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文章
文章分類
歸檔
2009 (96)
2010 (225)
2011 (223)
2012 (262)
2013 (153)
2014 (97)
2015 (75)
2021 (69)
正文
“遺民”與“移民”：哪裏是你的國家？ --哈金《自由生活》（餘傑）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運用自由，自由對你毫無意義。——哈金《自由生活》
在哈金所有的小說中，《自由生活》是例外的一本，這部小說的創作是他所有作品中最艱苦的一次，從構思到完成作品，前後花了十五年時間，修改次數超過三十次。它缺乏哈金作品一以貫之的冷靜、內斂和節製的風格，像是記載流水賬，散漫、平實，甚至有點沉悶，一件瑣事接著一件瑣事，隨隨便便就發生了，沒有一處是跌宕起伏的情節衝突，更沒有關於國家興亡的宏大敘事。一如《自由生活》這個名字所顯示的那樣，哈金試圖通過主人公武男一家的故事探討“自由何以可能”這個老掉牙的論題。武男一家身處在沒有親友人際網絡的陌生社會，重新學習獨立，盡力維持生計。“你必須去一個沒有邊界的國家”，當然，美國不是一個沒有邊界的國家，但確實是一個擁有最多自由的國家。而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武男這個熱愛寫詩的人不得不成為餐館的大廚，用武男話來說，“當服役的馬，拉全家的車”。即便如此，他始終不肯放棄成為詩人的夢想，後來總算以詩歌從困境中突圍。
《自由生活》是一部帶有一定的自傳色彩的小說。哈金說：“在精神上，我也許一直都是居住在我的小說中的。每篇小說在情感上都是作者的自傳，它滿足的是作者心理上的需要。它植根於人的生活。”但在另一個方麵，它又不是自傳，它是一本對移民生活的匯聚與提煉，甚至超越某個族裔及其文化傳統，而傳達出普遍的人類體驗。所以，哈金說：“我想要其他人也有共鳴，特別是那些移民。這本書出版後，我已經收到了很多其他國家的移民給我寫來的信，他們說他們喜歡這本書，說他們讀了它之後非常感動，這本書也是寫給他們的。”
抵達比回歸更有意義
哈金在書中反思了海外華人尤其是華人知識分子扭曲的民族主義情結，進而探討了個人與國家糾纏不清的關係。美國之音曾做過一個專題節目，假設中美未來發生衝突，美籍華人究竟該效忠哪個國家？這本不該成為一個問題，卻偏偏成了一個問題。很多海外華人雖然生活在自由的國度，靈魂仍然不得釋放。他們拚命為中國（實際上是中國政府）辯護，卻不願回去呼吸中國肮髒的空氣；他們口口聲聲說愛國是人類最偉大的品質，不準別人說一句中國的壞話，卻故意忘記自己早已歸化為美國公民的事實。即便是那些受到共產黨迫害的流亡知識分子，在涉及台灣和西藏問題的時候，也斬釘截鐵地宣布：為了維持祖國統一，不惜對這些地方動武。小說中寫到在達賴喇嘛的一次演講會上，若幹華人聽眾挑釁性的提問，以及達賴喇嘛悲天憫人的回答。武男發現，那些所謂的“愛國者”都被虛幻的鄉愁所禁錮，無法“隨遇而安”。中國人常說“中國人是最優秀的”，哈金卻認為，這完全是理想化的人格類型，很有宗教色彩。“我們把國家當成惟一的信仰，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別的信仰，國家經常成為我們惟一的、完全的支柱。最後我們就把國家神話了。”國家是為人而設，而並非人為國家而存在。當國家成為壓迫者的時候，離開就成了惟一的選擇，而且不必為此感到羞愧。
哈金表示：“對我來說，生活就是一種冒險，抵達遠比回歸更有意義。”他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九年，這是他個人存在的一部分。他不會說因為它過去了而跟現在沒有關係。但他決定，不把它全背著，那樣會背不動的。哈金強調：“對你的生活有意義的，就一定要繼續。如果很多東西隻能帶來副作用、隻能產生壓力、令你的生活艱難、痛苦，那你就寧願不要。因為你到另一個地方生存，就是一個過程。這個旅程當中你不能帶上一切。”所以，小說中的武男甚至決絕地說，“要是我們能從血裏把故國擠出去就好了”；他甚至想使自己完全脫離這裏的中國社區，過一種隱居的、不被打擾的日子，但他和妻子經營的是一家中餐館——這就注定了他們仍然要與中國有所聯係。
哈金在書中深刻地探討了“遺民”和“移民”之差異。在古代中國，每當前一個王朝覆滅，總有一批士大夫充當忠誠的“遺民”，比如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是明朝遺民，康有為、王國維、陳三立是清朝遺民。《自由生活》中那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作家劉先生也是八十年代的遺民，這個人物是以劉賓雁為原型來塑造的。哈金寫道：“劉先生是個流亡人士，他的生活是由過去決定的，隻有跟將他放逐的權力中樞保持著關聯，他才可以存在。這就是劉先生的悲劇——他不可能把自己與那個能夠時刻控製他、折磨他的國家機器分開。沒有在故國已經構成的框架，他的生活就會失去意義和支撐。這一定是那麽多懷舊的流亡人士會頌揚苦難和愛國主義的原因所在。他們人在這裏，可是因為受了輝煌的過去的束縛，他們不能適應在新大陸的生活。”所以，這些老前輩才會念叨著“葉落歸根”。
與之相反，武男是個移民，沒有顯赫的、也是沉重的過去。他願意接受移民生活給他提供的環境，使他成為一個自立自足的人。他感激美國的大地接納了他全家，給了他白手起家、另起爐灶的機會。既然生活在美國，就要愛美國（更準確地說是愛美國的自由價值）。這是華裔移民中最匱乏的“在地”精神。我在台灣訪問時，常聽人們說“在地”這個新鮮詞語。我很喜歡這個詞匯，不僅某種食物是“在地”的，人的精神狀態也應是“在地”的。所謂“在地”，就是移民對自己選擇的某個鄉村、某條街道、某座山、某道水的認同、眷戀和紮根。在民主、共和以及地方自治的理念之下，才有“在地”的權利，才有“在地”的健康心態。
詩歌是自由地飛向天際的翅膀
在被奴役的環境中生活久了，突然空降到自由世界裏，自由便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生存是第一位的，為了生存，必須打拚。然後，為了擁有更大的房子和車子，為了下一代接受精英教育，必須更辛苦地打拚。於是，許多第一代移民放棄了夢想，窄化了精神生活，像機器一樣運轉著，直到精疲力竭為止。我接觸過不少理工科出身的華人，他們惟一的精神生活就是觀看中國國內拍攝的垃圾電視連續劇。他們並沒有生活在真正的美國，而是生活在“別處的中國”，他們是“美國的陌生人”，也是“中國的棄兒”。
武男拒絕過這樣的生活。他毅然退學不再攻讀他不喜歡的政治學博士，事事以現實為考量的妻子萍萍說不準武男該做什麽去，“盡管她知道他不愛自己，自己卻深愛地愛他。和他結婚前，父親提醒過她，跟著武男，可能過不上安穩的日子。武男雖然是個正派的年輕人，卻天生不夠現實，是個難以改變的空想家。”除了詩歌，武男對任何領域都毫無熱情，而寫詩，照目前來看是最不可能的一件事。武男和妻子一起經營了一家小小的中餐廳，武男是大廚，萍萍是侍者。那麽，在油煙彌漫的後廚，如何寫詩？
在流亡的反對派陣營裏，武男沒有找到安慰；在氣功、瑜伽等東方神秘主義裏，武男沒有找到安慰；在華人教會裏，武男也沒有找到安慰；在家庭中，武男同樣沒有找到安慰。那麽，詩歌能安慰他的心靈嗎？武男明明就知道，即便是土生土長的美國詩人，也沒有幾個人可以靠寫詩維持基本的生活，他在與幾個詩人朋友的交往中也發現文人圈子的虛偽和世故——詩人遠遠沒有詩歌可愛，但是，他這個母語並非英語的學習者，還是要冒險一試。
一雙在廚房中拿勺子的手也可以寫詩，哈金說：“一些白人告訴我，在閱讀《自由生活》之前，他們看到中國移民每天在餐館和商店裏生活，但幾乎無法想象他們有一個豐富的心靈和精神生活。”武男憧憬著一種能夠與讀者的心靈直接對話的詩歌，不管他們是什麽文化、什麽種族背景。最首要的，是他的作品應該具有力量而不是美麗，美麗往往掩飾真相。
僅有自由的生活是不夠的，還需要從自由生活走向美好生活。哈金在接受梁文道的訪問時說：“美好的生活就是做你真正喜歡做的事，並把它當作你的職業。至於文學夢想，我們的大學寫作班每年都會收到兩百多封參加小說寫作課程的申請，但我們隻能錄取十位學生。很多年輕人想要成為藝術家。美國是一個人們讚美——甚至可以說是崇拜——創造力的國家。來到美國的中國人很少提及的一個事實就是，在美國，金錢並不能買到尊敬，然而，那些有創造力的人卻總是能得到尊重。”在這個意義上，武男在一度的迷失和困惑之後重新找到了自己，詩歌給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第二視角”。
中國經驗、美國環境和俄羅斯精神
哈金是在英文世界最受歡迎的、也是獲得最高聲譽的華裔作家，他是美國國家圖書獎、海明威獎和福克納獎得主。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移居美國之後，哈金便放棄了中文寫作，而改用英文寫作。首先，他認為，英文靠字母來表達，可塑性很大。漢語則是象形文字，而且它從古到今都涉及政治；譬如說那個馬字下麵少了一個點，古時候是要殺頭的。所以，文字跟政治、國家是有關係的。用英文，或許能夠享受更大的自由。
其次，哈金借武男之口說，中文意味著過去，英文意味著未來——和他兒子一致的語言。用另一種語言寫作，他可能偏離中文傳統更遠，可能會不得不忍受更多的孤獨，冒更多的風險。但是用英文寫詩，就好比爬一座大山，他無法看見或想像那座大山的頂點。那樣的一種“鐵山頂上我為峰”的攀登，是一件人生中最愉悅的事情。
在《自由生活》中，我看到了多元文化的融會貫通，那就是：中國經驗、美國環境和俄羅斯精神。哈金表示，他是用英文來承接契訶夫的傳統。而他作品的題材幾乎都與中國或華人有關，近年來他更是集中描述和研究在美國的移民的生活狀態。哈金那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經曆過野蠻的“文革”、困乏的“上山下鄉”的知青生涯、生機勃勃的八十年代以及“六四”的夢碎，其人生經曆之豐富，可謂空前絕後。在文化上，他們是汲取俄羅斯文學的乳汁長大的，從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這些俄羅斯作家對他們心靈的影響，遠遠超過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和四大名著。
武男在詩歌與現實之間的掙紮，不禁讓人聯想起帕斯捷爾納克筆下不能適應新時代的日瓦戈醫生。他們的愛就是他們的軟弱，而他們的軟弱就是他們的強大。哈金說：“我確實意識到了這和《日瓦戈醫生》有點相像。”在小說戛然而止之處，以附錄的“武男的詩歌”延伸向未來，因為“沒有這些詩歌，武男就像是個瘋子”。雖然妻子萍萍突然患病、餐館麵臨關閉、這一家人的命運前途未卜，但武男已經在詩歌中找到了自我，希望畢竟戰勝了絕望。
在《自由生活》中，看不到作者對任何小說技巧的玩弄。誠懇和樸實是當代小說中最為罕見的高貴品質。哈金自豪地說：“西方讀者喜歡我的小說的一個原因隻是，他們能從中看到我的真誠。我一直在做一件誠實的工作。我總是遵循著雷蒙德•卡佛的一句教導：‘沒有竅門，就是這樣。’”在各行各業都喪失誠意的今天，每一部誠意之作都值得致敬。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運用自由，自由對你毫無意義。——哈金《自由生活》
在哈金所有的小說中，《自由生活》是例外的一本，這部小說的創作是他所有作品中最艱苦的一次，從構思到完成作品，前後花了十五年時間，修改次數超過三十次。它缺乏哈金作品一以貫之的冷靜、內斂和節製的風格，像是記載流水賬，散漫、平實，甚至有點沉悶，一件瑣事接著一件瑣事，隨隨便便就發生了，沒有一處是跌宕起伏的情節衝突，更沒有關於國家興亡的宏大敘事。一如《自由生活》這個名字所顯示的那樣，哈金試圖通過主人公武男一家的故事探討“自由何以可能”這個老掉牙的論題。武男一家身處在沒有親友人際網絡的陌生社會，重新學習獨立，盡力維持生計。“你必須去一個沒有邊界的國家”，當然，美國不是一個沒有邊界的國家，但確實是一個擁有最多自由的國家。而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武男這個熱愛寫詩的人不得不成為餐館的大廚，用武男話來說，“當服役的馬，拉全家的車”。即便如此，他始終不肯放棄成為詩人的夢想，後來總算以詩歌從困境中突圍。
《自由生活》是一部帶有一定的自傳色彩的小說。哈金說：“在精神上，我也許一直都是居住在我的小說中的。每篇小說在情感上都是作者的自傳，它滿足的是作者心理上的需要。它植根於人的生活。”但在另一個方麵，它又不是自傳，它是一本對移民生活的匯聚與提煉，甚至超越某個族裔及其文化傳統，而傳達出普遍的人類體驗。所以，哈金說：“我想要其他人也有共鳴，特別是那些移民。這本書出版後，我已經收到了很多其他國家的移民給我寫來的信，他們說他們喜歡這本書，說他們讀了它之後非常感動，這本書也是寫給他們的。”
抵達比回歸更有意義
哈金在書中反思了海外華人尤其是華人知識分子扭曲的民族主義情結，進而探討了個人與國家糾纏不清的關係。美國之音曾做過一個專題節目，假設中美未來發生衝突，美籍華人究竟該效忠哪個國家？這本不該成為一個問題，卻偏偏成了一個問題。很多海外華人雖然生活在自由的國度，靈魂仍然不得釋放。他們拚命為中國（實際上是中國政府）辯護，卻不願回去呼吸中國肮髒的空氣；他們口口聲聲說愛國是人類最偉大的品質，不準別人說一句中國的壞話，卻故意忘記自己早已歸化為美國公民的事實。即便是那些受到共產黨迫害的流亡知識分子，在涉及台灣和西藏問題的時候，也斬釘截鐵地宣布：為了維持祖國統一，不惜對這些地方動武。小說中寫到在達賴喇嘛的一次演講會上，若幹華人聽眾挑釁性的提問，以及達賴喇嘛悲天憫人的回答。武男發現，那些所謂的“愛國者”都被虛幻的鄉愁所禁錮，無法“隨遇而安”。中國人常說“中國人是最優秀的”，哈金卻認為，這完全是理想化的人格類型，很有宗教色彩。“我們把國家當成惟一的信仰，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別的信仰，國家經常成為我們惟一的、完全的支柱。最後我們就把國家神話了。”國家是為人而設，而並非人為國家而存在。當國家成為壓迫者的時候，離開就成了惟一的選擇，而且不必為此感到羞愧。
哈金表示：“對我來說，生活就是一種冒險，抵達遠比回歸更有意義。”他在中國生活了二十九年，這是他個人存在的一部分。他不會說因為它過去了而跟現在沒有關係。但他決定，不把它全背著，那樣會背不動的。哈金強調：“對你的生活有意義的，就一定要繼續。如果很多東西隻能帶來副作用、隻能產生壓力、令你的生活艱難、痛苦，那你就寧願不要。因為你到另一個地方生存，就是一個過程。這個旅程當中你不能帶上一切。”所以，小說中的武男甚至決絕地說，“要是我們能從血裏把故國擠出去就好了”；他甚至想使自己完全脫離這裏的中國社區，過一種隱居的、不被打擾的日子，但他和妻子經營的是一家中餐館——這就注定了他們仍然要與中國有所聯係。
哈金在書中深刻地探討了“遺民”和“移民”之差異。在古代中國，每當前一個王朝覆滅，總有一批士大夫充當忠誠的“遺民”，比如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是明朝遺民，康有為、王國維、陳三立是清朝遺民。《自由生活》中那位德高望重的前輩作家劉先生也是八十年代的遺民，這個人物是以劉賓雁為原型來塑造的。哈金寫道：“劉先生是個流亡人士，他的生活是由過去決定的，隻有跟將他放逐的權力中樞保持著關聯，他才可以存在。這就是劉先生的悲劇——他不可能把自己與那個能夠時刻控製他、折磨他的國家機器分開。沒有在故國已經構成的框架，他的生活就會失去意義和支撐。這一定是那麽多懷舊的流亡人士會頌揚苦難和愛國主義的原因所在。他們人在這裏，可是因為受了輝煌的過去的束縛，他們不能適應在新大陸的生活。”所以，這些老前輩才會念叨著“葉落歸根”。
與之相反，武男是個移民，沒有顯赫的、也是沉重的過去。他願意接受移民生活給他提供的環境，使他成為一個自立自足的人。他感激美國的大地接納了他全家，給了他白手起家、另起爐灶的機會。既然生活在美國，就要愛美國（更準確地說是愛美國的自由價值）。這是華裔移民中最匱乏的“在地”精神。我在台灣訪問時，常聽人們說“在地”這個新鮮詞語。我很喜歡這個詞匯，不僅某種食物是“在地”的，人的精神狀態也應是“在地”的。所謂“在地”，就是移民對自己選擇的某個鄉村、某條街道、某座山、某道水的認同、眷戀和紮根。在民主、共和以及地方自治的理念之下，才有“在地”的權利，才有“在地”的健康心態。
詩歌是自由地飛向天際的翅膀
在被奴役的環境中生活久了，突然空降到自由世界裏，自由便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生存是第一位的，為了生存，必須打拚。然後，為了擁有更大的房子和車子，為了下一代接受精英教育，必須更辛苦地打拚。於是，許多第一代移民放棄了夢想，窄化了精神生活，像機器一樣運轉著，直到精疲力竭為止。我接觸過不少理工科出身的華人，他們惟一的精神生活就是觀看中國國內拍攝的垃圾電視連續劇。他們並沒有生活在真正的美國，而是生活在“別處的中國”，他們是“美國的陌生人”，也是“中國的棄兒”。
武男拒絕過這樣的生活。他毅然退學不再攻讀他不喜歡的政治學博士，事事以現實為考量的妻子萍萍說不準武男該做什麽去，“盡管她知道他不愛自己，自己卻深愛地愛他。和他結婚前，父親提醒過她，跟著武男，可能過不上安穩的日子。武男雖然是個正派的年輕人，卻天生不夠現實，是個難以改變的空想家。”除了詩歌，武男對任何領域都毫無熱情，而寫詩，照目前來看是最不可能的一件事。武男和妻子一起經營了一家小小的中餐廳，武男是大廚，萍萍是侍者。那麽，在油煙彌漫的後廚，如何寫詩？
在流亡的反對派陣營裏，武男沒有找到安慰；在氣功、瑜伽等東方神秘主義裏，武男沒有找到安慰；在華人教會裏，武男也沒有找到安慰；在家庭中，武男同樣沒有找到安慰。那麽，詩歌能安慰他的心靈嗎？武男明明就知道，即便是土生土長的美國詩人，也沒有幾個人可以靠寫詩維持基本的生活，他在與幾個詩人朋友的交往中也發現文人圈子的虛偽和世故——詩人遠遠沒有詩歌可愛，但是，他這個母語並非英語的學習者，還是要冒險一試。
一雙在廚房中拿勺子的手也可以寫詩，哈金說：“一些白人告訴我，在閱讀《自由生活》之前，他們看到中國移民每天在餐館和商店裏生活，但幾乎無法想象他們有一個豐富的心靈和精神生活。”武男憧憬著一種能夠與讀者的心靈直接對話的詩歌，不管他們是什麽文化、什麽種族背景。最首要的，是他的作品應該具有力量而不是美麗，美麗往往掩飾真相。
僅有自由的生活是不夠的，還需要從自由生活走向美好生活。哈金在接受梁文道的訪問時說：“美好的生活就是做你真正喜歡做的事，並把它當作你的職業。至於文學夢想，我們的大學寫作班每年都會收到兩百多封參加小說寫作課程的申請，但我們隻能錄取十位學生。很多年輕人想要成為藝術家。美國是一個人們讚美——甚至可以說是崇拜——創造力的國家。來到美國的中國人很少提及的一個事實就是，在美國，金錢並不能買到尊敬，然而，那些有創造力的人卻總是能得到尊重。”在這個意義上，武男在一度的迷失和困惑之後重新找到了自己，詩歌給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說的“第二視角”。
中國經驗、美國環境和俄羅斯精神
哈金是在英文世界最受歡迎的、也是獲得最高聲譽的華裔作家，他是美國國家圖書獎、海明威獎和福克納獎得主。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移居美國之後，哈金便放棄了中文寫作，而改用英文寫作。首先，他認為，英文靠字母來表達，可塑性很大。漢語則是象形文字，而且它從古到今都涉及政治；譬如說那個馬字下麵少了一個點，古時候是要殺頭的。所以，文字跟政治、國家是有關係的。用英文，或許能夠享受更大的自由。
其次，哈金借武男之口說，中文意味著過去，英文意味著未來——和他兒子一致的語言。用另一種語言寫作，他可能偏離中文傳統更遠，可能會不得不忍受更多的孤獨，冒更多的風險。但是用英文寫詩，就好比爬一座大山，他無法看見或想像那座大山的頂點。那樣的一種“鐵山頂上我為峰”的攀登，是一件人生中最愉悅的事情。
在《自由生活》中，我看到了多元文化的融會貫通，那就是：中國經驗、美國環境和俄羅斯精神。哈金表示，他是用英文來承接契訶夫的傳統。而他作品的題材幾乎都與中國或華人有關，近年來他更是集中描述和研究在美國的移民的生活狀態。哈金那一代的中國知識分子，經曆過野蠻的“文革”、困乏的“上山下鄉”的知青生涯、生機勃勃的八十年代以及“六四”的夢碎，其人生經曆之豐富，可謂空前絕後。在文化上，他們是汲取俄羅斯文學的乳汁長大的，從普希金、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帕斯捷爾納克、索爾仁尼琴，這些俄羅斯作家對他們心靈的影響，遠遠超過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和四大名著。
武男在詩歌與現實之間的掙紮，不禁讓人聯想起帕斯捷爾納克筆下不能適應新時代的日瓦戈醫生。他們的愛就是他們的軟弱，而他們的軟弱就是他們的強大。哈金說：“我確實意識到了這和《日瓦戈醫生》有點相像。”在小說戛然而止之處，以附錄的“武男的詩歌”延伸向未來，因為“沒有這些詩歌，武男就像是個瘋子”。雖然妻子萍萍突然患病、餐館麵臨關閉、這一家人的命運前途未卜，但武男已經在詩歌中找到了自我，希望畢竟戰勝了絕望。
在《自由生活》中，看不到作者對任何小說技巧的玩弄。誠懇和樸實是當代小說中最為罕見的高貴品質。哈金自豪地說：“西方讀者喜歡我的小說的一個原因隻是，他們能從中看到我的真誠。我一直在做一件誠實的工作。我總是遵循著雷蒙德•卡佛的一句教導：‘沒有竅門，就是這樣。’”在各行各業都喪失誠意的今天，每一部誠意之作都值得致敬。
放棄中文寫作，哈哈，有點兒意思，跟什麽決裂？如此決斷，我敢說在寫英文的時候，漢語還在腦中，思維還多少是過去，文字和文化的生理期騙不了自己。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