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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留學30年:從精英到平民

(2008-12-12 01:48:24) 下一個

八闋 http://www.popyard.org 科學界的“海歸”們

“我深切體會到自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在國外學習工作期間,我一直期望能學有所成、報效祖國。特別是當自己在國外什麽都有了的情況下,靈魂深處更在不斷反思,自己到底要追求什麽!”日前,在接受《科學時報》采訪時,中國科學院遙感應用研究所所長、國家航天局航天遙感論證中心主任顧行發表示。

顧行發個人的成長經曆和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進程緊密相聯。1978年,他成為國家恢複高考製度後首批通過考試進入大學的幸運兒。1986年,他入選國家公派出國留學預備班赴法國留學。“那時,我國的經濟狀況不是非常富裕,但國家還是拿出專項經費,資助青年學子出國深造。這更加深了我要學成報效祖國的責任感。”

最終,在2004年,顧行發徹底放棄了法國農科院終身研究員的職位和法國國籍,回到祖國,入選中國科學院“百人計劃”,到遙感應用研究所工作。

“尤其是中國科學院知識創新工程以來,新的學成歸來或者在國外曾經生活過的歸僑僑眷越來越多了。”中國科學院京區黨委組織與統戰工作部副部長李浩然介紹,“很多人就像顧行發這樣,20世紀80年代到海外留學,在國外學成之後,一直想找機會報效祖國。”

但對新的海外歸國人員也不乏爭議。一些人認為,他們從國外回來,要麽是在外麵呆不下去了,要麽是想回來搶奪科研資源。

“並不完全是這樣。”顧行發表示,“世界是多元的,人的情況更是多元的,不排除有些人是出於種種個人利益的考慮,但有的人的自我是大我,他的目標是把為祖國、為社會作出切實的貢獻當成自己的一種幸福和追求,這種利己是高尚的利己。”

顧行發說:“人還是有精神追求的,否則,很多現象得不到合理的解釋。”

而據記者了解,不少新僑在國外已經事業有成,對他們來說,回國意味著“拋家舍業”,有些人回國後的年薪不如在國外的月薪多,有些人甚至長時間與家人分隔兩地,其生活狀態有些令人難以想象。

“統戰工作的內容之一是聯係廣大歸僑僑眷,做好他們的工作。從僑聯的工作角度,怎麽樣讓他們更好地發揮作用,也是我們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李浩然說。

中國科學院僑聯以前的工作主要是針對老科學家的,比如解放前出國,或是上世紀50年代出國又回來的那批華僑,關心他們的生活,使他們老有所養。

“但對我國僑務工作來說,新僑是一個新事物,如何對待也是一個新問題。從中國僑聯以至整個國家,目前都在不斷探索新的思路以解決他們所麵臨的問題。從生活上的幫助可能要更大,工作上主要是希望給他們創造更好的交流平台。”李浩然表示。中國僑聯現在每兩年舉辦一次歸僑僑眷創業成果交流會,以對他們的工作成果作一個展示。

“回來的海外歸國人員,基本上都是研究所的科技骨幹。”李浩然說。

據2008年不完全統計,目前,承擔“863”、“973”等重大國家科技項目的首席科學家中,有一半以上是海外歸國人員;2006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國家技術發明獎和國家科技進步獎獲獎項目第一完成人中,海外歸國人員分別占66.67%、40%和30%以上。

顧行發表示,正是30年的改革開放,使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為科研領域的創新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和配套保障;科教興國和人才強國戰略的實施,為海外學子報效祖國、發展事業、實現人生價值提供了無限的機會和廣闊的天地。

推動中國曆史進程的重要因素

從中國社會的大背景看,從1847年容閎邁出國門留學海外算起,中國留學的曆史經過了160年。這160年也是中國人對留學作用的認識不斷加深,並不斷推動留學事業向前發展的一個過程。

容閎畢業於耶魯大學,是中國近代赴海外留學第一人,也是中國人留學事業的拓荒者。懷著“教育救國”的理想,經過努力,他推動中國於1872年~1875年期間先後組織了4批共120名幼童留學美國。

容閎發起的幼童留學計劃,被認為打開了中國通向世界的大門,開創了百年留學教育的先河,培養了一批批富國強兵的棟梁之才,深刻影響了中國近現代曆史的進程。

1894年的甲午戰爭被譽為中華民族覺醒的重要標誌,其後出現第一次留學潮,直接為辛亥革命作了人才和思想輿論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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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強敵為師”,求救國救民的良方,成為一批有新思想的知識分子的共識。在1896年清政府派出13名留日學生後,赴日留學漸成風尚。

1909年,清政府正式決定接受美國所退部分“庚子賠款”作為派遣學生赴美的經費後,出現了留學美國的熱潮。

五四運動前後,當時國家正處於北洋軍閥黑暗統治時期,“人們感到痛苦彷徨”。法國是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搖籃,於是大批“輸世界文明於國內”的人們,形成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中國政府實行向蘇聯大量派遣留學人員的政策,為出國留學的管理與活動奠定了基礎、積累了經驗。20世紀60年代初期,中國開始向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派遣出國留學人員。

20世紀70年代初,中國向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規模有所擴大。

1978年,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實施了新的、更大規模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政策。當年12月26日,改革開放後中國派出首批52名赴美訪問學者。隨後,赴英、日、德、法等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國留學生陸續踏上求學旅程。

當時改革開放剛剛起步,中國留學工作的方針是“廣開渠道,力爭多派”。留學生大多是經過嚴格挑選後公費派出。這些留學生的回國,被認為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中國“文革”後人才斷層的危機。

1992年,鄧小平視察珠海留學人員高科技企業時說,所有出國學習的人,希望他們都回來。不管他們過去政治態度如何,回來就妥善安排工作。告訴他們“要作出貢獻,還是回國好”。

1993年,“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的出國留學方針,被寫進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文件,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走出國門。每年自費出國的人員,占當年出國留學人數的90%以上。

據教育部統計,1978年到2007年底,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總數達121萬人,留學回國人員總數約32萬人。30年來出國留學規模擴大了168倍。

在評價中國留學教育30年的走向時,北京吉利大學教育研究所所長蔣國華給出了自己的視角。他認為,留學教育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體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政治考量不僅重要而且是永遠不可離開須臾的。但在改革開放初期,由於“政治掛帥”和“左”的思想幹擾,在派遣留學生的問題上,盡管口頭上說是出國學科技學經濟學語言文化,但骨子裏主要是政治考慮,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人數上放不開。

“正因為這一點,才有小平同誌關於‘要成千上萬地派,不隻是派十個八個’這句睿智的名言!”蔣國華說。

在蔣國華看來,上世紀90年代末期自費留學生的大規模增長,意味著我國留學政策的日臻完善。同時表明,我國留學政策已完成了從單一政治考量向留學教育本位的回歸。

“這30年留學教育所取得的成就與影響,早已足具裏程碑式的曆史意義。出國留學本質上是改革開放的一部分,但反過來又為30年改革開放注入了其他社會領域或許不可比擬的生命活力。”蔣國華表示。

從精英留學到全民留學

在不少學者看來,出國留學這30年,是中國由精英留學過渡到全民留學的30年。越來越多的人能夠走出國門享受國外的教育資源,也使曾經的“引來洋博士氣走土博士”的現象漸成曆史。同時,2003年,“海歸”中開始出現大量“海待”,出國鍍金已經不似從前那般風光。

有關專家分析認為,“海待”成因在於:每年都有相當數量在國內沒有考上大學的學生加入出國留學人員隊伍,其基礎相對薄弱;出國留學一年獲得碩士學位即回國就業的人員越來越多;就業目標和地區選擇相對偏小偏窄,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為的“擁堵”現象;出國留學所選專業,在相當程度上表現為從眾性、低成本、結業快、非稀缺和非重點急需等特點;混水摸魚的“方鴻漸式”的留學生攪亂市場,從國外“野雞”大學甚至短期培訓班拿到一個身份曖昧的“洋文憑”等現象,使整個“海歸”隊伍口碑大跌;歸來之後水土不服等等。

在顧行發看來,從精英留學到出現“海待”,這本身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巨大成就。同時“海待”現象的出現,也在於中國的飛速發展,在於中國社會、經濟、科技、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甚至高於國際社會經濟發展速度。

在一些中國人心目中,國外不再作為仰視的高地。有不少人出國隻是以留學為名義的人員交往,他們出去更多隻是遊玩,在國內本來就是“國待”,出去回來,又被當做“海待”。

“‘海待’的出現,一方麵是出國人員多了,各個層次的都有;另外,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們所要求的人才結構和水平更高了。總之,是個進步。”顧行發說。

隨著中國經濟迅速發展,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到中國留學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一些人希望因此在中國能建立起各種關係,尋找與中國相關的發展機會。不僅是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有更多人員到中國留學,包括美國、瑞典等發達國家到中國留學的人數也在迅猛增長。

蔣國華援引教育部網站數據說,2007年來華留學人數突破19萬人次,來華留學生數量、生源國家和地區數量、我國接收留學生單位的數量、我國政府獎學金數量4項均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多的一年。按國別統計,來華留學生人數排在前五位的國家分別為韓國、日本、美國、越南和泰國。

但鮮有人知的是,在來華留學教育問題上,據蔣國華透露,直到1999年第三次全教會前夕,包括相當一部分高校的領導和專家都還認為,招收來華留學生不能收費。直到第三次全教會提出教育產業的思想,才衝破上述“招收來華留學生不能收費”的傳統觀念。

而正是在第三次全教會後不久,在教育部有關部門的支持和組織下,清華、北大、複旦、浙大等才首先走出國門,辦教育展覽和招生。之後,來華留學規模逐年擴大。

“這使我們的人才選拔有更多餘地,當然,也增加了我們選拔人才的困難。無論如何,要有平常心態,對人才選用,要看真正需要什麽,而不是簡單去分‘土’和‘洋’。任何時候都不能走極端。既不盲目認為‘海歸’、‘洋’的就好,也要認識一些回國人才的長處並理解他們的難處和所下決心。”顧行發表示。

顧行發認為,人才的流動和人才引進,有助於發現優秀人才,避免人才的使用死水一潭,或者近親繁殖。

當前,全球經濟形勢低迷導致就業形勢緊張,很多大學生、白領人士希望趁此通過留學海外來提高自身競爭力,人們對留學的熱情還在升溫。

“改革開放成就了我國的留學教育事業;留學教育,包括出國留學和來華留學,又反過來促進了我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留學教育已經並將繼續成為改革開放的促進劑。”蔣國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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