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媛鄭念的“上海生死劫” 她體現了中國“最後貴族”的一種精神與堅守。——羅誌淵
鄭念原名姚念諼，1915年生於北京，父親是日本留學生，曾任北洋政府高官。鄭念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1930年代留學英國，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鄭念後來嫁給同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鄭康琪。鄭念夫婦完成學業歸國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夫婦兩人投奔重慶，鄭康琪加入了外交部，駐澳長達7年。
1949年之後，兩人沒有選擇入台灣，而是留在上海。1957年，鄭念在丈夫去世之後繼其夫在上海任職殼牌石油公司，擔任英國總經理的助理，直到〝文革〞爆發。〝鄭念〞這個筆名就是為紀念1957年去世的亡夫而起。
〝一個炎熱的晚上，女主人坐在自家靜靜的書房裏看報。台燈的光照下，柔軟的沙發，織錦緞的墊子，牆邊裝著中文英文書籍的書架。傭人前來通報有客來訪，然後，會客廳裏，主人和客人聊著天，傭人端來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國式薄三明治……〞這是1966年夏天的上海，鄭念還保持著名媛的生活方式。
這家人的祖父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著名人物。因此，他們有著豐厚的家產，在國內外的銀行都有存款。也因此，他們才能在1966年的時候還保有那種生活方式——獨立的三層住宅，男女傭人和廚師、園丁。僅在大陸的銀行，她的存款就數以萬計。
（與女兒合影）
然而，隨著文革的到來，鄭念的家庭如同許許多多家庭一樣陷入了可怕的災難中。先是家庭遭到紅衛兵的洗劫和摧毀，然後鄭念被捕入獄，獄外的女兒——已經是上海電影製片廠著名演員的鄭梅萍處境更糟，在與母親失去聯係的情況下，被人活活打死。事實上，這本書就是鄭念以劫後餘生的母親身份含淚寫來獻給自己心愛女兒的。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裏，七年間，鄭念必須獨自麵對各種暴行——饑刑、銬刑、拳打腳踢刑和精神虐待刑，以至於遍體鱗傷，內外交困。但鄭念奮力抗辯，堅決捍衛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拒絕莫須有的〝間諜〞罪名。
在知識和道德上，她都壓倒了審訊人員，以至於居然能得到某些局部的勝利。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照例是〝犯罪分子〞，鄭念每次都不厭其煩地在〝犯罪分子〞前麵加上〝沒有犯過任何罪的〞這幾個字。在多次重寫交代材料以後，再給她的紙上終於不再有〝犯罪分子：〞這個落款了。
她甚至拒絕被釋放，除非當局向她道歉。這是極其罕見的場景。她拒絕了所謂的釋放決議。她要求宣布她根本就是無罪，並且要求賠禮道歉，還要在上海、北京的報紙上公開道歉。這種要求隻能讓當時的管理人員感到好笑。他們當然永遠也不會理解這種堅持背後的信念和價值觀。然而這正是中國女性反抗暴政的偉大品格之展現。她的英文自傳《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追述知識分子理想如何被政治粉碎，轟動世界。
〝文革〞結束後鄭念成為“被照顧對象”，有機會出席各種婦女界的活動，並同時得到一些特權，比如在內部商店購物。朱大可回憶：〝七三至七七年間，我時常看到那位叫作姚念諼（鄭念）的‘無名氏’，獨自出入於弄堂，風姿綽約，衣著華貴。她的孤寂而高傲的表情，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80年，鄭念以看望在美國的妹妹的名義申請出國。雖然去美時已65歲，但鄭念很快使自己適應新的生活方式和環境：諸如高速公路上的駕駛、超市購物及銀行自動提存款機……當然，她不否認〝……當落日漸漸西沉，一種惆悵有失及陣陣鄉愁會襲上心頭〞，但她仍〝次日清晨準時起床，樂觀又精力充沛地迎接上帝賜給我的新一天〞。
1989年，《上海生死劫》中文翻譯程乃珊在華盛頓首次與鄭念零距離接觸。已74歲的鄭念開著一輛白色的日本車，穿著一身藕色胸前有飄帶的真絲襯衫和灰色絲質長褲，黑平跟尖頭皮鞋，一頭銀發，很上海……以致程乃珊感歎：〝她是那樣漂亮，特別那雙眼睛，雖曆經風侵霜蝕，目光仍明亮敏銳，隻是眼袋很沉幽，那是負載著往事悲情的遺痕吧！〞
〝將永遠離開生我養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隻有蒼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貞於我的祖國，可是最終還是完全失敗了，但我是無愧的。〞在《上海生死劫》一書的結尾，鄭念這樣寫道。這本書在上世紀80年代剛出版時，曾一時風行全球，包括中國大陸地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其它因素，似乎也逐漸淡出了公眾的視野，在中國大陸也再也沒有出版了。
而離開上海後，鄭念也再沒有回過中國。但是她從來沒有停止過對祖國的關切。她把自己的稿費捐給了美國的一所大學，資助那些中國留學生。2009年11月，鄭念病逝於美國華盛頓家中，享年94歲。
《上海生死劫》到底說了什麽
《上海生死劫》就是鄭念在美國以其1966年到1980年這一特殊時期的經曆為題材寫成的紀實小說，其內容基本是按照自己的回憶來敘述的，因此也可以看作是一本回憶錄。這本書對那個荒謬年代人與人之間的交往，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態，無處不在的告密現象等都有淋漓盡致的描寫。
自由與平等的消逝
說到自由，首先指的是法律下的自由。不論是政府，亦或者是政府統治下的民眾，首先要遵循法律。尤其是憲法。而那個時代恰恰是無法無天的時代。
在這本書中，當鄭念麵臨抄家的時候，她首先想到的是憲法。她寫道：
雖然我認為這是白費力氣，毫無用處，但我仍舉起那本《憲法》，心平氣和地說：“你們沒有搜查證就隨便闖入私人宅第，這是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那青年一把奪去我手中的《憲法》，把它扔在地上，氣洶洶地說：“這憲法已作廢了。”
“隻有人民代表大會才有權修改憲法。”我說。
“我們已把它作廢了。你打算怎樣？”那青年說。
當政策與語錄淩駕於憲法之上的時候，自由也就消失了。而自由的消失也會導致平等的災難。因為沒有了自由，平等也就失去了意義。沒有了自由，平等就成了選擇性平等。
一個人可能因為自己的資產階級出身(如主人公的女兒曼萍)而失去受教育的權利，而唯有根正苗紅的貧苦大眾才可以擁有這種權利。書中寫道：
女兒曼萍，是個可愛聰敏的女孩子。她在解放後成長的，因此她並不意識到，一個像她這樣教養極好且出身於富家的女孩，原本可以享受到更多。相反的，在這個提倡平等的社會恰恰就是她這種家庭出身的，不能享有與他人一視同仁的政治及生活待遇。在她整個童年時代，就常因為家庭出身而遇到種種麻煩。比如她想進一個質量高一點的中學，那她的入學考試成績，就必須在八十分以上，而工農出身的學生，六十分就可入學了。……以後，她屢遭這種區別對待。每每這時，她總是自感負罪，為自己的出身感到羞恥。
極權統治與告密
自由平等的缺失必然導致人人自危。這樣人人都成了受害者與施害者。人與人之間缺少了信任，不敢說真心話。對於天高皇帝遠的暴君專製而言，這一人人都是暴君的暴民統治更加令人恐怖，因為你不能有任何精神放鬆的時刻，要時刻繃緊階級鬥爭這個弦。而且，你根本不知道該信任誰，你不能有任何感情的自然流露。
在小說中，鄭念寫道：“在文化大革命中，陳列在櫥窗裏的商品都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毛的畫像，因此當人們在商業區行走時，似乎有成百雙毛的眼睛在盯著他們。”
這一“老大哥在盯著你”的描述不僅讓人再次想到奧威爾在《一九八四》中的描述。還是亞裏士多德說的好：“文學比曆史更加真實。”
在這種人人自危的狀態下，監視與告密也就層出不窮了，在《上海生死劫》中，不論與鄭念同在監獄的獄友，還是她出獄時來跟她學英語的大德，甚至是她的鄰居與保姆，都在時刻監視著她，並時不時向有關部門報告，這種隱私自由為零的狀態很容易使人崩潰，這也可以解釋“文革”中為什麽會有那麽多的精神病人。
正是這種不論在獄中還是在家中都遭受嚴密監視的狀態，迫使鄭念做出了離開中國的最終決定。她回憶道：“看來我人雖然出來了，但還是在受監視，可能隻要我人在上海，不管多長久，都不能放鬆警惕。那晚我獨自一人坐在房裏，第一次生出一個念頭：離開中國為上策。唯有這樣，才能徹底擺脫政治上那種陰沉攫人，提心吊膽之感，才能獲得真正的解脫。”
應該說鄭念在《上海生死劫》所描述的情形，具有相當的普遍性，黃苗子與聶紺弩、馮亦代與章伯鈞、英若誠的經曆等等，都是曆史中真實發生過的一幕。許多知識分子在平反之後都寫了控訴那個時代的文章，說出了自己所遭受迫害的事實，但僅僅有控訴是不夠的，我們還應該反思在這種製度下每個人的罪惡。
或許鄭念是基督徒的緣故，鄭念在小說中不僅有控訴，更有反思，這種反思表現了鄭念對幽暗人性的深刻認識，她曾寫道：
能否說，我們每個人身上，都潛藏著一種天賦的毀滅狂？我們所披著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不堪一擊的，事實上我們每個人內心都潛伏著一種獸性，假若我還年輕，工人階級出身，自幼接受並崇拜左的教育，相信這是正確的，那我會不會同他們一樣行動？
在這裏，鄭念反求諸己，表達了每個人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觀點。或許在極權統治下，每個人都是有罪的，正是每個平庸的邪惡導致了集體災難的降臨。
在漢娜·阿倫特看來，或許這種每個人所有的“平庸的惡”才是極權主義起源的人性基礎。鄭念的這本書也為此做了一個有力的注腳。
後悔與無悔
1949之後留在大陸的知識分子，在經曆“文革”劫難之後，大多會不由自主的做一些假設。如果1949年不留在大陸，那自己的人生又會怎麽樣呢？多數知識分子在回答這個問題時，都把自己的行為跟愛國聯係在一起，並對自己在1949年的選擇表示不後悔。
與這些知識分子不同，鄭念是明確表示自己後悔的一個人。在這一點上，鄭念有些像陳寅恪，陳寅恪就曾在詩中對自己的選擇流露出後悔之意。得知女兒曼萍的死訊，鄭念曾自責道：“一九四九年把她從香港帶到上海而自責。我責問自己，怎麽看了那麽多有關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的書，卻還看不到個人崇拜之國的本質？”
鄭念還寫到在大學任教的朋友薇妮、亨利夫婦。“文革”後，躺在病榻上的薇妮向其訴怨道：“曼萍死了。我的兒子也無前途。一九四九年我們原可以離開的，不是嗎？我們留在這裏都是傻瓜。”
鄭念及其朋友對自己選擇所表達的後悔，表現了她的誠實。許多知識分子用愛國的言辭來表示自己的不後悔，難道離開的人就不愛國嗎？書中曾寫到她其離開祖國時的感受：“讓我心撕肺裂的另一個原因是，我要與生我育我的祖國永別了。這是個粉碎性的斷裂。上帝知道，我是多麽渴望著效忠祖國。”在此書的《跋》中也可看出她對中國的種種關注。這一切無不體現鄭念的愛國精神。
或許他們對於愛國的概念有所分歧吧，在陳寅恪、鄭念看來，愛國的前提應該是國家愛護我們。一個生命都得不到保障的地方怎麽能激發起人們對它的熱愛呢？最好的選擇恰如《詩經》所言：“逝將去汝，適彼樂園”。
原文刊於《經濟觀察報》
這本書是她寫的。我在十幾年前拿到過一本別人看完了不要的英文版，不知道作者是誰，裏麵也沒有照片，當時是本著練英語的想法來讀的。結果我深深被吸引住了。作者的英文挺好，而且雖然她曆經滄桑，但她的文字卻很從容淡泊，沒有那種嘩眾取寵的血淚控訴，那種隱忍讓人肅然起敬。
這一兩年有人開始提起鄭念和她的書，我才把書找出來對了對，才發現他們說的人是這本書的作者，也才知道作者的外表是這麽美麗高雅的女性。但我很討厭現在這種每事必稱名媛的作風。說鄭是名媛是侮辱了她，她不是那種整天在上海社交圈上混，成天忙著打扮上新聞，靠男人的錢生活的女人。她實際上是個職業婦女，而且是早期的高層Excutive，在上海殼牌辦事處是實際的中方最高管理人員吧。而且在書裏，她也從來不吹噓自己以前有多麽出風頭，有多少男人追這種中外古今名媛最喜歡誇耀的東西。
希望有一天有人把中國人在1949之後所受的苦難通通寫出來。
毛對中國的罪行罄竹難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