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來峰
試在網絡虛擬世界裏留下一片真誠.
正文
我讀完齊邦媛的巨流河，她以沉穩含蓄，詩人筆法書家國情懷，我難以放下。下麵這兩篇書評說了我想說的感想。齊邦媛：再也不要用激情決定國家及個人的命運
作者:李菁
原題：“巨流河和啞口海，存在於我生命的兩端”——專訪《巨流河》作者齊邦媛
核心提示：“巨流河是清代稱呼遼河的名字，她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遼寧百姓的母親河。啞口海位於台灣南端，是鵝鑾鼻燈塔下的一泓灣流，據說洶湧海浪衝擊到此，聲消音滅……”
從巨流河到啞口海，也是民國要人齊世英家族的一部家族史。1925年底，郭鬆齡倒戈，在巨流河與張作霖對峙三天而兵敗身亡。歸國後跟隨奉係郭鬆齡、意欲做出一番救國救民大事業的齊世英隨即開始了背井離鄉的生活，這也成了他兩歲的女兒——齊邦媛動蕩不安的前半生的起點。他們在日軍的炮火中從南京輾轉到西南；又在國共內戰的硝煙裏，從大陸漂流到台灣……不斷的流亡，成了齊家的主題；那條巨流河，則成了永遠回不去的家鄉。
幾十年後，80多歲的齊邦媛將這部家族史寫成了一部《巨流河》。這實際上也是20世紀中國人的一部苦難史。《巨流河》在兩岸收獲無數好評，與同樣描述這段曆史的其他作品相比，齊邦媛更被稱道的是她深沉而內斂的寫作風格，哀而不傷，尤顯出一份高貴的尊嚴，就像她在顛沛流離的歲月中，力求用詩歌來尋求心靈慰藉一樣。而在那個年代躲避紛亂的政治、沉浸於文學世界的孤獨讀書者齊邦媛，最終也在文學上成就了自己。
《巨流河》一書裏最令人感動的，無疑是她與飛虎隊員張大飛的一段故事。所以此書麵世後的第二個月，就有導演找上門來要將其拍成電影，但最終都被齊邦媛所拒。在她看來，外界的很多猜測和解讀都是對張大飛和那段純潔感情的褻瀆，她寧願將其保存在內心深處。“這樣做我受不了。在現實裏他是個木訥寡言的人，連人生都沒想清楚，26歲就死了。他死得那麽幹淨，全心全意的，就是為了報國。我在有生之年，不願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為一個熱鬧的電影。”
這是一篇延續時間頗久的采訪。因為齊老住所變動，加之身體原因，幾個月後，才得到她手寫的書麵答複，上麵那認真的筆跡實則是一份誠摯的心跡：“我終於回答了訪問提綱上的問題，自己感到欣慰，因為這並不是容易做的事啊。在我的回答中有關讀者好奇關心的事，我做了最清楚坦白的回答，希望也是我今生的答案。雖然這些答案做了兩個月，在我今夏變換住所等等變動中，這已是我體力心力的極限。我想把這最後一次的手寫答案給《三聯生活周刊》，因為我的《巨流河》在三聯書店出版，三聯即是它在大陸的家吧。”
渡不過的巨流河
三聯生活周刊：寫這本書的想法，是從什麽時候在你心中“生長”的？父親生前是否鼓勵你寫一本家族史？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你內心都經曆了什麽樣的情感體驗？
齊邦媛：我自1942年到台灣後，用了60年的時間想念那留在大陸的23年青春。這漫長的60年間，有激蕩，有平淡，也有似乎遺忘的階段，但是那曆史凍結的短短的上半生卻橫亙在我心靈深處，從未消退。
1949年大斷裂之後，我有足夠的閱曆，讀了許多詮釋20世紀世界史的書。自信也可以很冷靜客觀地評估自己成長歲月中的人與事。對於當年那樣真誠獻身的人，有超越個人關係的尊敬與懷念。
三聯生活周刊：你的父親齊世英先生留德歸來之後，追隨郭鬆齡倒戈與張作霖開戰，郭鬆齡事敗而亡，齊先生過了一段流亡生活。這固然是一段家族史，但也更與後來“九一八”乃至“七七事變”等影響中國近代史進程的大曆史牽係到一起。幾十年後再看這段曆史，您有什麽樣的感慨？
齊邦媛：假如當年郭鬆齡將軍渡過巨流河，東北即有革新自強的機會，曆史必會重寫；如果當年兵變成功，東北一切的資源都有，穩下來的話，日本人不可能過海來侵略東北。沒有東北侵略，哪有後來那些事。至少20世紀的中國少些恥辱，人民少受些痛苦折磨。郭鬆齡兵諫身死時41歲，已在軍旅經曆過南北多省的動亂。他天性愛讀書、能深思，且結交天下有識之士，明悉家鄉事，也清楚知道大局麵的處境，正是有效報國的好年紀，卻在渡河之前被部下出賣而兵敗，至死堅持大義，人格上是成功者而非失敗者。
如果郭鬆齡革命成功的話，東北第一件事就是辦教育。你們可能不曉得，東北是中國第一個有洋小學的地方，清朝政府辦的。因為皇上說是我的家鄉，什麽好東西都給東北。父親想多辦中學，認為中學影響最多。他沒有做政治的打算，本來不是想做政治。
三聯生活周刊：最終選擇《巨流河》作為書的名字，想借此隱喻什麽？
齊邦媛：巨流河和啞口海，是真正的河和海灣，存在於我生命的兩端，既是真實也是象征。我初次在台灣南端聽到啞口海之名字，站在海灣岩石之上，想到郭將軍和我父親那麽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洶湧激蕩流入此灣，聲減音消，啞口無言。遙想那些歲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淚滿襟”。
三聯生活周刊：東北在中國近百年來的命運也令人感慨。到你這一代，鐵嶺隻是“紙上的故鄉”，精神上的故鄉永遠遺失了嗎？你的鄉愁，是否成了無處安放的鄉愁？
齊邦媛：“鄉愁”二字實在說不盡我們近百年漂流的境況。我父母有生之年若回東北，麵臨的隻有死亡。政治力量之暴虐，無需我在此多說，讀者都能了解。用“鄉愁”或“惆悵”來形容我們一生鋪天蓋地的鄉思，實在是太溫和了。我父親前半生堅定地相信，勉勵別人也勉勵自己，無論麵臨什麽困難的局麵，“有中國就有我！”中國是一直存在的，以各種方式存在著，而他們那一批人，拋完了頭顱，灑盡了熱血，連容身之地都沒有了。他的後人連故居在哪裏都不知道。我們幸運地在台灣度過平安自由的後半生，到淡水山上給父母上墳的時候，麵對太平洋，右前方是東北方，他生前說埋在這裏很好。埋在哪裏其實並不重要，生者有時會想，像他們那樣傻乎乎的理想主義者，死後若有靈魂，必也仍在往東北癡癡地眺望著吧。
《巨流河》出版之後，我收到了數百封貼了郵票的信（因為我不用電腦），有幾位已90多歲，走過那個時代，知道我父親那樣的人，他們會老淚縱橫地讀當年事，那是多麽令人懷念的，有骨氣，有共同目標的時代！像我父親那樣的充滿正氣的人已經不再有了。
“詩的真理”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巨流河》一書裏提到，要以“詩的真理”來寫這群人，“下筆時如此悲傷，卻也如此愉悅”。怎麽理解這“詩的真理”？
齊邦媛：“詩的真理”是我最渴慕達到的寫作境界。雖然我隻能用散文寫《巨流河》，達不到那高度。我最愛讀羅馬史詩《伊尼亞德》（TheAeneid）的一位英譯者奈特在1956年英譯本序中說，作者維吉爾以博覽群書為基礎的暗示手法，幫助他道出全部真理，即“詩的真理”，而非瑣細的事實真相。他能以寥寥數語繪出一幅生動畫麵，合成終級真理中的真實世界，即詩的真理。
《巨流河》中要表達的“詩的真理”，就是有些人或者認為來到台灣的都是失敗者，但是我們很多人並不讚成。因為這不是個人的失敗，甚至也不是全體的失敗。至少我個人，或者我對我父親那一代，我不覺得他們是失敗者。不是說我們嘴硬或者不肯服這口氣，你到了60年後還不服氣，而且是幾百萬人不服這口氣，那麽就不是嘴硬了。那些老兵也不是個人失敗了。他們像進網的魚一樣，你不能說這條魚很差勁，所以才被網住了。
三聯生活周刊：《巨流河》這本書裏，最令人唏噓的就是張大飛的故事（注：1945年，張大飛自陝西安康出擊河南信陽日本空軍，與敵驅逐機遭遇，在空戰中中彈陣亡）。目前你在大陸已有很多讀者，因此書影響，他們繼續追尋張大飛的故事，甚至尋找到其在大陸的弟弟，這種“熱”是你期望看到的結果嗎？有讀者在飛虎隊的網站上看到這樣一段資料：“在中午的會餐上，一位浙江口音的太太，抱了一個嬰孩進入我們的僅有樂園，張大飛站起來給介紹一下：‘我的內子。’他是一個有家室的戰鬥員，在亂流機場他被人尊稱為張分大隊長。”你最終能理解張大飛的情感選擇嗎？
齊邦媛：你這兩個問題也許代表了現在年輕人對感情的態度吧？你我之間這六七十年的代溝在此似乎很深。因此我回答很慢，很難跨越這現實層麵的種種距離。我曾試過一些答案，都不能令自己滿意，也無法令你們這一代完全了解，如同上世紀40年代由四川到雲南一樣，需要多少的跋涉！
多日的思量、嚐試之後，我終於明白，《巨流河》中寫張大飛的故事，是我紀念他唯一的方式。一個12歲、瘦骨嶙峋的病弱女孩，遇到一位滿心創傷的18歲無家男孩，他在寒風中曾由山上牽她下山脫困，在19歲投身戰鬥前，贈她滿載信、望、愛的《聖經》，祝福她“可愛的前途光明！”——在那個烽火遍地奔跑求生的年月，誰會夢想“可愛的前途”？我漫長的一生時時感到他的祝福，努力令他靈魂欣慰。
八年抗戰全部的曆程中，我們不停歇地寫信，兩個在戰火中摸索成長的心靈，一個找到了戰鬥救國的槍座，一個找到了文學的航路。——那些信，哪怕我隻留住一封，也必能勝過我今日的千言萬語。
我在書中用他的名字並不是他的原名。1932年他14歲，父親被日本人澆油漆酷刑燒死，他離家逃亡時，把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張廼昌”改為“張大非”。19歲時考上空軍，改名張大飛。他的一生木訥寡言，他篤信基督教，對人生有更深一層的思考，讀者何不多追尋他為國獻身的誠心和他那個時代愛國的真摯？何不多去研究當年飛虎隊以少擊多的精湛戰術，救了多少黎民百姓？他26歲的生命如流螢，卻有難忘的價值，我很為他高興，在他為國捐軀之前享受了短暫的家庭溫暖。“寂寞身後事”又何必追尋。我們祝他安息吧！也請《巨流河》的知音留給我文學上的寧靜，潭深無波（Stillwaterrunsdeep）。
三聯生活周刊：書中更令人迷戀的是戰火紛飛時代的讀書歲月，文學在彼時的孱弱，卻在此時證明了它恒久的生命力，呼喚了人性的美好與純真，在那個時代，文學在你的生命裏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齊邦媛：影響我最多的中學老師孟誌蓀老師、朱光潛老師，將一生一切美好的、悲切的、含蓄寧靜的文學情懷傳授給我，開啟了我年輕的雙眼，使我一生走在人間，學會觀察、了解，永不目盲。
其實抗戰八年，軍費那麽高，教育上始終是戰區學生都有公費，不收學費，整個教育無論中學、大學在抗戰時期一點沒有停止。那麽困難的時代，政府教育是弦歌不輟，弦歌不輟是中國在那麽困難的時候保存最好的一件事。
唯一的全家福，抗戰勝利後在北平。前排左起：母親裴毓貞，父親齊世英，
小妹齊星媛。後排左起：大妹齊寧媛，哥哥齊振一，齊邦媛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書中也描寫了身邊很多被政治裹挾進去的同學，那些曾經狂熱地投身於政治的左派青年後來的遭遇也不免令人歎息。在現實的世界，青年人應該如何把握對現實政治關注的程度和關注的方式？
齊邦媛：我自幼受限於時代、性別與體能，是一個很安分的人，很早愛上文學，書中自有天地。大學裏學潮的熱狂與毀滅性令我反感。遊行中唱的歌那麽幼稚。我也多少知道一點法國革命。一直怕法國的暴民政治到來。我們在突然勝利來臨，百廢待舉的時候，同學們突然有80%的去參加遊行，喊叫打倒，唱幼稚的口號歌，堅持讀書再參政的人就是不愛國。我當時很難認同。家庭和中學老師教我的是建設國家、奉獻才能的教育，先充實自己，自會有報效國家的能力。
父親曾到德國海德堡讀曆史哲學。他告訴過我：“過度的允諾都是有問題的，過度的熱情也是有問題的。”我父親是堅決反對我們從政的。我父親一直覺得在中國做政治是很劃不來的事，少數人決定大多數人的命運，而在他從政的時候，並沒有看到真正的理想的力量，他是很失望的。
三聯生活周刊：在那時的政治洪流裏，你成了“連鴕鳥埋頭的沙坑都找不到”的孤獨的讀書人，而從後來看來，也正是你這種態度，成全了自己。你怎麽看待這種人生變遷？
齊邦媛：我就是喜歡文學。其實應該鼓勵少數書呆子，這些人絕對不多。我們同學都參加學潮去了，像我這麽堅持做書呆子的很少，每個社會都靠少數我們這種人撐著，很多基本東西都是文人傳承下來的。
後來我回到大陸與當年同學見麵，我記得我看到的人說話的表情，和他們對事情的反應，跟我以前記得的不一樣了，因為他們飽經憂患。他們說羨慕我這些年可以一直讀書、教書。當初他們覺得我們多麽的落後。我並沒有一點得意，我隻是覺得很傷心，那些同學當初都是很優秀的人，都不到25歲，對政治所知有限吧。我自己也檢討我們當年，因為我始終不是主流派，所以我可以講，我沒有個人的得失感。
我個人最討厭的就是“暴民”，我覺得一個理智的人最反對的是暴民政治，我不讚成任何狂熱的東西，愛情也是，狂熱的東西都不持久。我父親跟我最常說的話是：“任何事情要沉住氣。”我們小孩時覺得沉住氣沒意思，可我後來知道這個很重要。《美麗新世界》和《1984》是我要求每個學生必須要念的書，我希望他們明白政治是怎麽回事。
三聯生活周刊：我還想問你一些技術問題：書中描寫了大量細節（比如朱光潛講課的方式和內容，你與父親的交談細節等等），你是靠當年的筆記或日記還原這些細節的？
齊邦媛：我從前一些僅有的日記，信件全沒有帶到台灣來，但記憶中難忘的人和事栩栩如生，下筆時參考一些可靠資料，隻求事實無誤。我的後半生教書，在文學史研究和傳授時，深信笨拙或奇妙的“煽情”都是很危險的事，有時會對你必須虔誠追憶的人和事形成一種褻瀆。
當我真正動筆寫《巨流河》時，辰光真是晚了。我似那朝聖的人，一天走一程，一步一步攀上最後一程階梯，隻求天黑前完成全程，不敢再去詳述看到朝雲和夕陽的燦爛光景時，並未忘懷的感動。或者這也是自己文采不足的原因。
齊邦媛：再也不要用激情決定國家及個人的命運(2)
發布時間:2013-01-31 16:25 作者:李菁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 13036次
三聯生活周刊：《巨流河》麵世以來，被人稱道的原因之一，是它內斂而又深沉的敘事方式。這種風格是你在文學上一種刻意追求使然，還是與你本人的性格有關？用通俗的話講，有些部分可以寫得更“煽情”，你為什麽回避掉了這種可能？
齊邦媛：讀者評價《巨流河》是用內斂深沉的敘事方式，我想這原是自幼在憂患中，父母不斷地訓誡、勸告，不要遇事即“處變大驚”，那很“沒有人樣子”。長大後遇到文學，老師和作品中都處處有深沉寧靜的啟發，自己總慚愧做不到。但是23歲結束了上半生，在政治的大斷裂中回不去可倚靠的過去。自己須獨立為人，努力沉穩比較可以進可攻，退可守，培養出為人尊嚴。
三聯生活周刊：《巨流河》表麵上是一部家族史，實際上它牽起的是近百年來中國的大曆史。重新回顧這段曆史，你想對現在的年輕人說些什麽？
齊邦媛：我希望中國的讀書人，無論你讀什麽，能早日養成自己的興趣，一生內心有些倚靠，日久產生沉穩的判斷力。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的人，這麽複雜，環環相扣的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決定國家及個人的命運；我還盼望年輕人能培養一個寬容、悲憫的胸懷。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 來源日期：2012年1月17日 | 責任編輯：
黃南
她為什麽對“土共”有免疫力？ ——讀齊邦媛《巨流河》
齊邦媛的自傳《巨流河》被譽為“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一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一部台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記，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從二十年代至今，中國的硝煙與烽火、奮起與沉淪，中國人的掙紮與流亡、希望與彷徨，如同白山黑水之間的巨流河，有時波濤洶湧，有時寧靜如海，有時冰封凝固。讀《巨流河》，不禁讓我想起同樣剛毅卓絕的東北女子蕭紅的《呼蘭河傳》，她們不約而同地以河流命名畢生心血之作，而她們真正抒寫的不是河流與土地，卻是寫不盡的人的心靈世界。
2012-08-16
《巨流河》中最讓我感動的部分，是寫三、四十年代在抗戰的生離死別中仍然弦歌不斷的學生生活。齊邦媛有幸獲得了那個時代中國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好的教育。她先後就讀於南開中學和武漢大學，盡管校園由北而南、由東而西遷徙數千裏，從校舍到圖書，無不因陋就簡，但那時的學生遇到了一群學貫中西、忘我教學的老師——張伯苓、朱光潛、吳宓、錢穆……這個藍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這群若群星燦爛的大師的指點，由此奠定了其學術道路上的第一塊基石。
那個時代，也是知識界、輿論界和學生普遍左傾親共的時代。齊邦媛神奇地擁有了對“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為“土共”一詞是香港人的發明，其實齊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輕蔑地稱呼共產黨。《世界日報》專欄作家東方珠在《“土共”之爭》一文中談及港人關於這一稱呼的爭論：《信報》健筆林行止就“土共”二字，與曾受溫家寶單獨接見的吳康民筆戰。林行止為文批評“土共”回歸後有大翻身想法，引來吳康民強烈反駁，指“土共”帶有貶意，批評林行止其心可誅。但林響應說“大地養育之功有賴土壤，土有生機厚德之寓意，讓港共冠上土字，應是過譽！”如果不是幽默的話，林的這一說法顯然是強辯。東方珠則貌似公允地說，既然“土共”一說讓當事人不舒服，他就絕對拒用。但在我看來，“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對這個禍國殃民的群體的蔑稱，他們的滔天罪行令她們隻配得到這樣的羞辱，何須為其解下緊箍咒？即便優雅如齊邦媛，也在書中頻頻使用“土共”一詞，何須大驚小怪！
與愛書人為敵的“讀書會”
齊邦媛在書中寫道：“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這句話出自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長期左傾，說這句話不足為奇。但這句話絕非真理，因為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就是邪惡的，即便年輕時代也不應當受其誘惑。
齊邦媛從未對共產黨及其虛假的主義有好感。讓她認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經曆是參加“進步學生”組織的“讀書會”。那時，一名姓侯學姐帶她去參加讀書會，讀高爾基的《母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這時，父親給她寫信說：“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產黨吸收知識分子的外圍組織……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盡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於是，齊邦媛埋首學業，不再參加此類“讀書會”。結果，侯姐姐立即翻臉，大聲罵她“貪官汙吏的女兒”。齊邦媛深受傷害：“這是我獨立為人第一次見識到政治的可怕與謊言。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而共產黨革命首要的要求就是“翻臉無情，出賣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後，齊邦媛訪學美國，偶遇從大陸出來的留學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梁恒向她講述了“文革”的背叛與殘暴。齊邦媛追問道：是什麽樣的政治魅力驅使數代的青年，從學潮到“文革”，相信隻有推翻和摧毀才能建立新中國？這些人的心，若非變成麻木無情，必也是傷痕累累，如何得以平複回到正常的人生呢？當他們長大，統治中國，那將是怎樣的國家呢？今天中國的統治者，不正是紅衛兵和知青一代嗎？齊邦媛回想起當年侯姐姐罵她“沒有靈魂”的場景，回想起共產黨煽動的學潮隊伍中仇恨的口號和扭曲的麵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沒有應聘台大而留在大陸，等待她的將是怎樣的命運呢？
又過了二十多年，台灣已經走向了民主化，曾在台灣被禁的蘇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在台北書市中露麵。齊邦媛感歎說：“看到這本書，如遇舊友，捧回再讀。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產黨政治狂熱將我們趕出大陸，而他們自己也在各種大同小異的狂熱中自相殘殺多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塵，真感百年世事不勝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約已有理性根源，那一類的書確實成為我判斷的基礎。”齊邦媛對“土共”的厭惡，是理性、情感和審美交織而成的結論。重視親情和友情的她，怎麽會為了主義而六親不認呢？長期浸淫在濟慈和雪萊詩歌中的她，怎麽會喜歡粗俗煽情的共產黨文藝呢？
那個“讀書會”是仇視讀書人的，當然仇視齊邦媛堅持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不過，在國民黨統治時代，青年學生畢竟有自我組織讀書會的權利。而在共產黨統治時代，組織“讀書會”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的重罪，北大學子楊子立等人因組織“新青年學會”入獄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見，“共和國”比“民國”來不知退步到哪裏去了。
聞一多的悲劇
《巨流河》中寫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傾教授，著墨最多的是聞一多。在學術傳承的意義上，我算是聞一多的第四代弟子：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期的研究生季鎮淮後來當過北大中文係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導師夏曉虹教授正是季鎮淮的學生。因此，我對四十年代聞一多為何急劇左轉的問題懷有強烈的興趣。
不可否認，聞一多控訴黑暗和專製的道德勇氣彪炳千秋。聞一多之死是一個悲劇，據史料分析，暗殺聞一多並非蔣介石下令，而是出於雲南地方當局的意思，但蔣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聞一多死在中共奪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則，以他自由奔放、攪動死水的個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隻能像吳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樣屈辱地自盡。
當時，聞一多以激進的左傾立場風靡大學校園，影響力讓胡適、傅斯年等“右派”望塵莫及。當時，齊邦媛雖然崇敬站在講台上講授楚辭的聞一多，但對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聞一多有所質疑：“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人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過衝動激情的後果嗎？”
聞一多是篆刻高手，當時在授課之餘靠幫人刻章補貼家用。在聞一多的遺物中，有一枚沒有完成的石質印章，印麵寫著“其愚不可及”！這個印章讓人想起瞿秋白臨行前寫下的《多餘人的話》。瞿秋白和聞一多是被誤卷進革命洪流的書生，最終不能融入毛澤東的“痞子運動”。齊邦媛感歎說，無論怎麽詮釋，說是他在生死關頭，“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留下這枚“自勵章”表白心誌，決心以“追屈原、拜倫蹤跡的莊嚴表示”作最後的遺言，正常的讀者很難不想到悔懊與自譴；到底他曾經寫了許多情深意明的好詩，深研過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個字，應是先在內心琢磨過它的意義的。雖然，在那狂熱的兩年中，他未必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未能給他深愛的國和家帶來幸福。
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學者謝泳說過：“對社會現狀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貧困化以及統治者的專製腐敗，這些都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產生離心傾向和普遍左傾的客觀原因。”《巨流河》中提供的對聞一多等人人生軌跡和政治立場變遷的近距離觀察，再度印證了這一結論。而當時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校長對聞一多的評論極為中肯：“（聞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
自由高於故鄉
當《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熱之際，中國大陸也想出版簡體版。囿於綿密的出版審查製度，齊邦媛不得不同意大肆刪減為一個“潔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隨之流亡，書猶如此，情何以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宣稱“我沒有敵人”，他不以中共為敵人；但是，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嚐不是文化的敵人！當年，文學大師吳宓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撐齊邦媛一甲子以上的歲月。吳宓卻慘死於“文革”之中，令柔和溫婉的齊邦媛罕有地發出一聲獅子吼：“這些老師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百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
書的命運與作者的命運緊緊聯係在一起。德國作家阿圖爾•霍利切爾的回憶錄被列入納粹焚書的目錄。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籲說：“不要讓我的書消失，消失得好像我從來沒有寫過似的。由於來自外界的麻煩，有的書麵臨著這種命運的威脅。在我的書中，那些用劣質紙張印刷的，你們要想辦法用好紙重新印刷。那些已經脫銷的書要再版。不要讓我的那些能使你們和你們的後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樂的書消失。讓那些白付了愛和痛苦而產生的書不至於是徒勞的！”在最後一頁，他寫道：“你們，讀過了這本回憶錄的你們，要記住一個人的苦難，別讓他的呐喊成為那些裝聾作啞的耳邊風。拯救這本書吧，不要讓它消失，好好保護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內瓦一個慈善組織的營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燒的書。他所愛的，是文化德國，或如思想家哈貝馬斯所言，是憲政德國，而絕非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同樣的道理，中國的文化人，所愛的理應是文化中國、自由中國和憲政中國，而絕非共產黨獨裁的中國。
阿圖爾•霍利切爾關於自己的回憶錄的這段話，好似一篇為《巨流河》而寫的書評。齊邦媛是幸運的，她如傳燈者一般，後半生在美麗島上守護著文化與學術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幸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半個世紀以後，齊邦媛訪問大陸，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學魯巧珍，魯巧珍斷斷續續地喘息著對她說：“你到台灣這些年，可以好好讀書，好好教書，真令我羨慕。”這句話讓人黯然神傷，“好好讀書，好好教書”本來是一個知識分子最低的生存需求，在毛澤東時代卻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還有那些當年不辭而別、奔赴延安的同學，青春折翼，革命夢碎，曆盡浩劫，所餘者唯軀殼而已。
自由理應高於故鄉，看不透這一點的中國知識分子，必定遭遇滅頂之災。初到台灣的齊邦媛，剛開始隻是將這裏當作暫居之地，隨著時間的流逝，她才對台灣有了越來越強烈的歸屬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為家，才能重建尊嚴與自信。此書以巨流河開篇，以啞口海收尾，如一生顛沛流離的蘇東坡所雲“此心安處是吾鄉”，到此境界，何須“葉落歸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長期流亡異鄉的德國文豪托馬斯•曼的話來說，就是：“自由在哪裏，祖國就在哪裏”。如果用對共產黨統治洞若觀火的曆史學家餘英時的話來說，就是：“我在哪裏，中國文化就在哪裏。”這是對自我何等豪邁與自信，這也是對文學和文化的信賴與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樣的道理。
作者:李菁
原題：“巨流河和啞口海，存在於我生命的兩端”——專訪《巨流河》作者齊邦媛
核心提示：“巨流河是清代稱呼遼河的名字，她是中國七大江河之一，遼寧百姓的母親河。啞口海位於台灣南端，是鵝鑾鼻燈塔下的一泓灣流，據說洶湧海浪衝擊到此，聲消音滅……”
從巨流河到啞口海，也是民國要人齊世英家族的一部家族史。1925年底，郭鬆齡倒戈，在巨流河與張作霖對峙三天而兵敗身亡。歸國後跟隨奉係郭鬆齡、意欲做出一番救國救民大事業的齊世英隨即開始了背井離鄉的生活，這也成了他兩歲的女兒——齊邦媛動蕩不安的前半生的起點。他們在日軍的炮火中從南京輾轉到西南；又在國共內戰的硝煙裏，從大陸漂流到台灣……不斷的流亡，成了齊家的主題；那條巨流河，則成了永遠回不去的家鄉。
幾十年後，80多歲的齊邦媛將這部家族史寫成了一部《巨流河》。這實際上也是20世紀中國人的一部苦難史。《巨流河》在兩岸收獲無數好評，與同樣描述這段曆史的其他作品相比，齊邦媛更被稱道的是她深沉而內斂的寫作風格，哀而不傷，尤顯出一份高貴的尊嚴，就像她在顛沛流離的歲月中，力求用詩歌來尋求心靈慰藉一樣。而在那個年代躲避紛亂的政治、沉浸於文學世界的孤獨讀書者齊邦媛，最終也在文學上成就了自己。
《巨流河》一書裏最令人感動的，無疑是她與飛虎隊員張大飛的一段故事。所以此書麵世後的第二個月，就有導演找上門來要將其拍成電影，但最終都被齊邦媛所拒。在她看來，外界的很多猜測和解讀都是對張大飛和那段純潔感情的褻瀆，她寧願將其保存在內心深處。“這樣做我受不了。在現實裏他是個木訥寡言的人，連人生都沒想清楚，26歲就死了。他死得那麽幹淨，全心全意的，就是為了報國。我在有生之年，不願意看到他短促的一生成為一個熱鬧的電影。”
這是一篇延續時間頗久的采訪。因為齊老住所變動，加之身體原因，幾個月後，才得到她手寫的書麵答複，上麵那認真的筆跡實則是一份誠摯的心跡：“我終於回答了訪問提綱上的問題，自己感到欣慰，因為這並不是容易做的事啊。在我的回答中有關讀者好奇關心的事，我做了最清楚坦白的回答，希望也是我今生的答案。雖然這些答案做了兩個月，在我今夏變換住所等等變動中，這已是我體力心力的極限。我想把這最後一次的手寫答案給《三聯生活周刊》，因為我的《巨流河》在三聯書店出版，三聯即是它在大陸的家吧。”
渡不過的巨流河
三聯生活周刊：寫這本書的想法，是從什麽時候在你心中“生長”的？父親生前是否鼓勵你寫一本家族史？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你內心都經曆了什麽樣的情感體驗？
齊邦媛：我自1942年到台灣後，用了60年的時間想念那留在大陸的23年青春。這漫長的60年間，有激蕩，有平淡，也有似乎遺忘的階段，但是那曆史凍結的短短的上半生卻橫亙在我心靈深處，從未消退。
1949年大斷裂之後，我有足夠的閱曆，讀了許多詮釋20世紀世界史的書。自信也可以很冷靜客觀地評估自己成長歲月中的人與事。對於當年那樣真誠獻身的人，有超越個人關係的尊敬與懷念。
三聯生活周刊：你的父親齊世英先生留德歸來之後，追隨郭鬆齡倒戈與張作霖開戰，郭鬆齡事敗而亡，齊先生過了一段流亡生活。這固然是一段家族史，但也更與後來“九一八”乃至“七七事變”等影響中國近代史進程的大曆史牽係到一起。幾十年後再看這段曆史，您有什麽樣的感慨？
齊邦媛：假如當年郭鬆齡將軍渡過巨流河，東北即有革新自強的機會，曆史必會重寫；如果當年兵變成功，東北一切的資源都有，穩下來的話，日本人不可能過海來侵略東北。沒有東北侵略，哪有後來那些事。至少20世紀的中國少些恥辱，人民少受些痛苦折磨。郭鬆齡兵諫身死時41歲，已在軍旅經曆過南北多省的動亂。他天性愛讀書、能深思，且結交天下有識之士，明悉家鄉事，也清楚知道大局麵的處境，正是有效報國的好年紀，卻在渡河之前被部下出賣而兵敗，至死堅持大義，人格上是成功者而非失敗者。
如果郭鬆齡革命成功的話，東北第一件事就是辦教育。你們可能不曉得，東北是中國第一個有洋小學的地方，清朝政府辦的。因為皇上說是我的家鄉，什麽好東西都給東北。父親想多辦中學，認為中學影響最多。他沒有做政治的打算，本來不是想做政治。
三聯生活周刊：最終選擇《巨流河》作為書的名字，想借此隱喻什麽？
齊邦媛：巨流河和啞口海，是真正的河和海灣，存在於我生命的兩端，既是真實也是象征。我初次在台灣南端聽到啞口海之名字，站在海灣岩石之上，想到郭將軍和我父親那麽大的憾恨，真如太平洋的洶湧激蕩流入此灣，聲減音消，啞口無言。遙想那些歲月那些人，“常使英雄淚滿襟”。
三聯生活周刊：東北在中國近百年來的命運也令人感慨。到你這一代，鐵嶺隻是“紙上的故鄉”，精神上的故鄉永遠遺失了嗎？你的鄉愁，是否成了無處安放的鄉愁？
齊邦媛：“鄉愁”二字實在說不盡我們近百年漂流的境況。我父母有生之年若回東北，麵臨的隻有死亡。政治力量之暴虐，無需我在此多說，讀者都能了解。用“鄉愁”或“惆悵”來形容我們一生鋪天蓋地的鄉思，實在是太溫和了。我父親前半生堅定地相信，勉勵別人也勉勵自己，無論麵臨什麽困難的局麵，“有中國就有我！”中國是一直存在的，以各種方式存在著，而他們那一批人，拋完了頭顱，灑盡了熱血，連容身之地都沒有了。他的後人連故居在哪裏都不知道。我們幸運地在台灣度過平安自由的後半生，到淡水山上給父母上墳的時候，麵對太平洋，右前方是東北方，他生前說埋在這裏很好。埋在哪裏其實並不重要，生者有時會想，像他們那樣傻乎乎的理想主義者，死後若有靈魂，必也仍在往東北癡癡地眺望著吧。
《巨流河》出版之後，我收到了數百封貼了郵票的信（因為我不用電腦），有幾位已90多歲，走過那個時代，知道我父親那樣的人，他們會老淚縱橫地讀當年事，那是多麽令人懷念的，有骨氣，有共同目標的時代！像我父親那樣的充滿正氣的人已經不再有了。
“詩的真理”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巨流河》一書裏提到，要以“詩的真理”來寫這群人，“下筆時如此悲傷，卻也如此愉悅”。怎麽理解這“詩的真理”？
齊邦媛：“詩的真理”是我最渴慕達到的寫作境界。雖然我隻能用散文寫《巨流河》，達不到那高度。我最愛讀羅馬史詩《伊尼亞德》（TheAeneid）的一位英譯者奈特在1956年英譯本序中說，作者維吉爾以博覽群書為基礎的暗示手法，幫助他道出全部真理，即“詩的真理”，而非瑣細的事實真相。他能以寥寥數語繪出一幅生動畫麵，合成終級真理中的真實世界，即詩的真理。
《巨流河》中要表達的“詩的真理”，就是有些人或者認為來到台灣的都是失敗者，但是我們很多人並不讚成。因為這不是個人的失敗，甚至也不是全體的失敗。至少我個人，或者我對我父親那一代，我不覺得他們是失敗者。不是說我們嘴硬或者不肯服這口氣，你到了60年後還不服氣，而且是幾百萬人不服這口氣，那麽就不是嘴硬了。那些老兵也不是個人失敗了。他們像進網的魚一樣，你不能說這條魚很差勁，所以才被網住了。
三聯生活周刊：《巨流河》這本書裏，最令人唏噓的就是張大飛的故事（注：1945年，張大飛自陝西安康出擊河南信陽日本空軍，與敵驅逐機遭遇，在空戰中中彈陣亡）。目前你在大陸已有很多讀者，因此書影響，他們繼續追尋張大飛的故事，甚至尋找到其在大陸的弟弟，這種“熱”是你期望看到的結果嗎？有讀者在飛虎隊的網站上看到這樣一段資料：“在中午的會餐上，一位浙江口音的太太，抱了一個嬰孩進入我們的僅有樂園，張大飛站起來給介紹一下：‘我的內子。’他是一個有家室的戰鬥員，在亂流機場他被人尊稱為張分大隊長。”你最終能理解張大飛的情感選擇嗎？
齊邦媛：你這兩個問題也許代表了現在年輕人對感情的態度吧？你我之間這六七十年的代溝在此似乎很深。因此我回答很慢，很難跨越這現實層麵的種種距離。我曾試過一些答案，都不能令自己滿意，也無法令你們這一代完全了解，如同上世紀40年代由四川到雲南一樣，需要多少的跋涉！
多日的思量、嚐試之後，我終於明白，《巨流河》中寫張大飛的故事，是我紀念他唯一的方式。一個12歲、瘦骨嶙峋的病弱女孩，遇到一位滿心創傷的18歲無家男孩，他在寒風中曾由山上牽她下山脫困，在19歲投身戰鬥前，贈她滿載信、望、愛的《聖經》，祝福她“可愛的前途光明！”——在那個烽火遍地奔跑求生的年月，誰會夢想“可愛的前途”？我漫長的一生時時感到他的祝福，努力令他靈魂欣慰。
八年抗戰全部的曆程中，我們不停歇地寫信，兩個在戰火中摸索成長的心靈，一個找到了戰鬥救國的槍座，一個找到了文學的航路。——那些信，哪怕我隻留住一封，也必能勝過我今日的千言萬語。
我在書中用他的名字並不是他的原名。1932年他14歲，父親被日本人澆油漆酷刑燒死，他離家逃亡時，把父母取的吉祥名字“張廼昌”改為“張大非”。19歲時考上空軍，改名張大飛。他的一生木訥寡言，他篤信基督教，對人生有更深一層的思考，讀者何不多追尋他為國獻身的誠心和他那個時代愛國的真摯？何不多去研究當年飛虎隊以少擊多的精湛戰術，救了多少黎民百姓？他26歲的生命如流螢，卻有難忘的價值，我很為他高興，在他為國捐軀之前享受了短暫的家庭溫暖。“寂寞身後事”又何必追尋。我們祝他安息吧！也請《巨流河》的知音留給我文學上的寧靜，潭深無波（Stillwaterrunsdeep）。
三聯生活周刊：書中更令人迷戀的是戰火紛飛時代的讀書歲月，文學在彼時的孱弱，卻在此時證明了它恒久的生命力，呼喚了人性的美好與純真，在那個時代，文學在你的生命裏扮演了什麽樣的角色？
齊邦媛：影響我最多的中學老師孟誌蓀老師、朱光潛老師，將一生一切美好的、悲切的、含蓄寧靜的文學情懷傳授給我，開啟了我年輕的雙眼，使我一生走在人間，學會觀察、了解，永不目盲。
其實抗戰八年，軍費那麽高，教育上始終是戰區學生都有公費，不收學費，整個教育無論中學、大學在抗戰時期一點沒有停止。那麽困難的時代，政府教育是弦歌不輟，弦歌不輟是中國在那麽困難的時候保存最好的一件事。
唯一的全家福，抗戰勝利後在北平。前排左起：母親裴毓貞，父親齊世英，
小妹齊星媛。後排左起：大妹齊寧媛，哥哥齊振一，齊邦媛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書中也描寫了身邊很多被政治裹挾進去的同學，那些曾經狂熱地投身於政治的左派青年後來的遭遇也不免令人歎息。在現實的世界，青年人應該如何把握對現實政治關注的程度和關注的方式？
齊邦媛：我自幼受限於時代、性別與體能，是一個很安分的人，很早愛上文學，書中自有天地。大學裏學潮的熱狂與毀滅性令我反感。遊行中唱的歌那麽幼稚。我也多少知道一點法國革命。一直怕法國的暴民政治到來。我們在突然勝利來臨，百廢待舉的時候，同學們突然有80%的去參加遊行，喊叫打倒，唱幼稚的口號歌，堅持讀書再參政的人就是不愛國。我當時很難認同。家庭和中學老師教我的是建設國家、奉獻才能的教育，先充實自己，自會有報效國家的能力。
父親曾到德國海德堡讀曆史哲學。他告訴過我：“過度的允諾都是有問題的，過度的熱情也是有問題的。”我父親是堅決反對我們從政的。我父親一直覺得在中國做政治是很劃不來的事，少數人決定大多數人的命運，而在他從政的時候，並沒有看到真正的理想的力量，他是很失望的。
三聯生活周刊：在那時的政治洪流裏，你成了“連鴕鳥埋頭的沙坑都找不到”的孤獨的讀書人，而從後來看來，也正是你這種態度，成全了自己。你怎麽看待這種人生變遷？
齊邦媛：我就是喜歡文學。其實應該鼓勵少數書呆子，這些人絕對不多。我們同學都參加學潮去了，像我這麽堅持做書呆子的很少，每個社會都靠少數我們這種人撐著，很多基本東西都是文人傳承下來的。
後來我回到大陸與當年同學見麵，我記得我看到的人說話的表情，和他們對事情的反應，跟我以前記得的不一樣了，因為他們飽經憂患。他們說羨慕我這些年可以一直讀書、教書。當初他們覺得我們多麽的落後。我並沒有一點得意，我隻是覺得很傷心，那些同學當初都是很優秀的人，都不到25歲，對政治所知有限吧。我自己也檢討我們當年，因為我始終不是主流派，所以我可以講，我沒有個人的得失感。
我個人最討厭的就是“暴民”，我覺得一個理智的人最反對的是暴民政治，我不讚成任何狂熱的東西，愛情也是，狂熱的東西都不持久。我父親跟我最常說的話是：“任何事情要沉住氣。”我們小孩時覺得沉住氣沒意思，可我後來知道這個很重要。《美麗新世界》和《1984》是我要求每個學生必須要念的書，我希望他們明白政治是怎麽回事。
三聯生活周刊：我還想問你一些技術問題：書中描寫了大量細節（比如朱光潛講課的方式和內容，你與父親的交談細節等等），你是靠當年的筆記或日記還原這些細節的？
齊邦媛：我從前一些僅有的日記，信件全沒有帶到台灣來，但記憶中難忘的人和事栩栩如生，下筆時參考一些可靠資料，隻求事實無誤。我的後半生教書，在文學史研究和傳授時，深信笨拙或奇妙的“煽情”都是很危險的事，有時會對你必須虔誠追憶的人和事形成一種褻瀆。
當我真正動筆寫《巨流河》時，辰光真是晚了。我似那朝聖的人，一天走一程，一步一步攀上最後一程階梯，隻求天黑前完成全程，不敢再去詳述看到朝雲和夕陽的燦爛光景時，並未忘懷的感動。或者這也是自己文采不足的原因。
齊邦媛：再也不要用激情決定國家及個人的命運(2)
發布時間:2013-01-31 16:25 作者:李菁 字號：大 中 小 點擊: 13036次
三聯生活周刊：《巨流河》麵世以來，被人稱道的原因之一，是它內斂而又深沉的敘事方式。這種風格是你在文學上一種刻意追求使然，還是與你本人的性格有關？用通俗的話講，有些部分可以寫得更“煽情”，你為什麽回避掉了這種可能？
齊邦媛：讀者評價《巨流河》是用內斂深沉的敘事方式，我想這原是自幼在憂患中，父母不斷地訓誡、勸告，不要遇事即“處變大驚”，那很“沒有人樣子”。長大後遇到文學，老師和作品中都處處有深沉寧靜的啟發，自己總慚愧做不到。但是23歲結束了上半生，在政治的大斷裂中回不去可倚靠的過去。自己須獨立為人，努力沉穩比較可以進可攻，退可守，培養出為人尊嚴。
三聯生活周刊：《巨流河》表麵上是一部家族史，實際上它牽起的是近百年來中國的大曆史。重新回顧這段曆史，你想對現在的年輕人說些什麽？
齊邦媛：我希望中國的讀書人，無論你讀什麽，能早日養成自己的興趣，一生內心有些倚靠，日久產生沉穩的判斷力。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多的人，這麽複雜，環環相扣的曆史，再也不要用激情決定國家及個人的命運；我還盼望年輕人能培養一個寬容、悲憫的胸懷。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 來源日期：2012年1月17日 | 責任編輯：
黃南
她為什麽對“土共”有免疫力？ ——讀齊邦媛《巨流河》
齊邦媛的自傳《巨流河》被譽為“一部反映中國近代苦難的家族記憶史，一部過渡新舊時代衝突的女性奮鬥史，一部台灣文學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記，一部用生命書寫壯闊幽微的天籟詩篇”。從二十年代至今，中國的硝煙與烽火、奮起與沉淪，中國人的掙紮與流亡、希望與彷徨，如同白山黑水之間的巨流河，有時波濤洶湧，有時寧靜如海，有時冰封凝固。讀《巨流河》，不禁讓我想起同樣剛毅卓絕的東北女子蕭紅的《呼蘭河傳》，她們不約而同地以河流命名畢生心血之作，而她們真正抒寫的不是河流與土地，卻是寫不盡的人的心靈世界。
2012-08-16
《巨流河》中最讓我感動的部分，是寫三、四十年代在抗戰的生離死別中仍然弦歌不斷的學生生活。齊邦媛有幸獲得了那個時代中國最好的教育——可能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好的教育。她先後就讀於南開中學和武漢大學，盡管校園由北而南、由東而西遷徙數千裏，從校舍到圖書，無不因陋就簡，但那時的學生遇到了一群學貫中西、忘我教學的老師——張伯苓、朱光潛、吳宓、錢穆……這個藍衫白裙的女孩，得到了這群若群星燦爛的大師的指點，由此奠定了其學術道路上的第一塊基石。
那個時代，也是知識界、輿論界和學生普遍左傾親共的時代。齊邦媛神奇地擁有了對“土共”的免疫力。我原以為“土共”一詞是香港人的發明，其實齊邦媛早在四十年代便以此輕蔑地稱呼共產黨。《世界日報》專欄作家東方珠在《“土共”之爭》一文中談及港人關於這一稱呼的爭論：《信報》健筆林行止就“土共”二字，與曾受溫家寶單獨接見的吳康民筆戰。林行止為文批評“土共”回歸後有大翻身想法，引來吳康民強烈反駁，指“土共”帶有貶意，批評林行止其心可誅。但林響應說“大地養育之功有賴土壤，土有生機厚德之寓意，讓港共冠上土字，應是過譽！”如果不是幽默的話，林的這一說法顯然是強辯。東方珠則貌似公允地說，既然“土共”一說讓當事人不舒服，他就絕對拒用。但在我看來，“土共”就是“土共”，就是對這個禍國殃民的群體的蔑稱，他們的滔天罪行令她們隻配得到這樣的羞辱，何須為其解下緊箍咒？即便優雅如齊邦媛，也在書中頻頻使用“土共”一詞，何須大驚小怪！
與愛書人為敵的“讀書會”
齊邦媛在書中寫道：“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這句話出自物理學家愛因斯坦，愛因斯坦長期左傾，說這句話不足為奇。但這句話絕非真理，因為共產主義在本質上就是邪惡的，即便年輕時代也不應當受其誘惑。
齊邦媛從未對共產黨及其虛假的主義有好感。讓她認清是非的一段重要經曆是參加“進步學生”組織的“讀書會”。那時，一名姓侯學姐帶她去參加讀書會，讀高爾基的《母親》、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唱很多俄國民謠和《東方紅》。這時，父親給她寫信說：“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產黨吸收知識分子的外圍組織……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盡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
於是，齊邦媛埋首學業，不再參加此類“讀書會”。結果，侯姐姐立即翻臉，大聲罵她“貪官汙吏的女兒”。齊邦媛深受傷害：“這是我獨立為人第一次見識到政治的可怕與謊言。在我生長的家庭，革命與愛國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義的，最忌諱翻臉無情，出賣朋友。”而共產黨革命首要的要求就是“翻臉無情，出賣朋友”。
差不多三十年後，齊邦媛訪學美國，偶遇從大陸出來的留學生、《革命之子》的作者梁恒。梁恒向她講述了“文革”的背叛與殘暴。齊邦媛追問道：是什麽樣的政治魅力驅使數代的青年，從學潮到“文革”，相信隻有推翻和摧毀才能建立新中國？這些人的心，若非變成麻木無情，必也是傷痕累累，如何得以平複回到正常的人生呢？當他們長大，統治中國，那將是怎樣的國家呢？今天中國的統治者，不正是紅衛兵和知青一代嗎？齊邦媛回想起當年侯姐姐罵她“沒有靈魂”的場景，回想起共產黨煽動的學潮隊伍中仇恨的口號和扭曲的麵孔。如果一九四七年她沒有應聘台大而留在大陸，等待她的將是怎樣的命運呢？
又過了二十多年，台灣已經走向了民主化，曾在台灣被禁的蘇俄小說《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也在台北書市中露麵。齊邦媛感歎說：“看到這本書，如遇舊友，捧回再讀。六十年前我所不懂的共產黨政治狂熱將我們趕出大陸，而他們自己也在各種大同小異的狂熱中自相殘殺多年，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回首前塵，真感百年世事不勝悲。我基本反共之心大約已有理性根源，那一類的書確實成為我判斷的基礎。”齊邦媛對“土共”的厭惡，是理性、情感和審美交織而成的結論。重視親情和友情的她，怎麽會為了主義而六親不認呢？長期浸淫在濟慈和雪萊詩歌中的她，怎麽會喜歡粗俗煽情的共產黨文藝呢？
那個“讀書會”是仇視讀書人的，當然仇視齊邦媛堅持的自由思想和獨立人格。不過，在國民黨統治時代，青年學生畢竟有自我組織讀書會的權利。而在共產黨統治時代，組織“讀書會”成了“顛覆國家政權”的重罪，北大學子楊子立等人因組織“新青年學會”入獄十年至八年不等。可見，“共和國”比“民國”來不知退步到哪裏去了。
聞一多的悲劇
《巨流河》中寫到很多三、四十年代的左傾教授，著墨最多的是聞一多。在學術傳承的意義上，我算是聞一多的第四代弟子：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期的研究生季鎮淮後來當過北大中文係主任，而我的研究生導師夏曉虹教授正是季鎮淮的學生。因此，我對四十年代聞一多為何急劇左轉的問題懷有強烈的興趣。
不可否認，聞一多控訴黑暗和專製的道德勇氣彪炳千秋。聞一多之死是一個悲劇，據史料分析，暗殺聞一多並非蔣介石下令，而是出於雲南地方當局的意思，但蔣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不過，聞一多死在中共奪取之前，也算求仁得仁。否則，以他自由奔放、攪動死水的個性，如果活到“反右”和“文革”，隻能像吳晗、傅雷、老舍等人那樣屈辱地自盡。
當時，聞一多以激進的左傾立場風靡大學校園，影響力讓胡適、傅斯年等“右派”望塵莫及。當時，齊邦媛雖然崇敬站在講台上講授楚辭的聞一多，但對站在政治舞台中央翩翩起舞的聞一多有所質疑：“我們那一代青年，在苦難八年後彈痕未修的各個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號召，遊行，不上課，不許自由思想，幾乎完全荒廢學業，大多數人淪入各種仇恨運動，終至文革……身為青年偶像的他，曾經想到過衝動激情的後果嗎？”
聞一多是篆刻高手，當時在授課之餘靠幫人刻章補貼家用。在聞一多的遺物中，有一枚沒有完成的石質印章，印麵寫著“其愚不可及”！這個印章讓人想起瞿秋白臨行前寫下的《多餘人的話》。瞿秋白和聞一多是被誤卷進革命洪流的書生，最終不能融入毛澤東的“痞子運動”。齊邦媛感歎說，無論怎麽詮釋，說是他在生死關頭，“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留下這枚“自勵章”表白心誌，決心以“追屈原、拜倫蹤跡的莊嚴表示”作最後的遺言，正常的讀者很難不想到悔懊與自譴；到底他曾經寫了許多情深意明的好詩，深研過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個字，應是先在內心琢磨過它的意義的。雖然，在那狂熱的兩年中，他未必預見到自己的死亡，並未能給他深愛的國和家帶來幸福。
研究中國現代思想史的學者謝泳說過：“對社會現狀的深入了解，生活的貧困化以及統治者的專製腐敗，這些都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國民政府產生離心傾向和普遍左傾的客觀原因。”《巨流河》中提供的對聞一多等人人生軌跡和政治立場變遷的近距離觀察，再度印證了這一結論。而當時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校長對聞一多的評論極為中肯：“（聞一多）實一理想革命家，其見解、言論可以煽動，未必切實際，難免為陰謀者利用耳。”
自由高於故鄉
當《巨流河》在港台炙手可熱之際，中國大陸也想出版簡體版。囿於綿密的出版審查製度，齊邦媛不得不同意大肆刪減為一個“潔本”。人流亡了，文字也隨之流亡，書猶如此，情何以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宣稱“我沒有敵人”，他不以中共為敵人；但是，比秦始皇焚書坑儒更利害千百倍的中共，何嚐不是文化的敵人！當年，文學大師吳宓以“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的期勉，支撐齊邦媛一甲子以上的歲月。吳宓卻慘死於“文革”之中，令柔和溫婉的齊邦媛罕有地發出一聲獅子吼：“這些老師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百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
書的命運與作者的命運緊緊聯係在一起。德國作家阿圖爾•霍利切爾的回憶錄被列入納粹焚書的目錄。他在流亡路上向同胞呼籲說：“不要讓我的書消失，消失得好像我從來沒有寫過似的。由於來自外界的麻煩，有的書麵臨著這種命運的威脅。在我的書中，那些用劣質紙張印刷的，你們要想辦法用好紙重新印刷。那些已經脫銷的書要再版。不要讓我的那些能使你們和你們的後代更富有、更自由、更快樂的書消失。讓那些白付了愛和痛苦而產生的書不至於是徒勞的！”在最後一頁，他寫道：“你們，讀過了這本回憶錄的你們，要記住一個人的苦難，別讓他的呐喊成為那些裝聾作啞的耳邊風。拯救這本書吧，不要讓它消失，好好保護火星！”一九四一年，他在日內瓦一個慈善組織的營地死去，念念不忘他的被焚燒的書。他所愛的，是文化德國，或如思想家哈貝馬斯所言，是憲政德國，而絕非希特勒的納粹德國。同樣的道理，中國的文化人，所愛的理應是文化中國、自由中國和憲政中國，而絕非共產黨獨裁的中國。
阿圖爾•霍利切爾關於自己的回憶錄的這段話，好似一篇為《巨流河》而寫的書評。齊邦媛是幸運的，她如傳燈者一般，後半生在美麗島上守護著文化與學術的薪火。而在彼岸，“一九四九年中共進駐時，大多數學者留在大陸，距抗戰流亡不久，家人生計，顧慮實多，留下者沒有不說話的自由，由批鬥侮辱中幸存已屬不易，中國學術研究至此幾乎形成斷層。”半個世紀以後，齊邦媛訪問大陸，重逢病榻之上的老同學魯巧珍，魯巧珍斷斷續續地喘息著對她說：“你到台灣這些年，可以好好讀書，好好教書，真令我羨慕。”這句話讓人黯然神傷，“好好讀書，好好教書”本來是一個知識分子最低的生存需求，在毛澤東時代卻成了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還有那些當年不辭而別、奔赴延安的同學，青春折翼，革命夢碎，曆盡浩劫，所餘者唯軀殼而已。
自由理應高於故鄉，看不透這一點的中國知識分子，必定遭遇滅頂之災。初到台灣的齊邦媛，剛開始隻是將這裏當作暫居之地，隨著時間的流逝，她才對台灣有了越來越強烈的歸屬感。流亡者以流亡之地為家，才能重建尊嚴與自信。此書以巨流河開篇，以啞口海收尾，如一生顛沛流離的蘇東坡所雲“此心安處是吾鄉”，到此境界，何須“葉落歸根”？如果用受希特勒逼迫而不得不長期流亡異鄉的德國文豪托馬斯•曼的話來說，就是：“自由在哪裏，祖國就在哪裏”。如果用對共產黨統治洞若觀火的曆史學家餘英時的話來說，就是：“我在哪裏，中國文化就在哪裏。”這是對自我何等豪邁與自信，這也是對文學和文化的信賴與期盼。《巨流河》所揭示的，亦是同樣的道理。
作者多年未回故鄉，可能記憶出錯。巨流河是遼河的分支。不是遼河。
郭鬼子反奉，從開始就是個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