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莊嚴彌撒（Missa Solemnis），是指貝多芬的晚期創作《D大調莊嚴彌撒》大型交響曲，這被他自己明確稱為“最偉大作品”，是一部出自作曲家內心的真誠之作。創作於1819年～1823年，首演1824年4月7日。
貝多芬開始寫《D大調莊嚴彌撒曲》是在1819年，原打算在魯道夫大公的就職慶典上演奏，典禮定於1820年3月9日在科隆大教堂舉行，但是當1823年這個曲子寫完的時候，就職儀式早就結束了。
《D大調莊嚴彌撒曲》創作於1819-1823年間。這時期正好是歐洲社會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動蕩局麵中擺脫出來的初期。連年的政治和軍事災難使人們逐漸對源自啟蒙運動的唯理主義思想思潮產生懷疑，重新思考基督教對個人及社會發展的價值和意義。
寫得如此之慢有幾個原因，一是生活不斷的麻煩，影響了一個音樂家的正常寫作。二是在1815到1826年的這段時間，貝多芬的創作轉入了一向所說的“第三 階段”，他的新想法層出不窮、新樂思也不斷地湧現，派生出大量重要的作品；其中包括最後的5首鋼琴奏鳴曲和最後的6首弦樂四重奏，以及《第9（合唱）交響 曲》。
第三個原因是他對這首“宗教音樂”的極端的重視，達到了殫精竭慮乃至狂熱的程度。他閉門塞聽地反複推敲，大量研究前人的宗教音樂，音樂語言之豐、用法之特異，是音樂史裏的奇觀。而且貝多芬最終放棄了時效性，專注於作品本身，不斷地擴大這個曲子的“體積”。
《D大調莊嚴彌撒》、《C大調三十三首鋼琴變奏曲》以及作曲家的最後三首鋼琴奏鳴曲（第30、31和32號）是貝多芬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其中的《D大調莊 嚴彌撒》更是前後花了4、5年時間創作才得以完成。而且這部作品誕生的時候，距離貝多芬去世隻有三年光陰。似乎作曲家已經提前預知了死神的來臨，因此寫下 了這部具有神聖意義的宗教音樂作品。但是貝多芬顯然不想用這種方式來了結自己的藝術生涯，在他心中還有更加重要的理想沒有完成，那正是偉大的第九交響曲 《合唱》。
1819年，貝多芬的學生兼讚助人魯道夫大公爵被封為奧爾默茲大主教。貝多芬獻給了後者很多作品，包括第4，5號鋼琴協奏曲，《槌子鍵鋼琴奏鳴曲》，還有 《B大調“大公”三重奏》Op.97。在1818年，貝多芬就開始為他的登位創作《D大調莊嚴彌撒》Op.123。但是這部作品要等到4年之後，才交到魯道夫手上。首演則要到1824年4月7日，而且是在聖彼得堡，稿件是由貝多芬的一位貴族朋友格雷卿夫人送去的。而在貝多芬生前，維也納隻上演了其中的三 段，而且不是在教堂場合，而是與《第九交響曲》一起的音樂會場合。貝多芬開始的時候並沒打算出版《莊嚴彌撒》，而是將之獻給歐洲各大皇室。普魯士國王，沙 皇，法國和丹麥的國王都認購了一份。路易十八1824年還製了一枚貝多芬金幣送給他。根據辛德勒的描述，貝多芬雖然並沒因這枚金幣有多大的好轉，但是卻深 深以此金幣為榮。但到了1827年4月，《莊嚴彌撒》還是出版了。全歐洲各音樂中心訂購抄本數達200份以上。對作品的這種熱烈反響，可以看出當時歐洲對 該類型作品的訴求。
但開始時作品的上演的次數不多，就算難得有一次，也是節選。直到19世紀中，《莊嚴彌撒》的演出才開始變得頻繁起來，但很少是出自宗教場合，而是音樂會形式居多。其實作品自誕生起，已受到多方讚譽。而貝多芬多次在談話和信中提到，《莊嚴彌撒》是自己最偉大的作品。而辛德勒則寫道：從創作一開始，他（貝多 芬）就一脫老朋友印象中的那副精神麵貌。我得承認，此前與此後我都再沒見過貝多芬顯出1819年時這般超凡脫俗之氣。
在不同指揮的棒下，貝多芬的“莊嚴彌撒”有不同的樣子。不過有一點是相同的，幾乎沒有指揮把它當作宗教作品來表現。它是一部宏偉的帶人聲的大型交響曲。在 上個世紀，優秀的唱片一直在出現，托斯卡尼尼、波姆、卡拉揚、加丁納、赫魯維格等等，都是最好的版本。克倫佩勒的錄音也可以躋身這個行列。他這個晚年的錄 音，指揮的速度更緩慢和莊嚴，絲毫沒有一絲的廉價的感情和糜俗，仿佛是用一塊塊大理石壘出一座教堂。可惜，當時的演唱陣容不算最好，也不是在最好狀態。有 點可惜了克倫佩勒的指揮。
宗教音樂長久以來就是很多音樂家爭論的中心。其實問題的核心是，怎麽樣的音樂才是“真正的宗教音樂”，究竟宗教音樂是應該回歸到16世紀特倫托宗教會議 後，帕萊斯特裏那那種清澈的彌撒曲模式，還是應浪漫主義的要求，帶上更多作曲家個人的色彩。這反映了宗教音樂的兩種側麵，一方麵，它是宗教儀式的產物，唱 詞有限定的來源，內容是重演教義，還要帶有陶冶教區民眾的功能。另一方麵，它又要滿足作曲家本人的表達願望。這是很困難的，但是宗教音樂並未因此而貧產。 各個時代都有傑作。而貝多芬的《莊嚴彌撒》無疑就是這些傑作中的一部。它模糊了那兩種針鋒相對意見之間的界限。
然而《D大調莊嚴彌撒曲》並不像《第9交響曲》那樣被普遍認同，但專家的關注更多是落在了這部彌撒曲上；當中有宗教和政治的原因，也有研究者們的好奇心，因為人們到現在也弄不清貝多芬真正的宗教態度。
英國著名的音樂評論家托維·唐納德爵士似乎發現了關鍵，他說；“貝多芬先是用鋪天蓋地的神性的榮耀淹沒了我們，接著就用他的永誌不忘和隨時隨地的人性的虛 無做出了對應……”《莊嚴彌撒曲》的群山裏到處是宏偉、壯麗的峰巒，且飄逸著靈動的神性，思想家的貝多芬，在其他音樂家們難以啟及的高度上對全人類發布出 了大災難的預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