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漫長的2008（下）

漫長的2008（下）

　　三十年未見之變局

　　從1978年到2008年，中國改革於今已經走過了三十個年頭。三十年之後，在人們對市場化的成果已經習以為常的時候，中國獨特發展模式所遺留下來的痛苦後果正在以一種尖利的方式被中國社會所感知。

　　1989年之後，合法性焦慮變成了中國政治中一種難以擺脫的心理疾病。於是，經濟的高速增長，更加準確地說，GDP的高速增長便成為緩解這種焦慮的唯一藥方。如此，是不是能夠迅速增加GDP，便成為衡量中國改革和真理的唯一標準。在這樣一種執政思維的推動下，並基於中國當時的政治及自然稟賦，中國經濟被迅疾推上了一條高投資率、高外向型、高汙染、低內需、低福利、低人權保障的發展路徑。在1990年代初期冷戰結束之後，這種發展模式更被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浪潮推向了極致水平。在經過10數年的醞釀並在新世紀（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後）發力衝刺之後，中國雖然錄得了奇跡般的GDP增長速度，但其結構的扭曲以及內部問題的積累也同樣達到了驚人的程度。

　　在內需方麵，中國的消費率在2007年已經下降到35%的超低水平，而其他國家的同一指標大多在70%以上。隱藏在這種不不尋常的消費率背後的，實際上是中國分配結構的嚴重扭曲。資料表明，居民在國名收入的所占比例不僅沒有隨著經濟發展而增加，反而不斷縮小。在1994年，政府、企業和居民三者的分配比例為18∶16∶66，而到了2005年，這個比例變化為 23.8∶16.2∶60.0，居民收入占比不斷下滑。有評論者指出：中國當今消費率比1950年代末期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還要低。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內需長期低迷的主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內需低迷並不是一個市場博弈的後果，而是一個政治博弈的後果、其對應的是政府和企業在改革過程中權力的擴張，以及公民權利在同一時期的極度抑製。所謂低人權成本指的即是這樣一種情形。

　　事實上，中國經濟中的另外一個畸形指標，也源於同樣的政治稟賦。從毛澤東時代起，高投資率就一直是中國經濟中一個惡疾。但這種疾病是否並沒有因為改革而得到根治，反而不斷惡化。到2005年底，中國的投資占GDP 的比率達到48.6%。就此有人調侃道：如果投資率按照這樣增長速度下去，到2012年中國將是一個隻有投資沒有消費的經濟體。從邏輯上說，長期的高投資率一定會導致產能過剩並最終引發經濟的劇烈調整。這一點在中國以前作為一個封閉的經濟體係的時候，已經得到了反複驗證。這也正是毛澤東時代發生的故事。然而，在中國極速融於全球體係之後，這種過剩產能卻在全球市場中得到了消化。加之，中國的各級地方政府通過對各種資源的控製能力將土地、稅收、環境、資源以及人力成本壓低到極致，這就使中國龐大的過剩產能擁有了其他國家無法匹敵的價格優勢。這樣，中國過剩產能的投資者不僅沒有受到市場的懲罰，反而獲得了利潤。這反過來鼓勵了政府以及企業的這種微觀合理，但宏觀上可能引發巨大災難的投資衝動。這種短暫的成功迷惑了許多人，在他們看來，十數年如一日的超高投資率似乎並沒有想象的那麽嚇人。不過，超高投資率與超低消費率的經濟增長組合要想得以維係其脆弱的平衡，對外部市場和外部資源的高度依賴就是一個符合邏輯的結果。其在經濟指標上的表現，就是中國變成一個外貿依存度畸高的經濟體。到2006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64%的罕見高度，遠遠超過其他大型經濟體。作為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大型經濟體，中國的外貿依存度是非常不尋常的，也是相當危險的。這意味著，中國每1元的GDP就有0.64元是通過於外部經濟交換而來的，這也同時意味著，一旦外部消費需求滑坡，中國經濟就可能遭遇重創。2008年初冬中國經濟的急跌已經對這種危險性做出了經典的詮釋。諷刺的是，就在全球金融海嘯發生之後，中國的主流輿論還在安慰公眾說：中國的實體經濟是健康的，不會受到金融危機太大的影響。不出所料，這種膚淺的“專家言論”以最快的速度淪為了笑柄。事實上，鑒於中國如此之高的外貿依存度，連中國經濟這個概念本身都已經顯得不合時宜。在相當程度上，中國經濟在2008年三季度開始的急速下滑，很有可能就是中國改革長期積累的問題借助金融危機所發出的一擊致命的報複。容易看到，在這三十年中，中國雖然取得了獨步全球的增長速度，但其經濟的基本體質仍然有相當脆弱的一麵。當然，按照官方的樂觀看法，中國經濟結構的扭曲可能正是中國經濟最具潛力的一麵，消費率低下正說明中國內需還有大幅提高的可能，產業落後正說明中國還有產業升級的潛力，我們不否認這種中國式辯證法中所包含的智慧。但顯而易見，作為導致這些後果的原因，這需要政治上的改變。提振內需，調整結構，一直是中國領導人發誓要完成的任務，然而多年努力之後，不僅未竟其功，反而日行惡化，其謎底正在於政治之難。足可見，這絕對不是一樁輕鬆的任務。

　　中國改革自1990年代之後，以GDP為唯一標準，以中國特殊政治稟賦為條件的發展模式，不僅在經濟層麵造成了誇張的扭曲，也同樣在社會層麵及精神文化層麵留下了嚴重的後遺症。而後者，由於不會反應在具體的經濟指標上，因而也特別容易被隱匿和忽略。在這方麵，最應該提及的是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改革之前，雖然中國也同樣存在著相當嚴重的不平等，但在經濟上，中國仍然是一個相當平等的國家，但在短短三十年之後，中國一躍成為貧富最為懸殊的經濟體之一。從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急速演變成一個貧富極為懸殊的社會，中國社會中被壓縮的潛在憤怒情緒可謂相當具有爆炸性。一旦危機襲來，這種憤怒情緒就可能稱為社會分裂的導火索。換言之，中國在社會團結方麵的巨大破綻很有可能最先暴露在經濟危機的火力之下，並成為社會整體性危機的第一個燃點。2008年的甕安事件實際上就是這種危機最活生生的預言。如果正在加速成型的經濟危機真的不幸到來的話，上述情形就將不再隻是邏輯上和概率上的推論，而是中國很可能要直麵的嚴峻現實。

　　不僅如此，在三十年改革之後，以世俗物質利益為主要目標的機會主義已經成為中國社會從精英到百姓，從政府到企業，幾乎所有利益主體的壓倒性行動文化。在這種毒性極大的文化中，人們被告知，隻要對自己有利的，就是理性的，就是好的。隻要能達到目標，最基礎的商業倫理及文化準則都可以棄之如草芥。2008年引起軒然大波的毒奶粉事件，暴露的正是當今中國在文化精神層麵這種最真實的麵貌。在這方麵，中國各級政府在經濟增長上所展現出的赤裸裸的機會主義性格，為這種文化精神的形成起到推波助瀾甚至直接示範的作用。我們不能想象，構築在這樣一種文化基礎上的社會如何能夠應付一次巨大的經濟衝擊？當然，如果繼續享有好運氣的話，我們仍然可能僥幸過關。但一個隻能不斷祈靈於運氣的民族又是一個何等脆弱的共同體，而其離所謂崛起又何止於十萬八千裏？雖然我們不願相信，但我們必須非常遺憾的告訴人們：這的確是在危機日漸迫近的2008年，中國社會真正的精神基礎和起點。物質的成就可能因為一場危機而一夜散盡，而精神的力量卻可以成為危機中最堅強的堡壘。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可能比其他經濟體更接近危機。

　　正如我們上麵所提示的那樣，1978年之後，尤其是1990年代中期之後的中國經濟增長，不僅是中國本身製度變革的結果，也是1990年代之後全球體係擴張的一個結果。換句話說，以美元為符號的全球體係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隱形但卻非常重要的基礎。因此，在考察中國經濟增長的未來圖景的時候，我們就不能離開全球體係的視域。二戰之後，以美國為中心形成了一個新的全球體係。冷戰之後，借助信息技術革命以及美國意識形態的魅力，這個全球體係急速膨脹。以中國、印度、俄羅斯等巨型人口國家完全融入為標誌，這個全球體係達到了其巔峰時期。然而，巔峰從來就意味著衰敗的開始，以次貸危機為引信並在2008年被最終引爆的金融危機，實際上就是這個體係盛極而衰的一個明確信號。其本質是，通過濫發美元來吸納全球過剩產能的美國消費能力的崩潰。在相當程度上，次貸危機就是美國通過所謂“金融創新”膨脹其消費需求並同時吸納全球儲蓄而導致的一場危機。有人戲稱：次貸危機的情形就好像是美國（像一個勞模一樣扮演全球消費火車頭）長期帶病堅持工作最終不支倒地。顯然，目前的危機不僅僅是美國的危機，也不是哪一國的危機，而是二戰之後這個曾經創造過無數神話的體係的全球體係的危機。也隻有在全球體係的視角上，我們才能夠更加接近目前這場危機的真相。與發生在體係邊陲的亞洲金融危機不同，目前的金融危機發生在全球體係的心髒部分。亞洲金融危機之所以能夠很快平息，乃是因為作為當時全球體係的發動機的美國消費需求（包括其他發達國家）依然強勁，而這種需求很快就將亞洲新興經濟體的過剩產能重新組織起來，從而迅速將體係推回到正常運轉狀態。就此而論，這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顯然要比十年之前的亞洲金融危機要遠為不測。道理非常簡單，心肌梗塞要比局部病痛危險得多。沿著這一線索，我們得知，美國及其其他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何時能夠修複，這場危機就何時能夠結束。但我們已經了解，發達國家（尤以美國為甚）的消費需求多年來一直是通過金融杠杆被“吹”出來的，隨著發達國家從企業到家庭全麵的去杠杆化時代的到來，這種需求的恢複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實際上，到目前為止，發達國家的消費需求的萎縮可能還剛剛開始。接下來要發生的，則是體係內從金融到實體、從發達國家到新興國家的一個全麵負反饋——一個螺旋式下降的過程。迄今可以旁證這個趨勢的證據是，全球三大主要發達經濟體，已經同時陷入衰退。這種情形是二戰之後從未見過的。與此同時，那些原來被人們寄予厚望的諸如中國、印度這樣的新興經濟體也在危機中迅速顯露了他們對體係的高度依附性。希望這些以出口導向型的新興經濟體能夠一夜之間轉型並拯救體係危機，不僅在經濟上不現實，而且也將與目前的全球政治權力格局發生嚴重衝突。這提醒我們，全球體係的確遭遇到了二戰之後最嚴峻的局麵。我們不知道這種發展最終會指向哪裏，但顯然，變局已經開始。

　　如果說前麵十多年是美國為中心的全球體係急劇擴張的時代的話，那麽接下來我們將要進入的，則是這個體係不斷收縮的時代。顯然，這並不是一個令人愉快的時代。在這個過程中，體係內的任何國家都不能幸免於收縮所帶來的痛苦。這是一個相當確定的全球體係前景。不確定的則是，如果其中有任何一個大國承受不了這種收縮所帶來的痛苦而導致政治上的巨變，那麽，二戰之後的這個全球體係的爆炸就會立即被引發。老練的投資者都知道，不確定是人類智慧的天敵。無論是確定的經濟收縮，還是不確定的體係爆炸，都將是中國在2009年的將要麵對的艱難處境。

　　雖然預測一向被認為是一件愚蠢的事業，但一些與中國高度相關的重要趨勢仍然值得我們冒險予以提示。其一是，2009年，美元可能出現大幅貶值，並導致全球金融市場的進一步動蕩。其二是，在中國，雖然當局已經緊急采取了大規模的刺激措施，但經濟下滑的幅度仍然超過預期，中國延續了三十年的發展模式可能被迫放棄。其三，在經濟增長下滑的背景下，國內積累多年的各種社會矛盾趨於臨界，被擱置了三十年的政治改革將會重新獲得動力。往更遠處看則有，繼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休克之後，為本輪全球化提供主要意識形態的保守主義也將麵臨退潮。繼之而起的是各種替代性方案和思想的興起。無疑，這將是一個大時代。

　　無論是從全球體係的角度看，還是從中國內部的情況看，一幅未來圖景都已經無比清晰：中國正在遭遇三十年未見之變局。以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來觀察，危機從來就不僅僅隻意味著崩潰，它同樣意味著涅盤，意味著巨大的機會。雖然我從來就不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但今天，我願意以這樣一種態度期待中國的2009。正如奧巴馬在其勝選演講所說道的那樣：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