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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在普世文明國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給任何黨派作廣告。我們的大中小學反其而行，恰恰成了黨派的廣告牌，還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課的招牌，把欺騙灌給學生洗腦。我上學時就是這套騙人的玩藝兒，現在仍是！
舊大學裏，教授治校、學生自治的治校理念根深蒂固。隨著近代中國知識分子對自身價值和現實使命的自覺，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點是“教育獨立”，此觀念一經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識，成為近代中國教育進步最主要的推動力。
清末，章太炎在《代議然否論》中已提出設想：“學校者，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與海陸軍學校屬之，其他學校皆獨立。”其旨在擺脫政府對中等以上學校的幹預，保證學術、教育的自由發展。民國後，這一理念得以伸張。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時即聲稱：“我絕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長，半官僚的性質，便生出許多官僚的關係，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員來視察，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為《教育大辭書》編寫“大學教育”詞條稱：“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認，能完全實現之者，卻惟大學。大學教員所發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製。苟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並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1932年7月，胡適對國民黨當局向大學及教育機構安插黨羽，釀成風潮，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在《論學潮》一文中道：“用大學校長的地位作擴張一黨或一派勢力的方法，結果必至於使學校的風紀掃地，使政府的威信掃地。”
為了這一理念能成為現實，教育界人士曾作過不懈的努力。1928年，北伐勝利，南北統一，羅家倫出任清華大學校長。1930年1月，閻錫山與中央政府決裂，5月，中原大戰開始，國民黨力量也自北平退出，華北屬閻錫山掌轄，由國民政府任命的清華校長羅家倫遭到閻勢力的驅逐。一個月後，閻錫山派喬萬選接管清華大學。喬本為清華畢業，後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資曆無大礙。因清華師生對於地方軍閥接管學校一事反感，恨屋及烏，喬萬選上任之日即被學生拒之門外，連校園也未踏去。當晚，校務會議致電閻錫山，反對其幹預清華大學。喬被阻後，學校在校務會議主持下，各項工作正常運行。
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長期拒絕加入國民黨，國民黨黨部幹預校務的企圖也多次受阻。
1928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校長後，也拒絕國民黨黨部幹預校務，拒絕開設政治課。
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的張東蓀，對每次校務會議開會時，恭讀總理遺囑頗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
1920年，陳炯明致電陳獨秀，請他來廣州辦教育。陳獨秀向陳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員長的三個條件，第一條便是：“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幹涉。”陳炯明一口答應，陳獨秀遂放下黨務赴粵，學校中絕口不談主義。北伐勝利後，國民黨黨化教育思潮興起。1928年頒布《小學暫行條例》，在公民科外，增設三民主義科，後合並，改名“黨義”。1929年8月頒布的《中學校課程標準》已無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黨義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觸，以及“九一八”事變後的民族危機，此課三年後即取消。
即使在抗戰之非常期間，教育界仍與戰時體製發生著抵觸。1937年抗戰之初，胡適參加廬山談話會，議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獨立”意見：“其涵義有三：
一、現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所長的學校。
二、政治的勢力（黨派的勢力）不得侵入學校。中小學校長的選擇與中小學教員的聘任，皆不得受黨派勢力的影響。
三、中央應禁止無知疆吏用他的偏見幹涉教育，如提倡小學讀經之類。”
西南聯大時，國民黨當局要求負有一定行政職務的教授都入黨，當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聽罷脫口說道：“扯淡，我就不入。”
1941年，接替羅家倫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的顧孟餘，上任伊始便宣明：“學術思想自由，一切黨派退出學校。”1946年，北大一旦複校，校長胡適便又重申：“希望學校完全沒有黨派。”他在《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一文中直言：“學校是發展人才的地方，不是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潮流之中，以傳教為目的的學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對於校務的幹涉程度，有文化的政客，較之文盲的軍閥為甚。曹錕任直隸督軍期間，於1921年9月創辦了河北大學。他鑽進教授休息室，見到教授即點頭哈腰。教授薪水很高，發薪時，曹錕還要來到學校，將薪水以紅紙包裹，承在托盤上，敬呈教授。當他看到有教授聚精會神於顯微鏡前做試驗時，竟歉疚：“你們這樣用腦子，每月那點兒錢，抵不上你們的血汗啊！”
張作霖，出身綠林，大字不識幾個，但卻特別重視教育，他曾下令將政府經費的40%投入教育，世界罕有。1923年4月創辦東北大學後，每逢春節，他都要身穿長袍馬褂給老師拜年，打躬作揖後坦言：“本人是大老粗，什麽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師，特地致謝。”因為不懂行，所以將學校交由教授，自己則絕少幹預校務，學校反辦出了樣子。
韓複榘主魯七年，教育放手讓何思源來做，且未在教育界安插過一個親信，山東教育此間有了很大進步。1938年，蔣介石為鏟除異己，曾召見何思源，開口便問：“韓複榘欠你多少教育經費？他又是怎樣賣鴉片的？”何思源則直言相告：“韓複榘從未欠過教育經費，也並沒有出賣過鴉片。”而何思源正是蔣介石安排出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的，為蔣係人馬。何思源曾對友人道：“韓複榘雖然好明殺人、暗殺人，但他不是陰險的人。”
1949年後，黨領導一切，包攬一切，民間社會、士紳階層遂消亡。黨奪取了天下，也奪取了整個社會。一個三人門市部，須有一名黨員，十人門市部，須有一個黨小組，再大一點就須有黨支部了。而在學校，黨組織層層設立，政治課年年開講。在校中學生，雖說尚未步入社會，世界觀尚未形成，竟有加入黨組織者。而政治課的開設，其目的在於灌輸愛黨愛國理念，提升學生的道德水平，其效果到底如何？鄧小平的一句話可概括之：“我們最大的失敗是教育。”此“教育”，當指德育。
失敗原因何在？
馮驥才認為：“教育的失敗源於欺騙！”
他還直言：“在普世文明國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給任何黨派作廣告。我們的大中小學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黨派的廣告牌，還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課的招牌，把欺騙灌給學生洗腦。我上學時就是這套騙人的玩藝兒，現在仍是！學生們特反感還得學，計入學分。”
章詒和也看到了這一點：“我常常覺得，什麽都不要信，越是宣傳的東西你越不要信，孩子們，我們不能太單純，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謊言的世界。”言詞雖有些激烈，但道理不錯，皆真話。
資中筠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2011年清華百年校慶，她收到請帖後拒絕出席，原因是已不認同當下的清華。“清華就像一個大官，非常勢利，向權力和財力聚集。而中國名牌大學招天下英才而毀之，傷天害理。我本來想寫一篇《哀清華》，但是一想人家在那過生日，就沒有這樣寫，但是真的是這種心情。”
清華已六十年未給國家貢獻大師了，資中筠看到的不僅是結果，還有原因。
政治家以謀取現世幸福為目的，教育家則以人類的終極關懷為追求，二者之別可謂大矣。若以政治幹預教育，以廣東人的一句口頭禪可表其謬：“你有沒有搞錯耶！”自認為教育經費由政府撥付，所以政治家幹預起學校事務來，理直氣壯，振振有詞，仍以廣東人的一句口頭禪指其謬：“你有沒有搞錯耶！”經費乃納稅人的錢，豈是不力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黨派所能提供。
1932年張元濟在寫給胡適的信道：“近人將以黨、國並稱，弟竊恐二字不能並存，且恐並亡。”黨與國，兩碼事。
1945年9月27日的《新華日報》曾發表周恩來暢談軍隊國家化的文章：“軍隊應該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來養兵，為的是保護自己。軍隊能夠這樣做，才真正是國家、人民的軍隊。如果沒有軍隊的國家化。那就會就成為一種反人民的武裝集團，一種披著國家外衣的政治土匪。”這裏隻需將“軍隊”一詞換做“教育”，也恰當。
（作者為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馮驥才）
清末，章太炎在《代議然否論》中已提出設想：“學校者，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與海陸軍學校屬之，其他學校皆獨立。”其旨在擺脫政府對中等以上學校的幹預，保證學術、教育的自由發展。民國後，這一理念得以伸張。
1915年6月15日，蔡元培發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時即聲稱：“我絕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長，半官僚的性質，便生出許多官僚的關係，天天有一大堆無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員來視察，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長，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學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為《教育大辭書》編寫“大學教育”詞條稱：“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認，能完全實現之者，卻惟大學。大學教員所發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製。苟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同時並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1932年7月，胡適對國民黨當局向大學及教育機構安插黨羽，釀成風潮，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在《論學潮》一文中道：“用大學校長的地位作擴張一黨或一派勢力的方法，結果必至於使學校的風紀掃地，使政府的威信掃地。”
為了這一理念能成為現實，教育界人士曾作過不懈的努力。1928年，北伐勝利，南北統一，羅家倫出任清華大學校長。1930年1月，閻錫山與中央政府決裂，5月，中原大戰開始，國民黨力量也自北平退出，華北屬閻錫山掌轄，由國民政府任命的清華校長羅家倫遭到閻勢力的驅逐。一個月後，閻錫山派喬萬選接管清華大學。喬本為清華畢業，後留學美國，獲博士學位，資曆無大礙。因清華師生對於地方軍閥接管學校一事反感，恨屋及烏，喬萬選上任之日即被學生拒之門外，連校園也未踏去。當晚，校務會議致電閻錫山，反對其幹預清華大學。喬被阻後，學校在校務會議主持下，各項工作正常運行。
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長期拒絕加入國民黨，國民黨黨部幹預校務的企圖也多次受阻。
1928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校長後，也拒絕國民黨黨部幹預校務，拒絕開設政治課。
在上海光華大學做教授的張東蓀，對每次校務會議開會時，恭讀總理遺囑頗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讀遺囑，我就不來了。”遂奪門而去。
1920年，陳炯明致電陳獨秀，請他來廣州辦教育。陳獨秀向陳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員長的三個條件，第一條便是：“教育獨立，不受行政幹涉。”陳炯明一口答應，陳獨秀遂放下黨務赴粵，學校中絕口不談主義。北伐勝利後，國民黨黨化教育思潮興起。1928年頒布《小學暫行條例》，在公民科外，增設三民主義科，後合並，改名“黨義”。1929年8月頒布的《中學校課程標準》已無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黨義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觸，以及“九一八”事變後的民族危機，此課三年後即取消。
即使在抗戰之非常期間，教育界仍與戰時體製發生著抵觸。1937年抗戰之初，胡適參加廬山談話會，議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獨立”意見：“其涵義有三：
一、現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學校長、董事長；更不得濫用政治勢力以國家公款津貼所長的學校。
二、政治的勢力（黨派的勢力）不得侵入學校。中小學校長的選擇與中小學教員的聘任，皆不得受黨派勢力的影響。
三、中央應禁止無知疆吏用他的偏見幹涉教育，如提倡小學讀經之類。”
西南聯大時，國民黨當局要求負有一定行政職務的教授都入黨，當時任法商學院院長的陳序經聽罷脫口說道：“扯淡，我就不入。”
1941年，接替羅家倫擔任中央大學校長的顧孟餘，上任伊始便宣明：“學術思想自由，一切黨派退出學校。”1946年，北大一旦複校，校長胡適便又重申：“希望學校完全沒有黨派。”他在《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一文中直言：“學校是發展人才的地方，不是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義和理性主義的潮流之中，以傳教為目的的學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對於校務的幹涉程度，有文化的政客，較之文盲的軍閥為甚。曹錕任直隸督軍期間，於1921年9月創辦了河北大學。他鑽進教授休息室，見到教授即點頭哈腰。教授薪水很高，發薪時，曹錕還要來到學校，將薪水以紅紙包裹，承在托盤上，敬呈教授。當他看到有教授聚精會神於顯微鏡前做試驗時，竟歉疚：“你們這樣用腦子，每月那點兒錢，抵不上你們的血汗啊！”
張作霖，出身綠林，大字不識幾個，但卻特別重視教育，他曾下令將政府經費的40%投入教育，世界罕有。1923年4月創辦東北大學後，每逢春節，他都要身穿長袍馬褂給老師拜年，打躬作揖後坦言：“本人是大老粗，什麽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仰仗各位老師，特地致謝。”因為不懂行，所以將學校交由教授，自己則絕少幹預校務，學校反辦出了樣子。
韓複榘主魯七年，教育放手讓何思源來做，且未在教育界安插過一個親信，山東教育此間有了很大進步。1938年，蔣介石為鏟除異己，曾召見何思源，開口便問：“韓複榘欠你多少教育經費？他又是怎樣賣鴉片的？”何思源則直言相告：“韓複榘從未欠過教育經費，也並沒有出賣過鴉片。”而何思源正是蔣介石安排出任山東省教育廳廳長的，為蔣係人馬。何思源曾對友人道：“韓複榘雖然好明殺人、暗殺人，但他不是陰險的人。”
1949年後，黨領導一切，包攬一切，民間社會、士紳階層遂消亡。黨奪取了天下，也奪取了整個社會。一個三人門市部，須有一名黨員，十人門市部，須有一個黨小組，再大一點就須有黨支部了。而在學校，黨組織層層設立，政治課年年開講。在校中學生，雖說尚未步入社會，世界觀尚未形成，竟有加入黨組織者。而政治課的開設，其目的在於灌輸愛黨愛國理念，提升學生的道德水平，其效果到底如何？鄧小平的一句話可概括之：“我們最大的失敗是教育。”此“教育”，當指德育。
失敗原因何在？
馮驥才認為：“教育的失敗源於欺騙！”
他還直言：“在普世文明國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給任何黨派作廣告。我們的大中小學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黨派的廣告牌，還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課的招牌，把欺騙灌給學生洗腦。我上學時就是這套騙人的玩藝兒，現在仍是！學生們特反感還得學，計入學分。”
章詒和也看到了這一點：“我常常覺得，什麽都不要信，越是宣傳的東西你越不要信，孩子們，我們不能太單純，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謊言的世界。”言詞雖有些激烈，但道理不錯，皆真話。
資中筠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2011年清華百年校慶，她收到請帖後拒絕出席，原因是已不認同當下的清華。“清華就像一個大官，非常勢利，向權力和財力聚集。而中國名牌大學招天下英才而毀之，傷天害理。我本來想寫一篇《哀清華》，但是一想人家在那過生日，就沒有這樣寫，但是真的是這種心情。”
清華已六十年未給國家貢獻大師了，資中筠看到的不僅是結果，還有原因。
政治家以謀取現世幸福為目的，教育家則以人類的終極關懷為追求，二者之別可謂大矣。若以政治幹預教育，以廣東人的一句口頭禪可表其謬：“你有沒有搞錯耶！”自認為教育經費由政府撥付，所以政治家幹預起學校事務來，理直氣壯，振振有詞，仍以廣東人的一句口頭禪指其謬：“你有沒有搞錯耶！”經費乃納稅人的錢，豈是不力田不做工、高高在上的黨派所能提供。
1932年張元濟在寫給胡適的信道：“近人將以黨、國並稱，弟竊恐二字不能並存，且恐並亡。”黨與國，兩碼事。
1945年9月27日的《新華日報》曾發表周恩來暢談軍隊國家化的文章：“軍隊應該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因為人民以其血汗所得來養兵，為的是保護自己。軍隊能夠這樣做，才真正是國家、人民的軍隊。如果沒有軍隊的國家化。那就會就成為一種反人民的武裝集團，一種披著國家外衣的政治土匪。”這裏隻需將“軍隊”一詞換做“教育”，也恰當。
（作者為全國政協常委、國務院參事馮驥才）
請弟兄姊妹為之禱告，並寫信給蘇丹大使館用誠實不失尊敬的口氣表達公義！
現在中國有本事的政商人士，基本上是最不信學校教的那套理念的人，可他們偏偏還要維持這種騙人的把戲，大概是想愚民吧，否則人的大腦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