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革新中國傳統曆史觀(ZT )

資中筠：革新中國傳統曆史觀
2014-07-16 資中筠 京劇書店



No.217
【資中筠，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翻譯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美國研究所退休研究員、原所長。】
改革開放之初，我首次作為訪問學者訪美，參加了一次中美曆史學者的交流會。有一位美國曆史教授講了一段見聞。他說：問美國學生為什麽要學曆史，絕大多數的回答就是感興趣。他問過台灣的學生，得到的回答是，為興趣而學曆史對我們太奢侈，我們是為了救國而學曆史；後來他接觸到中國大陸的學生，對這個問題的回答竟如出一轍，盡管兩岸處於對立狀況，各自所謂“救國”的含義可能相反。把學曆史和救國聯係在一起，令他這個西方人感到十分新鮮。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學習和研究曆史可以有如此不同的角度。

最近想到這個問題是由對蘇聯解體的曆史經驗的各種看法引起的。

以史為鑒，鑒什麽？

世界上曆史悠久的民族頗有幾個，好像沒有像中國那樣特別重視曆史文本，對史書賦予如此沉重的使命。最常見的說法是“以史為鑒，可知興替”。這裏“替”是關鍵，為什麽不是“興衰”？就是一個皇朝由盛而衰，最後被下一個朝代給“替換”了，這才是最重要的。所謂一個朝代實際上是一個家族掌權，然後又被另一個家族奪走了，換了姓。從曆史中吸取經驗教訓，是為了本朝能千秋萬代永遠繼續，避免被別的朝代“替”掉。誰最該吸取這個教訓？當然是皇帝和他的家族。他的謀士、帝師的職責就是教給皇帝如何保住這個皇位，老百姓是無權參與，也無能為力的。所以曆史首先是寫給皇帝看的。中國的二十四史隻有第一部《史記》例外，是異類。盡管司馬遷本人的職務是史官——太史公，但他著史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不是為了皇朝的延續。他的心胸非常博大，包含整個他目光所及的世界，要找出規律，不是為了漢朝統治能夠永遠持續。所以他膽子很大，一直寫到當代。他是漢武帝時代的人，《武帝本紀》他也寫出來了，而且對武帝沒什麽好話，並非歌功頌德。要是看《史記》的《武帝本紀》，對漢武帝得不出很好的印象。而且《史記》還有點像布羅代爾所提倡的寫生活史，給各類人都寫列傳，包括《遊俠列傳》、《刺客列傳》、《貨殖列傳》，等等。中國人曆來是輕商的，但司馬遷給商人也寫列傳。還有酷吏、廉吏、循吏，都分別列傳，按照他自己的評判標準。所以司馬遷的《史記》，是中國曆史書裏的一個異類。是為記錄史實，也是寄托他自己的懷抱，不是給皇帝看的。但從此以後，包括《漢書》，曆代所謂“正史”，也是官史，基本上是給皇帝看的。

沒有列入二十四史，卻是最權威、最重要的一部編年通史幹脆就叫《資治通鑒》，顧名思義，目的鮮明，是幫助統治者如何鞏固統治權的。作者雖然也姓司馬，但司馬光與司馬遷的角度非常不一樣，他在《資治通鑒》的最後附有一封給皇帝的信，大意說我所有的精力都已經放到這裏邊了（按：這部通史寫了19年，當然有一些助手，所有助手的名字也在上麵，包括校對的、刊印的，但是司馬光是主要編撰者），此書是在宋英宗時奉命編寫的，完成時已經是宋神宗當政了。他請當朝皇帝好好讀一讀這部書，並明確提出，每一個朝代的興衰有什麽樣的規律，宋朝應如何吸取經驗教訓，才能持續興旺下去。說穿了，曆史著作的最高目標就是如何使皇朝能夠千秋萬代永存下去。為達鞏固統治的目的，其中有一條就是得民心。所以得民心是手段，不是目的。就是說民眾的需求和他們的福祉，是必須要顧及的，任何一個統治者都不能不顧及，但這是手段，目標是為了維持王朝。就像唐太宗那句膾炙人口的話：民可以載舟，可以覆舟。民是水，舟是皇權。當然也可以說這是一種以民為本的思想，因為水還是最基礎的。但歸根結底，水的功用是什麽呢？是為了承載上麵的皇權寶座。能夠明白這一點，重視民眾這個基礎，就算明君了。但後來因為在皇宮裏呆久了，皇二代、皇三代以後，連這樣的道理都不明白了，習慣於掌握生殺予奪之權，以為自己可以呼風喚雨，為所欲為，一意孤行，結果起了風浪，把船給掀翻了。無論如何，最終著眼點是鞏固一家皇權的統治。

對當權者的監督作用

從這一功能派生出來，史書還有一個功能是對當朝統治者起一定的監督和約束作用，這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中國古代史書有一以貫之的價值觀，這是從孔子著《春秋》時定下來的。遣詞造句都代表著褒貶，叫做“春秋筆法”，所以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之說，因為孔子維護的是正統的秩序，不容犯上作亂。例如臣殺君，叫“弑”，君殺臣叫“誅”。前者是大逆不道，後者是罪有應得。

大家應該都知道文天祥的詩：“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就是說春秋時期有兩個能堅持原則、堅持說真話的史官，齊國的太史簡因為大臣崔杼把齊莊公給殺了，在史書上寫：“崔杼弑其君”。崔杼說不能用弑字，他堅持用，就被殺了。那時候職位常是一家繼任的。他死後他弟弟接手他的職位，也堅持用弑字，結果也被殺了，另一個弟弟再接替這個工作，照樣堅持用“弑”字，也被殺了。三兄弟前赴後繼，就為了這一個字。最後崔杼手軟了，覺得不能再殺下去，就認了。所以在《春秋》裏記載是崔杼弑其君。這件事說明：第一，他們非常在乎用哪個字；第二，當時的人還是有血性的。他們認定的原則，不惜以身殉職。據說另外還有一個別姓的南史氏，聽說此事後還準備去接著幹，去撞刀口。後來崔杼罷手了，他才沒有去。那時候的人確實較真，把堅持他們認定的真理看得比性命還重。我們今天的是非標準和那時不同，看起來很可笑，為了用哪個字而犧牲性命。但他們認為這是原則問題，這是他們的道統。晉國董狐的事跡也差不多，不過沒有被殺，就不細說了。通常有“殉國”、“殉職”、“殉道”之說，而寫曆史成為一樁慘烈的職業，要犧牲性命，“殉史”應該算是中國特色。無論如何，這兩位史官為後來寫曆史的人樹立了一個標杆，中國古代修史以此為榜樣，堅持寫真事，不能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而瞎編，這是一個很好的傳統。

其實齊太史記錄的是當時眼前發生的事，應屬於新聞，而不是曆史。今天的新聞就是明天的曆史，統治者的言行載入史冊是給後世看的，關係到身後的名譽。是“流芳百世，還是遺臭萬年”，一般草民不在乎，中國士大夫卻很在乎——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當國者更在乎，他們特別在乎自己死後的曆史地位，史書上是把他當成明君還是昏君。要想曆史把他寫得好，就要做得好。做不好，在曆史上就會是昏君，亡國之君。所以對於皇帝或統治者來說，史書起到一定的監督的作用，使他們還有所敬畏。

曆史都是史官寫的，每一個朝代裏都有史官。所以顧準說中國的文化是“史官文化”。也許就是從齊太史之後立下的規矩（我沒有考證），君主本人不能看史官如何記載他的言行，這樣，史官就可以無顧慮地如實記載，為後世提供真實的史料。這個傳統在皇權專製時期能保持近千年，很不簡單。到唐太宗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怕史官記下來，堅持要看自己的“起居注”，褚遂良等人頂不住，就破了這個規矩。後來隱惡揚善，歌功頌德的就逐漸多起來。不過總的說來，史官還是有一定的獨立性，心目中有一個榜樣，治史者對後世有一份責任心，對真相心存敬畏，不敢胡編亂造。另外，除了官史之外，還有許多野史、私家編撰的見聞錄。例如宋周密撰《齊東野語》的序言說：“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唯我家曆史不可易”，因為官史受當時的政治鬥爭影響，有私心、有黨爭，常是以得勢者的是非為是非，隻有他們家祖輩傳下來的實錄是可靠的。當然這也隻是一家之言。在明清以降大興文字獄之前，這種民間野史的刻寫、流傳還有一定的自由度。即使是修官史，主要是寫前朝曆史，不涉及本朝利害，可以客觀一些。其所依據的史料也包括廣為搜羅的野史，甚至民間傳說。而且史官們特別希望當朝皇帝能吸取經驗教訓，不能自欺欺人，因此也有寫真實的動力。讚揚前朝的開國皇帝，揭露過去亡國之君的弊政，都不會冒犯當今的在位者。所以，為我們留下的二十四史，還有相當可信度。

近現代的官史可信度不如古代史

現在寫前朝“民國”，一味貶之，不能有褒有貶公正對待，為什麽？有幾點原因：

1. 過去皇朝更替遵循的是同一道統，是非標準不變，基本製度不變，主要看誰更符合這一標準。而1949年的鼎革，是從理論到製度全盤顛覆。必須把前朝完全否定，才有本朝的合法性；

2. 本朝的開國者與前朝是同一代人，曾經共事，奉同一正朔（孫中山三民主義），也曾互相殺戮，是現世的仇敵。被打倒的既是立國者也是亡國者，而且還未全亡，偏安一隅，還不能完全算作“前朝”。這樣，兩邊的“筆底春秋”完全相反：這邊是“革命”，那邊是“叛亂”；這邊是英雄，那邊稱“匪首”。更重要是史實的敘述也大相徑庭。

3. 古人治史不是為了對民眾做宣傳。一般改朝換代之前總有一個亂世，人心思定，誰能實現安定，統一天下，就是“奉天承運”，老百姓就擁護。肯定百年前的前朝君主的功績與現實的民心歸附無關，反而能為當前的當政者樹立榜樣。（但也有例外，就是異族入侵，如元、清，對前朝的說法就諸多忌諱。元朝太短，清朝統治者特別怕漢人不服，懷念前朝，所以清朝文字獄最發達。）而現在的曆史與當代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政權的合法性息息相關。加之教育普及，關心國事的民眾越來越廣，曆史的敘述與政治宣傳合二為一，不僅對近代史，連古代史都是如此，每一次政治運動就修改一次曆史，連對孔子也“是非凡幾易”。不僅是筆底褒貶問題，連事實的陳述都須服從當前政治需要，有些真相就必須遮蔽。

事實上，辛亥革命後，民國的官史對晚清的說法以及對國民黨一黨專政前各政治派別的褒貶，也有類似的出發點，因而也在不同程度上對史實的敘述和對人物、事件的評價都有偏頗。

4. 古代皇朝興替，成王敗寇，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是公認的，合法的，無須掩飾。而辛亥革命以後，君主製被否定，名義上是民主、共和，不能公然承認江山私有。理論與實踐脫節，“道統”與“法統”在邏輯上難以理順，對相關的曆史真相就更有必要掩蓋。

5. 現代史官的相對獨立性弱於古代。

所以近現代史的官史可信度還不如古代史。不過自改革開放以來，史學有很大進步。真相逐漸透露出來。比如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我認為是很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學術界非常活躍，成果累累，出現繁榮景象。這兩年民國史以及晚清史的著作很多，從檔案中挖掘出很多真相，對史實以及曆史人物重新評價，推翻了不少以訛傳訛的舊說，澄清謊言，振聾發聵。有許多佳作可以說是繼承了中國史學傳統中的優良部分。

世界曆史進入視野

自19世紀中葉，中國人開始放眼看世界以來，再講曆史，就不限於中國，而是世界各國的曆史了。“以史為鑒”也包括以他國的興衰為鑒。中國人研究外國曆史，最開頭的著眼點是：為什麽他們能打敗我們？這也就是我開頭講的中國學生回答美國教授為什麽學曆史的問題——是為了救國。不管學中國史還是學外國史都是為了救國，這是當時知識精英的共同情結。但是“他們”為什麽強大，就不能以皇朝的興衰為主線了。因為歐洲從中世紀以後的發展途徑，就不是一國一家的王朝興衰。曆史發展是以生產力、思想的進步，和製度的改變為主線的。比如你要學英國曆史，你得看13世紀的《大憲章》，有了這個之後，就是克倫威爾革命，以後又有光榮革命，又有工業革命，等等。而不是以斯圖亞特王朝或都鐸王朝怎麽樣了為線索。因此我們在學歐洲的曆史時，總是要學文藝複興、啟蒙運動、宗教革命、科技革命、工業革命，什麽時候有了蒸汽機之類。既跨越王朝，也跨越國界。日本“明治維新”是國人耳熟能詳的話題。這樣，不知不覺引進了另一種曆史觀。

作為現代人，放眼世界，是否還能立足於朝代的“興替”？既然號稱“共和國”，又以馬克思理論為主導，那麽，曆史觀就應以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大眾的福祉為標準。評判是非得失有了新的視角。眼睛不是總盯著皇家，而是看一般老百姓的生活，包括用什麽器皿，什麽時候機械化、電器化了，以及風俗的演變等等。而統治方式、政權的興替，製度的變遷成為手段。這是倒過來了：不是說發展生產，提高人民生活是為了鞏固當權者的統治，而是說為了國家繁榮、人民福利、社會進步，什麽樣的政府和什麽樣的製度是合適的，不合適就被“替換”。

幾年以前，中央電視台的紀錄片《大國崛起》，曾引起熱議。一般觀眾自然而然會想到“中國崛起”，思考從其他國家的興衰中看出什麽規律。比如紀錄片中提到荷蘭這個蕞爾小國，卻曾經一度因其最自由、最開放，最有創新而領先歐洲，稱霸一時；比如德國作為歐洲的後來者，特別重視教育，19世紀德國的教育在歐美國家處於領先地位，德國也以此興國。實際上是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看曆史，這就脫離了帝王家譜的體係，顛覆了為皇朝服務的曆史觀。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國崛起》這部記錄片無形中起了一些突破性的作用。

蘇聯解體的曆史經驗

自從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來，其原因和經驗教訓是中國政界、學界戚戚於懷，揮之不去的心結和話題。其原因當然在於“以俄為師”的曆史根源，這點眾所周知，不必細說。在總結蘇俄曆史的經驗教訓的眾說紛紜之中，大體上有兩種視角：

1. 人類文明史的視角

從這一視角出發，得出的結論是蘇聯原來的統治製度對人類的兩大訴求：生產力的發展和公平正義都無法滿足，既無效率，也不公平。反而扼殺了文化底蘊深厚、優秀的俄羅斯民族的創造力，給俄羅斯及其周邊的民族帶來的是禍多於福，因而難以為繼。不論以何種方式，最終必然要拋棄舊的製度，轉到人類共同發展的軌道上來。這一轉軌可能是和平的，也可能是通過暴力。俄羅斯得以和平邁過這一坎，避免了流血和大規模的破壞，是他們人民的幸運，也說明民眾的文明程度。蘇聯的軍隊堅持槍口不對內，是文明之師。被謊言屏蔽的曆史真相也逐步大白於天下，蘇聯檔案開放成為全世界曆史學家的盛宴。方今俄羅斯出版了許多曆史書，基本上顛覆了《聯共（布）黨史》，證明該書大部分是為樹立斯大林個人，為其專權辯護的謊言。俄羅斯和前蘇聯的各民族獲得了一次新生。總而言之，這是曆史的進步。

2. 沿襲朝代興替的視角

這一視角奉蘇共的統治為“正朔”，以同一政權千秋萬代永遠持續為理想，是非褒貶以此為準。於是得出的“教訓”是：從赫魯曉夫開始揭露斯大林暴政的真相（盡管隻是一小部分）動搖了對斯大林的迷信；戈爾巴喬夫進一步“公開化”、“新思維”，“擾亂”了人心；幾千萬黨員不站出來誓死保衛黨權，其原因是信仰不堅定，思想自由化；葉利欽是叛徒；手握重兵的武將按兵不動，不作平叛勤王之舉，是懦夫。於是當初自稱布爾什維克的一群人通過暴力奪取的“江山”給拱手讓出來了。從這一角度出發，吸取的教訓就是在思想上要加強控製，而且在必要時不惜用軍力保衛已經占有的統治權，在這裏，億萬廣大百姓的意願似乎是不存在的，可忽略不計。

其實蘇共的政權並沒有讓給外國，還是原來“蘇聯”內部的人在統治，葉利欽是俄羅斯人（斯大林還是格魯吉亞人，而格魯吉亞獨立了，不屬於俄羅斯了），何來“亡國”？正如沙皇被革命推翻，不能算俄羅斯“亡國”。所謂“亡黨”之說，也不是事實。共產黨依然存在，並參政議政，隻是由專政黨變成在野黨，談不上“亡黨”。莫斯科的政體由一黨變為多黨。當然完全實現民主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但一黨專政是回不去了。

俄國人自己已經拋棄了過去的製度。他們總結這段曆史，著作林林總總，對十月革命本身作徹底檢討的著作也已出版。各種著作對原來的蘇共的功過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很少有留戀惋惜過去的政權和製度的。連已經在野的共產黨領袖久加諾夫自己總結蘇共失敗的原因，都說是：“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真理”。那麽認識到這一點，打破這種壟斷當然是進步。為什麽我國一些人如此“看兵書落淚，為他人擔憂”呢？過去以俄為師，老師自己都意識到那一套行不通，改弦易轍了，其實作為學生，也早已脫離師門自行其是了，為什麽二十多年之後，還要替俄羅斯人撿回人家不合腳而扔掉的鞋子，替他們奉前朝為正朔呢？歸根結底，最高準則不是社會進步、人民福祉，而是鞏固已經奪得的政權。民眾的福利是手段，“保江山”才是最高目標。為達此目標可以適當照顧民生，也可以不顧民生，但必然犧牲民權。如果對別國的曆史隻是學術討論之爭，還則罷了，如果手握重權者以此“教訓”為基礎，決定治國方略，那合乎邏輯的做法就是文武兼用，為保“江山”不擇手段，後果不堪設想！

最近有一位將軍聲稱要“外抗強權，內懲國賊”，引起網上一片嘩然。誰是“國賊”？由誰來定？這原是五四運動學生喊出的口號，“國賊”是指當時的最高執政者。因為學生懷疑這個政府要簽署危害中國主權的凡爾賽和約。學生手無寸鐵，隻是喊喊而已。而軍隊如果這樣做，就是軍事政變了。如果說“國賊”是指貪官，那應該是法律的事，如果由軍隊來決定誰算貪官，而且可以派兵來懲治，那是什麽景象？今天說是懲治貪官，明天就可以對準任何有不同意見的民眾。

所謂“欲滅其國，先滅其史”

還有一種說法，“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曆史本身客觀存在，如何“滅”得了？這裏指的不是史實本身，而是曆史文本對過去重大事件的說法和解釋。更重要的是對史料的取舍。對於傳統的中國人來說，曆史的作用之一是講祖先的功業如何輝煌，引起自豪感，以及要把它延續下去的責任感。近代這句話最適用的時候是日本侵略時期。例如在“九一八”之後，建立“滿洲國”，那裏的學生學的完全是另一套曆史，目的是說明“滿洲國”本來就該獨立存在的道理，使中國年輕人不了解原來的曆史，接受了自己就是滿洲國民而不是中華民國國民的說法。那是在侵略者刺刀下的教科書，為的是奴化一國的國民。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滅史”之說可以成立。

蘇聯的《聯共（布）黨史》，就是圍繞著為斯大林專政的合法性辯護而撰寫的。現在已經知道其中謊言甚多，基本上建立在謊言的基礎上，真正起到了“滅史”的作用。如今揭露了真相，否定了這部著作，就是“滅”了某一個政權所建立起的神話，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蒙蔽曆史真相，壟斷曆史文本，是維持專製統治的重要手段。在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壟斷曆史顯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沒有必要。自從改革開放以來，盡管“官史”還是定於一尊，但是野史非常發達，許多曆史真相都逐步透露出來。前麵講的紀念辛亥革命百周年，民國史大豐收就是例證。這是一大進步！

1951年胡喬木編《中國共產黨三十年》，曾經在短時間內為欽定官史。但是經過幾次政治運動，又有所變化，後來為進一步神化領袖，“大樹特樹”，黨史也就完全以“路線鬥爭”為綱，以說明領袖一貫正確。真可謂“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1986年胡喬木訪美時，自己都認為那本《三十年》不能算學術著作，不同意放入履曆中。至今南京二檔館民國史的檔案可以開放，而中央檔案館中共的檔案是不能開放的。不過近年來出現了許多親身經曆者的回憶錄，是野史，很有價值。例如何方老人的《黨史筆記》，不能在內地出版，隻能在香港出版。於是又有一些以權威自居的“學閥”出來批判“曆史虛無主義”。史學界對某一段曆史的不同解釋可以不斷爭論下去，是正常的。隨著檔案的陸續開放，有些本來“公認”的事實也被否定。這些都應以事實為基礎，言之有據。而今披露曆史真相的，改變過去偏頗的結論，撥亂反正的，被稱為“曆史虛無主義”，那是顛倒是非。

不同的曆史觀歸根結底是不同的國家觀

兩種不同的曆史觀，歸根結底是兩種不同的國家觀，涉及對政府和政黨存在的理由的根本認識。百姓是主人，還是在皇恩浩蕩下的臣民，各級政府官員是“食君之祿”，還是納稅人養活？這“誰養活誰”是問題的根本。中國由於皇權製度曆史悠久，“祖輩打江山，子孫坐江山、保江山”的觀念根深蒂固，而對現代民主、共和製的認識曆史較短、遠未深入普及，卻又經曆了以人民的名義行高度集權的曆史。現在要把觀念扭轉到以“民”為目的、政權為手段，十分困難，況且涉及如此巨大而盤根錯節的既得利益。但是中華民族畢竟是要匯入人類文明滾滾向前的洪流的。曆史，不論是本國的還是他國的，已不是隻寫給君主看，而是麵向大眾的。

培根說：“曆史使人聰明”，其前提是寫真相的曆史。多一些人，早一點清醒地對待曆史，明確人民與朝廷哪個是目的，哪個是手段，最終要“保”的是誰，這是百姓禍福、民族興衰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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