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火點火，以愛愛人”——紀念近現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教師節推薦閱讀#經典人物#

文/包兆會

生於愛，亦惟有憑著愛的力量方能生生不已……

陶行知（1891-1946），原名陶文浚，安徽歙縣人，後改名為行知，意為“知行合一”。他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平民教育運動早期的領導者、南京東南大學教授、曉莊實驗學校校長。

陶行知先後創辦過曉莊學院、生活教育社、育才學校和社會大學。他主張全民教育，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三大主張，在教育實踐和理論方麵都取得輝煌成，曾創作《中國教育改造》、《古廟敲鍾錄》、《齋夫自由談》、《行知書信》、《行知詩歌集》等。

初識愛的信仰

陶行知在基督教方麵受的影響主要來自於家庭和學校。1904年前後，陶行知的父親從受聘地離職返鄉，在那段時間染上鴉片，稍後在朋友章覺甫牧師的影響下信奉基督教，成為內地會耶穌堂會員，並因基督信仰戒除了煙癮。內地會在歙縣設立耶穌堂，並附設崇一學堂。陶行知15歲時，其母在“崇一學堂”幫傭，他經常去那裏幫母親做事，被學校校長內地會傳教士英國人唐進賢看中，免費讓他入學讀書。

在崇一學堂畢業後，1909年，陶行知考入美以美會在南京所辦的匯文書院博習館（即預科）。次年，匯文書院合並宏育書院更名為金陵大學，他從匯文書院預科升入金陵大學文科。1914年，陶行知從金陵大學畢業。

從1908年17歲左右，陶行知便開始認真思考基督教信仰問題，一直到1912年年底，在金陵大學讀書期間，他才決定信奉基督教。1910年，陶行知成為金陵大學首屆文科學生。在金陵大學時期，陶行知曾任《金陵光》中文版主筆，並專攻王陽明學說，同時對基督教真理進行深入探討。

1912年間，金陵大學青年會設立了20個查經班，每班以5人為限，輪流主領，陶行知參加了當時的查經班，並用康奈爾大學詹克教授編的《耶穌生平與教導的社會與政治含義》作為小組查經的研習本。詹克在書中強調本著愛，為服務他人而犧牲的基督信仰實踐，這種“愛人如己”的教訓正是讓陶行知決定信仰基督教的原因，也是他日後行事為人和從事教育事業的基本態度。

痛惡己之偽善

年底，在一次宗教聚會中，金陵大學共有50位學生決誌成為基督信徒，陶行知是其中的一位。是年12月21日，陶行知用英文撰寫了《金陵大學學生陶文浚的信仰見證》。

在信仰見證中，他說：“4年多以來，耶穌基督與撒旦在我內心中爭戰，要奪取我這一顆心，耶穌得到了勝利，從今以後，我是耶穌基督的跟隨者……雖然我不能在這裏很仔細地討論基督哪些教導是重要的，但我必須指出，就是他教導我們如何愛人如己，叫我決誌成為基督徒……”該信仰見證現存於金陵大學基督教活動資料1912-1923年“教職員及學生的基督徒麵貌”欄目。

1913年初，基督教青年會布道家艾迪與穆德到中國14個城市巡回布道，陶行知在南京布道會上再次承認耶穌是救主。艾迪在金陵大學發表演講時，由陶行知擔任翻譯。該年暑假，陶行知寫成了《偽君子篇》，反省自己偽善的本相，認識到人人皆“偽善”：“讀至耶穌責法利賽徒守舊俗假冒為善一節，恍然自失曰：‘吾從前所為得無為法利賽乎？’……又痛自深恨曰：‘吾從前所為，得無為賊乎？’自後乃痛惡己之為偽，視為偽之我如賊，如法利賽人。”

立誌“要使全中國人都受到教育”

1914年，陶行知赴美留學，在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學碩士學位。翌年夏天，他參加青年會在日內瓦湖畔的夏令會，立誌投身於中國教育和社會政治發展，把“傳教的精神”轉化到教育事業當中，因此，他又入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主攻教育學博士。

同年，他的父親去世，長子陶宏出生，他一時陷入經濟窘境，隻好利用餘暇時間打工、撰文、講演等。因無錢繼續讀書，陶行知於1917年提前回國。在歸國的輪船上，他再次立誌“要使全中國人都受到教育”。

回國之初，他加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1923年，他辭別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此校已於1921年改名為國立東南大學），專任中華教育改進社總幹事，並參與發起成立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開始投身於全國性的教育發展計劃。

他一生把基督教的博愛思想和獻身精神貫穿在教育實踐中，做到熱心行事，勇毅不屈，無私無我，渴望“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奉行“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業餘時間，他還參與教會的教育機構工作，擔任過青年會全國秘書或委員，中華基督教文字事業促進會首任委員。

《教務雜誌》在1926年10月號曾發表以中國國家重建為題的社論，當中提及基督教所做的兩件重要事情，一是推動平民教育，二是推動基督教的本色化。在這兩項基督教在1920年代所推動的中國國家重建運動，陶行知都是重要的參與者。

唯有憑著愛的力量方能生生不已

1930年，為慶賀曉莊學校成立3周年，陶行知寫了《曉莊三歲告同誌書》：“一個鄉村小學裏的教師有這愛，便是一個曉莊；一百萬個鄉村小學裏的教師有了這愛，便是一個百萬曉莊。……曉莊生於愛，亦惟有憑著愛的力量方能生生不已啊。”陶行知如此言，亦如此行，他去南京曉莊開荒耕地，和學生一起創建學校。

1931年，他去上海創辦山海工學團，拉著“小先生”普及文化。基督的愛讓陶行知願意放下大學教授安逸的生活，甘心樂意地走向農村，走向底層。在他的感召下，當時北京的一些文化名人如胡適、梁啟超、蔣夢麟等在自己家或圖書館中辦起了各種“平民讀書處”，以方便各處的家屬、仆役、鄰居就近到“讀書處”讀書識字學文化。

陶行知實行“小先生製”，即非專業教師可以擔任《平民千字課》的導師，要人傳人，一傳一，剛學會《平民千字課》的人就可以把知道的傳給別人，發揮“即知即傳”的策略。這種平民教育的推動方式，很像把基督徒傳福音的熱心，轉移到推動平民教育上。難怪他的同學、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稱他“有傳教的精神”。

陶行知的教育理念無疑受其宗教信念的影響，但在宗教與教育的關係上，他與當時傳教士和教會也有不同的看法。他雖就讀於多所教會學校，卻認為教會在中小學階段向學生傳教不妥，這不是因為基督教與中國人有衝突，而是充分考慮到學生思想還處在未成熟期。他還認為，平民教育要麵向全民，而不是為了服務教會或某一主義。

1946年7月25日，他因病逝於上海，享年55歲。

以生活實踐信仰

陶行知棄象牙塔如破屋，布衣草履，甘與平民為伍，並為他們服務，一生投身於教育救國。為了能全身心地投入整個民族的普及教育運動，他先後謝絕了擔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金陵大學校長的聘任邀請，專事中華教育改進社工作及促進平民教育運動，把一生都奉獻給了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

需要說明的是，陶行知所信奉的基督教信仰與主流和正統的標準有差別。他不是那種傳統意義上的基督徒，沒有資料顯示陶行知曾受過洗，或參與過教會崇拜等傳統禮儀。這與他接觸的基督徒基本屬於社會福音派和自由派有關。

他先入匯文書院，後入金陵大學學習，接觸到幾位自由派教育傳教士，包括包文、亨克、司徒雷登，以及青年會國際幹事艾迪和穆德。這些人都有一個共通點，他們所重視的，不是要人接受一套既定的基督教信仰和禮儀，而是強調基督信仰在個人職業和日常具體生活中的應用和實踐，強調改善社會和教育的責任。

終其一生，陶行知活出了這種以世俗關懷為核心的基督教，他所重視的是在真實生活中表達基督的博愛和犧牲。他並非完全不參與教會組織，從1912年到他逝世為止，他一生都與青年會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對他來說，參與青年會（和女青年會）的會議和社會事務，以及通過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服務行動，就是基督信仰的實踐和禮儀。青年會成為他一生中與之聯係最緊密的信仰群體。

陶行知家中客房的牆上掛著一張耶穌像，表達了他對耶穌舍己為人的自我犧牲精神的景仰。

“以火點火，以愛愛人，服膺基督，誠心事神”，這是陶行知生前寫給青年會資深工作者黃次鹹的讚辭，這似乎也可以成為陶行知先生自己一生用教育服侍平民、活出基督精神的寫照。

(作者為基督徒人文學者，大學教師。本文轉載自《0C海外校園》雜誌126期)

微信掃一掃
獲得更多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