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變得更平等？

2013年12月30日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約翰•加普

 

今年11月教皇方濟各(Pope Francis)發布了首篇教宗告誡文，將矛頭對準現代資本主義，抨擊後者助長“金錢崇拜”並導致全世界不平等程度日趨嚴重。

教皇方濟各在其宗座勸諭《福音的喜樂》中寫道：“少數人的收入呈幾何級數增加，貧富差距也是如此，絕大多數人無緣幸福的少數人享有的富足。這種失衡是捍衛市場絕對自主和金融投機的意識形態造成的。”

他的話語引起了許多人的共鳴，這些人看到的是，發達經濟體中“1%最富有人群”的收入似乎不可阻擋地增加，而中產階級則收入增長停滯。然而，就世界整體而言，方濟各在兩方麵都說錯了。不但收入分配更為平等，而且資本主義也有積極意義。

導致美國和歐洲製造業和文員職位大幅減少的力量，已使得中國和印度數億人擺脫貧困。這些力量大大加劇了西方經濟體內部的不平等程度，同時卻讓全球變得更平等。贏家是中國和印度的工廠工人，而輸家則是西方的中產階層。

數十年來，發達社會中一直累積著不平等的壓力，但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機以及精英階層的財富膨脹強化了這種壓力。20世紀中葉的經濟民主正讓位於與愛德華七世(Edwardian)或維多利亞(Victorian)時代更相像的財富分配。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百年紀念講席教授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表示：“坦率地說，不平等與資本和勞動力有關。我們看到各種改變都對資本有利。這往往讓全球薪資水平逐漸趨同，這意味著降低了富裕國家的薪資水平。”

代際不平等加劇了緊張局麵。二戰後出生的嬰兒潮一代人(baby boomers)的富足程度遠高於他們的父母——他們擁有穩定增長的收入、強大的福利政府和收益固定的養老金。

那些出生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人的福利較少，在職場打拚多年後收入增長停滯，而且必須借更多的錢才能購買昂貴的房屋。

美 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在最近一場演講中指出：“隨著好的製造業崗位實現了自動化或遷至海外，工人們失去了他們的影響力，薪資水平也出現了下降……最富有的10%的 人口不再拿走全部收入的三分之一，而是拿走了一半。但在過去，首席執行官的平均薪資水平大約是普通工人的20倍至30倍，如今則為273倍。”

然 而，中國和印度這兩個貧窮的人口大國的崛起，讓全球不平等程度變得不那麽嚴重——衡量標準為全球的個人收入差距，無論他們居住在哪裏。從2002年到 2008年，全球衡量不平等程度的基尼係數有所下降（或許這是工業革命以來的首次下降），同時印尼和巴西的發展也在減弱全球的不平等程度。

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表示：“中國就像是一個正與全球不平等現象搏鬥的相撲選手。他站起來挑戰其他所有對手，但他是個大家夥。現在，印度已經成為第二個相撲選手。”

 

從圖表一可以看到這些變化。該表顯示，世界兩個群組從1988年到2008年表現不錯，收入實際增長最高。

第一個群組是富人：10%最富裕人口以及其中1%收入最高的人口。另一個群組是中間階層：新興經濟體中正在擺脫貧窮的工人們。

表 現最差的兩個群組是赤貧人口和西方的中產階層，前者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及其他地區的墊底的5%的人口，後者指美國和西歐以及前東歐集團國家的中產階級。 他們的收入增長沒有趕上那些更幸運的群組，處於第三四分位（包括美國中產階級在內）的人群收入停滯不前，甚至有所下降。

圖表二明顯表明，西方國家不平等程度有所加劇。該表顯示的是從2007年到2010年基尼係數上升（即不平等程度增加）的國家。這一群組包括美國和英國，但也包括意大利、法國和西班牙等一係列歐洲國家。

圖 表三顯示出美國最富有階層拿走的收入份額不斷上升。伊曼紐爾•賽斯(Emmanuel Saez)和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兩位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從20世紀20年代到1940年，10%收入最高人群拿走了大約45%的收入，但到20世紀1970年代前又降 至三分之一左右。自那以後，得益於貿易自由化和去監管化，這些人口拿走的收入比例大幅升高。1%收入最高的人口拿走的份額是最高的。

正如賽斯指出的那樣，美國收入最高人群大多並不是依靠財富和房地產收入生活的食利階層。相反，他們是銀行家和律師等高收入工薪族，以及“還沒有像那些黃金時代的企業家那樣積累起大量財富的”企業家。但他辯稱，這種差別“或許不會持續太久”。

英 國財政研究所(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編製的圖表四和圖表五也顯示出這一點。這兩個圖表分析了不同年齡組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圖表四表明，出生於上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成年 人（後嬰兒潮一代人）的收入開始低於同等年齡的前幾代人。如今40歲的人的收入前景黯淡，因為他們的賺錢能力在十年前就達到了頂峰。

這些40歲的人群可能越來越依賴繼承財產才能過上舒適的退休生活。但圖表五顯示，富裕人群有望繼承的遺產最多，而較低收入人群預計得不到多少幫助。英國財政研究所的研究經濟學家安德魯•胡德(Andrew Hood)表示：“代際不平等最終可能導致同代人之間的不平等。”

這些趨勢產生的緊張態勢是顯而易見的，從反對“1%收入最高人群”的“占領”抗議運動到中美貿易和匯率糾紛，以及要求全球公司多繳稅的政治壓力。奧巴馬將不平等問題稱為“我們當今時代的決定性挑戰”。

若事實果真如此，這個問題有些複雜。導致西方國家收入和財富差距的因素很難得到逆轉。這些因素也促成了中國、印度或巴西中產階層的興起。

教皇方濟各寫道：“教宗愛每一個人，無論他是富有還是貧窮，但教宗有責任以基督的名義提醒所有人，富人必須幫助、尊重和提攜窮人。我勸誡你們慷慨地團結起來，讓經濟學和金融學重回對人類有利的道德軌道。”問題是：對哪些人有利？

貧富差距擴大原因何在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蒂姆•哈福德 2013-08-22 (www.ftchinese.com)
 

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處於經濟繁榮時，沒什麽人會過度操心最富的1%人群在這種繁榮中享有的份額在持續擴大。而在美國進入衰退、英國跌入財政鴻溝以及歐元區麵臨生存危機（還有全世界銀行家的可恥行徑曝光）之後，再也不是隻有極左人士才對收入不公感到焦慮了。

大 家對如下事實應該沒有異議：上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最富有1%人群的收入占比大致翻了一番，如今達到大約20%。在澳大利亞、加拿大和英國也可以看到差 不多同樣的趨勢——盡管在這幾個國家最富1%人群的收入占比要小一些。而在法國、德國和日本似乎看不到這種趨勢。（相關數據來自“世界最高收入數據庫” (World Top Incomes Database)，《經濟展望期刊》(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今年夏季這一期中一個優秀的專題論文集的開篇文章對數據作了總結。）

不 過我們應該關心這事麽？或許應該，原因有二：過程和結果。我們可能會擔心富人的收入來路不正：要麽來自“老同學關係網”，要麽來自欺詐，或者占了納稅人的 便宜。抑或，我們可能會擔心這種不平等會造成有害結果：令人們痛苦和嫉妒，或者損害人們的健康，或者導致民主製度運轉失靈，或者由於富人躺在財富上睡大覺 而導致增長放緩，或者造成大量債務而因此導致金融不穩定。

金 融危機爆發之後，如果認為富人的財富事實上是自己辛苦賺來的，可能會有些不合潮流。然而那些本能有抨擊銀行家衝動的人，應該看一看史蒂文•卡普蘭 (Steven Kaplan)和喬舒亞•勞(Joshua Rauh)的研究成果，該成果也發表在《經濟展望期刊》的專題論文集。他們簡單地比較了不同行業中賺錢最多的人的命運。你是不是擔心，公開上市公司的治理 不夠有效，造成高管們大肆中飽私囊？我也擔心。然而，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掙得也不少，私有企業的老板、對衝基金的基金經理以及某些頂級運動明星也一樣。而 以上各種情況中的治理方式是各不相同的。

那麽，也許某些廣泛的社會規範已經改變，允許各行各業的人都獲得更高的收入？如果是這樣，我們應該會發現，那些受到公開審查的薪金水平會趕上那些不怎麽公開的薪金水平——比如私有企業經理人的薪金。然而，事情卻完全相反。

一 個令人不太願意接受的真相是，收入不公的擴大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市場力量造成的，也就是說，是自由達成的契約造成的。全球化和技術變革對於那些掌握高端技能 的人十分有利。在過去的收入分配中，擁有強有力的臂膀、願意勤奮工作、掌握一點常識往往就能帶來不錯的收入。然而如今不再是這樣了。另外，在收入分配的頂 端，贏家通吃的市場正在形成。在這個市場中，最優秀或最幸運的企業家、基金經理、作家或運動員會卷走大多數收益。那種認為有錢人不過是偷走了其他所有人的 奶油的觀點，可能在情感上容易讓人接受，但並不足以令人信服。

在運轉良好的市場，人們隻有在創造足以匹配其收入的價值後才會賺取高收入。不過，就算我們能夠相信這一點是真的，我們也不一定該就此罷手，對這種不公平置之不理。

這部分是因為涉及的收入總額過大。1993年到2011年期間，美國平均收入總共增長了不過13.1%。但是最窮99%人群（包括所有家庭年收入37萬美元以下的人）平均收入隻增長了5.8%。這一差距足以反映最富1%人群到底攫取了多少財富。數目太大了。

對於我們為什麽要關注收入不平等，我列出兩個理由：收入分配過程不公平、收入分配結果有害。但是，我們真正應該擔憂的是，這兩者實際上是無法分開的。有害的結果和不公平的過程彼此促成。社會越是不公平，富有的人就有越強烈的動機，要拆掉後來人上升的階梯。

在極端情況下，富豪們可以通過收購報紙和電視台、或者資助政治運動改變輿論。那些勉強有能力的人竭盡全力也要讓自己的孩子進入好的街區、托兒所、中小學、大學以及實習公司——我們都知道，贏家與輸家之間的差距可以大到什麽程度。

另 一位為《經濟展望期刊》論文集撰稿、參與討論的作者邁爾斯•克羅科(Miles Corak)，是代際收入變動領域的專家。該領域研究富有的父母是否會有富有的孩子。一個令人痛苦的事實是，在最不公平的發達國家——英國和美國——收入 的代際傳遞趨勢十分強勁。而在丹麥這類更公平的社會，社會優勢地位傳承至下一代的傾向弱多了。

關 於收入不公加劇，以下是一個令人不吐不快的認識：我們的社會變得越不公平，我們所有人就越逃脫不了這種不公平。富人會覺得必須竭盡全力阻止他們的孩子從收 入的階梯上滑落。而窮人則發現，那些最好的中小學、大學、甚至藝術俱樂部以及芭蕾舞培訓班，都會被一堵費用的高牆或供不起的房子擋住。

建立自由而基於市場的社會是為了讓每個人都能發揮自己最大潛能。不過，我們在某處迷失了。

譯者/簡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