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是集體概念。而“家”是我們個人可以創建的。
每一個人多少都是移居者，我不過是移得稍遠一些。
被訪者：哈金，《等待》與《南京安魂曲》等六部長篇小說的作者，曾獲美國全國圖書獎、美國筆會/福克納獎、海明威獎等，另著有短篇小說集四本，詩集三本，及詩學文論集一冊。
采訪者：明迪，《在他鄉寫作》和《錯過的時光》譯者。
采訪時間：2012年4月
明迪（以下簡稱MD）：這次應約采訪你，從“異鄉人”談起吧。2008年因《自由生活》出版而對你做訪談時，你提到有兩本書影響過你，奈保爾的《河灣》，W. G. 希伯德的《異鄉人》；2009年因詩人蔣浩之約就詩歌創作與你筆談，你談到“疏離”。作為移居者，異鄉人，必然會有疏離狀態嗎？
哈金（以下簡稱HJ）：這要看跟誰疏離，移居者跟故土的某種疏離是難免的。你提到的這兩位作家都明顯地不喜歡自己的故土。奈保爾就說“過去”必須踩在腳下。這種說法有些極端，我並不讚同。
MD：疏離可以是同故鄉，也可以是同移居地——他鄉。你現在還有“故鄉”“他鄉”概念之分嗎？
HJ：基本上沒有。“故鄉”和“他鄉”這兩個概念對我越來越沒有意義，因為所謂的“鄉”都是集體概念。對我來說更有意義的是“家”的概念，而“家”是我們個人可以創建的。我覺得有兩個家，第一個是我的太太和孩子，第二個是在紙上，我盡量生活在這兩個家中。
MD：紙上的家，會不會是一種虛無？
HJ：完全不是，我覺得生活得很愉快，非常充實。在紙上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聲音。果戈理說過“我呼吸在作品中”。
MD：希伯德筆下費伯的畫上之家，給我的感覺最後還是虛無。
HJ： 費伯最終成為重要的藝術家，跟其他三位移居的男人不一樣，他沒有自殺，而是充實地活下去，在曆史的漩渦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方式， 既不放棄過去，又與過去保持恰好距離。這是一個輝煌的、充滿智慧的故事。
MD：最近總是想到這本書，很壓抑。
HJ：整本書會給人壓抑的感覺，四個故事的主人翁都由於移居而心靈受到嚴重創傷，都沒有後代，都幾乎與世隔絕，其中三人自殺了。但這本書是以一個幸存下來並在藝術上成就卓絕的主人翁結尾的，所以能給人啟迪，讓人看到希望。
MD：地理與精神環境哪一個對你影響更大？
HJ：精神環境要大些。我不喜歡旅行，不過有時候到了一個新的地方，確實感覺到生活的不同層次，意識到原來人也可以這樣活著，這會使自己對生活和人的看法稍有變化。比如，去過台灣看看，就很難認同國內鷹派的說法，因為你會想到那裏的一些活生生的人。
MD：距離帶來的審美意識如何影響寫作？局外人真的具有更多自由或是更大的視野嗎？
HJ：這是沒有選擇的，因為你生活的方式不一樣，看問題的角度和立場也就不同。我不認為距離會帶來更大的視野或更多的自由。這因人而異，有些人不管生活在哪裏，不管是局內人或局外人，都不會改變精神狀態。一個優秀的作家最終必須有獨特的眼光，無論生活在哪裏。
MD：沒有經曆過流亡（包括精神流亡）或流浪也可以有批評意識， 獨特的眼光。流亡和移居是否反而會局限批評意識？逆向思維也是一種極端，如何在批評意識與自省之間保持一種平衡呢？
HJ：那是理論家的問題，我考慮的是努力做到誠實、客觀、不隨大流。其實對作家來說，極端也未嚐不好，隻要說的是真心話，隻要不是有意傷害別人。我不能容忍虛假和矯情。
MD：這些年在美國有哪幾件事對你觸動最大？
HJ：我開始自己一個人來美國，因為八十年代初不讓帶家屬，所以有一年半我跟家人是分開的。身邊的美國和外國同學都很驚訝。有一回一個印度女生問我為什麽太太不在身邊，我說國家不讓家人來。她說：“那你為什麽不控告你的國家？”我嚇了一跳，不知道怎麽回答。她的問題後邊暗示著民主的本質，即在法律和觀念上國家和個人是平等的。我有一個黑龍江大學的同學，是很成功的新移民，與美國商業部打了兩回官司，連房子都押上去了，但兩回都打贏了。我不願生活在國家權力至高無上的地方。每一個公民都有權力質問國家：“你憑什麽對我這樣？”
MD：個人與集體、個人與國家的關係，也許移居之後感觸更多。你如何看待移居和寫作？
HJ：其實，寫作也沒有太大的意義，不過是自己消磨時光和生命的方式罷了，自己喜歡而已。我從來不鼓勵我的學生做職業作家。世界上有無數更好的職業。你看袁隆平的稻種改良工作不是更有意義嗎？
MD：確實有更多有意義的事情可做。不過人類的分工也許是上帝的意旨，有人命中注定就是該去一個很遠的地方，然後以寫作的方式與舊我對話？
HJ：我不想得那麽複雜，寫作隻是自己能做並願意做的事情。也沒有什麽對話，不過是把一個個句子寫好或改好。
MD：孤獨分幾種，一種是獨居者的孤獨，一種是身邊有親人但仍然感到的精神孤獨，還有一種是在人群中感到缺乏知音，哪一種孤獨更能磨煉人的意誌？哪一種孤獨更難以忍受？如果沒有孤獨感你會從事寫作嗎？
HJ：我喜歡孤獨，不管是哪一種，所以不存在“忍受”或“意誌”的問題。孤獨是人應當的存在方式。
MD：體驗過雙重孤獨嗎？
HJ：多少重都沒問題，隻要能跟家人在一起，隻要能在書桌旁坐下來。藝術家不管在哪裏都是局外人，我害怕成為局內人。
MD：在“故鄉”“他鄉”都是局外人，做人和寫作都需要這種距離。
HJ：我看不出寫作跟做人有必然的聯係，有些大作家人格有問題，但並不妨礙他們成為偉大的作家，比如奈保爾、格林、托爾斯泰、果戈理。甚至契柯夫也存在性別歧視的毛病，他說過：論寫作，女人跟牛差不多。所以，不要告訴我老人們的智慧和完美的人格，告訴我他們為人的恐懼和瑣屑。但我不會因為他們不完美而輕視他們，因為他們是人。
MD：你在心裏通常與誰對話？
HJ：往往跟一兩位偉大的作家。也談不上是對話，隻是希望能擁有他們的讀者。想想看，在托爾斯泰和契柯夫的作品後麵有多少優秀的、永恒的讀者？我說我的直接讀者往往是一兩個偉大的作家，主要是出於實際考慮，希望通過這樣的作家找到最優秀的讀者。我也鼓勵我的學生這樣做。
MD：除了托爾斯泰和契柯夫，還想擁有誰的讀者？
HJ：馬爾克斯、納博科夫、格林、果戈理。
MD：為什麽？
HJ：喜歡。
MD：你相信感應嗎？一百年以後如果有個寫作者在心裏與你對話，你覺得他或者她會對你說些什麽？或者向你提些什麽問題？你現在會提前回答些什麽？
HJ：我相信靈魂，相信將來會遇到一些已經去世的作家，所以我不喜歡魯迅，覺得跟他來往會不自在，而契柯夫和沈從文則是我喜歡打交道的人。其實，很多作家都相信靈魂的神交。比如，張煒說《你在高原》是為他的“遙遠的我”而寫的，這個“遙遠的我”是指他的靈魂。當他死後跟一些偉大的作家見麵時，他必須有自己的作品來證明自己的身份。所以，所謂讀者不僅僅包括現在的人，也包括過去和將來的人。這是艾略特反複強調過的。
MD：喜歡沈從文什麽？
HJ：他的性情比較溫和，會給人溫暖的感覺。
MD：如果不幸與魯迅做鄰居，你會怎樣？
HJ：招呼還是要打的，禮節還是要講的，但他為人比較尖刻，最好敬而遠之。不過，我真喜愛他的書法，特別是他手稿中隨便寫來的那種。
MD：外國作家不喜歡誰？
HJ：很難說不喜歡誰。比方說博爾赫斯在英語和漢語中都不足輕重，可是他在西班牙語中有開天辟地的分量。我以前說過不喜歡他，那主要是根據英語閱讀的經驗。去年十一月我跟他的一個學生談了幾小時，專談博爾赫斯。這位學生已經是知名作家，她說博爾赫斯清理了西班牙語，他沒出現之前，她那一代年輕人都不讀拉美小說，就是說他清理了西班牙語的小說語言。所以，我們應該從不同的角度來看作家。文學的房子裏到處都是椅子，不需要擠對別人來搶自己的座位。
MD：哪些作家是同道？哪些是精神導師？
HJ：沒有同道， 也沒有導師，我必須成為自己的導師。這是為什麽前些年寫得很多，因為前後左右都見不著同道人，不得不用大量的作品給自己建立路標。今後要慢一點寫，要寫得更好。
MD：流行文學對你是否造成壓力？
HJ：沒什麽壓力。我不依靠賣書生存，能做到寫一些自己想寫的東西。除了說謊的作家，我不蔑視任何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強項和缺點。我努力學習不同人的強處，來豐富自己。
MD：什麽是“說謊的作家”？如何區分說謊和虛構？
HJ：說的不是心裏話。這跟虛構是兩碼事。
MD：你的幾本小說獲得不同命運，你有什麽感想？
HJ：不能相信和依靠圖書市場。但我們不能隻用眼下的情形來衡量作品，每本書都有自己的命數，說不定將來會怎樣。
MD：我是指在大陸的遭遇，《等待》被接受，《南京安魂曲》被接受……
HJ：《等待》也沒完全被接受，電影仍不準拍，我都替陳可辛犯愁。接受或不接受都不是我個人所能左右的，我能做的是努力給作品一顆強大的心。還是那句話：“你期待的事情不會發生”，所以我從不期待什麽。
MD：最近又碰到羅伯特·品斯基，你的同事，我發現他是你的知音，上一次他對你的詩很欣賞，說你有一種很特殊的敏感，這一次他對《南京安魂曲》的解讀讓我驚訝。無論是詩歌還是小說，他比中文讀者對你更理解，你們平時交流多嗎？
HJ：我們平時來往不很多，但我的每本小說他都讀。羅伯特讀完《南京安魂曲》後很感動，老在想高安玲在日本的孫子的命運，他認為這部小說超越了戰爭小說的局限。他是優秀的詩人，文學修養極高，所以我很看重他的評價。
MD：他的詩非常好，你過去導師畢達的詩我讀了一些也非常喜歡，他們在中國被介紹不多。
HJ：畢達也非常優秀，在美國詩壇上也算獨樹一幟。
MD：有人說你的文章比小說更好（比如《在他鄉寫作》裏的文章），從文章中可以看到你的思考，小說則是通過人物命運講故事，但你覺得原創（比如詩歌小說）才是藝術，而不太看重文學批評，這一點我不與你爭論，隻問一下“在他鄉寫作”和“移居寫作”分別對你意味著什麽？
HJ：不意味著什麽。這種文章不難寫，隻要功夫下到就行了。英文世界中散文大家太多了，我這些文章根本就不出眾。而我的短篇不一樣，每年都有一些被收入課本或選集，像《新郎》那本短篇集，不少青年作家在讀它，學怎樣寫短篇。國人喜歡那本文集主要是因為其中的觀點有些不同，我個人並不把那些文章當回事，一般情況下也不會再寫。
MD：看來是絕版了。一類主題寫“盡”之後，自然不想再寫。但我上麵的問題不是指你的文論集，也不是就文論集而采訪你（這應該由別人來做），而是問“在他鄉寫作”和“移居寫作”分別對你意味著什麽？
HJ：“在他鄉寫作”是台灣聯經出版社老板林載爵先生建議用的，他認為這個書名對台灣讀者更有吸引力。我並不關心“他鄉”和“移居之地”的區別。現在世界給人的感覺是越來越小了，有幾個人能生在、死在同一個村子裏？ 移居是人類現在的生存狀態，每一個人多少都是移居者，我不過是移得稍遠一些。
（《上海壹周》2012.8.13特刊）
讀過幾篇他的評論集《在他鄉寫作》裏的文章，很喜歡。
喜歡他對紙上的家的感受
MD：紙上的家，會不會是一種虛無？
HJ：完全不是，我覺得生活得很愉快，非常充實。在紙上我可以找到自己的存在和自己的聲音。果戈理說過“我呼吸在作品中”。
謝謝心姐分享，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