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毅 謝宇談：上美國頂尖大學的華裔子弟們的得失

上頂尖大學：華人父母誤子弟而不知

饒毅（北京大學教授）

一般而言，無論海內外的華人父母，大都簡單地認為上頂尖大學或研究生院隻會對子女有好處。這當然是有可能性的，有時也的確會發生。但是，還有另一種可能性，也許發生更頻繁——那就是對於大多數華人的孩子來說，上頂尖學校也可能對其造成影響一生的負麵作用。

一般國內的人會覺得這種說法令人驚訝，海外華人中也不流傳這種看法，原因是絕大多數華人並不知道這是事實：因為絕大多數華人或沒進過頂尖院校，或即便進過但也不願對外講出全部事實——特別是不令人喜悅的事實；也因為華人父母經常簡單地迷信，或臆測頂尖大學的好處。

首先定義“頂尖”。這裏說的頂尖意味著至少在前10，特別是指那些排在前5名之內的。從大學來說，公認的頂尖綜合性大學本科包括哈佛、耶魯、普林斯頓、斯坦福，而頂尖的理工科院校也就是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麻省理工學院（MIT）。從研究生來說，頂尖並非僅以學校綜合實力為標準，而通常隻在某專業領域做到頂尖的係科。

前五的係科當然研究生總數就很少。美國頂尖的研究生係科中長期以來很少有中國學生，比如MIT的生物係非常強，然而30多年來應該平均每年接受的中國學生不到1個。我自己念研究生的舊金山加州大學（UCSF），30多年來，其神經生物係恐怕總共招收了不到15名中國學生，其生物化學係估計還不到10名。進了這些係科的中國學生了解情況，卻因為各種原因未能道出事實，導致外界不知情。

我估計，在MIT、洛克菲勒、哈佛、斯坦福、伯克利、UCSF、加州理工等校專攻生物學的中國研究生不僅人數少，實際上後來的成才率也不高。從事生物學研究的最佳出路通常是做教授，然而上述學校的中國留學生以及美籍華人，後來成為美國教授的並不多。

而科學做得很好，包括後來在上述院係成為教授的中國人，恐怕多數不是從這些學校畢業的，而是出自美國那些專業很好但並不最頂尖的學校。

這背後的原因是：美國頂尖係科的研究生院，會有非常好的美國學生前來申請（包括本科在諾獎得主實驗室做過研究的），因此它們不僅不積極招收中國學生，而且招收以後也不認為是其研究的主力。老師關照表現突出的美國學生，在實驗科學各學科美國老師常視中國學生為打工仔，不熱心與他們討論科學問題，而多問勞力產出。不僅如此，這些頂尖係科的美國研究生在各方麵可能表現非常突出，特別容易令初到美國的中國學生失去信心甚至自慚形穢，從而改變人生道路。我在UCSF讀神經生物學研究生同班共4人。其中一位的父親是斯坦福大學神經生物學教授，他本人哈佛本科畢業，還去法國做過一年研究，入學前發表了3篇研究論文。入學後，這位同學課堂上積極發言，每次考試分數都是第一，還對同學很好。生物化學係一位比我們高幾年級的英國學生，來自學術世家，畢業時間比大家都快，他研究生期間發表的論文很快成為全世界細胞生物學教科書中的內容。生化係還有一位女生長於數學，生物學研究也很突出，後來做過《細胞》雜誌主編。我在哈佛做博士後的實驗室裏，有一位博士後是馮·諾依曼的外孫，他自己在哈佛念研究生期間發現了一個新的重要的酶（PI3 kinase），在生物學界廣為人知。另一位博士後的父親曾任哈佛化學係係主任，其兄更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他有時當眾問我們實驗室的老師是否能聽懂他說的是什麽，好像後者是他學生似的。這位同事本科在普林斯頓念物理，碩士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是伯克利加州大學生物學專業。如此學術背景，交叉學科的問題應該找誰來談？

因為美國學生愛自然科學的人不是很多，集中在頂尖係科。這樣，在優秀但非頂尖（我們姑且稱為“次尖”）的美國研究生係科，美國學生常不如中國學生，所以次尖以下美國係科不僅錄取中國學生多一些，而且老師普遍重視中國學生。這些中國學生“自鳴得意”給外界傳遞出的信息，也是中國國內誤認為自己的學生優於美國學生的原因。

不僅學校有頂尖、次尖這種差別，學科也會出現類似情況。三十年來中國學生成長起來最後成為美國院士的，迄今最多的學科是植物生物學（北大也是如此）：20多位美國的大陸旅美華人院士中有5位是植物生物學家。其原因並非中國的植物學教育優於美國，而是因為美國農產品長期過剩，美國的優秀學生絕大多數不學植物學，如果選擇學生物，大都偏好醫學（次為生物醫學）。我們在植物學領域表現突出，是田忌賽馬的結果，不是中國人有植物學方麵的內在特長，也非我國植物學教育特別優秀。

頂尖的大學本科應該也有這些問題：那裏聚集了最頂尖的美國學生，有些功課極端好，有些家庭背景很強。一般的中國人都會因此受挫，所以大部分這些院係的中國學生後來都未能在學術上有所成就，原因是自信心沒了。

他們不會告訴父母，更不會寫文章告訴大家。在劣勢中堅持信心，絕大多數華人（特別是X二代，包括移民二代）都不具備這種心理素質。

美國能源部部長、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的哥哥Gilbert Chu，當年讀小學和中學時考試分數特別高（高到他的兩個弟弟都在中小學期間自愧弗如，小弟在沒讀完高中的情況下就棄學而逃）。Gilbert Chu後來去哈佛念本科，拿了兩個博士學位，然後到斯坦福做教授，但他的名字並不為大多數人所知，原因是他後來並未取得特別成就。而Gilbert Chu的兩個弟弟，一個上了羅徹斯特（Rochester）大學，一個讀了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都不是頂尖大學，就本科而言，這兩所大學甚至連“次尖”也算不上。但朱家的老二和老三卻成績斐然：老二成為物理學家；老三當了大律師，曾創下專利案最高補償紀錄。

當然，並非個個華人都要避免去頂尖大學或研究生院讀書，但肯定也不是個個華人隻要能被錄取，就應該去上頂尖大學。

是否富二代在頂尖大學就一定沒有障礙呢？美國頂尖大學每年都會專門給世界各地的權貴開特殊渠道，他們的子弟不僅長期富有，而且有些是著名創業者，有些是很多代的主官。中國的富二代、官二代即使不擔心父母雙規等負麵新聞，也不一定能容易做到心態平衡。

當然，本文大概基本無用，因為絕大多數的華人，不僅不了解這些學校對他們的孩子實際上意味著什麽，而且也不願去了解。很多父母內心希望通過孩子彌補自己在學曆方麵的缺失或不足，也有更多華人父母將子女所讀大學的名頭，當作自己身為家長的“畢業證”，而不考慮特定院係對孩子一生可能產生的具體影響。

上頂尖大學的本科或研究生院，對於大多數華人來說，或許真的不如去上“次尖”大學或研究生院，能讓自己獲得更好的發展。


中國人為何迷信名牌大學？

謝宇（密歇根大學教授）

中國人對名牌大學的迷信有多方麵的社會原因。

一般而言，我們要對一個人進行評價，需要真正地去了解他很多具體的個人信息，但這些信息經常是缺乏的。所以在中國社會，知道某個人畢業於哪所大學，特別是本科大學，就獲得了對這個人智商或者能力的一種估計，其中包含有很大的信息量。

相反在美國，我們得知某個人去了某所大學，對於判斷這個人的能力和智商而言，其信息量是很有限的。

中國社會中，學校招牌所包含的信息量，主要是由極端的考試分層造成的。對學生的選擇機製導致了不同能力和背景的學生，進入到不同水平的學校中，而且這種教育分層發生得很早。如此一來，那些好學校，不僅僅擁有好的物質條件和師資，更能擁有好的生源。

這樣造成的一個結果就是，相比美國學校的狀況，中國學校內部的差異性低而同質性高，也就是說，智力和能力相當的學生在一起，而背景不同的學生不太容易進入同一所學校。

所以我在想，中國頂尖大學的學生相對來講比較優秀，可能是因為這些學校對生源的選擇比較好，而不是學生們在這裏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因此，即便這些頂尖學校的教育水平跟其他學校差距並沒有那麽大，這樣的選擇機製也能使他們的畢業生相比其他學校的畢業生在找工作或麵臨其他機會時更具優勢。
從個人能力的角度來講，我們知道一個人最後的成功，其決定性因素是多方麵的，不僅僅是智力，更重要的是非智力因素，比如自信、善於溝通、能夠堅持、誠實守信，等等。

而在中國，高校進行學生選拔和分層主要是通過智力考試，這樣一來，他們非智力的能力的發展就會受到一些不好的影響。

從社會心理角度來講，在個人所處的生活環境中，個人滿足感是第一位的。在周邊人都很好的情況下，雖然你事實上也很好，但你很可能感受不到，也無法獲得滿足感。相反在一個相對較差的環境裏，你身邊人都沒有那麽好，當你顯得更好一些時，就會獲得很好的滿足感。這也就是所謂的“big fish in small pound（大魚在小魚塘裏）”。

我們在研究人口中的異質性問題時，一定是有組內差距和組間差距兩種情況。組間差距大，就顯示出組內差距小，這樣造成嚴重的群體分層，在組間比較時就會有很大的信息量。

這也是中國的商標社會特征特別明顯的原因之一。為什麽會有商標社會？因為我們對他人，特別是陌生人，是無法獲知其個人具體情況的，所以就會經常根據他外在的顯性特征，也就是其所在組的屬性來對其進行判斷，比如看看他穿什麽牌子的衣服或戴什麽牌子的表。這種作法在中國是很有市場的。

說回到大學，因為其內部的同質性很強，並且大學按照能力的不同對學生進行了分類，所以由此也會造成很多社會性問題。

其中一個社會問題就是，所謂高智商的人不知道一般人、普通百姓是怎麽想的，住在高檔小區的有錢人不知道平民是怎麽想的。所以在美國，經常講要打破這種分隔或者割裂，比如說要做到黑人和白人的種族平等就要打破黑人和白人之間的種族隔離。

中國社會的分隔也很嚴重，而目前大學、中學、小學的做法，即通過智商和家庭背景進行隔離性分層，我覺得對社會是有害的。

特別是很多中國頂尖高校的畢業生，他們在找工作的時候沒有對社會中一般老百姓的了解，即便得到很好的工作、很高的工資，他們有可能還是覺得不滿足。為什麽？因為他們覺得身邊同學找到的工作更好。但他們不知道一般學校畢業生的收入和工作是怎樣的水平和情況。所以，學校之間的分類，給出的信息量太大。

實際上，在一個相對不太成熟的社會，情況反而會更好一些。比如我們1977屆和1978屆的大學生，因為當時的高考製度還不完善，所以這種分層現象還不是那麽明顯。

在美國，因為有很多優秀的地方性州立大學，比如佛羅裏達大學、密歇根大學、德州大學等，所以實際上有很多一流的學生都不會選擇去哈佛或耶魯等頂尖大學。

我身邊就有具體的例子。我有一個得意門生，她目前在哈佛做助理教授，可以說她是我們這個領域一顆冉冉升起的新星，將來應該能夠成為終身教授。考大學的時候，她被普林斯頓大學和密歇根大學同時錄取，但她沒有聽從父母的建議，而是放棄了普林斯頓大學，選擇留在密歇根大學。這樣的例子在我身邊並不罕見，我經常會碰到有學生跟我講，他們原本有機會去普林斯頓、哈佛、耶魯這樣的名牌大學，但因為家庭或其他原因而選擇留在地方院校讀書。

這樣的結果是，也許地方院校總的來講不如那些明星學校，但它裏麵最好的學生，跟明星學校最好的學生也不會相差太多。

當然，美國的不同院校之間也有很多差異，各有特點。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基礎教育階段的中小學的同質性還是比較強的，教學任務比較單一，課程設置也相差不大。然而隨著個人的成長，越是到受教育後期，其區分度越大，因此表現出的個人差距也會越大。到了研究生、博士生階段，其所接受的教育就更加具體和個人化。總體而言，這種區分度隨著教育階段的提高而加大，大學超過中學、中學超過小學。

不過有趣的是，像中國這種人人都想上北大清華等頂尖高校的情況在美國的確是沒有的，真的並非每個人都想去哈佛、耶魯或普林斯頓。因為美國真的是有一個比較成熟的高等教育市場，而中國是沒有這樣的市場的，中國隻有壟斷，因此那些好一些的學校可以在各方麵壓過其他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