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信剛《大中東行紀》

（餘傑）

曾任香港城市大學校長的張信剛教授出版了《大中東行紀》一書，被譽為“一部極簡要的大中東文明史”。作者將在大中東三十一國的經曆、見聞和 思索，連綴起來，拚接出一幅波瀾壯闊的大中東文明圖景。香港作家梁文道評論說：“這不是一般的阿拉伯世界巡禮，更非尋常中東遊記。因為張信剛教授尊崇布羅 代爾的名言，從地理切入曆史。他發明了‘大中東’的地理概念，恰足以涵蓋和處理這片廣大土地上各自分立卻又彼此相聯的政局與文明、過去與現在。”

二零一一年春以來，大中東地區的局勢風雲突變，由突尼斯一名小販的自焚點燃了民主運動的燎原之火，多米諾骨牌效應次第展現，諸多執政數十年的、似乎 穩如泰山的政治強人如紙老虎般垮台，如同《紅樓夢》中之《好了歌》所唱：“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那知自己歸來喪！”此一變 局，堪稱二十世紀以來，繼蘇聯東歐劇變之後，全球民主化之“第四波”。風雲詭譎的中東局勢，仍然在演變之中，在此背景下，《大中東行紀》一書也許可以當作 思考中東問題的一本“導遊手冊”。

拒絕普世價值的“多元文化”，其實是專製的遮羞布

“大中東”是人類文明 最早出現的地區，是曆史上不同文明衝突與交融最為顯著的地區，也是當今世界各種矛盾集中表現的地區。如張信剛所言：“在大中東的二十三個伊斯蘭國家中，有 君主製、君主立憲製和共和製三種政體。不論實行哪種製度，當政者大權獨攬的現象非常普遍，‘家天下’的色彩濃厚。”而受專製體製禍害的，絕不僅僅是大中東 地區的數億民眾，更是危及全球的安全形勢。以本•拉登的基地組織為代表的恐怖主義的源頭即在此地區，也由此引發了二十世紀自一戰、二戰、冷戰之後，第四場 “文明”與“不文明”的驚心動魄的殊死搏鬥。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張信剛在台灣的父母作為醫生，遠赴埃塞俄比亞幫助援建醫學院，張信剛也得以首次赴中東地區旅行，由此締結下了他與這一地區的緣 分。四十多年以後，他再次造訪那家醫學院，卻發現：“我父母當年工作過的外科手術房和產科病房的外貌幾乎沒有改變。”這就是大中東地區現代化緩慢而艱難的 一個縮影。

在西方後現代主義和政治正確的語境下，“多元文化”似乎成了不可非議的製高點，在此問題上，張信剛亦未能免俗。在遊走於大中東諸國的時候，他一再強 調尊重不同的文化與傳統。我注意到書中有這樣一個細節：作者受邀到一對伊朗教授夫婦家中享用晚餐，“很清楚地記得我們談到了伊朗知識分子的處境。當時，我 非常想知道主人夫婦認為伊朗未來會是什麽樣子，但是我沒有追問。畢竟，我不應該濫用他們對我的善意。”讓我無法理解的是，質疑伊朗蠻橫的神權政治，傾聽伊 朗知識分子的心聲，難道是“濫用對方的善意”嗎？

不過，張信剛在返程中很快就有了答案：“當飛機差不多離開伊朗領空時，我注意到飛機上的婦女們紛紛摘下了他們的頭巾，有些人塗上了唇膏，還有人到洗 手間裏患上了時髦的衣裳。頃刻之間，我明白了，伊朗的未來就在這些有機會出國的人們的心中。”可見，愛美之心，人皆有之。再嚴厲的教條，亦不能扼殺這一本 性。對女性的歧視與控製，顯然不是一種正常的“多元文化”之“一元”。對此，張信剛也指出：“一個社會如果忽視它一半人口的職能開發，又想要在知識經濟時 代具有競爭力，的確極困難。看似文化衝突的‘女權’問題，實際上是社會和經濟發展路向的選擇。”

所以，大中東地區問題的症結，不是文明的衝突，乃是“文明”與“不文明”的衝突。換言之，就是文明與專製的衝突。在不同的文化與傳統之上，有沒有一 個更高的普世價值，一個尊重人的自由與人權的、行之四海而皆準的基本原則？多元文化不能成為統治者剝奪公民的人權與自由的借口，主權不能高於人權。說到 底，拒絕普世價值的多元文化就是專製的遮羞布。

從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遭遇，看大中東地區的自由狀況

與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作家奈保爾的一係列關於伊斯蘭國家 的遊記相比，張信剛的這本《大中東行紀》文學性稍弱，少有對這些國家的普通人生活細節的描述。奈保爾認為，這些國家當下麵臨的問題，不是殖民主義的後遺 症，而是瘋狂而野蠻的“自我殖民主義”。從薩達姆到卡紮菲，哪個中東地區的獨裁者，不是麵目猙獰、殺人如麻呢？

嚴格來說，在中東地區，除了以色列之外，沒有一個可以算是民主國家。埃及和土耳其隻能算是“半民主國家”。在埃及，從納賽爾到穆巴拉克，長期實行強 人統治，雖有三權分立的形式，而無權力製約的實情；在土耳其，軍隊竭力維持凱末爾開創的世俗主義的近代傳統，而民選政客企圖推行更為伊斯蘭化的政策，兩者 對民主都是潛在的威脅，故而土耳其加入歐盟尚長路漫漫。張信剛從埃及和土耳其的兩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遭遇中，透視了兩國乃至大中東地區的自由狀況。

一九八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埃及馬哈福茲，享譽世界的作品是其自傳體的《開羅三部曲》。馬哈福茲反對宗教極端主義，主張政教分離和宗教容忍，因此 受到宗教極端分子的攻擊。一九九四年，他被宗教極端分子用刀刺傷頸部與右臂，從此不能從事寫作。張信剛將馬哈福茲與巴金相提並論，在他青年時代生活的台 灣，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屬於禁書，閉門讀禁書，當然是年輕的讀書人最大的快樂。當時，張信剛讀了“激流三部曲”之後深受感動。而馬哈福茲與巴金在各自國 家中的境遇也有相似之處：“兩人都生活在受到殖民主義衝擊的古老社會，他們也都是始終反對傳統大家庭、反對‘禮教’的文學巨匠。不同的是，埃及的極端保守 者用刀刺傷了馬哈福茲，中國的‘革命者’卻利用年幼無知的紅衛兵去羞辱與傷害巴金。”

另一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更是與張信剛有直接的交往。二零零六年，帕慕克獲獎之時，張信剛正在伊斯坦布爾大學訪學。消息傳來，各 個大學一片歡欣的氣氛。也有很多土耳其人不喜歡帕慕克，認為他的著作是討好西方人，更認為他在一次瑞士電視台訪問中承認一九一五年土耳其曾經對亞美尼亞人 大屠殺，是大逆不道。為此，帕慕克曾被起訴，說他觸犯了損害土耳其人尊嚴的一條法律。雖然這項起訴後來以技術理由撤銷，但對其造成了很大的困擾，他也被迫 作出道歉。後來，張信剛邀請帕慕克來香港城市大學訪問並作公開演講。那是帕慕克第一次到東亞，對香港頗具好感。

由馬哈福茲與帕慕克的遭遇就可以看到，極端主義通過暴力、輿論、法律等種種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地壓製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而當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被消滅之際，就是專製肆虐、自由蕩然無存之時。

民主化第四波風起雲湧，中國仍然是頑石一塊？

也 許是因為其理工科的學術背景，張信剛在論及大中東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問題的時候，謹守科學家一絲不苟的態度，始終保持觀察者的客觀中立的身份。這種自我 設限，這種距離感，讓他捕捉到了中東地區國家的最大困境在於：“在今日大中東的伊斯蘭國家，強人倒下後，軍人集團勢必會在新政權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如 果新政權選擇國家世俗化，必將令參與推翻強人的伊斯蘭主義者強烈不滿，造成社會進一步分化；如果新政權強調伊斯蘭教法，它就很難與一向遭軍人集團壓製的激 進伊斯蘭主義者劃清界限，不僅會遭到西方國家的疑忌，也會令國內許多受到西方價值觀影響的專業人士不滿，從而影響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這又是一個艱難的選 擇。”這確實是一種兩難的處境，卡紮菲政權崩潰後，利比亞過渡政府試圖恢複一夫多妻製的合法性，即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但是，張信剛的這種自我設限，也使得這本書缺乏奈保爾遊記中那種敏銳、激情與批判的力度，以及先知般的預言能力。也許這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吧。張信 剛的許多文章，都是在中東民主化浪潮之前寫的，他沒有預見到穆巴拉克會被關在鐵籠中受審，也沒有預見到卡紮菲滿身血汙橫屍街頭。他指出了在中東國家實行民 主製度的種種難處，但他對潛藏在這些國家民眾心靈深處的對自由的渴望評估不足。

比如，作者在敘利亞接觸到一位乘坐奔馳車並有專職司機的官方作家，以及一位陪伴他三天的汽車司機，此二人均支持巴沙爾的統治。張信剛由此誤以為巴沙 爾頗具民眾基礎。殊不知，幾個月之後，敘利亞也成為多米諾骨牌中的一塊，即便三千多人遭到巴沙爾政權的屠殺，仍然不能嚇退民眾的民主訴求。此次中東變局， 沒有哪個國家擁有薩哈羅夫、哈維爾、昂山素姬那樣的魅力型知識分子領袖，主力軍是希望過自由、富裕、有尊嚴的生活的普通民眾。所以，這次民主化浪潮真可謂 是“人民創造了曆史”。

民主自由不是一種相對的價值，而是一種絕對的價值和普世的價值。張信剛認為：“伊斯蘭國家都沒有民主傳統，移植西方的製度也未必有效。”此種觀點值 得商榷。因為，即便在那些缺乏民主傳統的文化、國家和民族當中，其絕大部分成員仍然有強烈的不願接受奴役和侮辱的天性，這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不可被任何文 化和傳統所改變的本質。在缺乏民主傳統的國家實行民主，固然會遭遇困境、挫折乃至反複，但民主自由終將獲勝。比如，日本、韓國、印度等亞洲國家，不也是沒 有民主傳統嗎，但現在它們不都是民主製度相當穩定、民主意識深入人心的民主國家嗎？日本、韓國、印度能夠如此，大中東地區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那些非民主國 家，未來何嚐不會演變成民主國家？

阿拉伯世界進入春天了，中國呢？中國能永遠拒絕民主嗎？張信剛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曾經代表共和黨參選總統的參議員麥凱恩作出了回答。二零一二年二月 初，他在德國慕尼黑召開的一次高級別安全會議上對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誌軍說：“阿拉伯之春即將來臨。”他提到了最近藏族僧侶自焚抗議中國統治西藏的事件， 他指著一部手機說：“由於這些設備，你們沒有辦法完全扼殺它。”這也是大部分中國人心中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