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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辛亥革命以後的中國，人們慣於以“動蕩不安”來形容：軍閥混戰、“城頭變幻大王旗”、黨爭、內戰、列強瓜分、日寇入侵、山河破碎、民生凋敝……。近一、二十年以來，曆史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視角，對民國史的研究逐漸采取比較客觀、實事求是的態度，通過史學界有識之士的努力，那個時代的真麵目連同其積極的建樹逐漸現出輪廓。其中最重要的、對後人深有啟發的，是在各個領域內的“文化人”或“知識人”所代表的精神。
那個時代、那些人，其實離我們不遠，有一些還與我們共同經曆了20世紀下半葉的風雨。但是其風骨、學養、識見似乎又離我們的時代很遠，我們看到的是逝去的背影，麵貌已經模糊。近年來，經過一些有心人的鉤沉探秘，以及某些同輩或後輩的回憶錄，一些被否定的人物得到公允的評價，被遺忘的名字逐漸浮出水麵，被屏蔽或歪曲的史實得以返真。現在，關於那一代文化名人的個案或集體的研究方興未艾，應該說是在一片功利和浮躁的風氣中，學術文化出版界的一個亮點。
我手頭這本《民國那些人》又另有特色。那是《中國青年報》“冰點”版2004-2006的一個欄目的專稿，每周一篇，每篇寫一人，約1600字左右，集結成書凡80人。他們率多出生於晚清民初，卒於20世紀後半，最早出生在1840年（馬相伯），最晚逝去在2006年（林庚），遍布教育、學術、文化、實業、新聞、政治各個領域。其中有些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名字，我個人有幸親睹風采，曾沐春風的師長有梅貽琦、馮友蘭、葉企蓀、梁思成、羅念生、李賦寧、潘光旦、雷海宗、馬約翰、金嶽霖等人，其中雷先生、羅先生的課是正式上過的，李賦寧的課則是旁聽，而且還有一次特殊的關聯——李先生1950年剛從國外回來，在工字廳舉行婚禮，我有幸應邀為他們（鋼琴）奏婚禮進行曲，那恐怕是那個年代校園中最後的這種形式的婚禮了。
潘先生作為清華圖書館長，我聽過他精彩的報告，至今還有印象，而且潘師母與我母親是同學，曾邀我到他們家過節。至於馬約翰，隻要趕上他執教時段的清華學生都上過他的體育課，也都忘不了他對體育的獨特見解和別具特色、中英夾雜的訓話。以上提到的其餘諸先生在不同的場合都有過一些接觸。所以讀這本書有特別的親切感。但是書中還有一些連我都不曾聽說的人物，遑論當代青年！其名已湮沒而其事卻值得大書特書。例如我自以為對曆屆清華校長都略知一二，但讀了這本書才知道還有一位周詒春校長曾對清華有開創之功，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他任內確立的，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築：大禮堂、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是他親自規劃的。我前此竟然毫無所知，感到汗顏。實際上我當年執意要上清華，那圖書館和大禮堂的吸引力起了很大作用。當然書中這類被遺忘的人決不止這一例。隻此一端就可見本書作者“鉤沉”之力。
“那些人”背景各異，或生於世家，或起於貧寒，經曆極其豐富曲折，思想傾向不同，性格作風也各有鮮明的特色。如劉文典之狂傲，趙元任之灑脫，傅斯年、馬寅初之剛正，梅貽琦之涵養和包容，曾昭倫之不修邊幅，葉公超之風度翩翩，蒙文通治經史、理學，趙紫宸精通基督教神學……千姿百態。在短短的一千多字中也隻能擷其片段軼事。但是放在一起，通讀之下，驚異於貫穿其中的精神的一致性。古有“建安風骨”，講的是“文”，而“那些人”的“風骨”不論冠以什麽名稱，講的是 “人”，是一種“魂”。
這一以貫之的“魂”是什麽？本書的“序言”題目一語中的：“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著”。中國的“士”的精神內涵又是什麽？可能理解不一。我自幼承庭訓，讀一點論、孟，印象最深的幾句話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等等。這些話總的精神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堅持真理，堅持獨立的人格”。而另一方麵，不滿足於消極的潔身自好，而是對國家、民族有高度的責任感。有時退而“獨善其身”是不得已的，內心的抱負都在“兼濟天下”。這種精神包含了中國讀書人最看重的“骨氣”和“擔待”兩個方麵。
保持人格獨立，如果沒有外界壓力，十分容易做到，也就無所謂堅持了。而在中國幾千年的特定條件下，卻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甚至以命相爭才能守住的。壓力不言而喻首先來自權勢，所以“堅持”的另一麵就是不畏權勢，從孟夫子的“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我得誌弗為也”，到魏晉名士的特立獨行，都有藐視王侯、不畏權勢的特點。來自另一麵的壓力是“俗”，要“堅持” 就必須不隨俗、不媚俗，不與“潛規則”同流合汙。在上下左右的夾縫或夾擊中堅守自己的“誌”，保持人格完整，心靈自由，方顯其風骨之可貴。
這種“風骨”是千百年錘煉出來的中國的“士”的精髓，但是在“那些人”身上又有其時代特色，那就是中國人已經經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放眼看世界之後。自馬相伯出生的1840年起，中國就身不由己地置身於世界潮流的沉浮、博弈之中，再也無法閉關自大。從那時起，西學東漸，有誌之士就以變革圖強為己任，到“民國那些人”活躍於曆史舞台時，已經得到一代或兩代先驅之傳承。他們的言行、事業都已注入現代化的因素，或逕直以中國現代化為目標。他們是新文化繼往開來的一代人，有傳承，有創造。其中絕大多數都“留過洋”，不但在本專業學貫中西，而且立身處世也融中國“士”的堅守和西方“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於一身，不過在各自身上中西成分的比例有所不同罷了。
他們還共同經曆了抗日戰爭的考驗。在民族存亡之秋，於艱苦卓絕之中，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與現代知識人的獻身精神高度融合，無意中寫就中華民族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輝的一頁。近來關於繼承“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討論再次成為熱門話題，常把“傳統” 與“現代”對立起來。其實本書所寫的“那些人”就是中西、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優秀典範。他們已經以自己的思想和實踐初步探索出以中國的精華融入世界文明的道路。他們的存在反過來證明“新文化運動”（並不一定從“五四”開始，但以“五四”為標誌）絕沒有使中國文化斷裂，相反，使其獲得新生。如果有“斷裂”，那是以後的事。
“那些人”的命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其中多數人都經曆了“天翻地覆”的改朝換代，曾被要求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對自己前半生的功過是非重新評價，甚至顛倒過來。還有一個令人感慨的現象：其中“幸而”早逝者得全身而退，少遭劫難；多壽則辱；而再長壽一些，則又得以再現餘暉。本書對每一個人都摘出能表現其學術或事業亮點和人格魅力的片段，同時也對整個一生的浮沉有所關照。作者本人的愛憎和感慨隨時流露於字裏行間，盡管著墨不多，而且相當含蓄。此類例子不勝枚舉。限於篇幅隻舉一例以見一斑：
我認為寫得最精彩的篇甚之一是關於馮友蘭先生的那一篇。馮先生學問博大精深，以及對教育的貢獻，自不待言。而作為“兩朝”學界耆宿，後半生在自我否定前半生中委曲求全，至今遭到不少求全之毀。幸虧先生高壽，趕上在最後十幾年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得遂宿誌，並為後世留下珍貴的遺產。後人學中國哲學史繞不過馮先生，而欲知馮先生，亦有皇皇巨著為憑。本書寫馮先生的精彩處在於於浩如煙海的著述中單單選出兩篇非學術性的文章：一是代表西南聯大教務會致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抗辯函，反對教育部核定課程、統一教材、統一考試的新規定；另一篇是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這兩篇文章無論是在教育史、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價值再高評價也不為過。
更重要的是兩篇文章集中體現了上麵所說的代表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士”之精神。一篇是對最高權威的抗爭（誰都知道那陳立夫絕非一般的教育部長而已），以“同仁不敏，有所未喻”開始，然後是 “未喻者一也……二也……”軟中帶硬，自是諸葛亮“後出師表”之遺風；另一篇是駢體文。它寫了西南聯大的精神，特別提到“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寫了馮先生始終一貫的對國家的希望：“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更寫出了抗戰勝利的喜悅、深沉的曆史感和家國之思，有幾句特別精彩的話，書中沒有引：“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用典之當，對仗之工，情景之合，含義之深，令人擊節三歎。以古文寫今事到這個水平，前或有人，後無來者是肯定的。這是馮先生自己最得意之作，也濃縮了那一代學人的學養、在強權麵前的堅守，以及對這片土地的刻骨銘心的愛。
但是後來呢？本書作者的眼光不但表現在選這兩篇文章，而且表現在標題、開篇和結尾。標題是：“兩束雄文，一抹背影”——以“雄文”始，以“背影”終。開篇第一句話畫龍點睛：“曾有那麽一個時代，大學教授們矜持而有尊嚴”。中間寫30年後馮先生自己重讀這兩篇文章的自我評價：“今日重讀，感慨係之矣，敝帚自珍，猶過於當日操筆時也”，作者說“馮氏的感慨豈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曆史慨歎”。因為“當見識和感情受到羈絆，難以發為雄文，於是便隻留下了一抹頹唐的背影”。一語道破，起馮先生於地下，當引為隔代知己。結尾是金嶽霖和馮友蘭兩位大教授竟為檢討難以過關而抱頭痛哭。讀罷能不令人掩卷深思！
我舉出有關馮友蘭一篇加以剖析，是因為我對馮先生比較熟悉，對所舉的兩束雄文特別欽仰、激賞，而本篇又極為精當地概括了一種精神由盛到衰的各種元素。事實上，這樣的文章書中絕不止這一篇。
例如在“東京審判”中壯懷激烈為中華民族討得正義和公道而名垂青史的大法官梅汝璈，晚年孤寂，“文革”檢討中說自己是“一本破爛過時的小詞典”。“巍巍乎南開大校長”張伯苓，曾為創辦南開付出一生心血，愈挫愈奮，自稱“不倒翁”，易代時選擇了留在大陸，卻欲返校小住而不獲準，校慶日不得進禮堂，自歎見棄於新社會，傷心以終。曾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以最大的魄力傾自己的船運公司之力，完成號稱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盧作孚，竟以自殺終。其餘如葉企蓀、陶孟和、潘光旦，等等等等，都有過閃亮的功業，而晚境淒涼，下場悲慘。身後再獲公道，以其精神嘉惠後世，但是斯人已逝，時光不能倒流，說“告慰於九泉之下”，還是為了活人取得安心，“九泉之下”是不會有知的。
最後，不能不提本書作者徐百柯。我與這位年輕人素昧平生，讀到這本書，看到封裏作者介紹，才驚異地發現作者竟是“七十後”！他寫此專欄時年齡不滿三十，出校門不久，可以算是“初出茅廬”。而書中所表現的識見、用心、滄桑感和文字修養卻大異於當代同齡人。一般寫長篇易，寫短篇難。難得的是作者在選人、選材和謀篇布局中所表現的心有靈犀，在兩年的時間裏把握住前文所說的一以貫之的精神。當然此欄目已經得獎，無需我錦上添花。我隻是作為一名讀者，在回味無窮之餘對作者生出讚賞；而作為一名老人，又對後生可畏感到欣喜。費孝通已經感到自己與乃師潘光旦有了差距（不僅是指學問），我自己也深感與書中所寫的前輩師長之間不可追補的差距。但至少還曾經滄海，雖不能至，尚知何處望之。再下來呢？存亡繼絕依靠誰？所以我在一片浮華喧囂中每當見到好學深思、有所守望的年輕人，總是感到欣慰，升起一縷希望。
欣慰之餘，又有另一種感想：這些文章還有一個特點是作者頗能拿捏分寸，一些話相當含蓄，點到為止，盡在不言中。這可能是在今日媒體的處境中練出來的功夫。一方麵說明作者的聰明和文字能力；另一方麵我略感遺憾，在這個年齡本該鋒芒更露的。書中所寫“那些人”在這個年齡時大多有過書生意氣，放言無忌的表現。而當代青年可能一出手就遇到“見識和感情受到羈絆，難以發為雄文”。聯想到“冰點”曾有的遭遇，能連續發表這一係列文章實屬不易。我期盼著一個見識和感情不再受到羈絆的環境早日出現，庶幾當代有才、有識、有誌的青年在鋒芒未磨圓之前得以俯仰自如，盡情發揮。
那個時代、那些人，其實離我們不遠，有一些還與我們共同經曆了20世紀下半葉的風雨。但是其風骨、學養、識見似乎又離我們的時代很遠，我們看到的是逝去的背影，麵貌已經模糊。近年來，經過一些有心人的鉤沉探秘，以及某些同輩或後輩的回憶錄，一些被否定的人物得到公允的評價，被遺忘的名字逐漸浮出水麵，被屏蔽或歪曲的史實得以返真。現在，關於那一代文化名人的個案或集體的研究方興未艾，應該說是在一片功利和浮躁的風氣中，學術文化出版界的一個亮點。
我手頭這本《民國那些人》又另有特色。那是《中國青年報》“冰點”版2004-2006的一個欄目的專稿，每周一篇，每篇寫一人，約1600字左右，集結成書凡80人。他們率多出生於晚清民初，卒於20世紀後半，最早出生在1840年（馬相伯），最晚逝去在2006年（林庚），遍布教育、學術、文化、實業、新聞、政治各個領域。其中有些是我們比較熟悉的名字，我個人有幸親睹風采，曾沐春風的師長有梅貽琦、馮友蘭、葉企蓀、梁思成、羅念生、李賦寧、潘光旦、雷海宗、馬約翰、金嶽霖等人，其中雷先生、羅先生的課是正式上過的，李賦寧的課則是旁聽，而且還有一次特殊的關聯——李先生1950年剛從國外回來，在工字廳舉行婚禮，我有幸應邀為他們（鋼琴）奏婚禮進行曲，那恐怕是那個年代校園中最後的這種形式的婚禮了。
潘先生作為清華圖書館長，我聽過他精彩的報告，至今還有印象，而且潘師母與我母親是同學，曾邀我到他們家過節。至於馬約翰，隻要趕上他執教時段的清華學生都上過他的體育課，也都忘不了他對體育的獨特見解和別具特色、中英夾雜的訓話。以上提到的其餘諸先生在不同的場合都有過一些接觸。所以讀這本書有特別的親切感。但是書中還有一些連我都不曾聽說的人物，遑論當代青年！其名已湮沒而其事卻值得大書特書。例如我自以為對曆屆清華校長都略知一二，但讀了這本書才知道還有一位周詒春校長曾對清華有開創之功，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是他任內確立的，著名的早期四大建築：大禮堂、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是他親自規劃的。我前此竟然毫無所知，感到汗顏。實際上我當年執意要上清華，那圖書館和大禮堂的吸引力起了很大作用。當然書中這類被遺忘的人決不止這一例。隻此一端就可見本書作者“鉤沉”之力。
“那些人”背景各異，或生於世家，或起於貧寒，經曆極其豐富曲折，思想傾向不同，性格作風也各有鮮明的特色。如劉文典之狂傲，趙元任之灑脫，傅斯年、馬寅初之剛正，梅貽琦之涵養和包容，曾昭倫之不修邊幅，葉公超之風度翩翩，蒙文通治經史、理學，趙紫宸精通基督教神學……千姿百態。在短短的一千多字中也隻能擷其片段軼事。但是放在一起，通讀之下，驚異於貫穿其中的精神的一致性。古有“建安風骨”，講的是“文”，而“那些人”的“風骨”不論冠以什麽名稱，講的是 “人”，是一種“魂”。
這一以貫之的“魂”是什麽？本書的“序言”題目一語中的：“底子上都有一個‘士’字守著”。中國的“士”的精神內涵又是什麽？可能理解不一。我自幼承庭訓，讀一點論、孟，印象最深的幾句話就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等等。這些話總的精神用現代話語來說，就是“堅持真理，堅持獨立的人格”。而另一方麵，不滿足於消極的潔身自好，而是對國家、民族有高度的責任感。有時退而“獨善其身”是不得已的，內心的抱負都在“兼濟天下”。這種精神包含了中國讀書人最看重的“骨氣”和“擔待”兩個方麵。
保持人格獨立，如果沒有外界壓力，十分容易做到，也就無所謂堅持了。而在中國幾千年的特定條件下，卻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甚至以命相爭才能守住的。壓力不言而喻首先來自權勢，所以“堅持”的另一麵就是不畏權勢，從孟夫子的“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我得誌弗為也”，到魏晉名士的特立獨行，都有藐視王侯、不畏權勢的特點。來自另一麵的壓力是“俗”，要“堅持” 就必須不隨俗、不媚俗，不與“潛規則”同流合汙。在上下左右的夾縫或夾擊中堅守自己的“誌”，保持人格完整，心靈自由，方顯其風骨之可貴。
這種“風骨”是千百年錘煉出來的中國的“士”的精髓，但是在“那些人”身上又有其時代特色，那就是中國人已經經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放眼看世界之後。自馬相伯出生的1840年起，中國就身不由己地置身於世界潮流的沉浮、博弈之中，再也無法閉關自大。從那時起，西學東漸，有誌之士就以變革圖強為己任，到“民國那些人”活躍於曆史舞台時，已經得到一代或兩代先驅之傳承。他們的言行、事業都已注入現代化的因素，或逕直以中國現代化為目標。他們是新文化繼往開來的一代人，有傳承，有創造。其中絕大多數都“留過洋”，不但在本專業學貫中西，而且立身處世也融中國“士”的堅守和西方“知識份子”的批判精神於一身，不過在各自身上中西成分的比例有所不同罷了。
他們還共同經曆了抗日戰爭的考驗。在民族存亡之秋，於艱苦卓絕之中，中國傳統士大夫的家國情懷與現代知識人的獻身精神高度融合，無意中寫就中華民族近代史上可歌可泣的光輝的一頁。近來關於繼承“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討論再次成為熱門話題，常把“傳統” 與“現代”對立起來。其實本書所寫的“那些人”就是中西、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優秀典範。他們已經以自己的思想和實踐初步探索出以中國的精華融入世界文明的道路。他們的存在反過來證明“新文化運動”（並不一定從“五四”開始，但以“五四”為標誌）絕沒有使中國文化斷裂，相反，使其獲得新生。如果有“斷裂”，那是以後的事。
“那些人”的命運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其中多數人都經曆了“天翻地覆”的改朝換代，曾被要求進行“脫胎換骨”的思想改造，對自己前半生的功過是非重新評價，甚至顛倒過來。還有一個令人感慨的現象：其中“幸而”早逝者得全身而退，少遭劫難；多壽則辱；而再長壽一些，則又得以再現餘暉。本書對每一個人都摘出能表現其學術或事業亮點和人格魅力的片段，同時也對整個一生的浮沉有所關照。作者本人的愛憎和感慨隨時流露於字裏行間，盡管著墨不多，而且相當含蓄。此類例子不勝枚舉。限於篇幅隻舉一例以見一斑：
我認為寫得最精彩的篇甚之一是關於馮友蘭先生的那一篇。馮先生學問博大精深，以及對教育的貢獻，自不待言。而作為“兩朝”學界耆宿，後半生在自我否定前半生中委曲求全，至今遭到不少求全之毀。幸虧先生高壽，趕上在最後十幾年完成《中國哲學史新編》，得遂宿誌，並為後世留下珍貴的遺產。後人學中國哲學史繞不過馮先生，而欲知馮先生，亦有皇皇巨著為憑。本書寫馮先生的精彩處在於於浩如煙海的著述中單單選出兩篇非學術性的文章：一是代表西南聯大教務會致教育部長陳立夫的抗辯函，反對教育部核定課程、統一教材、統一考試的新規定；另一篇是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這兩篇文章無論是在教育史、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價值再高評價也不為過。
更重要的是兩篇文章集中體現了上麵所說的代表中華民族最優秀的“士”之精神。一篇是對最高權威的抗爭（誰都知道那陳立夫絕非一般的教育部長而已），以“同仁不敏，有所未喻”開始，然後是 “未喻者一也……二也……”軟中帶硬，自是諸葛亮“後出師表”之遺風；另一篇是駢體文。它寫了西南聯大的精神，特別提到“違千夫之諾諾，作一士之諤諤”；寫了馮先生始終一貫的對國家的希望：“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更寫出了抗戰勝利的喜悅、深沉的曆史感和家國之思，有幾句特別精彩的話，書中沒有引：“風景不殊，晉人之深悲；還我河山，宋人之虛願。……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薊北”。用典之當，對仗之工，情景之合，含義之深，令人擊節三歎。以古文寫今事到這個水平，前或有人，後無來者是肯定的。這是馮先生自己最得意之作，也濃縮了那一代學人的學養、在強權麵前的堅守，以及對這片土地的刻骨銘心的愛。
但是後來呢？本書作者的眼光不但表現在選這兩篇文章，而且表現在標題、開篇和結尾。標題是：“兩束雄文，一抹背影”——以“雄文”始，以“背影”終。開篇第一句話畫龍點睛：“曾有那麽一個時代，大學教授們矜持而有尊嚴”。中間寫30年後馮先生自己重讀這兩篇文章的自我評價：“今日重讀，感慨係之矣，敝帚自珍，猶過於當日操筆時也”，作者說“馮氏的感慨豈止是敝帚自珍，分明是沉重的曆史慨歎”。因為“當見識和感情受到羈絆，難以發為雄文，於是便隻留下了一抹頹唐的背影”。一語道破，起馮先生於地下，當引為隔代知己。結尾是金嶽霖和馮友蘭兩位大教授竟為檢討難以過關而抱頭痛哭。讀罷能不令人掩卷深思！
我舉出有關馮友蘭一篇加以剖析，是因為我對馮先生比較熟悉，對所舉的兩束雄文特別欽仰、激賞，而本篇又極為精當地概括了一種精神由盛到衰的各種元素。事實上，這樣的文章書中絕不止這一篇。
例如在“東京審判”中壯懷激烈為中華民族討得正義和公道而名垂青史的大法官梅汝璈，晚年孤寂，“文革”檢討中說自己是“一本破爛過時的小詞典”。“巍巍乎南開大校長”張伯苓，曾為創辦南開付出一生心血，愈挫愈奮，自稱“不倒翁”，易代時選擇了留在大陸，卻欲返校小住而不獲準，校慶日不得進禮堂，自歎見棄於新社會，傷心以終。曾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以最大的魄力傾自己的船運公司之力，完成號稱中國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的盧作孚，竟以自殺終。其餘如葉企蓀、陶孟和、潘光旦，等等等等，都有過閃亮的功業，而晚境淒涼，下場悲慘。身後再獲公道，以其精神嘉惠後世，但是斯人已逝，時光不能倒流，說“告慰於九泉之下”，還是為了活人取得安心，“九泉之下”是不會有知的。
最後，不能不提本書作者徐百柯。我與這位年輕人素昧平生，讀到這本書，看到封裏作者介紹，才驚異地發現作者竟是“七十後”！他寫此專欄時年齡不滿三十，出校門不久，可以算是“初出茅廬”。而書中所表現的識見、用心、滄桑感和文字修養卻大異於當代同齡人。一般寫長篇易，寫短篇難。難得的是作者在選人、選材和謀篇布局中所表現的心有靈犀，在兩年的時間裏把握住前文所說的一以貫之的精神。當然此欄目已經得獎，無需我錦上添花。我隻是作為一名讀者，在回味無窮之餘對作者生出讚賞；而作為一名老人，又對後生可畏感到欣喜。費孝通已經感到自己與乃師潘光旦有了差距（不僅是指學問），我自己也深感與書中所寫的前輩師長之間不可追補的差距。但至少還曾經滄海，雖不能至，尚知何處望之。再下來呢？存亡繼絕依靠誰？所以我在一片浮華喧囂中每當見到好學深思、有所守望的年輕人，總是感到欣慰，升起一縷希望。
欣慰之餘，又有另一種感想：這些文章還有一個特點是作者頗能拿捏分寸，一些話相當含蓄，點到為止，盡在不言中。這可能是在今日媒體的處境中練出來的功夫。一方麵說明作者的聰明和文字能力；另一方麵我略感遺憾，在這個年齡本該鋒芒更露的。書中所寫“那些人”在這個年齡時大多有過書生意氣，放言無忌的表現。而當代青年可能一出手就遇到“見識和感情受到羈絆，難以發為雄文”。聯想到“冰點”曾有的遭遇，能連續發表這一係列文章實屬不易。我期盼著一個見識和感情不再受到羈絆的環境早日出現，庶幾當代有才、有識、有誌的青年在鋒芒未磨圓之前得以俯仰自如，盡情發揮。
謝謝心姐分享，問好！
唯一擔憂的就是這樣的人越來越少，望上天開眼，保佑她們健康長壽，乃中國之福。
與您同感。謝謝留言。
資女士近年來很是奔走呼號。顯示出一個知識分子的社會擔當和道義。
資先生，雖是女性，但是俠氣，豪氣，不輸須眉。
太好了，讀著很解氣～～～
既親切又陌生的這些警示：“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