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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二次大戰的細雨蒙蒙早春時節，美國第50軍沿意大利西海岸掃蕩，經過古城拉巴羅的時候，遇上一位本國的老先生，他衣袋裏裝著卷孔夫子的書。
頭一個碰上他的美國兵，想跟他推銷一輛自行車來著，可是沒過幾個星期，這人就被自己軍隊關押起來。駐地美軍首腦不知道這家夥是什麽人，根據從華盛頓那麽高級的地方發來的電報推測，他肯定夠危險的。於是把他關進暴露野外的籠子裏。籠子比一個人高不了多少。在陽光和燈光輪番照耀下，老頭被這樣關了三個禮拜，在水泥地上病倒了，轉送美軍軍法處的"整紀營"，這是專關押美軍中的殺人犯，強奸犯等特別重犯的地方。隻要能跟人關在一塊兒，還有獄卒--有人環繞著，頓時地，老頭就恢複了精神頭兒。
犯人和獄卒都覺得這老怪物特可愛。白天他幫不識字的犯人寫家信，晚上他坐在堆滿藥品的小鋪裏，"劈哩啪啦"，在打字機上寫詩。很快，人人都知道這位先生犯的是什麽事，他已被華盛頓大陪審團起訴：叛國罪。這人就是對20世紀詩歌最有影響的美國大詩人龐德(Ezra Pound)。
52年前這個時候，華盛頓司法部在準備美國曆史上最大叛國案的開庭。據《Smithsonian》月刊說，美國不像其他國家，開國200年，夠水準的叛國案不足一把。至今隻有兩個"史詩性"的叛國案。
一個是1807年阿諾德(Benedict Arnold)案件。(阿諾德1775年在馬薩諸塞的列克星頓爆發戰爭時候誌願從戎，參加殖民地人民對英國人的戰爭，他作戰英勇，屢負重傷，官位終至少將，因為殘廢調往費城，接著為奢侈生活弄錢而破壞州和軍規。1779年他向英國方麵出賣美軍情報。1781年率兵對康涅狄格的新倫敦進行襲擊。阿諾德被喬治.華盛頓判處缺席死刑。名字成為"叛徒"的美式代名詞。)
另外一個就是1945年填滿美國各大報頭版的龐德叛國案。
這是一種新型叛國罪，是從前的戰爭史上不可能存在的一種叛徒。是用廣播為敵對國家做宣傳。從1940年2月起，龐德從羅馬每周用短波向美國廣播兩次。他自己寫講稿，題目包括經濟、曆史、政治和文化，他把自己的名字壓縮了，叫個Ez大叔，他改掉上流社會的口音，裝成鄉巴佬的腔調，以吸引普通聽眾。他那無以預測的，衝動十足的廣播，有時甚至讓意大利官方都懷疑起來，懷疑他是不是美國派的間諜，在用暗號向家鄉傳送軍事情報。
龐德在傳送自己。他主張暴力改革來解決世界的經濟問題，認為法西斯政體能整治現代生活，他宣告他仇視猶太人、英國銀行(他認為這個屬於國家的中央銀行秘密控製著世界經濟)、羅斯福、丘吉爾、出版家、夜總會、放高利貸的主教們(這種中世紀傳統，他堅信仍在進行)、他仇視"下流畫家"像倫勃郎、"情緒化的音樂家"比如普契尼等等。
給這個廣播掏錢的是意大利的大眾文化部。而他們的主要興趣是，龐德在廣播裏告訴美國聽眾：別投入反對德國和意大利的戰爭。
龐德屬於這麽一種人，為人類所有問題焦慮並開藥方。
藥方包括：治理交通擁擠(建議是：建築迂回環行街道，兩側40層大樓地下室可停放2萬輛汽車)，如何養活意大利人口(建議是：種花生)，最重要的建議來自他的經濟理論：通過合理控製貨幣以實現更公平的分配。(他試圖勸說墨索裏尼，非常遺憾對方沒功夫辦理。)他的亞洲地緣政治學建議是：中國人和日本人把澳大利亞人趕出澳州--這個1941年12月7日發的議論，像是寓言和警報：日本人就在那一天扔了，不過，不是朝他建議的方向，而是扔到了珍珠港。
四天之後，墨索裏尼向美國宣戰。美國國會向意大利宣戰。龐德成為盟軍的敵人。他照樣按照自己的方法行事。每月三個星期，把時間分配於在拉巴羅跟妻子住的臨海公寓裏，和情婦呆在山坡的房子之間，到第四個星期，他到羅馬跟法西斯合作，錄製一個月的廣播節目，並從大眾文化部拿到每次廣播的350裏拉。這種有條不紊的日子持續到1943年夏天，墨索裏尼被自己的黨逮撲，意大利分成兩方，一方站到盟軍一邊。而在龐德看來，這是背叛，當希特勒派空降部隊營救了被扣押的墨索裏尼，在意大利北部薩格建立法西斯的"共和國"，龐德先在電台裏表示支持，接著趕去投上他稱為"統帥"的，他認定的"英雄"墨索裏尼的效忠。
在對美國軍隊的廣播中他說，凡是推翻墨索裏尼的家夥都該處死。隨後，他指導一幫子捉刀匠寫廣播稿。相對出的力，他一個月8，000裏拉的收入偏低。他自己還同時為報紙寫，並且出小冊子宣傳品。在一首詩裏，他塑造了一個意大利姑娘的形象，這姑娘把盟軍誘入廢礦井，一起被埋葬了。到目前為止，沒有證據顯示任何意大利姑娘或小夥子蠢到使用龐德的建議。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盟軍還是美軍，在戰爭中由於龐德的廣播造成任何實際的損害。原因也不難解釋，他的廣播稿和播音，跟他那時候已經寫了25年的長詩方法一樣。而他詩篇的形式，肯定不能在廣大聽眾那裏得到成功。
龐德稱他的詩篇形式是"Ideogrammic method"(專家們翻譯"意象"。就仿佛中國文字的鮮明形象。而龐德晚期詩篇充滿中文。)。據他自己解釋，無論什麽東西進入作者頭腦，把它契入一個打壓成形的形象，"a luminous detail"(私幾體會，不等於我們說"一閃之念"?也許該用類似繪畫術語理解為"一個明亮的細部"。)然後，思緒跳躍或流動到什麽地方，又創造另一個意象。而讀者，根據自己閱讀的聯想與跳躍，發現意象之間的聯係。
他早期詩篇的讀者，幾乎全然不知在讀的是些什麽。這沒關係，要花上泡大學圖書館的幾代專業研究員闡明其中奧秘呢。不過，40年代的聽眾可沒有後來的文學批評裝置，他們無以跟隨自稱Ez大叔的如此話題：從意象到國家，從孔夫子到希特勒，從1750年被英國禁止發行的賓夕法尼亞貨幣(他認為是造成美國革命的原因) 到埃及的著名女皇克拉巴特拉(她追逐著引誘著掌握權力的凱撒、安東尼、渥大維，她充滿魅力和誘惑的形象鑄在錢幣上!這可是真正曆史，而非"大叔"跳躍打鑄的意象。)
"大叔"並不成功。一個從小進私立學校，在大學攻讀羅曼語言學，然後去了歐洲的美式貴族，普通聽眾實在聽不懂。但是對美國司法部的律師們來說，對普通聽眾不成功並不算數，他們在收集龐德叛國的材料。
以法律的觀點看，並非高手的罪犯還是罪犯。
當準備起訴期間的6個月，龐德被關押在懲戒中心。龐德的情婦說，他的教養使他執意不看眼前不想要的事實。其實龐德沒蠢到這份兒上。關押期間他讀報紙，也讀《時代周刊》。並且，他把憤怒的情緒流露在繼續寫的長詩中。他最崇拜的政治家，意大利的墨索裏尼和挪威的吉斯林(二戰前曾官至國防部長，二戰中在占領軍政府內官至"首席部長")，法國的賴伐爾(貝當政府的國防部長)像狗似地被愛國者幹掉了。他同樣清楚知道，曾給過他技術指點的納粹對外宣傳著名英語廣播員喬伊斯(父親是歸劃美國的公民，喬1938年取得英國護照)以叛國罪在倫敦被絞死了。他非常明白同胞咆哮要他放血。
美國人民怎麽能不深恨廣播叛徒呢?當你的丈夫父親或是兄弟在前線作戰並且陣亡，一個聲音卻鑽進客廳裏來說，"你不會贏，你最棒的腦子認為你不會贏這場戰爭，你根本沒有機會……"1942年的龐德如是說。
無論是龐德，是龐德的朋友，還是他的律師，當他被送到華盛頓監獄裏的時候，都不知道當時判處龐德死刑的可能是零。其他為敵軍廣播的美國人(為德國效勞的Robert Best，Douglas Chandler和為日本效勞的Iva d'Aquino，號稱"東京玫瑰")都是比龐德更嚴肅的叛國角色，都被判叛國罪，但是沒有一個處以死刑。不過要到50多年之後，才更易於看清當時的形勢。
當時能認識到的是，龐德的叛國案有三點辯護可能：
第一點是，他是一個偉大的詩人，是一個天才，天才高於為普通人設立的法律之上。
假如天才已經故去幾個世紀，這是幾乎人人都可能接受的爭辯。比如，今世就沒有誰會認為， 1302年的佛羅倫薩政府有權還是無權處罰但丁反對"國家"。(但丁在紛爭無主的時代站在圭爾弗黨一邊，然後又在這個成為執政黨，但是分裂成黑白兩黨之中，站在失敗的白黨一邊，並因此被放逐，終生無法還鄉，他在異鄉拉文納完成"神曲"並死於該地。)
同樣無可爭議的是，1547年亨利八世將傑出的英語詩人薩裏伯爵斬首的殘暴(薩裏與懷亞特爵士一起將意大利人文主義詩人的風格和韻律引進英國，為英語詩的一個偉大時代奠定了基礎，因卷入宮廷鬥爭被宿敵指控叛國而處死)。
然而，當天才處於當今之世就全然僵住。
第二點可能爭辯的是，龐德整個是"對"的，代替選擇邱吉爾和羅斯福這邊，他選擇了希特勒和墨索裏尼那邊。他有個演說的題目是：《光明反猥褻》，說美國把自己"賣給羅斯蔡爾家族"了(Rothschild Family。歐洲最著名的銀行世家。對歐洲經濟史並且間接對歐洲政治曆史產生影響達200年之久。猶太人。)他可以試圖用這點來頂住整場災難。
他的妻子在1948年說，"他沒幹叛國的事，叛國的是國會，人民最終將認清。"不管她那張堅信他的大嘴巴怎麽說，1945年的美國人民不這麽看，大概現在到永遠，到人類曆史被未來別的什麽紀取代的時候也不這麽看。這項爭辯在當時完全沒有可能。
第三點可能的爭辯之處，也是龐德自己再三重複的一點，他很驕傲他的所做所為，在意大利電台裏，他很激動作為一個美國公民的權力，是對還是錯，是受聽眾歡迎還是沒人懂，他認為美國是為錯誤做戰，在憲法修正案第一條--"言論自由"的法律下，他有十足的權力說他要說的話。
不過，剛結束大戰的美國凝聚著仇敵的十足心思。龐德的朋友都認為，沒有任何一項爭辯在法庭和陪審團前能夠成立，隻能把他至於死地。
後人看來不免誇張的狀態，當年著實折磨著龐德的朋友。而他的朋友包括著本世紀一些最偉大的作家。
當1908年，龐德留著鮮紅的絡腮胡，穿著細鹿皮夾克，帶著改變英語詩歌的自我天職，從美國移居倫敦的時候，應該說，作家統帥到來了!
如果說，20世紀英語詩的音調、印刷閱讀的效果不同於19世紀，應該說，很大原因源於龐德。他的影響不是單方麵的。
他貢獻了大量時間鼓勵身無分文的年輕作家，比如勞倫斯、福斯特和海明威。他幫助他們找出版，寫書評，他幫他們到處找付房租的錢。
他幫助了喬伊斯的《尤裏西斯》的出版。
一個銀行職員，帶來一大堆詩稿，他刪掉詩稿的三分之一，這就是T.S.艾略特和《荒原》。是一次諾貝爾文學獎的由來。
一次大戰的結果讓龐德像許多知識分子一樣，相信現代戰爭的主要原因是經濟製度：資本主義，認為西方文明已腐敗到極點，被腐化的政經一體化的資本主義民主製度吞噬。"Pejorocray"--他自造的形容這種體製的詞，來自：pejorative--有貶義意味的，和demoracy--民主政治。有一陣子，他認為列寧和布爾什維克找到正確闡述，但是很快又覺得，更好的保證和解決方法在法西斯主義那裏。他自認為是一個政治和經濟專家，盡管沒人理會，30年代初他就開始給世界發指令了。他似乎像個被慣壞的孩子，得不到注意就尖叫亂踹，應當說龐德終於找到他的大喇叭：羅馬廣播電台。
他的朋友，他的追隨者和崇拜者，依照各自的不同氣質，對他的廣播，或是慚愧，或是驚悍，或是惡心，但是他們都沒有掉過身去，仍然認為他是一個可接受的人，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他們決心在美國罕見的叛國罪中拯救他的生命。
還是廣播進行的時候，擔任美國助理國務卿的詩人和劇作家麥克利什就認為，說龐德叛國過於嚴重了，這個人是在給自己帶來無法置信的醜行，但是這廣播沒什麽效果。(麥克利什20年代僑居歐洲的作品受龐德和艾略特詩風影響。另一方麵，他30年代就開始對法西斯的威脅日益擔心。)
海明威說："他該得到懲罰和恥辱，但他最該得到的是被嘲弄!"第一個說出龐德也許無法為自己負責，因為他"明顯瘋狂"的也是海明威。
龐德的律師主意相同。在和龐德見麵的時候，提到以瘋狂作為辯護的理由。律師後來說："龐德沒反對，說這主意他也想到了。"
6天之後，聽證會上法官命令給龐德做檢查。
4位知名精神病醫生簽署的報告所描述的龐德是：怪僻，易怒，自我中心，狂想，注意力不能集中。結論是："心智有缺陷不能勝任聽從正當建議或者具備自我辯護方麵的普通常識。換句話說，他是瘋子。"
接下來的幾天之內，一個大陪審團如期入庭，決定龐德是不是真的有病。許多人同意檢查官方麵的說法，說從法律的角度看他神誌健全。
後來給龐德做常規檢查的精神病院醫生也一致認為，他精神變態但不構成威脅。
拜訪他的老熟人，看到的是同一個在倫敦、在巴黎或是在拉巴羅認識的龐德，是同一個或者極端迷人，或者無法忍受的熱心腸朋友，是一個目光敏銳的批評家，是一個古怪的布道狂，(艾略特的形容是：對著聾子嚷嚷房子著火啦!)是一個堅信法西斯主義者，是一個惡語咒罵的老頑固。
1946年2月13日，大陪審團裁決到來。
檢方的表現使大多數現場觀察家們認為，似乎檢方也覺得，把龐德放在"瘋子"的庇護下，要比經過一個隱伏著羞愧罪行的長期審判更便利。
此案的審理暗藏美國法律的缺陷。美國法律對叛國罪判定十分嚴格，要求每一個明顯叛國行為有兩名證人。龐德的明顯行為是廣播，唯一的證人是意大利電台的技師，那人一句英文也不會說，證詞很容易被辯方律師盤問得亂套。龐德叛國的最主要證據是7，000多份文字證據，證明他和敵人合作。這些證據是1945年一名聯邦調查局幹員在龐德的羅馬住宅中取得的，但是他進入房子的時候沒有攜帶法院簽署的"搜查令"，而這樣違法取得的證據，法官可以宣布無效。
出於任何原因，檢方使這個案子進行得很快。絕大部分的時間，大陪審團聽精神病學家的證詞，看看在場的龐德。龐德焦躁而沉默。最終，大陪審團隻花了不到5分鍾的時間就判決：龐德有精神病。
龐德後來高興地說："律師救了我!"
龐德被送到聖伊麗莎白關押。這是一個年久失修，勉強支撐著超員的精神病院。病人幹脆睡在走廊上，到此訪問的人都難忍眼前的景象：目光空洞的瘋子們四處遊走，在整日震天響的收音機前演著鬧劇。龐德管這地方叫"我的蠅窟"、"我的穴獄"。當然，龐德在這裏又一次成功了。他的活力鼓動著每一個人，他跟醫務人員合作得很好，他和病人們也都交往不錯，"我能和瘋子處得來，"他說，"我唯一不能忍受的是愚蠢。"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裏，他確實告訴他的律師說，假如他不得不呆在美國--因為政府看來不會讓一個被控叛國罪的人離開國家，那麽，精神病院是像任何地方一樣的好地方。
這裏的確有這裏的便利。在龐德的生活裏，這是頭一回他用不著為錢發愁!(這個歎號此刻屬於我的。)他從政府那裏領取存進銀行的稿酬，他的起居全由著自己，他可以盡著性兒安排時間，是下棋，還是打網球，而在這一切之上，他有最充分的時間寫作。
他有一個歸自己的房間。他可以整日打字。他產量驚人。他在精神病院裏寫了25部長詩，翻譯《詩經》與《四書》中的《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意大利文，翻譯了墨索裏尼的部分日記，翻譯了索福克勒斯的一部悲劇。同時他飛快地給雜誌們寫稿並寫了數千封沒屬名的信件。(匿名信件避免了精神病醫生確定他是不是瘋子的證據)。
這個精神病院最好的地方是：離華盛頓很近。比起艾略特想讓他去的亞利桑那的療養院，和假如定罪，他也許得去的堪薩斯監獄，華盛頓有著他需要被人注意的恰好的平衡。
在精神病院裏，他可以接待任何訪問者。有的時候，訪問者是傑出的文學角色，如T.S.艾略特，Robert Lowell(美國詩人，擅長刻畫所處時代的主要矛盾)。Marianne Moore(美國詩人，她擅長深入準確地觀察客觀事務的細節，提煉富真知灼見的名言)。Kenneth Clark(英國藝術史家、意大利文藝複興藝術方麵的專家)。
有時候，訪問者是大學教授和研究生、漢學家。大多數時候的訪問者，是些什麽破爛都攢的小破爛。用他女兒的話說，這些家夥甚至連龐德詩的名字都不知道，就愛傻聽這個不能住嘴的人說，說，說!
一年年過去了。詩人在精神病院過了70歲生日。仿佛一個悖論。當醫生照常遞上龐德的瘋狀報告，他就不能離開精神病院，假如離開就得麵對證明有能力理解對他的起訴，龐德就又回到叛國罪的法庭。盡管他常常滔滔不絕練習自我辯護，但是"大叔"絕對不會踏入叛國罪法庭的雷區。
在如此漫長的日子裏，他從來沒有做過任何一次認真的努力，好讓自己離開精神病院。當律師想再次上訴案子，他和妻子都拒絕合作。他女兒問他究竟打算怎麽離開"蠅窟"?他轉移了話題。被激怒的艾略特對她說，"他不想在任何意義上接受讓自己得到自由的任何可能!"
雖然龐德自己什麽都不做，但是，朋友們通過政府渠道為他爭取盡快釋放。不過每一回，努力都被龐德自己毀掉了。他沒有辦法離開公眾視線。
1946年，藍燈書屋宣布把龐德從新版的美國詩選中刪去，引起了一場文學風暴，作家們控告出版家搞"審查製度"，才使事件平息下來。
狂飆接著來臨。1947年龐德出版<比薩詩章>。這是他寫了40年的一百一十七章的《詩篇》的一部分。在意大利關押階段，最終他被關在比薩斜塔旁邊，詩是在小藥鋪裏打出來的。形式是"依舊的"，但是，不同於他從前詩篇的揮灑博覽群書，這部詩提供了極其個人的經驗：一個監獄裏的老年人試圖抓住一切來抵抗絕望。
鐵絲網上白胸脯的鳥/樂譜與符點/黃峰精致構著小巢/綴滿牢房床單的詩稿/同獄犯用木箱打一張寫字桌/"跟誰也甭提是俺給你做的桌子!"/偉大的是在/不曾遵紀守法的人身上找到的/慈善。
詩章仍然流露著對墨索裏尼的真心憂傷：
被倒掛在米蘭/蛆蟲們該去啃死公牛。
毀譽交加的詩篇立刻變成了政治事件。龐德的一些朋友是國會圖書館搏林根獎評選委員，1949年第一個搏林根詩歌獎的慶祝，就為龐德的《比薩詩章》舉行。而這個得獎效應，造成連年沒有任何政府官員願意碰棘手的龐德案。
到了50年代初期，就在公眾全然忘記了龐德的時候，他又回到全國報紙頭版。這是20世紀首次美國國會修改民權法。街頭上，年輕種族主義分子為白人至上主義和三K黨鼓勁，燒毀十字架，以暴亂反對黑白合校。報紙記者發現，其中好些家夥在精神病院草地上聽過龐德的文學講座，並且和他通信。報紙的再度喧囂使政治家告訴龐德的朋友們，在這種氣氛下對龐德叛國案無能為力。
一直到1957年公眾輿論和政治風雲塵落，一個由詩人弗羅斯特(1914年敘事詩選《波士頓以北》在英國成功出版，在遷居期間結識了龐德和艾略特，後回到美國大學執教做研究工作。他的詩與20世紀多數詩人截然不同的是，他不進行詩歌形式的試驗和改革，而是用舊形式表達新內容。)和麥克利什(1939--1944任國會圖書館長，此時在哈佛大學做教授)帶頭發起對艾森豪威爾政府的急風暴雨般的遊說，他們說好多納粹戰犯都已經刑滿釋放了，再把一個在諾貝爾文學獎提名中的人關著不太好。
還是1945年時候，精神病學家已經備下了解決的辦法。一份證詞說，龐德是永久性的不可救藥的瘋子，但他是不危險性的，因此不必要把他放在政府醫院裏。當時政府沒有回應。 1958年4月，聯邦區法院撤銷了對龐德的叛國罪起訴。在將近13年之後，龐德終於成為自由人，被宣告無罪。但是在法律上他無能力簽署一張支票或者一份文件。
他並不急著離開精神病院，因為一個牙科的預約。到這一年的5月7日，58102號的龐德病曆正式合上了，附一個注釋：狀況無改善。
的確無改善。還是老樣子的龐德!得意洋洋!才氣煥發!精力狂泄!
短期周遊之後，他乘船去了意大利，除了他的妻子之外，同一個通倉裏還有個年輕女人，龐德住精神病院期間，她定期去看望他，這時候成了他的秘書。船到達港口的時候，朝著蜂擁而至的記者，龐德"啪"地來個納粹式舉手禮!
《Smithsonian》誌文章用憂傷的藍調這樣結尾：
"他又活了15年，日子越來越悲慘。他的創作力漸漸竭盡，他生活在跟妻子、女兒、秘書和情婦的輪番做戰之中。最終，老情婦把他像戰利品似地拐到拉巴羅，他就在那裏的養老院和醫院來回地出入。
偶然的，當他指著一片心愛的美景時，他舊日的活力回來了，他就追著景色而去，一塊走著的人都追不上他。
看過美國舞蹈家阿斯泰爾的電影，他就沿拉巴羅的河邊，獨舞"踢塌"。有一回他佩戴著納粹的標誌，用鵝步跟著反納粹的。
78歲的時候，當急救船把他拉到市醫院，他堅持爬起來，攀著樓階去和等著他死的床會麵。"
在我看來，龐德的生命尾聲包涵著一種史詩性：60年代末他拜訪了喬伊斯的墓地，他參加了艾略特的葬禮，他會見了葉芝的孀妻，1969年他最後一次回美國的時候，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看了關於《荒原》手稿的新發現--所有的都成了往事--他的壽命活過海明威、勞倫斯、艾略特、喬伊斯、葉芝……他是那個以藝術創造曆史的大作家小群體裏活到最後的一個人。(我記得他的一部傳記也這樣說。)
在我看來，我相信一些中國學者也同樣堅信，龐德矛盾的生命之中絕有搏大。
當他在意大利被逮捕的時候，匆匆拿了一本上海商務版中英對照理雅各譯的儒家經典就被帶走了，從籠子裏轉到牢房裏，他開始用一台舊打字機重譯儒家經典，他後來說，是這本"聖經"救了他，使他免於身心崩潰，因此，他欠孔子的情。而在這段監獄時期寫的《比薩詩章》，可以看做他以為在寫遺言並繼續跋涉：
幾個月前，龐德曾經寫到："四十年來，我一直教自己怎樣寫一部史詩，從'黑色森林'開始，越過人類謬誤的煉獄，到達光明……"，而此時是他來寫自己的天堂篇的時刻了：
福地，縱然位於地獄之廳(詩章。八十一。)
這是中文版《比薩詩章》所包括的。此書包括著在美國、英國、中國的翻譯家和評論家的更多思索內容。
晚年時候，龐德陷入越來越長久的憂鬱之中。他對來訪的人說，他的長詩是一堆劣作，他的所為是"錯。錯。錯。百分之83的錯。
"假如我是一副望遠鏡，我愚蠢地從錯端望出去。"
他從來沒有解釋自己錯處何在。不過1967年和金斯堡共進午餐的時候，他說了一些話。金斯堡這位美國反叛藝術家的鼻祖，以充滿狂熱的預言，同性戀、吸毒、佛教材料做成《嚎叫》一舉成名的詩人，崇拜龐德，這時鼓起勇氣對龐德反猶和反佛提出批評。龐德回答說，很慚愧自己曾經"反猶太"來著，說那是住suburb(美國中產階級小區)的偏見。
在監獄邊上讀和想過，第二天，我到離監獄50裏外的Emory大學圖書館，看收藏在那裏的龐德的作品和評論。這裏有246種有關的書。隨便一本《A Serious Character-The Life of Ezra Pound 》(by Humphrey Carpenter)，是1005頁。我抽下一本最薄的龐德傳記。開頁是年輕的龐德寫給朋友的一封信： I come from an Americen suburb-where I was not born--where both parents are really foreigners。(我來自一個美國中產階級郊區住宅區，我無以出生，而我的父母實為異鄉人。)
書中附著一副上世紀末他住過的早期美國小區照片。今日宏大的新荒原，規模初具，氣象呈顯。道路與砍伐，稀落的樹木，規劃出一座座大房子，在黑白照片上，仿佛一塊塊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