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茨威格 續 老達[轉載]

　·老　達·

　　這裏還要專門提到一本茨威格的重要著作：《異端的權利——卡斯特利奧反對加文史實》。該書寫於二戰前夜１９３６年。借我國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年代，到１９８６年才翻譯出版該書，這樣一本反對專製獨裁，倡導精神自由的書，好像廿餘年來沒有再版過幾次。而書中的字字句句彷佛寫的就是離我們不遠的年代的事情。書中有關歐洲宗教改革的曆史使人隔膜，拋卻宗教語義，對作者要傳布的思想是清楚無誤的。

　　十六世紀約翰·加爾文Ｊｏｈｎ　Ｃａｌｖｉｎ（１５０９——１５６４）作為偉大的宗教改革家，與羅馬天主教教會獨斷專行進行不懈的鬥爭，加爾文說過：“把異端處死是罪惡的，用火和劍結束他們的生命是反人道所有原則的。”“使用武器對付那些被教會逐出的人，並否認他們擁有全人類共同的權利，是反基督教義的。”但是當加爾文攫取至高無上的日內瓦宗教權力後，卻實施比羅馬教會更為恐怖的政策，對付與他觀點不同的人。隻有他一個人有資格解釋上帝的語言，隻有他一個人掌握了真理，不允許有人提出異議，對於觀點不同的異議者，必以死誅之。

　　一個西班牙的神學家，麥格爾·塞維特斯就是因為與他爭議教義上的不同觀點，對《聖經》作了與他不同的解釋。加爾文認為這是對他的權威的挑戰，不僅禁止出版塞維特斯的書籍，甚至當塞維特斯作為在日內瓦的過境者，加爾文唆使日內瓦行政當局把他拘禁起來，強迫塞維特斯承認自己的主張是錯誤的。當塞維特斯要求公開辯論，不被允許，還被辱罵。最後在加爾文強力幹預下，竟然驅使日內瓦當局對塞維特斯處以極刑——火柱刑，一種最為殘酷的刑罰，活生生的把人捆綁在鐵柱上，用文火慢慢地燒死。這樣殘酷恐怖的統治下，日內瓦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宗教法庭日夜監視著市民的私下議論，不許跳舞，不許唱歌，不許玩撲克牌，連在婚禮上搞些智力題目就足以啷當入獄。

　　但是在歐洲，加爾文的行為早已超過了當年羅馬天主教會對待異己的做法，引起激烈的辯論：對異端是否應該懲罰，提出質疑。連最好的新教徒對自己教會裏建立一個宗教法庭也感到毛骨悚然。

　　出身於法國與瑞士邊境城市的年輕神學學者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Ｓｅｂａｓｔｉａｎ　Ｃａｓｔｅｌｌｉｏ（１５１５——１５６３），開始曾對加爾文十分敬崇，加爾文在宗教改革浪潮中要求宗教寬容和允許信仰自由，被認為是一個福音派教義的旗手和先驅，加爾文也曾受到羅馬教會的迫害而流亡。卡斯特利奧把加爾文當作精神自由的倡導者。

　　但是隨著加爾文權力的不斷擴張，兩人在教義解釋上也出現了分歧。加爾文意識到卡斯特利奧是一個具有獨立思想的對手，而決定將他驅逐出日內瓦。性格溫和，抱著與世無爭的貧窮的卡斯特利奧退居到瑞士西北邊境城市巴塞爾做他終身的事業：把《聖經》翻譯成拉丁文和法文。

　　加爾文把塞維特斯送上火柱戳殺之後，使卡斯特利奧再也不能平靜地進行翻譯工作，他接連寫下流傳至今的不朽宏文：《論異端》、《論懷疑的詭計》、《答加爾文》等文章。強烈譴責加爾文的殘暴專製行為，並曆訴教會對迫害和懲罰異端者事件的形形色色罪孽。

　　首先他提出什麽是“異端”，認為異端這個概念本身就十分荒謬的。他說：“因為作為改革派的新教要求每個人都有闡述自己觀點的神聖權利，不寬容是非基督教的”。“異端，對一個天主教徒來說，一個加爾文派當然是異端；對等地，對一個加爾文信徒來說，一個再洗禮派教徒也是一個異端。當我們判斷什麽是真正的異端時，我隻能發現一個標準：我們在那些和我們觀點不同的人們眼裏都是異端。”卡斯特利奧進一步說：“任何人解釋的《聖經》都會有錯誤，所以宗教寬容是基督教徒的首要責任。”“既然一切都是模模糊糊的，基督教徒就應停止互相譴責，如果我們比異教徒聰明，讓我們表現得比他們更好，更有同情心吧。”在十六世紀對異端就有這樣明確的認識，真是字字璣珠，擲地有聲。

　　卡斯特利奧對加爾文殘暴地將塞維特斯燒死提出強烈的譴責，使加爾文十分惱火，他巧妙地隱在幕後，用借罪手法，製造莫名的謊言，打算從道德上打垮卡斯特利奧，指使人對他進行惡毒漫罵式的控告。但卡斯特利奧品質清白無瑕。加爾文又轉向教義上不同觀點，進行霸權式的壟斷，打算使對手屈服。並不善爭辯的卡斯特利奧對加爾文說：“為了基督的愛，我祈求你尊重我的自由，讓我保留我自己的信念不受壓製，我也完全同意你保留你的信念，不要再認為，凡與你有不同意見者，一定是錯誤的，應該以異端罪處以火刑，……當我看到有那麽多虔誠的人，用與你不同的方法解釋《聖經》，那使我忠於基督的信念更堅定了。”這樣動人心弦的呼籲，毫無結果。眼看卡斯特利奧可能被送進監獄或流放或在火刑柱上燒死。由於長期的勞累，最後在巴塞爾大學的病床上倒下，去世時才四十八歲。他的一個朋友說：“靠上帝賜助，把他僥幸地從敵人的魔爪下奪了回來。”

　　茨威格寫道：“他的死結束了那場誹謗的戰役。他的同胞最後終於認識到，在保衛巴塞爾市最高尚的人方麵，他們是何等的不熱情。但一切都為時已晚，他財產之少說明了這偉大學者是何等的貧困，屋子裏沒有留下一小塊銀器碎片，他的朋友們得提供喪葬費，代他還清零星的債務，扶養他的孩子們”。“三百個學生捐款立了一塊墓碑，上麵鐫刻了這樣的銘詞：獻給我們著名的導師，感謝他的淵博知識和紀念他純潔的一生。”

　　這場鬥爭看來以對手的病死結束了。加爾文輕易地取得了勝利。獨裁者似乎又鞏固了他的絕對統治地位，其實加爾文半年後也謝世了。但卡斯特利奧的精神卻在歐洲遊蕩，宗教寬容思想孵化了無數教派。“僵化的加爾文主義隻在歐洲一部分取得勝利，即使在那兒也很快地讓出了位置。……加爾文的神權統治不能長期強加於任何國家，當獨裁者一死，頑強的現實就把他要實行的毫不寬容的教規緩和了下來。事實證明，人類對美對快樂對生命自由的追求比教條更具有生命力。在精神領域內的獨裁統治是不可能持久的。”

　　茨威格也承認加爾文在日內瓦等地的影響及其取得的成果：“客觀地說我們得承認這位組織者非凡的能力，從一開始取得勝利以後，他深思熟慮便著手工作，使他的體係漸漸發展成為世界範圍，他建立了鋼鐵般的秩序而使日內瓦成為行為方麵的典範。宗教改革的成員們從西方世界各地到新教的羅馬朝聖，他們對如此可欽佩的神學統治樣板讚美不已。……學校、大學和福利機構辦得無與倫比；科學也得到了栽培。”茨威格感歎道：“一個有組織的恐怖統治會創造奇跡。”這句話對我們來說，有切膚的體會。也許一般群眾需要救世主，需要紀律與秩序，即使以單調、統一、精確代替生氣勃勃、快樂、多樣化。“人們樂於用純潔無瑕來執行道德與宗教上的義務，情欲和自由意誌被馴服歸化，一切都井然有序，唯一的亮點是陰鬱與單調。”茨威格深刻地指出：“很少有在一個世紀流逝後，一種教義會和它開始傳播時完全一樣，。進化的潮流為了本身的神秘的目的，知道怎樣去約束它的創造物，人類在實現其偉大計劃中，獨裁者們不過是暫時的力量，永恒的進步使每一種製度接受的僅僅是合乎需要的部分，而將限製自己的都拋棄掉。”

　　你可以說那些堅韌頑強的航海家是殖民主義者，他們是清教徒出身，開拓美洲新大陸的先驅者也是一批清教徒。加爾文主義對後世的影響，不如說是卡斯特利奧寬容思想的勝利與傳播。茨威格指出：“那些加爾文統治過的地方，卡斯特利奧的理想卻在那裏實現了。”十七世紀初人們重新發掘了卡斯特利奧的遺作，獲得普遍的注意與日益增長的欽佩。“卡斯特利奧宗教寬容的理想沒有在墳墓中腐爛。在寒冬之後，它活了下來。現在以嶄新的活力開出了鮮豔的花朵。”

　　卡斯特利奧去世後半個世紀，他的理想又成為人們爭議的中心，並有了一大批信徒。寬容的思想在一些國家製度上體現。“一個國家接著一個國家接受了卡斯特利奧的啟示，到十九世紀，這個過程更加速了。自由的概念——民族自由、個人自由、思想自由終於被文明社會作為不可剝奪的準則接受了。”“任何對內心世界的道德、宗教和藝術上的信念，進行官方幹涉，都意味著濫用職權和侵犯公民的神聖權利。”

　　今天世界上通行的政教分離、信仰多元化、各宗教教派和平相處就是卡斯特利奧的理想的實現。而神權合一，或以一種教義（一種主義）統治國家顯得多麽不合時宜。甚至把“異教徒”、“異議者”作為敵人來打擊，企圖以自己的教義（信奉的主義）來統一管理國家，不是在開曆史的倒車嗎？用一己黨派利益淩駕於國家與人民利益之上，用一己信奉的教義（主義）推向全國作為共同奮鬥的目標，與十六世紀加爾文的做法又何區別？還要惡狠狠地說，把反對自己觀點的思潮“消滅在萌芽之中”。真不知如今生活在何時年代。茨威格的文字在今天仍有鮮活的生命力，讓我們後代驚歎汗顏。

　　茨威格也給我們留下了一個疑問，為什麽加爾文這樣的宗教改革的傑出人物，起初也是主張有自由思想，有自行解釋《聖經》權利的人，一旦掌握了權力後，會膨脹到唯有自己才是真理，不惜用恐怖手段，鎮壓殺害“異端”，是加爾文的個人品質問題嗎？茨威格寫道：“他從來不在著作中改動一個重要的詞；從來不步人後塵；從來不與敵人作任何妥協，與他打交道的人，不是打倒他，就是被他打倒；折中妥協，對他或他的敵人都是徒勞的，你要麽拒絕接受他，要麽無保留地向他屈服。”據說加爾文一生也是十分清貧，對金錢很冷漠。他有堅定的信念，唯有自己才能體現上帝的意誌。他是個沒有幽默感，嚴肅得可怕的家夥。但是卻有領袖的氣質，的確是偉人與魔鬼的混合。對於這樣的人物，有時不得不肅然令人起敬啊。加爾文的獨裁或是人們“盲目地渴望有個救世主，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的心情，而甘於受奴役，還要親吻那把枷鎖強加於自己手中的人呢。”也許兩者皆有。世上不缺產生獨裁的土壤，也不缺培植這種土壤的人群，才使世界文明的進程那麽艱難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