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繁榮與翻譯質量成反比

文章來源: 文匯報 於 2005-04-27 16:22:39 改革開放以後，對翻譯的需求陡增，何止幾倍、幾十倍！長期處於饑渴狀態的讀者來者不拒。不僅是合格的譯者，合格的編輯也供不應求。於是蘿卜快了不洗泥，上世紀80年代以後出版的譯著未免泥沙俱下。 中國應該算是翻譯大國。自晚清以來懂得“放眼看世界”的讀書人開始譯介域外著作，曆經百年，而熱潮不減。尤以上世紀80年代最近一次開放以來，國人對外來文化如饑似渴，翻譯事業盛況空前，呈洶湧澎湃之勢，從數量上遠超過任何曆史時期。翻譯著作不但成為各大出版社的重要部類，而且出現了若幹專門從事外版書譯介的出版社。翻譯作為一門學問得到承認，翻譯而成為“家”，有自己的學術團體，這種情況似乎世界上隻存在於日本和我國等少數國家。在我國加入國際版權法之後，我曾以為由於需要增加購買版權的成本，可能會影響我國外國著作的出版。十年來的實踐證明，我完全是多慮，各出版社競相購買外版書的版權，方興未艾。從市場規律看，當然是因為有讀者。這首先是好現象，說明國人開放的胸懷，擺脫了閉關自守，夜郎自大的宿疾。但另一方麵，也說明在思想文化領域，我國有震撼力的原創性的作品較少，對本國和外國讀者還缺乏吸引力。不論對這一現象如何分析，我國是翻譯大國，則是不爭的事實。 翻譯之為業，業內與業外理解有很大差距。在一般人，特別是不懂外文的人看來，隻要懂外文（不論程度如何）的中國人，拿著字典就能對付。惟內行知其艱苦，知道對一名合格的譯者要求有多高----需要精通本國和對方的語言，熟悉所譯的專題，跟上原作者的思維和廣博的知識，等等。在這一切之上，還要有高度責任感和敬業精神，不做唬老百姓之事。但是這裏有一個悖論，具備這樣條件的人往往更願意自己從事研究著述，而不翻譯他人的著作，因為在多數情況下，這畢竟是為人作嫁。前輩大師如嚴複、魯迅、巴金等從事翻譯是抱著“偷天火” 的精神，以此為“治愚”（嚴複語）的啟蒙工作。他們創作和翻譯兩不誤，都可以傳世。還有一種情況是翻譯本身就是專業研究，如傅雷譯巴爾紮克及羅曼*羅蘭的《約翰*克裏斯多夫》，朱生豪譯莎士比亞，其譯文也成為經典。繼承這一傳統，隨後的一批外國文學專業研究者，其翻譯著作也是研究的一部分，並蔚然成家，尤以法國文學令人矚目。此類文學翻譯之成就可以使我國不懂外文的學者從事外國文學研究專業，以至於相當一段時期許多大學的這個專業設在中文係下。盡管我本人對此一直持保留意見，但外國文學譯著之規模可見一斑。然而，現在我要說的，是一個很特殊的頗具諷刺意義的現象：改革開放後，學術研究的繁榮與翻譯著作的總體質量，居然形成了反比。這是我國1949年以來特有的現象。個中道理且聽我道來： 我在大學的專業是外國文學，初衷在於“文學”，誌在以語言為鑰匙，擷取域外文化的寶藏。但是到解放以後臨畢業時聽報告，說是外語人才屬於國家急需（此時 “文”已變成“語”），因為解放區來的幹部多不懂外語，需要大批翻譯雲。所以自那時起，外語作為一種工具，懂外文的人除少數老革命外，多被列為政治上不強，但有一技之長的可用之人。服務對象是不懂外文的政治幹部。我和全國許多學外語的學生畢業後都被分配在涉外單位，主要做口譯工作，即使做文字翻譯，也是聲明文電類的，在嚴謹方麵要求很高，但難有文采可言。當然仍有少數人從事外國文學研究，不過在那種環境下，研究受到很多限製，還是以譯介為主，而且可以想見，西方文學隻限於少數“進步文學”，書店中多見的還是蘇聯文學作品和在蘇聯仍被肯定的俄羅斯文學名著。當然，外文界人士比我有發言權，我不敢妄評，隻是在自己的印象中，那時不論是西方的還是蘇俄的翻譯著作，水平都是比較高的，可謂少而精。因為那些譯者都具有專業水平，他們少了自己研究、創作的空間，遂把精力投入翻譯事業，大多認真、敬業。這種情況堪與乾嘉時期訓詁學發達相比擬。 到“文革”時期，百業停頓，更談不到翻譯出版外國書籍。但是享有信息特權的極少數人不論出於何種動機，還是對此有所需求。特別是“乒乓外交”之後，更有實際需要。除新華社一貫承擔的參考資料從未間斷外，還需要進一步對外界作更廣泛深入的了解。那時“有一技之長”的外文人才已經都下放幹校，正在“戰天鬥地” 中接受改造，乃至“批鬥”，有關方麵想起這些人還可一用，就組織他們翻譯一些經過挑選的西方或“蘇修”作品。其中不乏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如費孝通、冰心，都參與了《世界史綱》的翻譯。於是出現了一批供“內部參考”的翻譯書籍。譯者是決不署名的，大多署“××五七幹校翻譯組（或‘學員'）”，也有同義反複幹脆就以書名命名翻譯組。這些真正的無名英雄以其一流的學養和已經成為本能的嚴謹學風外加“隻問耕耘不問收獲”的精神，“生產”出一批名副其實的“精品”，為當代翻譯作品之最上乘。雖說是內部隻供一定級別的幹部閱讀，但是隨著“一定級別” 的幹部陸續解放，這個圈子迅速擴大，外加他們的子女以及子女的同學、朋友的朋友，爭相傳閱，讀者的數量也就可觀了。記得傳到我手裏的幾本書，中文之老練、漂亮，知識之到位（就是不出現望文生義的外行話）令我驚訝，至今記憶猶新。總之，在知識分子普遍遭厄運，被作為“廢物利用”而奉命執筆的形勢下卻因緣際會使翻譯著作的質量達到極高的水平。這種類似黑色幽默的情景也是我國特有的，外人和後人都難體會。 改革開放以後，形勢大變，情況眾所周知，不必贅言。一方麵，許多高水平的有潛能的譯者有了獨立寫作的機會，自然選擇自己創作而不願做翻譯；另一方麵，對翻譯的需求陡增，何止幾倍、幾十倍！長期處於饑渴狀態的讀者自然不那麽挑剔，來者不拒。不僅是合格的譯者，合格的編輯也供不應求。於是蘿卜快了不洗泥，上世紀80年代以後出版的譯著未免泥沙俱下。記得有一次一位青年朋友對我搖頭歎息稱，她認識的同學中隻讀過初中的，下放回城後突擊補了一段外文，竟敢承接馬克斯*韋伯著作的翻譯（那時韋伯在我國開始走紅）。這就是上麵所說隻要懂點外文，拿著字典就可以進行操作。這種狀況延續至今，可能初中生已換成博士生，但翻譯粗製濫造的現象並不稍減。因為需求更大而出版更商業化。許多國外暢銷書需要趕時間，更加無暇“洗泥”，甚至出版方就明確向譯者提出“宜粗不宜細”。有一位比較認真的譯者親口對我說，她承接了一部當時在國際上走紅而學術性很強、注釋很多的著作，幾個人分頭譯，名義上由她統稿，但出版社給的時間極短，根本不可能細讀，難免錯誤百出。出版方卻隻要趕上某個定貨會就有銷路，表示有錯無妨，讀者大多不懂外文，雲雲。這種態度可惜並不是個別人的。 這就是我所說的，開放與學術繁榮同翻譯總體質量成反比的悖論。提出這個問題，謹就教於方家.（文匯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