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拓展了一代人的視野ZT

傅惟慈，他拓展了一代人的想象力
悼文李大衛2014年03月20日
傅惟慈先生是中國最重要的翻譯家之一，他的譯介拓展了中國一代知識青年的想像力與思想疆域。2014年3月16日，傅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91歲。
傅先生的翻譯生涯自1950年代開始，持續大半個世紀，影響延續至今，已超越文學範疇。譯作涵蓋英語，德語，法語與俄語，包括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場》(Animal Farm）與《一九八四》（1984, 與董樂山合譯）； 薩摩賽特·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的《月亮和六便士》(The Moon And Six Pence)與《毛姆短篇小說集》（與馮亦代合譯編著）；格雷厄姆·格林(Henry Graham Greene)的《問題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對毛姆的譯介，尤其是 《月亮和六便士》 ，大體劃定了中國文藝青年的想象域，乃至由此而來的生活方式。而做為喬治·奧威爾的譯者，他為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想提供了一個非理論化的資源。
傅先生天性愛自由，在中國反複而漫長的政治運動中，他以文學翻譯作為“逃避”以保護自由天性。在傅先生的回憶文章《走上翻譯之路》中，他談起1950年代末繼巴金後再次譯介俄國作家阿·托爾斯泰《丹東之死》時的思考：“讀《丹東之死》讓我思考有關革命的許多問題。當革命取得勝利，大動亂過去以後，人民需要的是什麽？是休養聲息、安居樂業，還是接連不斷日趨嚴酷的階級鬥爭？知識分子需要什麽？是一點點做人的尊嚴，讓自己的才能與個性能夠自由發展，還是所謂的思想改造，像一個丹東派人物所說，人人都用‘剪裁成同一式樣的袍子’把自己包裹上？”
傅先生保全了自由天性，並以灑脫的人生態度熏染晚輩。在傅先生晚年，我與他結識。在他所有的忘年交當中，可能我是關係維持最久的之一。1980年代初，我還是北京師院的學生，因為在讀外語係，又在參與一些當時的文學活動，於是一個做文學評論的遠親，把我引見給傅先生。當時傅先生正與另一位翻譯名家馮亦代合作，主持一套英美文學叢書，有意物色延攬未來可能的新譯者。當時我正值少年氣盛，全部心思放在詩歌上，哪能踏實下來，從事文學翻譯？加之語言能力的訓練也有諸多欠缺，一番猶豫之後，就自動放棄了參與其事的機會。
即便是在1980年代，那個所謂文學翻譯的“黃金時代”，立誌沉潛此道的新人也十分有限。首先，這不被視為一項原創性工作，其價值也因而被嚴重低估，雖說當時的寫作者，不管詩人、小說家還是劇作家們，都要通過譯文了解西方正在或曾經流行的敘事和修辭策略——像高行健那樣，通曉至少一種外語的作家，幾乎可算孤例——得魚忘筌，卻是中國文人心智通脫的標誌之一。再者，由於很長一段時間裏，文字工作的計酬標準並不取決於市場供需關係，而是作協一類機構的硬性規定，翻譯者拿到的稿費，甚至低於所謂的“創作”。

傅惟慈。
Courtesy of Ye Fangge
然而，我和傅先生的私人交往，卻一直維持下來。他在北京西城護國寺附近四柏根胡同有一座私宅，藏於深巷，正好可以在喧囂的市井鬧中取靜；幾十年來，這一帶胡拆亂建的步伐，從動物園到西單，似乎有意無意地在此悄然止步，起碼是繞行。我們認識的時候，傅先生在北京語言學院，已經處於半退休狀態，但職稱還是副教授。雖說不難想見其中的不公，但他無意為此爭執。此時他的主要作品都已麵世，隻有他對希臘作家尼可斯·卡山劄基(Nikos Kazantzakis)《基督最後的誘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的翻譯過程，我自始而終目睹過，與社科院美國所的董樂山先生合譯。該書的約稿者，是我的老友楊葵。
傅先生給我講過他的人生點滴。他1923年出生於哈爾濱的一個滿族家庭，學生時代顛沛流離，因為日軍入侵，就像很多當時受過教育的青年一樣，他相信民族救亡的意義高過一切。隨家人遷居北京後，他做為輔仁大學的學生，也曾隨逃亡的人群輾轉到南方。他參加過共產黨的地下組織，曾因為通曉英語，接受過美軍的特戰訓練，其中最主要的科目，是使用炸藥。1945年，他所在部隊即將被空投到越南，開辟新戰場之前，日本宣布投降。1949年，紅色政權取得全國性勝利後，傅先生主動放棄中共黨籍。這個做過文學夢的年輕人很快發現，由於新的政治氣候，他最好的出路是通過文學翻譯，從事一點美感走私。
“不爭”的個性，也影響到他一生從事翻譯工作，特別是選題。在同代翻譯家中，他對現代實驗文學，屬於熱情偏低的一類。同樣，他也不願染指技術上沒有把握的作品。做為托馬斯·曼的早期漢語譯者，但在80年代相對開放的時期，他卻沒有接受《魔山》(The Magic Mountain)的挑戰。他更心儀的作家，是那種敘事方式相對傳統，情節完整，人物形象清晰的一路，比如英國的格雷厄姆·格林、薩摩賽特·毛姆等人。遊曆英國時，他和前者還有過一些交遊。
也正因為如此，他對當時被文學界打入另冊的類型小說，一直給予圈內人少有的重視。他甚至編譯過一套西方驚險小說叢，並譯介雷蒙·錢德勒(Raymond Thornton Chandler)這樣的推理小說家，如沒有他的介紹，不知道這些作家何時能進入中國讀者視野的時間，還要不知再晚多少年。中國當代小說技術上的不成熟，很難說和作者們對於類型化敘事的陌生，沒有關係。但在80年代，他們的興奮點集中在怎樣快捷地拿分得點。翻譯家們也是一樣。受到業內更多關注的，是開啟了尋根寫作風氣的魔術寫實主義，和美國南方小說，當然還有法國新小說等。
傅先生家是當年北京的主要的幾個“文藝沙龍”之一，很多年輕人喜歡那裏聚會，比如詩人多多、貝嶺，還有小說家馬建。當時的北京遠不像今天這樣開放，假如你的衣著發型入時，而且和西方人交往，一些社會基層組織便有足夠理由對你實施監控，尤其是在1983年清楚所謂“精神汙染”的尖峰時刻。雖然沒有全然的自由，由於翻譯工作的保護，加上有子女婚姻涉外，傅先生家有了接觸外部世界的更多理由。那個時候，除了對於外交外貿界的官員，多次遊曆歐洲是極罕見的事。
傅先生的遊蹤，幾乎遍及歐亞大陸。記得他直到七十多歲，還騎著自行車，在埃及沙漠中觀景。做為具有相當水平的業餘攝影家，他留下了大量照片。後來隨著年事日增，他的旅行漸漸退入想象領域。所幸他還是一個硬幣藏家，在摩挲藏品的同時，可以不時重溫那些附著在精致鑄紋中的知識。
雖說翻譯家是需要耐受寂寞的職業，但傅先生屬於天性喜歡熱鬧的人。我們會在某個事前約定的午後，就著一杯茶，幾支煙，閑聊幾個小時，話題也從沒有什麽禁忌，包括家長裏短的八卦。做為晚輩，我一向執弟子禮甚勤，但他卻從沒擺出過師道尊嚴的派頭，隻是神情當中，永遠飄渺著一絲倦怠。身為旗人的後代，在他身上不難看出那種若幹世紀的曆史煙雲，熏染出的散淡氣質。我從未見過他曾參與同行之間的競爭。不爭的結果是：他的專業成就不輸於業內任何人，同時享受到兒孫繞膝的安詳晚景，直到91歲的高壽。
我相信，死是一個他曾想得很多的問題。記得他不止一次說過，他不怕死，不怕那種無知覺的死；讓他恐懼的，是進入有意識的拘禁狀態。傅先生去世後，遵照遺囑，遺體捐獻給北京協和醫科大學。在他的回憶文章《戲牌人生》中，他將自己一生比作一場牌戲，翻譯是一張牌，生活也是一張牌，而自在瀟灑始終是他玩牌的手法。傅先生寫道：“我手裏的牌都將打盡，也許最後的一張——壽命，也隨時可能被發牌者收去。但目前它還在我手裏，我正摸索著這張牌的玩法，我要玩得自在一些，瀟灑一些，我也希望我玩的遊戲能與人同樂，使那些讚賞我的遊戲的同道與我共享樂趣。”
李大衛是旅美作家，也是《財新·新世紀周刊》專欄作家。出版有長篇小說《愛情、革命和貓》、文化隨便集《天堂的滋味，隻要一文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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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君子]

傅先生的人生瀟灑超然，其人品令人敬仰。
心兒周末,複活節愉快!

[tern2]

姐姐複活節快樂，周末快樂。
我自己很喜歡這篇。很欣賞傅老先生的瀟灑的人生態度。

[~葉子~]

親愛的心心，祝你複活節快樂！

[hola!]

換個年代不是這麽看的， 傅惟慈老先生一定被批判成逃避人生，革命的逃兵

喬治·奧維爾(George Orwell)的《動物農場》(Animal Farm）與《一九八四》，是不是有一種幾乎跨世紀的先見之明呢， 84， 89 ？

[bymyheart]

這樣灑脫的人生態度的學者文人在近代大陸中國真是鳳毛麟角，我們在讀他的譯著後得到啟蒙，開拓視野，現在剛知道老先生人是這樣超然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