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人生的邊上（2）

筆會：您出生於1911年，1917年即產生了新文學革命。但您的作品，不論是四十年代寫的喜劇，還是後來寫的《洗澡》《幹校六記》等，卻沒有一點通常意義上“現代文學”的氣息。請問楊先生，您覺得您作品中和時代氛圍的距離來自哪裏？

楊 絳：新文學革命發生時，我年紀尚小；後來上學，使用的是政府統一頒定的文白參雜的課本，課外閱讀進步的報章雜誌作品，成長中很難不受新文學的影響。不過寫 作純屬個人行為，作品自然反映作者各自不同的個性、情趣和風格。我生性不喜趨時、追風，所寫大都是心有所感的率性之作。我也從未刻意回避大家所熟悉的“現 代氣息”，如果說我的作品中缺乏這種氣息，很可能是因為我太崇尚古典的清明理性，上承傳統，旁汲西洋，背負著過去的包袱太重。

筆會：創作與翻譯，是您成就的兩翼。特別是曆經“大躍進”、“文革”等困難年代、最終完成《堂吉訶德》的翻譯，已是名著名譯的經典，曾作為當年鄧小平送給西班牙國王的國禮。很難想象這個工作是您47歲自學西班牙語後開始著手進行的。您對堂吉訶德這位騎士有特別的喜愛嗎？您認為好的譯者，有良好的母語底子是不是比掌握一門外語更重要？

楊絳：這個提問包含兩個問題。我先答第一個。 我 對這部小說確實特別喜愛。這也說明我為什麽特地自學了西班牙語來翻譯。堂吉訶德是徹頭徹尾的理想主義者，眼前的東西他看不見，明明是風車的翅膀，他看見的 卻是巨人的胳膊。他一個瘦弱老頭兒，當然不是敵手，但他竟有膽量和巨人較量，就非常了不起了。又如他麵前沙塵滾滾，他看見的是迎麵而來的許多軍隊，難為他 博學多才，能數說這許多軍隊來自哪些國家，領隊的將軍又是何名何姓。這等等都是象征性的。
我 曾證明塞萬提斯先生是虔誠的基督教徒，所以他的遺體埋在三位一體教會的墓園裏；他被穆爾人擄去後，是三位一體教會出重金把他贖回西班牙的。雖然他小說裏常 有些看似不敬之辭，如說“像你媽媽一樣童貞”，他也許是無意的，也許是需要表示他的小說不是說教。但他的小說確是他信仰的產物。

現在我試圖回答第二個問題。 “作為好的譯者，有良好的母語底子是不是比掌握外語更重要？” 是 的。翻譯是一項苦差，因為一切得聽從主人，不能自作主張，而且一仆二主，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譯者一方麵得徹底了解原著；不僅 了解字句的意義，還需領會字句之間的含蘊，字句之外的語氣聲調。另一方麵，譯文的讀者要求從譯文裏領略原文，譯者得用讀者的語言，把原作的內容按原樣表 達；內容不可有所增刪，語氣聲調也不可走樣。原文弦外之音，隻能從弦上傳出；含蘊未吐的意思，也隻附著在字句上。譯者隻能在譯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達，不能 插入自己的解釋或擅用自己的說法。譯者須對原著徹底了解，方才能夠貼合著原文，照模照樣地向讀者表達，可是盡管了解徹底未必就能照樣表達。徹底了解不易， 貼合著原著照模照樣的表達更難。

末 了我要談談“信、達、雅”的“雅”字。我曾以為翻譯隻求亦信亦達，“雅”是外加的文飾。最近我為《堂吉訶德》第四版校訂譯文，發現毛病很多，有的文句欠 妥，有的辭意欠醒。我每找到更恰當的文字或更恰當的表達方式，就覺得譯文更信更達、也更好些。“好”是否就是所謂“雅”呢？（不用“雅”字也可，但“雅” 字卻也現成。）福樓拜追求“最恰當的字”（Le motjuste）。用上最恰當的字，文章就雅。翻譯確也追求這麽一個標準：不僅能信能達，還要“信”得貼切，“達”得恰當——稱為“雅”也可。我遠遠不能達到這個目標，但是我相信，一切從事文學翻譯的人都意識到這麽一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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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會：錢鍾書先生天分、才學過人，加上天性淘氣，臧否人事中難免顯示他的優勝處。曾有人撰文感歎“錢鍾書瞧得起誰啊！”楊先生，您為什麽從來不承認錢先生的驕傲？
楊絳：錢鍾書隻是博學，自信，並不驕傲，我為什麽非要承認他驕傲不可呢？ 錢鍾書從小立誌貢獻一生做學問，生平最大的樂趣是讀書，可謂“嗜書如命”。不論處何等境遇，無時無刻不抓緊時間讀書，樂在其中。無書可讀時，字典也啃，我家一部碩大的韋伯斯特氏（Webster's）大辭典，被他逐字精讀細啃不止一遍，空白處都填滿他密密麻麻寫下的字：版本對照考證，批評比較等等。他讀書多，記性又好，他的旁征博引、中西貫通、文白圓融，大多源由於此。
錢鍾書的博學是公認的，當代學者有幾人能相比的嗎？ 解放前曾任故宮博物院領導的徐森玉老人曾對我說，如默存者“二百年三百年一見”。
美國哈佛大學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教授哈裏•萊文（HarryLevin）著作等身，是享譽西方學壇的名家，萊文的高傲也是有名的，對慕名選他課的學生，他挑剔、拒絕，理由是“你已有幸選過我一門課啦，應當讓讓別人……”。就是這個高傲的人，與錢鍾書會見談學後回去，悶悶冒出一句“我自慚形穢。”（I'mhumbled!）陪同的朱虹女士問他為什麽，他說：“我所知道的一切，他都在行。可是他還有一個世界，而那個世界我一無所知。”
錢鍾書自己說：“人謂我狂，我實狷者。”狷者，有所不為也。譬如鍾書在翻譯《毛澤東選集》的工作中，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他乖乖地把自己變成一具便於使用的工具，隻悶頭幹活，不出主意不提主張。他的領導稱他為“辦公室裏的夫人”，他很有用，但是不積極。 人家覺得錢鍾書“狂”，大概是因為他翻譯《毛選》，連主席的錯兒都敢挑。毛著有段文字說孫悟空鑽到牛魔王的肚裏，熟讀《西遊記》的鍾書指出，孫猴兒從未鑽到牛魔王的肚裏，隻是變了隻小蟲被鐵扇公主吞入肚裏。隱喻與原著不符，得改。
錢鍾書堅持不參加任何黨派，可能也被認為是瞧不起組織，是驕傲。其實不然，他自小打定主意做一名自由的思想者（freethinker），並非瞧不起。 很 多人有點兒怕錢鍾書，因為他學問“厲害”，他知道的太多，又率性天真，口無遮攔，熱心指點人家，沒有很好照顧對方麵子，又招不是。大家不怕我，我比較收 斂。
鍾書非常孩子氣，這方麵就像永遠長不大的孩子。但錢鍾書也很風趣，文研所裏的年輕人（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對他又佩服又喜愛。最近中國社會科學院編輯出 版的《錢鍾書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幾十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對他又敬又愛的好友。

筆會：錢鍾書先生擬寫的西文著作《<管錐編>外編》當初是怎樣構思的？為什麽沒有完成？有沒有部分遺稿？

楊絳：錢鍾書擬用西文寫一部類似《管錐編》那樣的著作，取名《<管錐編>外編》，起意於《管錐編》完成之後。這種想法並非完全沒有基礎，他生前留下外文筆記178冊，34000多頁。外文筆記也如他的《容安館劄記》和中文筆記一樣，並非全是引文，也包括他經過“反芻”悟出來的心得，寫來當能得心應手，不會太難，隻有一一查對原著將花費許多精力時間。鍾書因為沒有時間，後來又生病了，這部作品沒有寫成。 錢鍾書開的賬多，實現的少；這也難怪，回顧他的一生，可由他自己支配的時間實在太少太少，尤其後半生。最後十來年幹擾小了，身體又不行了。唉，除了遺憾和惋惜，還能說什麽呢？

筆會：在您翻譯的四部作品中，《斐多》是您的跨界之作，超出了文學的範疇而進入哲學，蘇格拉底麵對死亡“愉快、高尚的態度”令人印象深刻。這本對治憂愁的譯作，有紀念錢先生的特別意義嗎？

楊絳：1997年早春，1998年歲末，我女兒和丈夫先後去世，我很傷心，特意找一件需要我投入全部心神而忘掉自己的工作，逃避我的悲痛，因為悲痛是不能對抗的，隻能逃避。 我選定翻譯柏拉圖《對話錄》中的《斐多》，我按照自己翻譯的習慣，一句句死盯著原譯文，力求通達流暢，盡量避免哲學術語，努力把這篇盛稱語言生動如戲劇的對話譯成戲劇似的對話。 柏拉圖的這篇絕妙好辭，我譯前已讀過多遍，蘇格拉底就義前的從容不懼，同門徒侃侃討論生死問題的情景，深深打動了我，他那靈魂不滅的信念，對真、善、美、公正等道德觀念的追求，給我以孤單單生活下去的勇氣，我感到女兒和鍾書並沒有走遠。 應該說，我後來《走到人生邊上》的思考，也受到《斐多》的一定啟發。

筆會：聽說《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二十冊即將出版，是嗎？

楊 絳：這個消息使我興奮不已。我要向北京商務印書館內外所有參加這項工程的同誌表示感謝。《錢鍾書手稿集•中文筆記》依據錢鍾書手稿影印而成，所收中文筆記 手稿八十三本，形製各一，規格大小不一，因為年代久遠，紙張磨損，有殘缺頁；鍾書在筆記本四周和字裏行間，密密麻麻寫滿小注，勾勾畫畫，不易辨認。鍾書去 世不久，我即在身心交瘁中，對他的全部手稿勉行清理和粗粗編排，此中的艱難辛苦，難以言表。此次商務組織精悍力量，克服種種困難精心編訂目錄，認真核對原 件，核對校樣，補充注釋，工作深入細致，曆時三年有餘，成效顯著，這怎使我不佩服和感激莫名！相信鍾書和襄成此舉的原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楊德炎同誌地下有 知，也會感到欣慰。

《錢鍾書手稿集•容安館劄記》2003年出版時，我曾作序希望鍾書一生孜孜矻矻積聚的知識，能對研究他學問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有用；現今中文筆記出版，我仍這樣想。私心期盼有生之年還能親見《錢鍾書手稿集•外文筆記》出版，不知是否奢望。

[南山鬆]

又重新認識了一下錢鍾書，佩服他和楊絳的為人與才華。

謝謝心心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