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林彪讀書的一些見聞

曆史上常常有許多的誤會，以致令人啼笑皆非。前些年流傳的林彪“不讀書、不看報”就是其中之一。事實上林彪是一個酷愛讀書的人。

1960年1月，林彪在廣州珠江賓館主持召開全軍高級幹部會議。作為新任國防部長的林彪，要在會上就形勢與任務發表講話。新任伊始，有許多問題需要明確地回答，特別是戰爭與和平問題被國際上某些人攪得十分混亂。雖然林彪並不是發表公開講話，但是麵對幾百萬解放軍官兵，在這個大是大非上必須旗幟鮮明亮出自己的觀點，林彪決定從列寧的著作中看一看列寧對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基本觀點。因為列寧的話更具有權威性。

他向秘書交代：“從廣州軍區政治部借一套《列寧全集》來，現在就要！”秘書把書找來之後，他數了數共有38卷，林彪問：“就這些嗎？”秘書回答現在已經出版這麽多。於是林彪和秘書分了工，第一卷至十九卷由秘書看，第二十卷至三十八卷由他自己讀。他指示秘書把列寧著作中凡是講到戰爭問題的語句章節都摘抄下來做成卡片。他自己讀的部分由他用紅筆劃出，找別人幫助摘抄。並且要求兩天之內完成。秘書擔心,《列寧全集》後19卷份量大，是不是秘書多承擔一些，林彪回答說：“從1914年到1918年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這一段時問，有關戰爭與和平問題列寧的論述最多，還是我自己來看。”兩天過去了，林彪的辦公桌上放著200多張卡片。

他一邊翻檢，一邊分類。有的還用紅筆在旁邊加注，顯然他已經胸有成竹。為了回答一個問題，為了對“戰爭與和平”問題作出權威性的回答，竟然把《列寧全集》全麵複習了一遍，這種嚴謹的態度確是不同尋常。隨後林彪在會上作了長篇發言。

會議結束了，大政方針基本上定下來了。於是如何帶兵、愛兵、用兵的問題又提到議事日程，會上確定的大政方針也要一項一項落實。林彪讓公務員找秘書來。秘書一進屋，林彪就說：“你再給我找一些書，主要是古代的兵書。這些書裏有許多帶兵之道、養兵之道、用兵之道，很有用處。能借就借，不能借就買。”這時已進入2月，臨近春節，林彪正是想利用假期，較少日常公務的幹擾，多讀些書。秘書從廣東省圖書館古籍書刊部查出一部《五經七書直解》，是清代末年的木刻本，一共十冊，看起來還未曾借出過。秘書立刻請廣州軍區政治部協同辦了借書手續，把書借到手。

《武經七書直解》是從先秦到唐朝初年先後刊行的七部兵書的合編。有《孫子》、《吳子》、《司馬法》、《尉繚子》、《黃石公三略》、《六韜》、《唐李對問》等。

林彪看到這部書十分高興，像得到什麽寶物似的。馬上喊叫“葉群，葉群！”葉群正在她自己的小辦公室裏，聽到喊聲，不知發生了什麽事，立即跑出來。林彪沒等葉群問話就說：“葉群，我告訴你，今天借到一部好書，我們兩個一起來看。”就這樣，整個2月份，林彪從早到晚除了吃飯、睡覺，一直埋頭讀這部書。葉群也跟著讀。辦公室也忙起來，兩個秘書，一個尉官，還有兩個隻有初中文化的內勤，一齊動手，都來參加抄兵書語錄。按照林彪紅筆勾劃的記號，一句或一段話抄一張。然後分別按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七個專題分類匯集。從林彪的神情看，這段時間，他顯得輕鬆、愜意，一有空就和葉群談這部書，說這是“中國古代兵家重要遺產”。還說“要是都翻譯成白話文就好了，可以讓幹部都讀一讀。”後來有一天葉劍英元帥來看林彪，林彪向葉帥推薦了《武經七書直解》，並且向他建議：是不是可以組織一些專家，把《武經七書》翻譯成白話文。事過20多年，到了80年代，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譯成的古文和現代文對照的《武經七書》終於出版了，這是後話。

提起這部《五經七書直解》，還有一段插曲。林彪有個習慣，凡是他讀過的書就單獨保存，其他人員甚至葉群都不能隨意翻動。

這部書是借圖書館的，隻能用一個月。40天過去了，圖書館向廣州軍區政治部經辦人催要。秘書向葉群請示，看怎麽辦好。葉群知道林彪的習慣，又何況林彪十分珍愛這部古籍，就讓秘書以國防部辦公廳秘書的名義同圖書館商量，再延期三幾個月歸還，但一定不要透露是林彪正在用這部書，等回了北京想辦法買一部。秘書也隻好這樣辦了，重新給圖書館開了借條，確定了廣州軍區政治部的聯係人，圖書館終於同意了。後來回到北京，秘書幾乎跑遍了所有的中國書店舊書門市部，都沒有找到，而且許多老營業員都不知道有這麽一部典籍。秘書犯了難，幾乎絕望了。每天抱著試試看的心情去逛舊書店。一天偶然在隆福寺小街，發現一家門麵很小的舊書店，就進去詢問有沒有這樣一部書。營業員回答說沒有，但又說我們店後麵有兩間書庫，你要有興趣可以自己找找，秘書當然願意。一個人在書庫足足翻了兩個小時，終於發現一部《五經七書直解》，與廣州借的那一部同一個版本，隻花了10元錢就買下了。秘書向葉群匯報了買書經過，葉群也喜出望外，向林彪作了報告：“一○一，我們又買到一部《五經七書》。這回好了，可以還給廣州省圖書館了。”葉群讓秘書趕快請辦公廳托人給廣州軍區政治部送去，歸還圖書館。從此，林彪給秘書交代了一個任務：“有空的時候多去舊書店走走，發現好書就買下來，就算是你們替我逛書店。”這裏需要說明的是，“一○一”是林彪在東北野戰軍任司令員時的代號，葉群幾十年來一直用“一○一”稱呼林彪。

3月，林彪看到葉群通讀《五經七書直解》以後，打下了一定的讀古籍文獻的基礎，就讓她趁熱打鐵，讀《綱鑒易知錄》。林彪讓秘書給北京家中打電話，送文件時同時帶《資治通鑒》和《綱鑒易知錄》來。他自己讀《通鑒》，葉群讀《綱鑒易知錄》。林彪讀書很快，他有自己獨特的方法。秘書們有時也一起議論，首長看書速度怎麽這麽快？後來有一次林彪和秘書閑談時談到，如何讀大部頭書。他說：每讀一本書都要有明確的目的，有重點，有針對性，有些章節要精讀，有些章節可以粗讀，有些章節索性不讀。讀書切忌平均使用力量。有時一目一頁，有時一目十行，有時則十目一行，這樣就可以大省精力。為了讓秘書提高讀書的效率，事半功倍，林彪曾多次重複過他的這些話。

4月，林彪回到北京，他讓秘書到書店買一些古代名家論述政治方麵的書。秘書聽了他的話之後有些發愣，不知該買些什麽書。林彪覺察到這一點，立刻補充說：比如賈誼有《過秦論》、諸葛亮的《前後出師表》等等都屬於這一類。秘書恍然大悟，於是到書店給他買回了一部線裝的《昭明文選》。林彪連連說：對，對，我想找的就是這一類的書。一連十多天，他就讀這部《文選》。

在讀書上，林彪還有一個習慣，他的書桌平時隻擺一部書，其他書刊統統不能放。這部書讀完，再換另外一部。他曾引用一位古人說過的話：“心中書不可少，案頭書不可多”，這樣才能專心致誌做學問。

這一年4、5月間，林彪圍繞“政治工作是我軍的生命線”這個命題，反複研讀了毛澤東主席有關政治工作方麵的論述，在這個基礎上林彪提煉了“政治工作是提高我軍戰鬥力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這句話，以題詞的形式公開發表。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這段時間，林彪讓秘書搜集當時連隊的政治教材。他說：“我很多年沒有接觸部隊了，現在連隊指導員是怎麽做工作的？還講不講政治課？講些什麽內容？教材有沒有？教材是哪裏發的？你到附近的連隊轉一轉，直接和指導員見麵，同時把連隊的政治教材要一些來，不管是總政治部編寫的，或是軍區編寫的，還是軍一級政治部編寫的都要，不怕多，搜集越多越好，我要自己讀一讀，看一看。”秘書在北京附近走訪了不同軍兵種的幾個連隊，搜集了從不同角度編寫的十幾種連隊政治教材。林彪一本一本讀，一本一本看。很明顯，他的調查所得凝聚在9月份發表的《四個第一》的講話中。

7月，林彪全家到廬山度假。林彪帶了兩本書，一本是《曹注孫子》，也就是曹操對孫子兵法的評注。這本書不知已經讀過多少遍了，封麵都破了。林彪在書上作了不少眉批和腰批。另一部是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這是一部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軍事理論著作，而克勞塞維茨也因這本書成為曆史上最著名的軍事戰略理論家之一。林彪是圍繞克氏的主要命題：“戰爭無非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來研究這部名著的。順便提一下，林彪讀過西方許多名著，他的小圖書室內陳列的書說明了這一點。但是他常常掛在口頭上的，也是他比較喜歡的西方名著有“四論”，即赫胥黎的《天演論》、達爾文的《進化論》、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和馬克思的《資本論》。有一次林彪自言自語：“四論四論，都是學問。”林彪涉列的範圍之廣，由此可見一斑。

8、9月間林彪閱讀馬克思的《費爾巴哈論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恩格斯的《費爾巴哈與德國占典哲學的終結》、列寧的《哲學筆記》、斯大林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和毛澤東的五篇哲學著作。這時林彪正在醞釀他準備在9月召開的全軍高級幹部會上的一篇講話。他讓秘書“幫助”他圍繞物質第一性；意識第二性；在一定條件下意識對物質有巨大的反作用；這樣三個命題，從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找出有關論斷。林彪說：“不要怕重複，即便是語句完全相同，隻要在不同的段落、不同的著作上出現，都要摘抄，這樣就自然顯示出它的重要性。”

林彪擅長於從他自己的閱讀中，從他反複地推敲這些語錄中提煉、凝聚出自己的觀點。

10月，就在緊張忙碌的全軍高級領導幹部會議上，林彪每天清晨反複研究毛澤東寫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反對自由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的講話》等篇章，從內容、文章架構方麵一段一段仔細推敲，用來指導會議的兩個起草小組把《關於加強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決議》草案寫好。後來這個決議在指導全軍思想政治工作建設、改善部隊的政治麵貌、提高部隊戰鬥力方麵起了重大的作用，成為人民解放軍建軍史上一篇重要的曆史文獻。

11月，林彪帶著葉群到廣州。到廣州的第二天，林彪就讓秘書搜集東西方各發達國家軍隊的各種條例、條令。如步兵操典、野戰條令、內務條例、訓練綱要等等。林彪說：“這些東西過去黃埔軍校、保定軍官學校、雲南講武堂都有一些，現在大都散失，廣州也許能找到一些，不然就花錢到香港舊書店、舊書攤找找看。”這次秘書費盡九牛二虎之力總算搜羅到幾本。林彪也顯出幾份驚喜，拿出放大鏡，一本一本看。因為這些東西隻有小學生字典那麽大，字體也小，翻譯得很粗糙。葉群擔心林彪把眼睛看壞了，幾次勸阻他不要再看了，“讓秘書給你讀一讀吧。”但是林彪沒有理會她。原因是中央軍委要召開條令條例會議，研究製定人民解放軍的內務、紀律、戰鬥等條令，隻有親自摸一摸這方麵的有關材料，到了會上才有發言權。以上是1960年一年間林彪讀書的大致情況。

林彪從小上私墊，《三字經》、《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直到《四書五經》都讀過，由此奠定了他的古文基礎。他特別喜歡讀古文。先後買過三套《諸子集成》，可見其喜愛之深。《古文觀止》中的一些篇章，如請葛亮的《前出師表》、李密的《陳情表》他都背得很熟，在講話中常常隨機引用。他借古喻今，古為今用常有獨到之處。這裏隻舉一個例子，比如他曾指示秘書從四書中(“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摘抄有關“組織觀念”方麵的語句，以加強紀律性，這樣的思路決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得出的。關於這方麵的故事很多很多。需要另寫文章。

記得毛澤東主席對於林彪讀書有過直率的評論。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七千人大會”，也就是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林彪在會上講了兩個多小時的話，毛澤東對這篇講話很是讚賞。毛澤東對羅瑞卿說：盡快把林彪的講話稿整理出來，交給我，由我來進行文字潤色，早一點作為正式文件發下去。毛澤東還意味深長地說：“若不是讀過很多書，是作不出這樣一篇好文章的。”由於有了這句話，中央軍委辦公會議遵照毛澤東的建議，列出了30本馬恩列斯經典著作的書目，作為全軍中高級領導幹部的必讀書，在全軍掀起了讀書的熱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