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中國小說--哈金之見

偉大的中國小說

發布: 2011-2-18 10:55 | 作者: 哈金

        近年來，國內的作家和學者們似乎接受了文學的邊緣地位，好像這也是與世界接軌的必然結果。其實在美國，文學從來就沒有被邊緣化過。在美國文化結構中偉大的美國小說一直是一顆眾目所望的星。常常有年輕人辭掉工作，回家去寫偉大的美國小說，甚至有的編輯也夢想有朝一日能編輯偉大的美國小說。每年春季，我都教中篇小說寫作。在第一堂課上我總要把偉大的美國小說的定義發給學生，告訴他們這就是每一個有抱負的小說家寫作的最高目標。
       
        早在1868年, J.W. Deforest 就給偉大的美國小說下了定義，至今這個定義仍在沿用：“一個描述美國生活的長篇小說，它的描繪如此廣闊、真實、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國人都不得不承認它似乎再現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東西”。表麵看來，這個定義似乎有點陳舊、平淡，實際上是非常寬闊的，並富有極大的理想主義的色彩。它的核心在於沒有人能寫成這樣的小說，因為不可能有一部讓每一個人都能接受的書。然而正是這種理想主義推動著美國作家去創作偉大的作品。美國作家都明白偉大的美國小說隻是一個設想，如同天上的一顆星，雖然誰也沒法抵達，但它提供了一個坐標，使他們清楚努力的方向。縱觀美國文學，我們會發現每一部裏程碑式的作品後麵都有偉大的美國小說的影子：《湯姆叔叔的小屋》、《哈克貝利"芬曆險記》、《白鯨》、《大街》、《憤怒的葡萄》、《奧吉"馬奇曆險記》等巨著都是如此。上個世紀有幾部小說乾脆就自詡為偉大的美國小說，Philp Roth 寫了這樣一部書，詩人William Carlos Williams 也寫了一本薄薄的、冠以如此大名的小說。美國的小說家們都夢想寫出一部接近那個理想的偉大作品。隻要誰寫出了一部這樣的書，不管他身在何處、有無名氣，誰就是主要作家。反之，不管你目前多麽紅火，你寫不出重要的作品，你不久就得靠邊讓道。這是公平的競爭，大家都享有同等的機會。
       
        近二、三十年來，世界各國的小說都不很景氣，唯獨美國和印度兩枝繁茂。這與他們的小說觀念有關。Salman Rushideie在1981年發表了《午夜的孩子》；1989年，33歲的Shashi Tharoor寫了一本長篇，就叫做《偉大的印度小說》。後來又出現了Vikram Seth的《合適的男孩》(1993)，洋洋灑灑一千三百多頁，是英語中最長的小說；接著移居加拿大的Rohinton Mistry於1996年出版了《恰好的平衡》。顯然，這些大作都淵源於一種宏大的意識，就是偉大的印度小說的意識。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作家都多年身居國外，但他們是印度的重要作家，也就是說偉大的印度小說的意識和創作實踐排除了中心與邊緣的區別：誰寫出舉足輕重的作品，誰就是重要作家。
       
        其實，作家的地位最終就是這樣確定的。記的餘華說過，如果馬爾克斯沒寫出《百年孤獨》，他就跟別的拉美作家沒什麽兩樣。
       
        目前中國文化中缺少的是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概念。沒有宏大的意識，就不會有宏大的作品。這是為什麽現當代中國文學中，長篇小說一直是個薄弱環節。在此我試圖給偉大的中國小說下個定義，希望大家開始爭論、討論這個問題。偉大的中國小說應該是這樣的：“一部關於中國人經驗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豐富、真確、並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雖然這個定義深受偉大的美國小說的影響，但我覺得還是到位的。我們可以進一步研討，從而把這個定義下得更準確，更能為作家和學者們接受，以形成共識。
       
        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意識一旦形成，作家們就會對我們的文學傳統持有新的態度，因為按照我下的定義，偉大的中國小說從未寫成，也不會寫成。就是《紅樓夢》也不可能得到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的認同，至多隻是那個時代的小說的最高成就。也就是說，作家們必須放棄曆史的完結感，必須建立起偉大的小說仍待寫成的信念。如果沒有這種後來者的心態，中國文學就真的沒指望了。
       
        沒有偉大的文學信念往往會給寫作造成重大失誤。魯迅認真地寫小說隻寫了七年，隻出了兩個短篇集子，《故事新編》不是純文學創作。對小說家來說，七年時間至多隻不過是個開端，都不足以全麵掌握小說的技藝。設想如果魯迅當時懷有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意識，他就會把更多的時間用於寫小說，就會給我們留下比那些雜文更有意義的偉大作品。魯迅臨終前曾對馮雪峰說他希望能再活十年，每年都要寫出一部長篇來。他沒能珍惜自己的時間和生命，因為他沒有高遠的文學信念。再來看張愛玲，她在自己漢語的創作高峰時期改用英語寫小說，夭折了自己的才華。如果她頭腦裏有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意識，清楚自己努力的目標，就不會出現那種失誤。魯迅和張愛玲都會迷失方向，更何況當代的青年作家呢？
       
        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意識形成後，文學小說就會自然地跟別的類型的小說分開。作家們會不再被某些時髦一時的東西所迷惑，會把眼光放在真正偉大的作品上，會將世界文學中的巨人做為自己的導師或對手。目前一些西方作家在國內很走紅，諸如昆德拉、卡維諾、杜拉、博爾赫斯。這些作家各有其獨到的一麵，但他們都沒能寫出裏程碑式的著作，也就無法滋養偉大的作品；對於這類作家應該持淺嚐而止的態度，就象巧克力好吃，但頓頓吃，就把人吃壞了。然而，有的作家的作品則可以成為精神食糧，能夠為創作偉大的小說提供源源的養份。我並不想在此表達自己的好惡，隻是想說：一旦你決心寫偉大的小說，你就會自然地尋找屬於自己的偉大的傳統，這時你的眼光和標準就不一樣了，就不會把心思放在眼下的區區小利和雕蟲小技上。
       
        最後我想指出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意識的形成，將取消中心與邊緣的分野，將為海內外的中國作家提供公平的尺度和相同的空間，因為大家都將在同一起跑線上，都麵對無法最終實現的理想。今後不管你人在哪裏，隻要你寫出接近於偉大的中國小說的作品，你就是中華民族的主要作家。
       
       
        哈金訪談：
       
       
        南都周刊：您曾提出過一個“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概念，認為中國文化中缺少“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概念。沒有宏大的意識，就不會有宏大的作品。這個觀點是在什麽情境下提出的？
       
        哈金：很多人認為這個是我自己在做的事情，其實跟我的寫作沒有關係。是這麽一個情況，有一個文學社團叫“五大道”，他們搞一個“五大道”文學獎，是鼓勵用漢語寫作的。他們請了一些作家來做評委，小說評委有餘華，嚴歌苓，還有我。但是他們倆當時都在中國，沒法來，隻有我參加了。他們就讓我在頒獎儀式上說幾句話。我當時也沒有講稿，就說了一說：美國小說為什麽很繁榮？就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偉大小說的神秘概念。美國作家有這種向往，要寫出偉大的小說，這樣才有可能寫出來。他們聽完之後，要我一定要把這個觀點寫出來，說這個對漢語寫作的人意義非常大，對國內作家的意義非常大。我回去就寫出來了，但寫出來呢，有些地方我也沒仔細想。我當時就是想把這個觀念扔出去，以為就會有很多人出來呼應，說出他們自己對偉大小說的定義。但是沒有人來重新下定義，他們以為我這個定義是什麽重要定義，都來說我的定義好或是不好。比如王安憶說，對寫小說來說，偉大這個概念太沉重了。第二年四月份，我們到法國參加一個文學節，當時有一大批印度作家在討論偉大的印度小說。這不僅是他們的問題，而且是他們關心的一個大話題。王安憶可能回去之後才意識到這一點：我這不是在給文學增加負擔，給國內作家施加壓力，我這麽說是因為國際上的作家都在考慮這個問題。
        　　
        南都周刊：您心目中期待的理想情景是什麽樣的？
       
        哈金：最為健康的情形是這樣，每個年輕的作家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定義，但是大家有共同的意識。一定要有一種偉大的信念、偉大的目標。這也就是為什麽印度小說、美國小說繁榮的一個主要的動機。並不是說，我下這麽個定義，就是這麽個定義，我下定義不是為了把大夥兒都限製住了。下定義是為別人把它打破的。
        　　
        南都周刊：在闡述“偉大的中國小說”的概念時，您說搞文學創作，不應該以同時代的同行作為趕超目標，要時時以文學大師們為參照。在國內很多倍受推崇的作家，比如卡爾維諾、杜拉斯、博爾赫斯、米蘭?昆德拉，您認為他們都不是偉大的作家。
       
        哈金：是的。他們都寫出過很優秀的作品，但他們沒有很偉大的作品。尤其是博爾赫斯，大家不要忘了他是個瞎子，他自己說過寫作不能超過15頁，否則就會覺得太累了。但小說是一項艱苦的勞動，不能投機取巧。這種態度迎合了某些人所謂的“靈氣”，而小說是需要真正下死功夫的。像馬爾克斯，你可以不喜歡他，但他有標誌性的大部頭作品。相反那些作家可能很時髦，可能是很優秀的作家，但他們並沒有偉大的作品。這些作家你可以學，但不能作為一個最高的標準。
       
        南都周刊：您如何看待“諾貝爾情結”？
       
        哈金：我覺得沒必要看那麽重，不就是一個獎嗎？作家寫到一定程度，自己心裏有數，半斤八兩，自己知道。尤其是很多偉大的作品已經在那裏擺著，你究竟偉大不偉大心裏知道。作品寫到那個份上，就算沒有獎，也會有長久的生命力。作家最關心的應該是如何把下一本書寫好，這是最難的。至於諾貝爾獎，那像中彩票似的。
        　　
        南都周刊：在很多場合裏，您都把大陸、港台、海外的中國作家放在一個係統裏考察。
        　　
        哈金：對，這就是為什麽“偉大的中國小說”這個提法觸動了很多人。那些各種各樣的主席，各種各樣的官員，他們並不是因為文學作品而建立了他們的位置。如果以文學的標準看的話，很多人其實無足輕重。作家不寫出好的作品，還算什麽作家？作家像運動員一樣，不跑，不打球，那他是幹什麽的？既然寫作，就要有職業的標準，職業的標準就是寫出最好的作品。
        　　
        南都周刊：您如何看待大陸的作協體製？
       
        哈金：這個現象也隻有中國和北朝鮮還有，這是一個不健康的狀態。另外，還要考慮一個合理不合理的問題。我們都是普通老百姓，為什麽有的人就可以用納稅人的錢過他自己願意過的生活？人首先要自食其力，這樣才能做到精神上的獨立，才能寫出精神獨立的作品。
        　　
        南都周刊：您認為在大陸、港台、海外作家當中，您處於一個什麽樣的位置？
       
        哈金：我和別人不一樣，因為我在用英語寫作。我處在一個文學的中間地帶。當你的作品寫得足夠好，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文化都覺得你的融入對他們來說有價值、有意義，能擴大文化的疆域。在這個意義上，你才是一個有意義的作家。

[十月麗人]

一旦你決心寫偉大的小說，你就會自然地尋找屬於自己的偉大的傳統，這時你的眼光和標準就不一樣了，就不會把心思放在眼下的區區小利和雕蟲小技上。 說得好。

[bymyheart]

回複婭米的評論:這種理想和胸懷在我們的文化裏缺失了，自然也不會去追求精神意義上的純粹，偉大小說的理想能堅守下來，追求下去變得更加困難，但是總有一些少數人‘知其不可而為之’也就可以了。問婭米好。

[婭米]

偉大的中國小說，是一種理想。現在寫小說的人都缺乏這種理想和胸懷，都在個人的小我之中掙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