醜陋、仇恨和謊言的時代，這場大火讓人感受到了不祥。“美即真理，真理即美，”約翰·濟慈(John Keats)寫道，“知道這個就夠了。”
我的巴黎朋友薩拉·克利夫蘭(Sarah Cleveland)給我寫信說：“靜得出奇，人們仿佛陷入了恍惚，看著火焰在大教堂牆內沸騰，像一口大鍋。場麵莊嚴肅穆。還有絕望。如此具有紀念意義的東西竟然如此脆弱。”
文明是脆弱的。民主是脆弱的，就像那個尖頂。今天，對此視而不見是不可能的，也是危險的。當一個普世參照物化為烏有時，一個深淵就打開了。
我還記得1976年夏天，我第一次住在巴黎的時候，教堂那如今已經向天空敞開的龐大內室是涼颼颼的。當時有熱浪來襲。河流變成了涓涓細流，噴泉幹涸，商店裏的瓶裝水銷售一空。人們坐在教堂裏的長椅上發愣。有人在祈禱。孩童在玩耍。後輩與長輩，愚者與智者，聚在一起。藍色的光線透過入口上方華麗的彩色玻璃窗射了進來。空氣中有石頭和燭蠟的氣息。
那神聖給我的感覺是一種包容。巴黎聖母院是一個庇護所，而在這個時代，美國總統在唾棄庇護之所，並考慮將貧困的移民丟給那些敢於自稱庇護所的城市作為懲罰。
我在青年時代第一次看到的這座昏暗大教堂，是體諒人類犯下的錯誤的，比如1789年之後的那些革命者，他們誤以為那些聖經中的國王是法國國王，於是砍掉了雕像的頭顱。光陰荏苒，我的孩子們在聖母院的耳堂裏玩耍。其中兩個出生在巴黎，這座流光溢彩的礫石之城，它的小島像一艘艘駛向橋梁的船，它的主幹道由巴黎聖母院來錨定；這座大教堂總是在塞納河的對岸，讓人安心，它的外立麵跟兩座鍾樓一樣莊嚴，側麵像拱扶垛和滴水獸一樣奇幻，不管從哪個角度看，它都赫然聳立在眼前。
??大火過後，我們的巴黎女士還在那裏，她的塔樓已經沒有了屋頂。馬克龍總統發誓要重建大教堂。資金大量湧來。這位法國總統舉止尊嚴，當這種尊嚴已從白宮消失之際，他提醒人們，尊嚴還具有令人們團結起來的力量。
馬克龍說，巴黎聖母院是“我們的曆史”和“我們的想象”，換言之，它是一種記憶的方式，激勵著所有追求某種超越的人。視自己為一切的特朗普總統的貢獻是建議派遣“灑水飛機”滅火。他的建議被無視了。
也許，對一個美國人來說，就其代表國家的力量而言，最接近巴黎聖母院的東西就是由法國雕塑家創作的自由女神像。有一天，海麵上籠罩著一層薄霧，帶來一種神奇的效果，自由的火炬仿佛脫離了雕像，在空中盤旋。看著眼前這一幕，我想象著把埃瑪·拉紮勒斯(Emma Lazarus)的詩為特朗普時代而改寫：
把你們的暴君、你們的富人，
你們企圖溜走的可恥逃稅者，
你們想偷東西的墮落敗壞者交給我，
??我要給他們自由。
把那些不體麵的人交給我，看一看
像我這樣敗壞有多麽容易。
在我的一生中從未感覺到法國文明如此地重要。這就是我們所擁有的。未來幾周，一旦第一波震顫過去，關於誰該對此負責、這場災難是如何發生的、涉及了哪些疏忽，將會出現醜陋的爭論。但在巴黎街頭那些沉默、虔誠、唱著聖歌的人身上，我也看到了法國人團結起來，下定決心進行重建的可能——不僅要重建大教堂，還要重建一個被黃背心運動的暴力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分裂所動搖的國家。巴黎聖母院的故事是一個堅忍和重生的故事。
這也是一個關於歐洲文明的故事。巴黎聖母院是從希特勒的手中幸存下來。如今它所呈現出的脆弱，同樣需要歐洲的團結。

羅傑·科恩(Roger Cohen)自2009年起擔任時報專欄作者，他的文章每周三和周六發表。科恩在1990年代加入時報，曾擔任駐外記者和國際新聞編輯。歡迎在Twitter上關注他：@NYTimesCohen。 翻譯：Duran、晉其角 點擊查看本文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