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沒參與老百姓生活
南方周末：現在怎麽看《丁莊夢》的寫作？
閻連科：《丁莊夢》的寫作是在2005年。那時的念頭非常清楚，我們知道1960年代中國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河南是最嚴重的，但是“三年自然災害” 沒有給我們留下任何文學的記憶和作家的人格見證。艾滋病河南也是最嚴重的，但我不知道河南省的總體情況，甚至沒有能力知道兩個村莊以上的情況。我想我至少可以較為詳盡地知道一個艾滋病村的來龍去脈，至少從文學的角度可以準確地告訴後人，某個村在我們經濟發展的特殊階段曾經發生過什麽事。後來，《丁莊夢》出版引起爭議後，我所做的事情就被人們所懷疑——你去艾滋病村的目的是什麽？你寫作的目的是什麽？難道不就是為讓它在海外引起關注嗎？
南方周末：在你看來，中國為什麽很少有作家以艾滋病為題材寫作？
閻連科：是沒有其他作家到艾滋病村去。我經常想，我們掌管文化、文學的部門每天都在提倡大家要體驗生活。可有某種更深刻、複雜的生活到來時，大家就集體沉默了。沒有其他的中國作家到艾滋病村去，也沒有作協的領導支持大家去。大家知道的也都是通過媒體知道的；而媒體又隻能把一些過濾的消息告訴大家。我覺得，中國作家從根本上說是不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或者說是不參與“老百姓生活”的。今天的作家包括我在內，都過的不是“老百姓生活”了。
我們為什麽不是主動、自覺地去感受生活，老是被組織、安排去體驗生活？比如“黑磚窯”、“毒奶粉”這樣的事件，為什麽沒有作家去表達個人的看法？從這個角度講，我們這一代作家，甚至比我大的1950年代作家，比我小的1960、70年代作家，都是有問題的。在這一點上，真是人人要學習韓寒。我們並不是說韓寒就是一個多麽了不得的作家，但是韓寒所呈現的公民的態度，是我們這些作家不能比的。我經常說，你可以指出韓寒寫作中有無數的問題，但最了不起的是他具有獨立精神、獨有個性、獨特的聲音，還有他的公民意識，對公共生活的關注，都不是我們這代人所具備的。
南方周末：作家首先是一個公民。
閻連科：作家首先是一個公民，其次才是一個作家。你必須過一種常人的生活，關心常人的生活，才能寫出不平常的小說。今天的中國作家，說心裏話大多都不過“常人生活”了。比如日常生活中的殘酷，是我們在北京完全無法想象的。
比如，我們村有四五個老人都有病了，覺得活著沒意思，幾個人一商量同時跳河死亡這件事——表麵看，他們有的是沒錢治病，有的是孩子不孝順，因此他們每年冬天都坐在山坡下的河邊曬太陽，然後商量商量著，就一個一個跳到河裏去了。這種殘酷的生活現實，在今天繁榮的社會裏，從表麵看是一層意義，而深入進去，有複雜的、內在的、更深刻的因素。這種更深刻的生活因素，才是我們生活的一種“內真實”，是生活的“本真”。
比如某佛教聖地，有僧人為了爭當方丈而互相算計，A當了方丈而B沒有當，A晚上回去時，突然有炸藥包在他麵前爆炸這樣的事，表麵看是極端的個案，而這其中卻有著與我們今天的現實、文化、金錢、欲望密不可分的因素。它顯示了現實和日常生活中的殘酷、變異和最根本的特質。
南方周末：這是比小說更小說的情節。
閻連科：我一直說，在我們的生活中，有另外一種生活不被我們所覺察，這就是生活的變異和殘酷。比如說，《丁莊夢》中寫了那麽一個具有道德感的老人，你不能說那個村莊就沒有那樣的人，但是你也會想到那個村裏最好、最溫和的人是那個醫生；可當你知道你每次進村這個醫生可能就去告密時，又知道這個醫生要行醫就得告密，不行醫他一家就會失去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時，我們對這個醫生、對生活本身能說什麽呢？要相信，每個人身上都還有另外一個“我”，生活的下邊還有我們看不見的生活。
南方周末：跟殘酷、變異的生活本身比，文學其實已經抽象化了。
閻連科：我覺得至少文學還是應該把這種殘酷和看不見的生活、人的另外一個“我”寫出來。生活中沒有那麽多合理的、邏輯的現實給我們。我們在北京過著非常表麵的生活。我們並不知道胡同裏麵的人的家長裏短；不知道有權者的內心和他們背後的生活。所以，我們去體驗生活時，是要思考誰去體驗生活、體驗誰的生活，以什麽方式去體驗生活。是我們“被生活”，還是我們“在生活”。
《四書》：瘋狂的小麥
南方周末：除了《丁莊夢》，對殘酷的描寫還出現在《四書》的寫作中，《四書》好像更殘酷。
閻連科：在我看來，我不寫那種東西就無法表達我內心對現實的感受。《四書》裏有一個知識分子的深長懺悔，那個人是作家，他也是一個告密者。他的懺悔在我們中國當代文學中幾乎沒有過。作家在絕境中知道哪些人是吃了餓死的人肉而活了下來的，他把這些全都寫在必須定期上交的揭發信《罪人錄》的稿子上。可其他的知識分子知道他是告密者而沒有譴責他——為此，他開始懺悔，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來，煮一煮請那些饑餓的人吃。他認為他對這些人有罪。他看著人們吃他的肉心裏無比輕鬆。甚至他對自己揭發過也是愛著的女人“音樂”，在她死去他把她埋葬時，他也把腿上的肉割下煮一煮，擺在她的墳前——我們河南叫“擺供”。這樣的情節在小說中是殘酷的，卻也是詩意的，有著思考張力的。我覺得不寫這些情節，確實無法表達我內心對知識分子的那種強烈的感受。
我希望我的想象有力量，它不光是想象的高遠、豐富和奇特。想象需要有一種力量。我想要借助這種力量，達到某種思考的境地。寫一個人的懺悔，俄羅斯作家可能會寫一個人跪在俄羅斯的大地上，但對我，卻隻能是某種極端而生活的行為現實。
比如《四書》有一個情節，其中的一個孩子，像小法西斯一樣，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在這個孩子的監督下勞動和改造。孩子說：你們不聽我的話，我就搬來一把鍘刀，由你們親手把我鍘死。結果他就果真把鍘刀搬到一堆教授麵前，希望不聽話的教授像閻錫山部隊鍘劉胡蘭那樣把他的頭鍘掉。沒有人敢去鍘他時，孩子就說： “你們不敢鍘我嗎？那你們就大煉鋼鐵吧，你們就在每畝地上種出一萬斤的小麥吧，讓小麥的麥穗長得和玉米穗一樣大吧。”結果，知識分子們就去大煉鋼鐵了，作家為了自由，就去真的找了一塊地，把小麥種在皇陵上，用他的鮮血當水每天澆地，甚至把10個手指弄破，趁著下雨，滿天揮灑自己的血液，讓雨水落在小麥上，那些小麥穗就果然長得和玉米穗一樣大，小麥灌漿時，他身上最後沒血了，就把自己的動脈劃開，讓最後的動脈血流在麥根——在《四書》中，沒有這樣的情節，就無法表達我心裏最深處對知識分子和中國曆史的感受，無法表現我對文學的追求。
南方周末：《四書》完全是虛構嗎？
閻連科：完全是虛構。《四書》的寫法是天馬行空，那個故事來得非常莫名其妙。前幾年，我突然腦子裏有一個念頭，忽然想到有個人有一把槍，他見誰都把槍遞過去，對人家說：“你開槍把我打死吧，你開槍把我打死吧！”——這個念頭在故事邏輯上幾乎是無法成立的，是這種東西挑戰著我的想象。我就是希望把這種東西寫出來。最後，就變成《四書》這本書。
南方周末：跟現實的複雜性比，跟現實的豐富性比，當今的文學顯得疏離。
閻連科：生活中有太多變異、可怕的事情。比如“黑磚窯”事件，我們今天，所有的寫作者，還會把它當成個案去看。這是河北的事，這是山西的事，這是河南的事。但是它實際上是中國現實生活中的一部分，它是我們今天中國現實生活的必然代價。
對於作家來說，不管你用什麽樣的方式寫作，不能脫離中國經驗。我們說中國經驗，不是簡單地說一個旗袍、兩根筷子那種感受，而是站在世界的角度去說的中國經驗。
我也是兩年前才知道這個作家，他寫的東西有一種比較深的悲劇情懷和現實諷刺。很不容易。新浪讀書和搜狐都有他的小說連載，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