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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清漣：漫談中國朝野對'新加坡模式'的愛與恨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辭世，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輪對“新加坡模式”的口誅筆伐。很少有人關注到：新加坡早就否認“新加坡模式”的存在。最近一次否定是今年2月，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裏（Bilahari Kausikan）等在美國華府布魯金斯學會的講話中說：“根本沒有所謂‘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許多政策都是李光耀及他的團隊因時製宜一路創造出來的”，“建國總理李光耀務實的治國理念已深植製度之中”。
中國踐履“新加坡經驗”引發的愛與恨
自鄧小平1978年11月訪問新加坡歸來之後，新加坡這個曾被中國官媒體稱之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城市國家，轉而被譽為公共住屋、花園城市及旅遊業的典範。鄧小平一直對新加坡經驗情有獨鍾，對其發展經濟及管理經驗的借鑒和學習始終未有間斷。諸多改革的重要舉措，比如最開始建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特區，與外資合資合作等等，都與學習新加坡經驗有關。到後來，中國官方將“新加坡模式”概括為“威權政治＋開放的市場經濟”，認為這是一黨獨大的威權政體成功引導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典範。一直為中國培訓官員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被稱為中國“海外黨校”。放眼世界，新加坡是中國官方唯一公開聲稱需要學習的國家。
出於對專製的痛恨，加上新加坡的媒體管製嚴苛在亞洲僅次於北韓與中國，在全世界四大華人為主的國家與地區當中，新加坡以“有民主無自由”著稱，而且其民主還被批評為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選舉遊戲，當新加坡被中共奉為學習楷模後，已有中國人將新加坡罵為“世界上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豬圈”。
也許是對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痛恨“新加坡模式”有所了解，新加坡開始否定“新加坡模式”的存在。2013年3月2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中國媒體人趙靈敏的評論《中國學不了新加坡》，其中有段著名的話：“中國朝野對新加坡模式的愛與恨，都是建立在一個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個既沒有政治競爭又廉潔高效的新加坡，事實上並不存在。”
新加坡出口導向型經驗在中國的實踐
再說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經驗。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總理長達30多年，任內創造了經濟奇跡。他取得如此經濟成就，是依靠他本人與其團隊的務實精神，根據本國的環境條件，在不同的階段采取了適當的經濟政策，配合社會保障政策，成功推動了經濟發展。建國之初的60年代，新加坡以港口、化工等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備基礎設施，以出口導向型的電子行業及配套的金融服務和旅遊業完成了經濟起飛；當四小龍中的其他三小龍相繼衰落時，新加坡另找他途，迅速以IT產業趕上曆史潮流。當技術優勢不再、新加坡看準了各國富人有避稅的需要，製訂了相應的資本政策，吸引各國富人定居新加坡，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降低個人所得稅與企業稅；二是不征收資本利得稅，自2008年2月開始新加坡不再征收遺產稅；三是製訂相關的銀行保密法，保障富人的權益。這套製度利差政策讓新加坡成了世界富豪雲集之地，例如Facebook的聯合創始人之一愛德華·多薩維林，出生於中國的影星鞏俐等人。《2012亞太財富報告》稱，亞洲的“流動富豪”（一半時間在國外度過的富豪）中有近1/3的人首選新加坡作為海外定居地。
鄧小平對李光耀頗為心儀，學習新加坡經濟起飛的經驗，實施對外開放政策，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鄧辭世之後，中國成為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並輝煌了十年。與新加坡不同的是，新加坡在經濟起飛之際建成了花園城市；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因其過度透支環境生態與勞工生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廠，當輝煌逝去之後，中國既沒有積累技術優勢，勞工也依然窮困，大好河山水陸空立體汙染，生態環境瀕臨崩潰。與新加坡以低稅與人居環境好吸引了世界富豪這一趨勢相反，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流國，富豪外流原因，依次為擔心政治風險、避免環境汙染、讓子女接受高質量教育等。
新加坡與中國的政治社會距離：心向往之，卻不能至
在亞洲國家中，日本是學習西方的成功典範，新加坡次之。新加坡實行威權政治，但不象中共一樣念念不忘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隻講共享價值，即把自身的文化與憲政製度相結合。如果說日本的特點是製度移植（這一點得益於戰後美國強製在日本推行憲政），那麽新加坡是“製度創新”，用威權主義手段將一個前身是殖民地的相對落後社會管理得秩序井然。對日本，中國當然不想學習，因為學習就意味著認輸；印度民主被中國人評為質量低劣；台灣的民主被官方宣傳成“太亂”。中國朝廷的態度是，我們不學歐美，但學習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經驗。但幾十年學下來，還是“心向往之，卻不能至”。
學習新加坡經驗時，中國官方一直半心半意。新加坡經驗除了官方概括的“威權政治＋開放的市場經濟”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中國語焉不詳的“完善的法治”。中國對威權政治情有獨鍾，希望建立一種“溫和的獨裁“；“開放的市場經濟”在中國變成“政府強管製下的市場經濟”，政府壟斷國家資源並實行集規則製訂者、裁判者與參賽者三位一體的政府管製。新加坡賴以擺脫華人社會人治傳統的力量是法治，這是殖民地時代留下的政治遺產，但恰好是這點，中國當朝者並不看重，忽略了新加坡的殖民地法治框架，代之以中國的依法治國。法治的本質是法律之上無權威，中國的“依法治國”則規定由黨來領導並規範。
新加坡近於嚴苛的法律（包括羞辱為主的鞭刑），小至對亂扔垃圾、不講衛生的處罰，大至對生產偽劣產品與違約的重罰，曾讓新加坡的主體居民華人非常難受，但正是這種高懲罰法治“罰”出了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如果說日本社會秩序井然是政府管理（他律）與國民自我約束（自律）相結合的結果，那麽新加坡的社會秩序在早期就是強權管製的結果。後來因為教育以及人口的代際進步，新加坡早已進入他律與自律相結合的良治狀態。
如同中國統治者隻想要權力，卻不想盡政治責任，因而官員普遍腐敗一樣，中國國民至今在權利與責任二者關係上也隻想要權利，對盡責任這點還未做好準備。至今為止，中國的小城鎮的衛生狀況非常糟糕，中國人根本無法接受亂扔垃圾要坐牢、交高額罰金這種可怕情景，黃浦江漂滿死豬的惡性公共衛生災難也曾發生。就以製造產品而言，中國人都想從商家買到優質產品，但生產時卻都偏好偷工減料，因此成為世界聞名的“山寨大國”，連食品生產都形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結構，最後中國人隻好跑遍全世界淘買外國生產的合格奶粉。我一直懷疑，中國人談起“新加坡模式”沒多少好感，除了痛恨獨裁、不滿新聞管製之外，還可能包含不喜歡這種重罰為主的他律，隨意吐痰與亂扔垃圾、肆意侵犯他人知識產權並生產偽劣產品要受重罰，一定會被視為一種“暴政”（中國人也同樣不會理解美國漁夫因3條紅石斑魚坐牢30天）。因此，生活於嚴重汙染及種種欺詐之中的中國人，雖然常常自嘲“中國象一個肮髒的大豬圈”，但似乎更討厭新加坡這個“全世界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豬圈”。
綜上所述，隻能說，在幾十年學習新加坡經驗的過程中，中國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中國人對“新加坡模式”的愛與恨，與其說是基於了解而產生的恨，還不如說是將對本國政府的恨移情於“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國父李光耀辭世，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引發了一輪對“新加坡模式”的口誅筆伐。很少有人關注到：新加坡早就否認“新加坡模式”的存在。最近一次否定是今年2月，新加坡外交部巡回大使比拉哈裏（Bilahari Kausikan）等在美國華府布魯金斯學會的講話中說：“根本沒有所謂‘新加坡模式’，新加坡許多政策都是李光耀及他的團隊因時製宜一路創造出來的”，“建國總理李光耀務實的治國理念已深植製度之中”。
中國踐履“新加坡經驗”引發的愛與恨
自鄧小平1978年11月訪問新加坡歸來之後，新加坡這個曾被中國官媒體稱之為“美帝國主義走狗”的城市國家，轉而被譽為公共住屋、花園城市及旅遊業的典範。鄧小平一直對新加坡經驗情有獨鍾，對其發展經濟及管理經驗的借鑒和學習始終未有間斷。諸多改革的重要舉措，比如最開始建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特區，與外資合資合作等等，都與學習新加坡經驗有關。到後來，中國官方將“新加坡模式”概括為“威權政治＋開放的市場經濟”，認為這是一黨獨大的威權政體成功引導國家走向現代化的典範。一直為中國培訓官員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被稱為中國“海外黨校”。放眼世界，新加坡是中國官方唯一公開聲稱需要學習的國家。
出於對專製的痛恨，加上新加坡的媒體管製嚴苛在亞洲僅次於北韓與中國，在全世界四大華人為主的國家與地區當中，新加坡以“有民主無自由”著稱，而且其民主還被批評為人民行動黨一黨獨大的選舉遊戲，當新加坡被中共奉為學習楷模後，已有中國人將新加坡罵為“世界上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豬圈”。
也許是對中國自由知識分子痛恨“新加坡模式”有所了解，新加坡開始否定“新加坡模式”的存在。2013年3月23日，新加坡《聯合早報》發表中國媒體人趙靈敏的評論《中國學不了新加坡》，其中有段著名的話：“中國朝野對新加坡模式的愛與恨，都是建立在一個臆想的新加坡之上。而那個既沒有政治競爭又廉潔高效的新加坡，事實上並不存在。”
新加坡出口導向型經驗在中國的實踐
再說新加坡的經濟發展經驗。李光耀擔任新加坡總理長達30多年，任內創造了經濟奇跡。他取得如此經濟成就，是依靠他本人與其團隊的務實精神，根據本國的環境條件，在不同的階段采取了適當的經濟政策，配合社會保障政策，成功推動了經濟發展。建國之初的60年代，新加坡以港口、化工等為主；70-80年代建立了完備基礎設施，以出口導向型的電子行業及配套的金融服務和旅遊業完成了經濟起飛；當四小龍中的其他三小龍相繼衰落時，新加坡另找他途，迅速以IT產業趕上曆史潮流。當技術優勢不再、新加坡看準了各國富人有避稅的需要，製訂了相應的資本政策，吸引各國富人定居新加坡，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降低個人所得稅與企業稅；二是不征收資本利得稅，自2008年2月開始新加坡不再征收遺產稅；三是製訂相關的銀行保密法，保障富人的權益。這套製度利差政策讓新加坡成了世界富豪雲集之地，例如Facebook的聯合創始人之一愛德華·多薩維林，出生於中國的影星鞏俐等人。《2012亞太財富報告》稱，亞洲的“流動富豪”（一半時間在國外度過的富豪）中有近1/3的人首選新加坡作為海外定居地。
鄧小平對李光耀頗為心儀，學習新加坡經濟起飛的經驗，實施對外開放政策，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鄧辭世之後，中國成為出口導向型的世界工廠並輝煌了十年。與新加坡不同的是，新加坡在經濟起飛之際建成了花園城市；中國這個世界工廠因其過度透支環境生態與勞工生命，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血汗工廠，當輝煌逝去之後，中國既沒有積累技術優勢，勞工也依然窮困，大好河山水陸空立體汙染，生態環境瀕臨崩潰。與新加坡以低稅與人居環境好吸引了世界富豪這一趨勢相反，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資本外流國，富豪外流原因，依次為擔心政治風險、避免環境汙染、讓子女接受高質量教育等。
新加坡與中國的政治社會距離：心向往之，卻不能至
在亞洲國家中，日本是學習西方的成功典範，新加坡次之。新加坡實行威權政治，但不象中共一樣念念不忘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隻講共享價值，即把自身的文化與憲政製度相結合。如果說日本的特點是製度移植（這一點得益於戰後美國強製在日本推行憲政），那麽新加坡是“製度創新”，用威權主義手段將一個前身是殖民地的相對落後社會管理得秩序井然。對日本，中國當然不想學習，因為學習就意味著認輸；印度民主被中國人評為質量低劣；台灣的民主被官方宣傳成“太亂”。中國朝廷的態度是，我們不學歐美，但學習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經驗。但幾十年學下來，還是“心向往之，卻不能至”。
學習新加坡經驗時，中國官方一直半心半意。新加坡經驗除了官方概括的“威權政治＋開放的市場經濟”之外，更重要的應該是中國語焉不詳的“完善的法治”。中國對威權政治情有獨鍾，希望建立一種“溫和的獨裁“；“開放的市場經濟”在中國變成“政府強管製下的市場經濟”，政府壟斷國家資源並實行集規則製訂者、裁判者與參賽者三位一體的政府管製。新加坡賴以擺脫華人社會人治傳統的力量是法治，這是殖民地時代留下的政治遺產，但恰好是這點，中國當朝者並不看重，忽略了新加坡的殖民地法治框架，代之以中國的依法治國。法治的本質是法律之上無權威，中國的“依法治國”則規定由黨來領導並規範。
新加坡近於嚴苛的法律（包括羞辱為主的鞭刑），小至對亂扔垃圾、不講衛生的處罰，大至對生產偽劣產品與違約的重罰，曾讓新加坡的主體居民華人非常難受，但正是這種高懲罰法治“罰”出了一個秩序井然的社會。如果說日本社會秩序井然是政府管理（他律）與國民自我約束（自律）相結合的結果，那麽新加坡的社會秩序在早期就是強權管製的結果。後來因為教育以及人口的代際進步，新加坡早已進入他律與自律相結合的良治狀態。
如同中國統治者隻想要權力，卻不想盡政治責任，因而官員普遍腐敗一樣，中國國民至今在權利與責任二者關係上也隻想要權利，對盡責任這點還未做好準備。至今為止，中國的小城鎮的衛生狀況非常糟糕，中國人根本無法接受亂扔垃圾要坐牢、交高額罰金這種可怕情景，黃浦江漂滿死豬的惡性公共衛生災難也曾發生。就以製造產品而言，中國人都想從商家買到優質產品，但生產時卻都偏好偷工減料，因此成為世界聞名的“山寨大國”，連食品生產都形成了“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互害結構，最後中國人隻好跑遍全世界淘買外國生產的合格奶粉。我一直懷疑，中國人談起“新加坡模式”沒多少好感，除了痛恨獨裁、不滿新聞管製之外，還可能包含不喜歡這種重罰為主的他律，隨意吐痰與亂扔垃圾、肆意侵犯他人知識產權並生產偽劣產品要受重罰，一定會被視為一種“暴政”（中國人也同樣不會理解美國漁夫因3條紅石斑魚坐牢30天）。因此，生活於嚴重汙染及種種欺詐之中的中國人，雖然常常自嘲“中國象一個肮髒的大豬圈”，但似乎更討厭新加坡這個“全世界建得最漂亮最精致的豬圈”。
綜上所述，隻能說，在幾十年學習新加坡經驗的過程中，中國是“畫虎不成反類犬”。中國人對“新加坡模式”的愛與恨，與其說是基於了解而產生的恨，還不如說是將對本國政府的恨移情於“新加坡模式”。
大姐還是在看這樣深刻有曆史性的文章，喜歡思考。
祝春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