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羅馬書》3:10
作為人，我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幹淨的生存權利而鬥爭那是永遠無可非議的。作為基督徒，我的生命屬於我的上帝、我的信仰。為著堅持我的道路，或者說我的路線，上帝仆人的路線！基督政治的路線！這個年輕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這是為你們索取的，卻又是為你們付出的。
——林昭獄中血書
王怡/文
基督徒右派
基督徒右派李景沆，一個夾邊溝的幸存者，天水市一中的數學老師。我們知道他，是因為在2002年春天，作家刑同義用掉12盤采訪磁帶，寫出了《一個基督徒的右派生涯》。
基督徒右派俞以勒，我們知道她，因為她是林昭的獄友。1961年北大學生林昭入獄後，一度與俞以勒拘禁一室。她們不但成為難友，也成為在基督裏的姊妹。林昭從起初一個毛澤東的信奉者，到一個對專政的不妥協的批判者，最終回歸基督信仰，成為一個對劊子手心懷憐憫的殉道士。近年來，她被自由知識分子譽為中國的聖女貞德。
基督徒右派楊毓東，是1957年12月26日在“北京市基督教界社會主義學習會”上被打成的45名基督徒右派之一，第二年被勞動教養。1986年，楊毓東在政府答應三個條件的前提下，任“三自愛國會”北京缸瓦市教堂牧師。這三個條件是，第一，教會不學習政治；第二，講道唯獨根據聖經；第三，宗教局當眾承認當初對其右派定性是錯誤的。“六四”期間，楊牧師帶領的青年團契，組成了天安門廣場上唯一支舉著十字架的救助隊。1994年，楊牧師與三自會決裂，從此服事於家庭教會。
基督徒右派吳維尊，在個人思想改造報告中這樣寫道，“通過這次‘社會發展史’的學習，我認識到，這個‘從猿到人’，一直發展到‘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史，是一篇大謊話。”他在1957年被下放改造，一直到文革前夕被捕，被判無期徒刑。入獄前他為自己定下一個原則，“不回答，不交代，不認罪，不悔改”。從此直到2002年12月離世，他用自己的大半生踐履了這個原則。
盡管吳維尊在獄中經受了種種肉體折磨，但他仍然成為當時中國人中“唯一一個公開拒絕讀毛主席語錄的人”。直到70年代初，筋疲力盡的獄方給他提出兩個簡單要求：停止飯前禱告，誦讀毛主席語錄，便可視為服從改造，予以釋放。但吳維尊一如既往地以死相抗。在他瘦弱的身體內，蘊含著中國知識分子令人難以想象的驚人力量。
1957年8月7日，正式成立三年的基督教（新教）“三自愛國會”決議號召全國基督徒積極參加“反右派鬥爭”。但在共產黨政權下，宗教不過是愚昧和迷信的遺留，即使牧師和其他教職人員，也很難被當局和一般公眾視為“知識分子”，更何況那些普通信徒。因此教會內的反右鬥爭，比主流社會和主流知識界更加慘烈。隻有極少數知識分子的基督徒，或因他們的雙重身份而能被主流社會了解。但大批被迫害的基督徒，卻難以被計入“右派知識分子”群體。甚至迄今為止，基督徒右派分子們的遭遇，也難以得到主流知識界的關注。
1972年6月1日，因反革命罪在1952年入獄的教會領袖倪柝聲在獄中離世。他離世後兩周，《香港時報》發表文章，根據大陸156種報紙、57種雜誌作出了一個確切的、但不完全的統計：
1950一1953年的“三自更新運動”期間，被監禁的新教徒約6萬人。其中被處決的共10690人。在1957一1958年“三自愛國會”領導的反右鬥爭期間，被劃為右派的新教徒不計其數，其中被處決的有2230餘人。
三自運動·信仰的淪陷
早在反右運動之前，中共借助“三自愛國籌備會”及吳耀宗、丁光訓等人，在反帝、愛國、擁護共產黨的政治立場下，企圖一統分散的基督教會。1949年9月，中共高層欽點了當時在教會內並無重要地位的吳耀宗、劉良模等5人，作為基督教代表，參加產生新政府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政府大力扶持他們的地位，讓吳耀宗在會後率宗教界代表團去全國巡訪，在各地均受到黨政首腦迎接。隨後，周恩來在1950年5月短短一個月內，接連三次接見以吳耀宗為首的19位基督教領袖，開始向教會攤牌。
當時，吳耀宗等人在信仰上受到自由派（現代派）神學影響。連他在內，三自陣營中的幾位主要人物，均曾在自由派神學的大本營——美國紐約協和神學院進修。他們的確也有一種真誠的愛國情感和反帝心理，這和當時幾乎所有自由知識分子是一樣的，對新政權和社會主義革命充滿了盼望。如在1948年，深受“社會福音”影響的新派神學家趙紫宸，以一種悲涼的語氣寫道，“大批不顧個人安危的年輕人站在了共產黨人一邊，他們根本不把拯救民族的希望寄托於教會。”
這些越來越傾向於左翼政治思想的基督教新派人物，開始圍繞在吳耀宗的周圍。1948年，吳耀宗曾寫下《基督教的時代悲劇》一文，宣稱基督教在華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他說，“如果我們的思想與西方基督教的思想一樣，我們實際上就變成了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無意識的工具。在求解放的廣大民眾眼裏，我們不過是鴉片”。
這些新派“基督徒”看到了社會參與的意義，卻因自由派神學的捆綁，無法向著基督教正統信仰的救恩論歸正，去恰當地、全備地認識個人救恩與社會變革的關係。於是對他們來說，“基督的救贖與社會變革是一回事”。他們所謂的基督信仰，已和世俗的社會主義理想相去不遠。吳耀宗的兒子吳宗素，於2006年11月其父的遺體遷徙儀式上在宗教局官員麵前為父親辯護，仍然苦口婆心地提及吳耀宗至死堅持認為“基督教和共產主義並無矛盾”。中國教會史專家、法國的沙百裏神父在其著作中評論說，這正是中國的“三自運動”從新教開端的原因。共產黨顯然注意到了吳耀宗等人的思想，“他們對此相當重視並充分加以利用”。
韓戰爆發後，西方傳教士更迅速地被逐出中國，少數人被政府逮捕。國內民族主義情緒也高漲，這一切都對這些自由派的教會領袖觸動很大。吳耀宗寫下《共產黨教育了我》一文，重慶神學院院長陳崇桂寫出《我政治思想轉變的過程》，在隨後的三自革新運動中，成為了對廣大基督徒進行思想改造的兩篇範文。文中最後的結論是，原來共產黨的理論才是正確的，“唯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才能救全世界”。他們承認，自己已從一個改良主義者變成了革命者。
另外一些教會領袖，則在政府發出三次威脅之後，感到山雨欲來風滿樓，對自己所信之道、對上帝在曆史中的主權也喪失了盼望。轉而認為，若不妥協的話，教會就會徹底被摧毀。於是他們因著小信，懷著一種似乎為主忍辱負重的想法，接受了政治上的依附。如上海靈修神學院院長、改革宗神學家賈玉銘，曾公開宣稱“參加三自會是違背神旨意的”。但到了1954年春天，幾個宗教幹部去他辦公室密談數小時之後，他公開加入了“三自會”，並當選為全國三自副主席。聚會處的領袖倪柝聲，早期也公開反對三自，不久也改變了態度，甚至為三自辯護，說“教會是一個杯子，政府是一個盤子”。杯子當然要放在盤子上，是理所應當的。但因為他的影響太大，政府已決定拿他殺一儆百。1952年，倪柝聲還是因反革命罪在沈陽被捕。
其他更多的人，則有出於恐懼而隨波逐流的。也有極個別倡導者，本來是共產黨很早之前就派遣、滲透在教會中的秘密黨員。這和他們在20年代“非基運動”中暗中策劃和鼓動的手法一樣。如在上海組建“三自會”的主要人物、秘密黨員李儲文“牧師”。1961年升任全國“三自愛國會”秘書長，後在文革中經受不住紅衛兵毆打，亮出藏於家中的黨員證求饒，要紅衛兵給周總理打電話，證明自己其實是黨的人。他的身份暴露後，離開基督教界，改任上海外事辦主任。改革開放後，調任新華社駐香港分社副社長。
隨後，吳耀宗“根據周總理的指示”，很快拿出了一個表明基督教政治立場的宣言《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以團結全國基督徒愛國、愛黨，反帝、反美為宗旨。根據政府的指示，邀請了40名教會領袖聯名發起。這個宣言的最後定稿是經周恩來親自審定的，並由政務院批準，連同第一批共1500餘人的簽名名單，全文刊登於1950年9月23日的《人民日報》。9月26日，中共中央直接作出《關於在基督教、天主教中展開響應“基督教宣言”運動的指示》。隨後在政府的扶持下，三自開展了一場持續數年的簽名賣主的運動。
當時全國約有10000間教會，8000傳道人，84萬基督徒。人人都必須過關，簽名才能自保。簽，就是“愛國”，不簽，就成了“反革命”。到了1951年4月，簽名者達到18萬人，年底達到36萬。1954年“三自愛國會”正式成立時，簽下自己姓名的基督徒有41.6萬餘人，約占全國信徒的一半。
然而，當時中國的精英知識分子，尚沉浸在對新民主主義的浪漫設想，及20年代“非基運動”以來對基督教的偏見中。沒有一個知識分子的言論觸及共產主義與宗教自由的議題，也幾乎無人關注基督徒這一邊緣群體的政治命運。但基督徒在1950至1956年的遭遇，人人過關、思想改造、控訴大會，這一切都在1957年重演，成為全體知識分子的惡夢。當一個社會失去了宗教信仰的自由，一般的思想和言論自由也必將失去。由周恩來出麵導演的對基督徒的信仰禁錮與迫害，到1957年就變成了由毛澤東親自引蛇出洞的、全麵的思想禁錮與政治迫害。這不禁令人回想起納粹時代尼莫拉牧師那一段錐心刺骨的懺悔：
起初，他們抓共產黨員，我不說活，因為我不是工會會員；後來，他們抓猶太人，我不說話，因為我是亞利安人；後來他們抓天主教徒，我不說話，因為我是新教徒；最後他們來抓我，已經沒人能為我說話了。
殉道與護教：中國自由史的篇章
最諷刺的是，一個號稱“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卻建立了一個兩千年教會史上罕見的、徹底依附於政權、放棄聖經真理而接受現實政治目標控製的宗教組織。用吳維尊的話說，“這三個‘自’，實質上就是中國黨和政府對神在中國教會的絕對領導權，或絕對主權。”對基督徒來說，這已不是基督的教會，也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一些公開反對三自、捍衛基督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當時中國的一部分獨立教會和本色化教會。而三自運動的主要目的，則是要替當局消滅他們。
在極權主義的洪水猛獸前，人的尊嚴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觀察1949年後的中國，41萬基督徒集體簽名加入“三自愛國運動”，是一件令人震驚的靈魂事件和中國大地上一次前所未有的屬靈爭戰。基督教在中國150年的宣教和紮根，當無神論的極權者到來時，卻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間就軟弱跌倒了。
共產黨的價值，就是讓所有知識分子都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們的知識和信念，並不足以支撐他們在獨裁者麵前的人格，他們的脊梁輕易就會被折斷。連中國的基督徒們，他們的上帝也任憑了他們的軟弱，他們曾宣稱的信仰也輕易跌倒了。這就像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無數次全國性背道，無數次偏離他們的耶和華神。但亦如聖經所言，即使在這樣的全國性背道中，上帝也總會“為自己留下七千人”。在任何一個時代，聖靈都預備了他的見證人，好使耶和華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不會落空。總有“七千人”不會向著偶像屈服，不管這偶像是木頭泥巴，還是政治國家。
中國教會史上、也是中國自由史上一段最令人敬畏的篇章，就是在“三自愛國運動”中，上帝在黃皮膚的子民中也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約還有10萬左右的獨立教派的基督徒，從“三自運動”開始，就以不合作、不服從的態度，走向了家庭聚會，拒絕政府的思想改造，從而開創了1949年後中國家庭教會的傳統，也在中國曆史上第一次產生了以非暴力方式、為著信仰和良心的緣故抵抗專製的一個活生生的傳統。這不是靠著人的道德、血氣可以堅持的，因為許多骨頭比他們更硬的人都屈服了。這是唯獨靠著上帝的恩典，基督對他的教會的超自然的保守才可能成就的神跡。
他們中的多數人隻是消極地不服從，在地下堅持秘密聚會。但也有個別教會領袖，在政治高壓下公開表態，公開聚會，公開為信仰辯護。這種在宗教迫害中公開為福音辯護的人，在初代教會的曆史上，曾被稱為“護教士”。在50年代，中國的教會中也出現了這樣的護教士。
堪稱中國基督教之“護教士”的，是北京獨立教會的領袖王明道先生。他一開始就公開反對三自，成為“三自會”的眼中釘。1954年北京教會召開了對王明道的批判會。他在年底發表了著名的《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針對吳耀宗的立場，宣稱“在聖經中，沒有‘帝國主義的毒素’，隻有上帝純全的真理”。
他告誡吳耀宗們說，
“你們不如爽爽快快說這種教訓是‘耶穌和使徒播散的毒素’，還比較誠實一些。我隻問你們，我上麵所引的這些經文是不是‘帝國主義思想的毒素’？如果你們不敢說‘是’，就請你們快些收起這一套恐嚇人的麵具來。如果你們說‘是’，就請你趕快脫去你們所披的羊皮，宣布與教會脫離關係，宣布你們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會的領袖。你們就爽快再組織一個‘反基督教大同盟’，再來一次‘反基督教運動’，至少你們所作的還比現在誠實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發表長文《我們是為了信仰》，公開批評吳耀宗等三自領袖是“不信派”；反對與“不信派”結盟，反對與他們同工；宣告道不同不相為謀，“信與不信不能共負一軛”。王明道的立場有兩個方麵，一是政教關係上反對教會依附於政府，反對政府對教會的政治控製；二是反對三自領袖們的自由派神學，堅持聖經的權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義。而他的後一個立場，正是前者的一個根基。
這兩篇文章，成為了中國家庭教會在20世紀持守信仰自由的經典文本，同樣也應視為中國人在20世紀持守良心自由的經典文本。尤其是《我們是為了信仰》一文，在教會內產生極大衝擊。一些已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受這篇文章所感，退了出來。事實上，在1949年後的政治迫害中，那些堅持信仰自由、走向家庭聚會的基督徒，大多是被稱為“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持守聖經權威性的基督徒，在平日也可以做基督徒，但當政治的權威忽然變得嚴厲和殘暴時，他們心中就無法信靠那比國家更高的權威和信念了。本著聖經相信基督的人，遇上誰，他相信的都是基督。相信自己的人，遇上共產黨，就連自己也不信了。
對基督的信仰，成為這批基督徒在極權主義麵前的勇氣源頭，也在他們軟弱跌倒之後，成為他們悔改歸正和重新站立的依靠。王明道發表《我們是為了信仰》一文後，當局決定逮捕他。1955年8月7日，他作最後一次講道，題為《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裏了》。當晚王明道夫婦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當局宣稱從此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動都是非法的，從此不加入三自即已構成被捕的理由。隨後三自會在各地召開大會，聲討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紛紛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其中包括廣州大馬店教會的傳道人林獻羔。
許多知識分子對今天基督教在中國的廣傳難以理解，或心存懷疑，擔心基督信仰與共產主義有某種相似的排他性。然而1949年以後，中國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群一樣，都曾活在專製主義的苦難中。但教會在相似的苦難和同樣的普遍性的跌倒中，仍然活出了一個不一樣的殉道與護教的傳統，活出了一個盡管微弱但是堅決的良心自由的傳統。到了1979年，知識分子們紛紛平反，才發現這個以社會精英自居的群體，在他們中間竟然找不到一個幹淨的人，找不到一個活著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個可稱頌的士大夫的高貴脊梁，遑論保守一個鮮活的傳統。而基督徒們卻在此時收獲了他們的盼望，在此時看見了他們中間的聖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獻羔、謝模善，和被稱為“中國的以巴弗”的吳維尊等，一大批為義受苦的本土傳道人成為中國家庭教會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雲彩般的見證人，也成為中國基督徒在五星旗下與中國人民同受捆綁的見證人。
1979年，知識分子們紛紛平反，補發工資。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當初歌頌毛澤東的熱情，轉而歌頌胡耀邦和鄧小平的撥亂反正。但王明道、吳維尊這樣的傳道人，卻再次出人意外地拒絕出獄。政府用了各種欺騙手段，將他們連哄帶騙，連拖帶拉地扔出了監獄，就像當初把他們扔進監獄一樣。1979年鄧小平訪美，美國總統卡特點名要求釋放王明道。鄧小平答應年底之前解決此事。獄方告訴王明道，隻要作一個服從改造的表態，就放他出去。但王明道說，我是無期徒刑，我必須順服政府的判決，除非政府認錯，不然我隻有死了，才能出這個監獄。後來鄧小平指示，不管他認不認罪，都要在年底放出去。於是在1980年春節前夕，獄方百般無奈，隻好將王明道強行架出監獄，在他身後關上大門。
從50年代開始，吳維尊寫出了一封封“獄中書信”，在家庭教會內流傳。1987年5月28日，他也被監獄哄騙出獄，當日寫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監日呈文》，聲稱1981年的減刑裁定是謊言，將他的“毫不悔改”說成“確已悔改”。
這篇文字堪稱1949年後用漢字寫成的、最激動人心的文本，超過了那個時代數百萬知識分子所寫文字的總和：
在此，不得不冒著向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許能諒解)，對我自從1964年7月入監以來這二十幾年中，的確始終毫不悔改的行動表現，具體地、簡要地述說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傳訊。在第一次預審開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離題尚遠的對預審員所詢問的回答，實際上始終拒絕交代任何一點點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間，凡是與“認罪”或“犯罪本質改造”有關的，或有牽連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絕發言、拒絕書寫、拒絕參與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無數次的大會、小會、學習、討論、座談等，隻要與改造有關的，沒有發一次言、表一次態、談一次認識、回答一次幹部或其他犯人的有關詢問；甚至謹慎小心到沒有朗讀一次文件、報紙或語錄，沒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與“犯罪本質改造”相牽連。多少回每個犯人都必須寫的保證書、改造規劃、思想匯報、改造總結或小結，甚至是必須記的“改造日記”，都沒有寫過一次、一字；曆次政治、時事、道德、法律等等學習的考試，我除寫姓名外，總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數不清的事實和行動表現(若法院作一點調查了解的話，就不難知道這些都是一貫的，無法否定的事實)，都說明我絲毫也沒有接受在服刑期間所對我強迫進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質改造”，全部都拒絕淨盡了。
回頭一看，像王明道、吳維尊這樣的基督徒，因為是真正地愛主，所以也才真正地愛國。他們委身於自己的族群，委身於上帝讓他們活在其間的那個時代。他們知道，要在黑暗的世代“愛自己的鄰人”，為福音作美好的見證，就隻有一條路——在苦難來臨時並不躲避，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樣存心順服、默然不語。今天，家庭教會要爭取信仰自由，得到主流社會的理解和支持，第一要做的仍然是悔改，如果我們是真教會，我們就有責任為主的教會在1950年後整體性地背主並依附於共產黨專製政權，而在上帝和國人的麵前認自己不信的罪。
但家庭教會的基督徒仍有一種狹隘的眼光，僅在基督教內部強調其與三自的對立。這是不錯的，是必須堅持的。但如果一個基督徒相信這是“天父的世界”，相信我們受托傳揚福音，治理這地，那麽教會就不單是一個受害者，也是一個瀆職犯。我們必須把眼光放到教會的背主與國家命運之關係上，把我們在1950年後所受到的逼迫，與整個民族50年來在鎮反、反右、文革、民主牆、“六四”屠殺中的所有苦難連在一起來看。在1950年，共產黨選擇了首先拿基督教開刀，這使教會何等榮幸地站在了一個為同胞受苦擋災的位置上。但教會卻從這王後的位分上跌倒了，在共產黨對文化群體的第一波迫害麵前，喪失了“光和鹽”的管家職分。如果“三自運動”中沒有數十萬基督徒輕易地放棄信仰、集體跌倒，如果1950年的中國教會中，有一百個王明道、一千個吳維尊，後來的反右運動和文革是否還會那麽輕易地發生？正是因為上帝的兒女在道德和靈性上失敗，一場又一場更大規模的災難才臨到了整個國家。今天，一個基督徒若看見這一點，就當為此懺悔，替自己的弟兄認罪。因凡事皆在上帝主權的思典之下，但人卻要為自己的本分受到審判。
我們持守家庭教會的立場，因為我們的先輩聖徒活出了一個殉道和護教的傳統。但是，“三自愛國運動”始終是從新教而起的。這依然是每一個基督徒在主麵前、在國人麵前的恥辱。以這一眼光來看家庭教會與三自的關係，家庭教會的成員既要堅持立場，又不能自以為義。反倒應該來到上帝麵前，為中國教會認罪，並為那些至今被“三自會”轄製的、無知的弟兄姊妹禱告。懇求上帝按他的意思，叫他的兒女早日脫離被擄巴比倫的世代。
教內反右：一個義人也沒有
“三自運動”的實質，是一場鎮壓基督教和信仰自由的政治運動。有人稱之為1949年後的“第一場文革”。共產黨比1957年的知識分子們更清楚一件事，摧毀言論自由的前提，先要摧毀信仰自由。因此共產黨在1950年後的國有化，顯然是按著這個順序：先“沒收”教會的信仰；再“沒收”資本家的財產；最後“沒收”知識分子的言論。一無信仰、二無財產的知識分子被擺在最後，因為在前兩輪的“沒收”中需要他們在一旁鼓掌，並搖筆為旗，出口成章。幾十年過去了，後兩輪的“沒收”至少在書麵上已被徹底否定，但令人痛心的是，“第一場文革”的結果仍然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政治的一部分。甚至大部分知識分子和一般公眾，迄今為止依然活在這一場針對宗教信仰的“文革”裏。
盡管在吳耀宗等“不信派”基督徒眼裏，基督信仰幾乎就等於地上的共產主義，但1949年，在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曆史主義這三大偶像麵前，中國社會中與共產黨的一切邪惡特性相距最遠的、最具有異質化的文化力量，就是基要派的基督教會。1948年，連儲安平這樣的英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不禁眺望一個由共產黨帶來的新中國和一個古老民族的“創世記”。但基督教全國協進會麵對這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發表了《致全國信徒書》，其中清醒地宣告，“教會不承認任何政治製度是絕對的和永不錯誤的。”
到了1954年，知識分子們仍對幾年後的狂風驟雨毫無察覺，仍對一個新民主主義烏托邦的雛形滿懷激情，仍對那些看似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關心。當年，中共製造數十起間諜案，逮捕了幾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上海的主教龔品梅神父，在此種處境下不但繼續公開反對三自運動，進而堅決表達出他對整個“新中國”的反對。他在《反對總路線》的發言中宣告：“政府號召總路線，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就是要建設一個人間天堂。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暫時的，社會主義是不會實現的，我們不能擁護總路線。”事實上，在1954年的中國，沒有任何一個知識分子的頭腦比他更清醒。龔品梅類似天主教中的王明道，幾個月後，他以反革命罪被捕，隨即在全國天主教會內展開了一場揭發和控訴龔品梅的運動。
1954年8月，“基督教三自愛國會”正式成立了。但在北京，以王明道帶領的教會為首的11個獨立派教會仍屹立不倒，拒不入會。一個月後，北京市政府直接出麵，邀請這11個教會的100餘人到政府議事廳開會。了解到他們強硬的反“三自”立場後，當局主動提出一個妥協之道，說不和他們在一起就算了，你們11個教派單獨組織政治學習，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這11個教會的傳道人討論後回複說，如果政府要求必須參加，我們個人就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參加學習，但絕不能以教會或信徒的名義參加。到1955年5月，中共對這些死硬派的轉變徹底失去了幻想，開始由拉攏轉為強製，對拒不參加三自的基督徒展開了一場全國性大逮捕。
所以，在1957年的反右風暴來到之前，基督教內排除異己的政治逼迫其實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運動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務、壞分子等罪名被逮捕、判刑、流放或處決。被關押4年的倪柝聲，在反右運動來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獄，標誌著“第一場文革”的大致結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運動，主要不是針對三自以外的基督徒。反倒是針對剛成立不久的“三自愛國會”。倪柝聲的被捕，使已加入“三自”的聚會處信徒紛紛退出，王明道的被捕也激勵了一大批愛主的基督徒，繼續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也有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時期繼續被捕或判刑，如廣州的林獻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布道家宋尚節的女兒宋天嬰也於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這些依然是“第一場文革”的延續，基本上與反右運動無關。
當然也有一些尚未以“反革命”之名清除幹淨的獨立教派領袖，在反右運動中被打成了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袁相忱先生。1957年的聖誕節剛過，北京宗教事務處組織教會領袖學習班，袁相忱參加了會議，接連幾天一言不發。最後處長李某點名要他發言。袁先生沉默良久，站起來說了兩點：
第一點，“現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對各宗教有不平等的待遇。譬如對回教的政策很寬鬆，對基督教卻很緊，基督教的信仰沒有自由。”
第二點，“在三自隊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說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來了就投靠日本人， 美國人來了就領美國的津貼，現在是共產黨的天下，又搖身變成為“三自”的人，其實他們是最不‘三自’的。他們隻是基督徒隊伍中混飯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據傳記作家稱，他發言結束後，會場鴉雀無聲，宗教事務處長也不敢貿然總結。他回家對妻子梁惠珍說：“從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袁相忱作了半年多右派後，1958年4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半年後被判無期徒刑。
反右之前，“三自會”中或許沒有人會料到，當中共將最後一批死硬分子送入監獄後，鬥爭的矛頭就將指向三自本身。大致來說，1957年前，共產黨利用“三自運動”鎮壓了持基要信仰的基督徒。1957年後，則利用“反右運動”摧毀了三自教會。那一場普遍性的背主帶來的咒詛是如此真實。在1952年背主賣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訴到監獄去的基督徒們，到了1957年就紛紛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紂為虐、逃過劫難的三自領袖們，到了文革又紛紛被批倒。無論三自會如何緊跟形勢，還是逃不脫鳥盡弓藏的命運。
1961年，主日學和團契被禁止。三自會宣布“兒童主日學”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
1964年，全國展開社教運動和四清運動，重點之一是無神論教育和反宗教鬥爭。《天風》開始受到批判，各地開展“退教運動”，一批牧師宣布放棄信仰，與基督教決裂。
1966年，三自會的始作俑者吳耀宗被批鬥，接受勞改，三自會也被解散。
之後，中國教會史翻到最悲慘的一頁，在緊接著更殘酷的逼迫中，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和背主賣友的基督徒，他們的經曆都同樣觸目驚心。不久，中國除了地下的家庭教會，地上已沒有了基督教。
令人諷刺的是，三自被造反派批鬥為“劉少奇和吳耀宗的一個陰謀”。一份大批判文件如此評價這位否定了基督的神性和聖經權威性的“三自愛國會主席”：“基督教頭子吳耀宗思想反動，一貫來企圖在全圖範圍內恢複宗教失去的陣地。到處叫囂，到處放毒，胡說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與馬列主義並沒有矛盾。”
如前所述，三自領導層中有一批人，因神學立場偏離真道，在大時代的衝擊下失去了清晰的救恩論下的曆史觀。他們開始的軟弱和依附中，也有一部分“真誠”的對信仰的憂慮和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漫憧憬。另外也有一批自認為教會忍辱負重的領袖，以為作出如此慘痛的妥協後，共產黨至少會給三自內部以信仰的自由。這兩種人在1954年以後，都難免對政府步步進逼的宗教政策和社會局勢深感失望。或者這種失望也會帶來他們對教會的負罪感。因此在1957年的鳴放期間，三自的各級領袖(同時也是各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也忽然冒出了大量批評共產黨宗教政策的言論。列舉如下：
鄭州“三自會”副主席於沛蒼。他說，“宗教愛國組織是我們自己的組織，現在卻被領導代替，形同虛設。凡事都要請示宗教事務處，信仰自由變成了領導的自由，以不信者的自由來衡量信者的自由。無神的人不應該管有神的人，信仰自由隻是說說，要信教可真是沒自由。”
三自副主席陳崇桂，在全國政協作《保護宗教自由，尊重宗教信仰》的發言。他引用一位高級幹部的話，這位幹部說，“你們信上帝的人，要把你們的上帝丟在糞坑裏。”陳崇桂激烈地批評說，這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毀謗、褻瀆宗教。
上海三自以劉良模為首的7位基督徒人大代表，在人大會上作聯合發言。批評政府對宗教信仰有成見，說一些部門的表格中把基督教並入“會道門和迷信團體”一欄。他們呼籲讓基督徒在國家建設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青島基督徒人大代表張天人、楊光恩，在人大會議上發言，要求政府的宗教政策應當向基督徒透明和大力宣傳，對政府占用教會用地、不尊重教會表示不滿。
廣州市基督徒人大代表王以敦，在人大會上發言，批評政府歧視基督徒團體，把“基督教青年團契”當作“三青團”審查。批評有些幹部禁止信徒奉獻，沒收信徒的聖經、讚美詩，不準兒童進禮拜堂等。他也和劉良模等人一樣，對政府利用三自把基督教“圈養”起來，隔離在主流社會以外很不滿。因此大力呼籲要讓基督徒發揮社會作用。
基督徒薑蒙光，在《天風》上批評政府出版大量從蘇聯翻譯的批判宗教的書籍和小冊子，其中對宗教采取粗暴輕蔑的態度。
哈爾濱的基督徒人大代表孫耀宗，在人大會上發言，也批評信徒在社會上受到歧視，基督徒雖然工作努力，但評先進和提幹時就輪不到他們。在學校裏也受到譏笑，被稱為落後分子。致使很多基督徒認為隻有入黨入團才算是進步。
上述言論，和袁相忱等右派基督徒相比，除了於沛蒼的發言隱含了對共產黨處理政教關係和三自運動的否定，算是一個真右派；其餘的大多數意見，對教會信仰立場與中共的本質及社會製度性危機的關係，並沒有反思的能力和批判的勇氣，不過反映了三自對政府的一種怨婦式的情結罷了。這些人抱怨的事實，其實大多數在今天的三自係統也依然存在。事實上，對那些把信心紮根在聖經和教會所承傳的福音真道上的基督徒來說，上述問題從來就不是他們關心的主要問題。那些在人格和良心上堪為1957年中國右派知識分子之楷模的基督徒們，那些為著更重要的真道竭力辯解的傳道人，此時差不多不是死了，就是在監獄裏。可憐幾十年來，三自始為淫婦，終為怨婦；隻是抱怨，卻不悔改。
與此同時，三自會在反右鬥爭中再次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提出教會要進行一場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並強調“務必在政府直接領導之下進行”。1957年10月底，三自會擴大會議決定，“對全國基督教工作人員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從1958年1月起，學習班在各省分批舉辦。除“向黨交心”和自我檢討外，進一步鼓勵對“反社會主義”言行的相互揭發。
學習班的另一目標，是改造基督教中“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教製。各地的改製大致有以下方麵：
撤銷各教會的委員會、執事會等機構，統一由三自會領導；
對教會解經的書刊進行審閱，“有毒草”的一律剔除；
全國采用統一的詩歌，並一律剔除反革命傳道人(如倪柝聲)的作品；
停止宣講末世論等“消極悲觀”的道理；
不要強調信與不信的分別(如婚姻問題)；
禁止趕鬼醫病和為病人禱告；
各堂奉獻上交三自會，統籌統支；
在教堂之外，不舉行任何宗教活動；
在收獲農忙等季節停止禮拜，支持“社會主義建設”。
學習班結束後，一定比例的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勞改。到了年底，吳耀宗在上海人大作“加強反帝愛國工作，清除殘餘反動分子”的匯報。他說，經過社會主義教育，我們明確了教牧人員屬於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必須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從此，大批傳道人離開教會，被送往勞改營。教會缺乏牧者，三自會又替撒旦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教會合並和聯合崇拜運動，將全國兩萬間教會壓縮到不足一百間。
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們，無論是三自的頭麵人物，還是獨立教派的殉道士，他們都處在一個比他們個人的遭遇更為重要的悲劇當中。那就是基督教會在中國的荒涼和被拆毀。盡管基要派信徒們以他們的血，為信仰作了美好的見證，也終將上帝對這個族群的咒詛轉為了祝福。但另一方麵，教會在共產黨手下的真正悲劇，是在一個將罪人抬舉得比巴別塔更高的時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實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時轄製了自由派和基要派。對自由派來說，就是離開十字架，徹底轉向對國家和民族的膜拜。吳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訓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話，解釋三自的信仰。他說，“我的信仰不是一個圓，隻有一個圓點。我的信仰是一個橢圓，有兩個圓點，就是基督和國家。”相信這段話也是吳耀宗及多數三自領袖們真正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稱其為“不信派”，一點沒有冤枉他們。真信徒一定反對這種心懷二意，將福音與世界折衷妥協的“橢圓論”。但對吳耀宗們來說，王明道的敬虔主義和倪柝聲的屬靈主義的信仰似乎也缺乏說服力。因為國家、時代和民族的處境，對基要派也有一種反麵的轄製，就是迫使他們成為聖俗二分的“分離主義者”，從撒旦的世界離開，把信仰與世界的界限劃得幹幹淨淨，一心傳福音，等候基督再來。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會其實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會。無論西方教會是不是“帝國主義”，事實上早已把界限劃清楚了。在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國教會就開始了一個與兩千年普世教會的傳承相割裂的所謂本色化運動和自立運動。幾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地受製於這種傾向。
基要派的信仰最偉大的地方，是當時代越黑暗的時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穩。但缺陷是當時代越不黑暗的時候，就越無法完整地去回應一個時代，不能根據聖經全備的福音，整全性地處理教會與社會、福音與文化、信仰與政治的關係。當共產黨入城、進村後，一個基督徒到底要如何去理解他眼前的這個世界？不信派固然背棄了信仰，但基要派其實也無力回答這個問題。正是這一缺陷使大多數基督徒在“三自愛國運動”中，麵對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誘惑，難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連王明道的兒子也懷疑信仰，離開教會，成為令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實質向內是拜金牛，向外是自閉。基要派向內持守了信仰，向外則仍然不同程度地以民族性割裂了大公性，自閉在普世教會和教會史的傳承之外。可見在文化上，“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確構成了那個時代最顯赫的世界觀。麵對這個世界觀，無論是抗拒還是妥協，教會的信仰都未曾提供一個完整的回應。
同時代的英美，正值“福音派”從傳統基要派中脫離了出來。福音派一樣持守基要信仰，反對自由派。但他們也不滿基要派將這個世界拱手相讓的逃跑主義。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如長老會，持守歸正的信仰傳統，強調基督徒“在世而不屬世”的社會參與，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關係中，堅守了一個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不是一個心持二意的橢圓，而是一連串圍繞一個圓點的同心圈。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種完整的世界觀去回應時代，促使教會發揮出整體性的見證。尤其是在經曆了60年代的價值危機和多元主義之後，逐漸成為北美社會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麵重要的保守主義力量。
但在50年代的中國基督教中，還看不見這樣的信仰傳承。自由派和基要派同受時代的影響，都傾向於將信仰理解為一種個人主義的，與國度無關的一種“私有化”的信仰。但當麵對共產主義的凶惡時，家庭教會的基要派信徒仍舊活出了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基督信仰。三自會背道賣主，基要派退到地下。苦難使中國成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為家庭教會複興的種子。
到1958年底，中國基督徒的總人數已迅速下降，大部分信徒都不再去教堂，參加聚會的也多為年老信徒。中國教會史專家趙天恩博士評論說，到1954年，“中共透過三自會控製了全國絕大多數教會”。再到1958年，“中共透過三自會徹底摧毀了有組織的中國教會”。許多西方的教會史學者都在這裏停下，寫出相似的句子，“從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國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門徒們在那裏苦苦等候教會複興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來，極權主義的實質就是對政治國家的偶像崇拜。從1950年到1958年，中國基督徒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曾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凱撒的暴力。在他們中間既有可恥的失敗，也有榮耀的得勝。他們中間的聖徒和殉道士們，和其他社會階層的精英一樣，曾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義構成了中國當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們的苦難也成為中國人苦難的一部分。乃至他們對基督的信仰，也因此成為了中國當代精神的一部分。
基督教在極權主義下的曆史，使我作為一個基督徒，從中看見兩件事。第一是人的全然敗壞，“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第二是真信徒的堅忍到底，從堅忍中不是看見幾個超拔的聖人，而是看見上帝恩典的保守。無論有多少人跌倒，總有人靠這恩典，參與了基督對這個世界的得勝。或者說，我在1957年的片斷中看見人的兩種無限性。一是人的墮落的無限性。一隻狗不會墮落得比豬還不如，但人墮落到比狗還不如的地步，仍然還有墮落的餘地。二是人被拯救的無限性。就算人墮落到比狗還不如的地步，但如保羅所說，“罪在哪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謹以此文，為教會的悔改，福音的廣傳，紀念反右運動50周年和馬禮遜來華200周年。為殉難的信徒感謝神，為教會的罪哀哭，為神的拆毀與建造獻上讚美。
（本文限於篇幅有部分刪節，原載於《杏花》雜誌2011年夏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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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文獻：
1 趙天恩 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一1997)》，台灣中福出版公司。
2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書樓，1999年。
3 沙百裏，《中國基督徒史》(全譯本)，台灣光啟文化，2005年。
4 蘇文峰，《中國教會史》。
5 王明道，《又四十年》。
6 李迪亞，《活祭——袁相忱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