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D.古敘利亞文版本 古敘利亞文版本約在第四世紀時所抄成，包括四部福音書在內。但我們要注意，“當時人們稱信基督教的閃族人為敘利亞人，這些譯本乃是用一種特殊的閃族亞蘭語字母寫成。”6/193 莫伯索西亞的席亞多（Theodore of Mopsuestia）寫到：“它被譯為敘利亞的文字。”6/193 敘利亞文通俗譯本（Syriac Peshitta）Peshitta字的原意為“簡單”，此乃公元150至250年左右所完成的標準譯本。自公元400年流傳下來的此類譯本尚有350份左右。15/317 斐羅聖尼版本（Philoxenian）約在公元後508年時寫成，是教會先父波裏克為馬博主教（Bishop of Mabug）斐羅聖尼（Philoxenas）所譯成的新敘利亞文新約聖經。37/49 哈克蘭敘利亞文版本（Harkleian Syriac）由哈克地的多馬（Thomas of Harkle）於公元616年譯成。 巴勒斯坦敘利亞文版本（Palestinan Syriac）一般學者考據此版本是在公元400至450年（第五世紀左右）所譯成。33/68-71 2D.拉丁文版本 古拉丁文版本(Old Latin)在第四至第十三世紀時，一直有人見證說在第三世紀時，有一種“古拉丁文新約版本在北非及歐洲流傳……” 非洲古拉丁文版本，又稱巴比尼士版本（African Old Latin,or Codex Babbiensis）約在公元400年左右完成。莫誌傑（Bruce Metzger）說：“勞依（E.A.Lowe）曾給人看他自第二世紀紙草經卷上抄錄下的古文記號。”33/72-74 可比安拉丁文版本（Codex Corbiensis）其中包含四福音書，約在公元400至500年間完成。 委西冷蘭拉丁文版本（Codex Vercellensis）約在公元360年寫成。 巴拉丁拉丁文版本（Codex palatinus）約在第五世紀時寫成。 拉丁文通俗譯本（Latin Vulgate）耶柔米乃大馬士革城的教區秘書，後成為羅馬主教。他曾應主教之命，將新約聖經於公元366年至384年間譯成拉丁文。6/201 3D.北非（或埃及）文版本 布如斯（F.F.Bruce）認為第一部埃及文新約聖經很可能是在第三或第四世紀時所譯成。15/214，6/214 沙希德版本（Sahidic）於第三世紀初葉開始出現。67/79-80，33/79-80 巴海裏克版本（Bahairic）編者克色爾（Rodalphe Kasser）認為該版本是在第四世紀左右所譯成的。19/50 中埃及文版本（Middle Egyptian）於第四或第五世紀。 4D.其他文字版本 亞美利亞文版本（Armenian）約在公元400多年時，似乎是從君士坦丁堡的一本希臘聖經翻譯而來。 喬治亞文版本（Georgian）俄國外高加索人所用的文字 7C.早期教會學者印證抄本的可靠性 大英百科全書說：“考證經文的學者雖然審查過不同的抄本後，若尚未參考過早期教會學者們的著作， 他仍算沒有用盡新約聖經的證據。因為早期基督徒的著作經常與一兩種抄本的文體有區別。當傳統的原文字句遺失後，這些早期教父的作品往往就成了唯一用來查考 聖經原始文字的代表資料，尤其如果他的作品能與其他手抄本的文字相符時，這些作品就成了最好的核勘參考文獻，經文批判學家們在未參考這些人的作品前，不應 任意下斷語評論抄本的真偽。”12/579 葛林裏（H.Harold Greenlee）說，在早期基督徒的作品中多處引用新約聖經中的經文：“次數極多，即使不用新約抄本，單從這些被引用的經句，拚湊起來，也可重新編出一部新約聖經來。”37/54 莫誌傑（Bruce Metzger）論及在一般解經書籍及講道集中所引用的聖經經句時，也重複以上葛氏的看法說：“是的，被引的經節數目甚多，即使任何其他有關新約經文的知識均告遺失的話，我們由這些引用的經句中仍可以重新編纂出一整部的新約全書。”33/86 蓋司樂與尼克（Geisler and Nix）說： “引用之經文實在太多太廣，即使沒有新約抄本留存至今，單由早期教會早期領袖們的著作中，我們仍可以重新整理出一部新約聖經來。”14/357 蓋司樂與尼克最後在其《聖經通介》(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中引用李齊（Charles Leach）所著的《我們的聖經是如何得來的》(Our Bible:How We Got it,pp.35-36)中戴平波爵士（Sir David Dabrymple）的一段話，當戴氏正在思量早期教會作品中超量的經文數量時，有人向他說：“如果新約聖經被人摧毀，至第三世紀結束前，每一部新約的手抄本亦均告遺失，我們單從第二及第三世紀教父們的作品中能否重新編出新約聖經來呢？” 經過長期的研究與考察，戴平波爵士（David Dabrymple）終於結論說： “現在請看這些書，你還記得所問有關新約聖經與早期教會領袖們作品的問題嗎？那個問題引起我的好奇心，由於我個人擁有許多現存的第二、第三世紀教會初期領袖們的作品，我開始收集資料，至今為止，除了缺少十一節外，從他們作品中我幾乎找到整本新約聖經的章節。”14/357 請留意：安格士（Joseph Angus）在《聖經手冊》(The Bible Handbook)第56頁中提及隻使用教會初期的領袖們作品收集新約聖經所可能麵臨的一些困難。 -
他們引用的經句有些未必每字均準確。 -
有些抄寫人常生筆誤，或將經文任意更改。 教會初期領袖（猶太教法典）俄利根(Origen)在De Principus第二卷第三章中稱羅馬的克利門（Clement of Rome,公元95年），是使徒們的學生。4/28 另一教會初期領袖特土良（Tertullian）在《真道辯》(Against Heresies)第二十三章中，亦稱克利門是使徒彼得所挑選的門徒。 愛任紐（Irenaeus）在《真道辯》(Against Heresies)第三卷第三章中說：“他仍有門徒的講道回響在他耳中，他們的教訓曾留在他眼前。” 他引用下列諸書卷： 馬太福音哥林多前書 馬可福音彼得前書 路加福音希伯來書 使徒行傳提多書 伊格那丟（Ignatius），在公元70-110年間曾任安提阿教會總督，後為主殉道。他深識耶穌的門徒，也是坡旅甲（Polycarp）的學生，他的七篇書信中曾分別引用新約聖經中以下各書卷： | 馬太福音 | 以弗所書 |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 | 約翰福音 | 腓立比書 | 提摩太前、後書 | | 使徒行傳 | 加拉太書 | 彼得前書 | | 羅馬書 | 歌羅西書 | | | 歌林多前書 | 雅各書 | | 坡旅甲（Polycarp,公元70-156年）八十六歲時為主殉道，曾任士每拿（土耳其西方一海港）教會總督，是耶穌門徒約翰的學生。 巴拿馬（Barnabas，公元70年） 何馬斯（Hermas，公元95年） 塔弟安（Tatian，公元170年） 愛任紐（Irenaeus，公元170年）曾任裏昂教會主教。 亞曆山大城的克利門（Clement of Alexandria，公元150-212年），他除有三本書未引用過之外，曾引用新約全書中經節達2400句之多。 特土良（Tertullian，公元160-220年）曾是非洲迦太基城教會的長老，其作品中引用新約聖經章句達七千餘次，其中有3800句來自四福音書。 海波裏多（Hippolytus，公元170-235年）引用1300多句新約經文。 猶斯丁（Justine Martyr，公元133年）曾極力與公元二、三世紀的馬吉安異端Marcion相抗，馬西翁異端不信舊約聖經與大部分的新約聖經。 俄利根（Origen，公元185-253或254年）這位善辯的作家曾寫成六千多本作品，其中列舉1萬8千多句的新約經文。32/253 賽伯令（Cyprian，死於公元258年）曾任迦太基主教，引用740句舊約經文及1030句左右的新約經文。 蓋司樂與尼克（Giesler and Nix）最後結論說：“隻要我們略加統計就可以發現，在教會於公元325年舉行尼西亞會議（Council of Nicea）之前，這些基督教教父們已經引用過3萬2千多次的新約經文。這還不是全部的經文來源，因為第四世紀的其他作品尚未包括在內。如果我們將在尼西 亞會議之前及會議同時的聞名作家優西比渥（Eusebius）的作品也加入計算的話，所被引用的新約經文數目則要超過3萬6千的數 字。”14/353-354 除上列所舉的早期作家外，你尚可再加入奧古斯丁、安馬比亞（Amabius）、賴湯帝納（Laitantinus）、奎實頓（Chrysostom）、耶利米（Jerome）、羅曼拿（Gaius Romanus）、亞山那西（Athanasius）、米蘭的安伯羅（Ambrose of Milan）、亞曆山大城的西瑞（Cyril of Alexandria）、敘利亞的以法連（Ephraem of Syrian）、波易特的海拉瑞（Hilary of Poitiers）、乃沙的格裏哥利（Gregory of Nyssa）等人。 我建議讀者購買蓋司樂與尼克（Giesler and Nix）所著的《聖經簡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Bible,Moody Press出版)，他們在研究聖經抄本的權威性上下過極大的功夫，頗值得我們細讀。 早期教會領袖作品中引用新約經文的次數
| 作者 | 福音書 | 使徒行傳 | 保羅書信 | 其他書信 | 啟示錄 | 總計 |
| 猶斯丁 | 268 | 10 | 43 | 6 | 3 | 330 | | | | | | （266次間接提及） | | | 愛任紐 | 1，038 | 194 | 499 | 23 | 65 | 1，819 | | 亞曆山大城的克利門 | 1，017 | 44 | 1，127 | 207 | 11 | 2，406 | | 俄利根 | 9，231 | 349 | 7，778 | 399 | 165 | 17，922 | | 特土良 | 3，822 | 502 | 2，609 | 120 | 205 | 7，258 | | 海波裏多 | 734 | 42 | 387 | 27 | 188 | 1，378 | | 優西比渥 | 258 | 211 | 1，592 | 88 | 27 | 5，176 | | 總 計 | 19，368 | 1，352 | 14，035 | 870 | 664 | 36，289 |
8C.崇拜時用來誦讀的經文印證聖經的可靠性 這是最為人們所忽略的一個地區，卻也是包含新約聖經抄本最多的一種文獻。莫誌傑（Bruce Metzger）對這些用來誦讀的經文的背景這樣解釋說： “按照猶太會堂的慣例，每當在安息日聚會時，猶太人總要誦讀一段律法及先知書。早期的基督教教會也沿習猶太人的慣例，在崇拜聚會中朗讀一段新約聖經的章 節，根據四福音書及新約中的書信篇，教會編出一個有係統的朗讀課程。以後因循成習，在各主日及每年特殊的節日中，新約聖經被排成固定的次序，被人在教會中 誦讀。”33/30 莫誌傑繼續說，這些朗讀資料中有2135種抄本已編入目錄，但仍有不少有待仔細研討與分析。 葛林理（H.Harold Greenlee）說： “最早朗誦抄本的片斷來自第六世紀，成冊的抄本則來自第八世紀之後。”19/45 一般的朗誦來源具有保守性，且采自較古的經文抄本，因此在經文批判學上頗有價值。33/31 3B.舊約聖經之可靠性--按其參考文獻考驗方式來衡量 舊約方麵的參考文獻，不似新約聖經那麽豐富。直到死海經卷被發現之前，我們所擁有最早的希伯來文手抄本是來自公元900年左右。希伯來文的舊約聖經是在公 元前400年左右時所寫成，因此所留傳下來的手抄本與原文相隔約有1300年的時間。乍看起來，似乎舊約聖經並不比其他古典文獻來得可靠（比較世俗文典文 獻原著與手抄本相距之時間）。 然而當死海古卷被發現後，聖經學者才發現，許多舊約經卷都是在耶穌時代之前所寫成的。 當這些事實被公諸於世，並經比較後，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印證舊約經文的可靠性。正如甘揚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所說的，“我們基督徒可以將聖經拿在手中，而毫不畏懼、也毫不猶豫地說，我們手中握著的乃是上帝真實的話語，由曆代相傳下來的，雖經長久的年代，其中主要內容卻從無損失。”25/23 首先，我們若要研究舊約的可靠性，我們就要仔細查考抄寫經文的文士們，在抄寫舊約聖經時所持的無微不至的態度。 1C.編纂猶太遺傳經典的時代（The Talmudists，公元100至500年） 在這段期間，猶太人花費了極多的時間來編纂希伯來的民法和律法。編集猶太會堂中的經卷乃是一項極費力的繁瑣工作。 戴維森（Samuel Davidson）在《舊約聖經的希伯來經文》（The Hedrew Text of the Old Testament,2 nd.ed.被錄於詹姆郝斯丁[James Hastings]的《聖經字典》第四卷第949頁中。）中描述一位猶太經典編纂家所必須遵守的嚴格紀律，我采用蓋司樂和尼克合編的數碼列舉如下： 1．凡是猶太會堂中所用的經卷一律必須抄寫在清潔的獸皮之上。 2．必須是由猶太人專為會堂聚會用而預備的。 3．這些經卷必須用清潔的獸皮所製成的皮帶係在一起。 4．所有的經卷中，每一張獸皮中所包含的段數均需一致。 5．每一段落的寬度不得少過四十八行，也不得多過六十行，每一行長度不得超過三十字。 6．全本均需劃行抄寫，若頭三字寫成時未劃行則必須作廢。 7．抄寫時所用的墨水必須是黑色的，且須照一定的配方製成，不得用紅、綠或其他顏色的墨水書寫。 8．抄寫用的範本必須是真品，抄寫時不得任意修改其中字句。 9．抄經之人必須看範本抄寫，不可有一字，一字母，甚至一捺出自記憶……。 10．每個子音之間須留有細微的空間。 11．每段間應留有九個子音空隙。 12．每一卷書之間要留出三行的空隙。 13．摩西五經中的第五經末尾結束時必須劃出一行，其他各書則不必如此。 14．抄寫之人在抄寫時必須穿戴猶太人的服裝。 15．抄寫前必須沐浴更衣。 16．新沾墨水的筆不可用來寫上帝的名字。 17．當寫及上帝的名字時，即使有王來對他說話，他亦可置之不理。 戴維森（Samuel Davidson）又說： “凡不依以上規定寫成的經卷應放棄不用，將它埋於土中或予以焚毀，或被貶入學校當作教本使用，卻不能用在會堂中。” 為什麽我們沒有更早的舊約手抄本呢？當我們注意到抄寫古卷的人所必須遵守的規定或抄寫時的準確性時，再注意早期舊約抄本的缺乏時，我們就可以明白現今所有舊約手抄本的可靠性了。 抄寫猶太經卷的文士們對他們抄寫的準確性頗有信心，他們相信這些副本完全如正本一樣地具有權威性。 甘揚爵士（Frederic Kenyon）在《我們的聖經與古代手抄本》（Our Bible and The Ancient Manuscripts）也論及以上的記載及手抄本被毀的原因：“由於猶太人對抄寫舊約經卷有極嚴格的要求，這也就是早期抄本消失的原因。當文士按照猶太 法典的規定以極嚴謹的態度抄成舊約經卷，又經證實其中完全無誤後，抄本就被當作正本一樣看待，每一部抄本均一視同仁。這樣一來，時間不但不能被用來考證抄 本的真偽，反而變成一個弱點，因為抄本經長久使用後，必有所殘缺，一有殘缺的抄本便立刻被視為不合使用，必須予以廢棄。 “在每個猶太會堂中均有一個木製的板櫃，稱之為Gheniza，其中專門用來存置殘缺的舊約抄本，好些現存的最早舊約抄本都是在這種板櫃中找到的。由此可 見，猶太人習慣視新抄本較舊抄本更為可貴，因為它們是完整無缺的。而板櫃中的殘本則往往因忽略而腐壞，或因板櫃中殘本累積太多後被拿去埋了。 “我們不必為缺乏希伯來文最早的聖經抄本而感到驚訝，也不必為之不安。除了以上所述猶太人摧毀手抄本的方法外，我們還要記得，曆世累代以來猶太人經常受到 外族的迫害，他們的財物受摧毀，舊約手抄本的古卷當然也會隨之喪失。而真正得以遺留下來的，就是猶太人視為所應當留下來的馬所禮經卷 （Massoretic text）。25/43 “猶太人對經卷的崇敬，對經卷純正性的重視並不是在耶路撒冷城淪陷後才開始的。”18/173 我們從舊約的以斯拉記七章6節及10節就可以看出，其中稱以斯拉說，“他是敏捷的文士。” 換句話說，他是一個專才，一個對舊約有研究的人。 2C.馬所禮的年代（Massorectic Peiod，公元500至900年） 馬所禮人（The Massorectic，來自Massora一字，即“傳統”的意思）專門從事編輯、校訂舊約經文的辛勞工作，他們的總部在猶太地的提比哩亞海（即加利利海）附近，他們所編成的舊約經卷稱之為馬所禮經卷（Massoretic text）。 這些精心勞苦所編成的經卷，加上母音的拚音符號，以便幫助讀者能正確發音之用。馬所禮經卷乃是今日標準的希伯來文經卷。 馬所禮人紀律十分嚴謹，一向存著極虔敬的心抄寫經文。他們設計出一套十分複雜的係統，防範文士抄 錄時所可能產生的差誤。比方說，他們計算每部書中每個字母出現過的數字，並計算出摩西五經與整本希伯來文聖經全文中間的那個字母是何字。除此之外，他們又 設計了更多、更精細的計算方法，以防抄寫時可能發生的任何錯誤。陸平費（Wheeler Robinson）在《古版與英文版聖經》（Ancient and English Version of the Bible,1940年出版，第29頁）中說道：“任何可以數算的，他們都予以數算。他們還設計一種背誦法，將各處數目的總和很容易地全部記下 來。”6/117 甘揚爵士（Sir Frederic Kenyon）說： “除了要記得手抄本的差異、傳統與猜臆上的差異外，馬所禮人還要著手於數字的計算，這些則是一般經文批判家們所不曾使用過的方法。他們記下每卷書中句數、 字數及字母數目的總和各有多少，他們也計算出每卷書中間那個字和中間每個字母為何；他們知道那些經節包括有全部的希伯來字母，或隻包括某些字母的經節等 等。這些細節聽來十分瑣碎，但對抄寫經文時，保持抄本的精確性卻甚屬必要。這些細節正表明人尊敬聖經乃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它是理當受人頌讚的一本書。馬所 禮人唯一關心的乃是律法中的一點、一捺、一句、字母中的一小部分都不被抄漏。”25/38 3C.論及舊約可靠性的語錄及其法 魏洛狄（Robert Dick Wilson）在《科學化的舊約研究》（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Moody Press出版）論及聖經的可靠性與可信性應可以回溯至舊約時代：“由一四四件自埃及文、亞述文、巴比倫文及摩押文音譯成希伯來文的名字中，或由四十個由 希伯來文譯成以上各文字的名字（總共一八八件證據）中，我們可以看出有2300年至3900年的時間，聖經中的專有名詞從沒有被譯錯過。最初的文士在音譯 這些名字時，必須使用最正確的語言學原則，使原名與譯名極其接近，這充分證明他們的仔細與學術精神。更有甚者，希伯來人的作品能數世紀以來一直被抄經家不 斷抄寫，也是在其他曆史文獻中所未有過的現象。”48/71 魏洛狄（Robert Wilson）又說： “自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400年間共約有四十位君王存在，每位都按其朝代先後記載……‘其中不但記有同國的其他君王，又有其他國的君王史記可供核 對……舊約聖經中有關各君王的記載，其正確性實超出人類的想像之外，’若這隻是出於偶然，那它隻有 750，000，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全對的機會。”48/70-71 根據這個證據，魏氏總結說： “這個證據說明舊約的原版經文經過二千年的抄寫後，仍能十分正確地留存給我們，這件事實不容我們 忽略。這不但證明二千年前的原版聖經與二千年後的抄本幾乎完全吻合是可能的，我們由巴比倫原本與二千年後之抄本文獻所存的類似之處，又由相隔二千年的紙草 經卷與現今版本的古典文學相較，隻見少數內容上的出入，再看過去希伯來原文經卷中的猶太君王名，及外國名詞如今仍很正確地被留傳下來，我們實不得不佩服這 種近乎科學的精確性，這個精確性更是有目共睹的。”48/85 布如斯（F.F.Bruce）相信“馬所禮人所編纂的希伯來文子音經卷（最早的希伯來文聖經隻有子音，沒有母音，直到馬所禮時代，因不方便朗讀才加入母音。）流傳有近一千年的時間，但與原本相較時，卻仍能保持驚人的信實程度。”6/178 葛威亨（William Green）總結說： “世間沒有任何其他的古典文獻象舊約聖經這樣正確、精細地被抄錄流傳下來的，這種說法真是一點不錯。”18/181 論到希伯來文聖經能被如此正確地抄寫、留傳、英國劍橋大學圖學館副館長艾肯孫(Atkinson)說：“這幾乎就象是神跡一樣。” 第二世紀的猶太教法師阿克巴（Rabbi Aquiba）一心視製造最正確的經書為己任，曾如此說：“馬所禮人正確地抄寫經卷，成為保存舊約聖經準確性的一道防護牆。”21/211 4C.希伯來文經卷 開羅版本（Cairo Codex）現存於大英博物館，約在公元前895年間問世，是由馬所禮人阿學的兒子摩西一家人所抄成（Moses ben Asher），其中包括前後先知書在內。6/115-116 列寧格勒先知書版本（Codex of the Prophets of Leningrad）約在公元916年抄成，其中包括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及十二卷小先知書。 最早的整部舊約經卷應是巴比倫帕測巴力拿版本（Codex Babylonnicus Petropalitanus）約在公元1008年抄成，現存於列寧格勒。它是在公元1000年前左右由一位猶太教法師阿學的孫子摩西的兒子亞倫將古版修正抄寫成的（Rabbi Aaron ben moses ben Asher）。14/250 阿裏波版本（Aleppo Codex）乃是最有價值的一份舊約手抄本，約在公元900年左右完成的。有一度被人認為遺失了，後在1958年所複得，可惜已受損壞。 大英博物館版本（British Museum Codex），包括部分的創世記直到申命記，約在公元950年完成。 樂奇靈的先知抄本（Reuchlin Codex of Prophets）是由拿弗他利之子一位馬所禮人（Massorete ben Naphtali）所抄。 5C.死海經卷印證希伯來舊約聖經的可靠性 甘揚爵士是首先提出這個大問題的一位學者，他問道：“這些我們稱之為馬所禮經卷的希伯來文舊約經卷抄本，係抄自公元前1000年時的另一抄本，這個馬所禮經卷與舊約各書的原版之間究竟有無出入？”25/47 後來所發現的死海經卷能對這個問題提供最有力的答案。 在發現死海古典前的問題是：“今日的舊約聖經與第一世紀的抄本間究竟有多少差別？”換句話說，這些舊約經卷被人騰抄過這麽多次，我們是否還能相信它呢？ 究竟什麽是死海經卷呢？ 死海經卷乃由四萬個經卷的碎片所集成，有五百份經卷是由這些碎片中所重新拚湊起來的。 考古學家們另外發現許多聖經教訓之外的書卷及碎片，使我們對昆蘭（Qumran,死海西北方，是發現死海古卷的地方）宗教社會的情形增加了不少了解。《朱達開文獻》（Zodakite Documents），《社會法則》（Rule of the Community）及《紀律手冊》（Manual of Discipline）各書的發現使我們了解昆蘭人民的日常生活及意義。在其他很多洞穴中，我們則另外發現許多有用的解經的資料。 死海經卷是如何發現的？ 我願引用爾勒（Ralph Earle）所著之《聖經是如何來的》(How We Got Our Bible,Baker Book House出版)中的記載，因爾勒對死海經卷的發現有極生動的描述： “死海經卷發現的經過，可算是近代最精彩的一則故事。在1947年二、三月間，一個百島因(Bedouin)的阿拉伯牧童，名叫莫罕默德，他出去尋找一隻 迷失的羊。為了試試羊是否藏在洞穴中，他用一塊石子擲進死海西邊的一個崖洞裏，此洞穴距離耶利哥城之南約有八哩之遙。但出乎意料之外的，他聽見石子打破瓦 罐的聲音。走入洞穴細察之後，他卻發一個令人驚訝的情景。在洞穴的地麵上有好幾個大瓦罐，內中藏著許多皮質經卷，均係用棉布包裹保存的。因為瓦罐妥善密封 的緣故，這些經卷無損地保存在近1900年的時間（它們很顯然是在公元68年左右存入此洞穴中的）。 “這些死海洞穴中所發現的經卷，其中五卷被耶路撒冷城敘利亞東正教修道院中的紅衣主教所收購，另外三卷則由該地希伯來大學的薩肯尼教授(Sukenik)所收購。 “當這些死海古卷發現之初，新聞界對此毫無所知。1947年11月間，就在薩肯尼教授收購三卷經卷及兩個大瓦罐的前兩天，他在自己的日記中如此寫著：‘這很可能是巴勒斯坦一帶最大的一項發現，是我們從未敢期待過的大發現。’然而這麽重要的話卻未在當時公開發表。 “直到1948年2月，幸好耶路撒冷城的紅衣主教，因不識希伯來文的緣故，打電話給耶路撒冷城的美國東方學研究學會，詢及有關這些經卷的事。當時東方學研 究學會的代理會長是一位名叫查偉（John Trever）的年輕學者，他也是一位優秀的業餘攝影家。他辛勞、謹慎的拍攝下以賽亞書皮質經卷的每一段，這些經卷每一卷均有十英寸高，二十四英寸長。在 親自衝洗出底片後，他以航空郵寄了一部分照片給美國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的亞布萊特教授（W.F.Albright），亞氏一向被認為美國聖經考古學的權威人士。在他的回信中，亞布萊特教授這樣寫道：‘我衷心 恭賀本世紀最偉大的一項經卷發現！……多麽令人難信的一項大發現！此乃最真實的一份舊約經卷，世人絲毫不必懷疑。’亞氏鑒定該書卷約是在公元前100年左 右所寫成的。“11/48-49 查偉（John Trever）後又引用亞布萊特教授的話說：“我相信這些經卷要較納西紙草古卷（Nash Papyrus）更為古老我估計它是在公元前100年左右……”24/260 死海經卷的價值 人類所擁有最早的舊約手抄本是出於公元900年左右，那麽我們怎能確定自公元32年耶穌世代之後的抄本也是精確無誤的呢？我們就該感謝考古學與現今發現的 死海古卷了。在死海古卷中有一卷其中抄寫的是全本希伯來文的以賽亞書，根據考古學家的鑒定，它是在公元前125年左右寫成。這卷死海古卷，要較我們所知最 早的舊約抄本尚早一千年以上。 其餘的死海經卷則約寫於公元前200年至公元後68年各不等。 死海經卷發現所造成的最大影響，乃是印證以賽亞書經卷（寫於公元前125年） 與一千年後馬所禮人所抄寫之以賽亞書（完成於公元916年）在比較之下，兩者完全沒有差別。這正證明了抄經家們精確的程度，曆時千年卻無疏漏。 “在以賽亞書第五十三章中的166個字當中，隻有十七個字是有疑問的。在這十七個字中有十個字是拚法有別，對書中意思並無影響。餘下七字中，有四字是文體 的改變，如連結詞的增減等，其餘的三字母可並成‘光’字，被加在11節中，但對全文意義亦無大影響。何況此字由希臘七十士譯本（LXX）及一號昆蘭山洞中 所發現的以賽亞書樣本中都可印證（IQIS）。這樣看來，經過一千年後全章166字中，隻有一字（包括三字母）是有疑問的，但此字對經文的意義卻無甚影 響。”14/263 布如斯（F.F.Bruce）說： “在昆蘭的石穴中，我們又發現一卷不全的以賽亞書，為了方便起見我們稱之為‘以賽亞書B’，但它與馬所禮經卷的以賽亞書卻是如此相似。“6/123 亞契（Glason Archer）認為“將昆蘭洞穴中的以賽亞抄本拿來，與我們標準的希伯來文聖經中的以賽亞書對照，字字相比，其相同者約占95%以上，其餘5%的不同乃是出於失筆與拚法上的錯誤。”57/19 蓋司樂及尼克（Geisler and Nix）曾引用鮑羅斯（Millar Burrows）在《死海經卷》（The Dead Sea Scroll,P.304）一書中的話說：“曆經一千年的抄寫工作，經卷的內容卻無甚變動，這成為一件奇事。正如我論及死海經卷的首篇論著時說的：‘死海經卷最重要的地方，乃在它能印證馬所禮傳統舊約聖經的可靠性。’”14/261 6C.希臘七十士譯本印證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真實性 猶太人離鄉流浪時，他們極需要有一部用他們通俗語言所譯成的一部舊約聖經，這就是“七十士譯本”的由來，約在埃及王托勒密二世（King Ptolemy Philadelphia，公元前285至246年）在位期間所譯成。 布如斯（F.F.Bruce）曾生動地描寫此譯本之名的來源。約在公元前250年左右（較實際地說，應在公元前100年左右），在埃及王托勒密二世的朝延中一位名叫亞裏斯提亞（Aristeas）的官員致信給他的兄弟費羅克拉次（Philocrates）： “埃及王托勒密二世是位愛好文學的人，亞曆山大城中最偉大的圖書館就是他在位時所興建的，此圖書館傲立世間，成為世界文化奇跡之一達九百年之久。此信中並 記載法拉蘭城的底馬特亞斯（Demetrius of Phalerum）曾任托勒密王的圖書館員，導致埃及王對猶太律法書的興趣。王令他差派一位代表去見猶太大祭司以利沙（Eleazar）。大祭司以利沙從 猶太十二支派的每支派中選出六位譯經的長老，攜帶著特別正確、美麗的舊約經卷，送至亞曆山大城。這些長老受到皇家的禮遇，藉辯論顯示出自己乃是博學淵源之 輩。後來被送至法老的小島中住下（該島以其燈塔聞名），在七十二天中他們將摩西五經全部譯成希臘文。經過開會及校勘研考後，他們將修好的譯本呈獻埃及王。 “6/146-147 由於希臘七十士譯本與現今我們擁有的最早馬所禮舊約手抄本（公元916年）十分相近，使我們確定在1300年後，舊約依然保守著它的精確性。 我們由《偽經傳理書》（Ecclesiasticus）及《安息年書》（Book of Jubilee）中發現七十士譯本及舊約經文的經節，由此可見今日的希伯來經書與公元300年前的原文經卷實無大差異。 蓋司樂及尼克（Geisler and Nix）在他們對人極有幫助的著作《聖經通介》（General Introduction of the Bible）一書中提出希臘七十士譯本的四大貢獻： “1.此譯本縮小了希伯來語與希臘語間人民的宗教鴻溝。 2.此譯本縮短使用希伯來文舊約聖經的猶太人與同時使用新、舊約聖經的希臘語基督徒間的距離。 3.它乃促使宣教士把聖經譯成其他多種語言及方言的開路先鋒。 4.藉希臘七十士譯本與希伯來文聖經對舊約聖經內容相近的看法，得以縮小了經文批評的鴻溝。”14/308 布如斯(F.F.Bruce)提到後來猶太人對七十士譯本喪失興趣的原因： “1.……因為自第一世紀以後，基督徒將它視為舊約聖經的藍本，經常引用它來傳布福音及衛道用。6/150 2.……約在公元100年左右，猶太學者另外編纂成一本希伯來文的聖經修訂本，這也是促使猶太人對希臘七十士譯本失去興趣的原因……”6/151 7C.撒瑪利亞版本（完成於公元前第五世世） 此版本包含摩西五經，對鑒定舊約經文內容甚有價值。布如斯（F.F.Bruce）說 “若將撒瑪利亞版本中的摩西五經與馬所禮舊約經卷版本（公元九一六年）相較，觀察其間相同之處，其間相差之處則顯得無足輕重了。”61/122 8C.泰根譯本（The TargumsK，手抄本出現在公元500年左右） 泰根一字原為“傳譯”之意，相當於舊約的意譯本。 自猶太人被迦勒底人（即巴比倫人）擄去後，巴比倫文字逐漸演變成猶太人通用的民間語言，猶太人需要有用他們通俗語言所譯成的舊約聖經。 當時猶太人的主要泰根譯本有兩種：（1）翁凱拉斯的泰根譯本（The Targum of Onkelas;有人說這是猶太名學者海洛[Hillel]的學生翁凱拉斯在公元前60年所譯），其中包括摩西五經；（2）烏賽亞之子約拿單泰根譯本（The Targum of Jonathon Ben Uzziel）可能是公元前30年左右譯成，包括舊約所有史記及先知書。 布如斯（F.F.Bruce）曾解釋泰根譯本的由來：“……公元前一世紀將近尾聲，猶太人在會堂中朗誦希伯來文聖經時，也開始同時以口傳的方式，將舊約經 文意譯成一般猶太人能懂的亞蘭語，朗誦給會眾聽。這是很自然的現象，當一般猶太人漸漸遺忘自己的希伯來文時，若還想明了舊約聖經，將它翻譯成百姓能懂的文 字就成了必要的事。會堂中意譯經文的翻譯員，猶太人稱之為Methurgerman，他們所朗誦的亞蘭語經文稱之為泰根（Targum）。 “……意譯翻譯員……不可自經卷中朗讀意譯文句，恐怕會眾誤把他口譯的經文視為出自聖經本文。為了能傳譯的準確，譯者每次傳譯摩西五經時不可超過一節，傳譯先知書時，一次不可超過三節。 就在這種朗誦過程中，泰根譯本遂得以一一完成。”6/133 泰根意譯本的價值何在？ 安德生（J.N.D.Anderson）在《聖經--神的話》（The bible,the Word of God）一書中論到它們的價值，說：“早期泰根譯經的價值是因它能用來證明希伯來文聖經的真實性，證實無論是在泰根譯經問世之時或是今天，希伯來文聖經都是一樣的可信的。”4/17 9C.米示那口傳經卷（The Mishnah,寫於公元200年） 米示那一字即“解釋、教導”之意。其中包括猶太人的傳統習俗及對口授律法之注解。是以希伯來文寫成，被稱為摩西律法之下的第二律法。14/306 其中所引用之經節與馬所禮經卷中的經文十分相近，可印證馬所禮經卷的可靠性。 10C.吉馬拉口傳經卷（The Gemaras;巴勒斯坦版本寫於公元200年；巴比倫版本寫於公元500年） 這些用亞蘭文寫成的經卷注釋，主要是用來注釋米示那經卷的，也間接證實馬所禮經卷的可靠性。 米示那口傳經卷加上巴比倫版的吉馬拉經卷，組合成巴比倫版的猶太遺傳經。（Babylonian Talmud） 米示那口傳經卷+巴比倫版的吉馬拉口傳經卷=巴比倫版的猶太遺傳經（Mishna+Bab.Gemara=Babylonean Talmud）。 米示那口傳經卷+巴勒斯坦版的吉馬拉口傳經卷=巴勒斯坦版的猶太遺傳經（Mishna+Palest.Gemara=Palestinian Talmud）。 11C.米德拉西口傳經卷（The Midrash，公元100至300年間寫成） 這是收集希伯來文舊約經卷中的信條而寫成，其中多處經文均引自馬所禮舊約經卷。 12C.六重口傳經卷（The Hexapla） 教會初期領袖俄利根（Origen ，公元185-254年）曾著有《四福音合參》（Harmony of the Gospels），分別列出六種不同版本之經文：希臘七十士譯本、亞奎那抄本（Aquila）、喜歐戴仙抄本（Theodation）、謝梅起抄本（Symmachus）、希伯來文抄本及希臘文字譯成的希伯來文抄本。 六種經卷中同時又包括猶太史學家約瑟夫（Josephus）的作品，費羅及朱達開文獻（Philo and Zadokite Documents，即死海昆蘭社區的文獻）。“它印證在公元40年至100年間，的確有與馬所禮舊約古卷相似的經卷存在。”55/148 4B.文內證據的測驗印證舊約的可靠性 1C.允許懷疑精神的存在 孟沃華（John Warwick Montgomery）針對此項考驗說，如今文學評論家們依然按照亞裏斯多德的標準來評論文學作品：“懷疑之心應該用在考證之物本身，評論家們卻不應該擅用它來阻擋真理。”34/29 “除非作者已知文字內容自相矛盾或與事實相違，吾人必須張耳靜聽被分析文件的自辯聲，而不應存著偏見，事先假定文獻的真偽對錯。” 何恩（Robert M.Horn）針對此點強調說：“想將‘難題’轉變為有力的證據，用以推翻教條實非易事，因為並非凡表麵上看來是矛盾的道理都有是錯的。第一，我們必須確 定自己已經完全了解經文，其中的字句及數目的意義。第二，我們已擁有這一方麵全部所需的知識。第三，更進一步的知識，經文的研究與考古學的新發現都有已不 再能幫助我們進一步判斷經文的真偽。” 何恩又說：“……經文上的難題並不證明它們是不可信的；沒有解決的問題也不一定必然就是錯的。這不是要叫我們小視困難之處，而是希望我們能獲得一種新眼光 透視難題。難題能引起我們繼續推敲的好奇心，麵臨問題容易使我們虛心追尋最清楚的亮光。但除非等到我們對經卷有了全盤的了解，我們實在不能迷信地說：‘這 是個已經證實了的錯誤，證明聖經並非絕對無誤。’人人都知道，自本世紀以來，過去的許多‘斷案’如今都已一一被推翻了。”58/86-87 2C.直接見證的價值 這些見證都是看見的人自己寫的，或是由親眼目睹或親身經曆者的口述而來。 “提阿非羅大人哪！有好些人提筆作書，述說在我們中間所成就的事，是照傳道的人從起初親眼看見，又傳給我們的。這些事我既從起頭都詳細考察了，就定意要按著次序寫給你。” --路加福音一章1-3節 “我們從前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大能，和他降臨的事告訴你們，並不是隨從乖巧捏造的虛言，乃是親眼見過他的威榮。” --彼得後書一章16節 “我們將所看見，所聽見的傳給你們，使你們與我們相交，我們乃是與父並他兒子耶穌基督相交的。” --約翰一書一章3節 “以色列人哪！請聽我的話。神藉著拿撒勒人耶穌在你們中間施行異能奇事、神跡，將他證明出來，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 --使徒行傳二章２２節 “看見這事的那人就作見證，他的見證也是真的；並且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的，叫你們也可以信。” --約翰福間十九章３５節 “該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本丟彼拉多作猶太巡撫，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的兄弟腓力作以士利亞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呂撒聶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 --路加福音三章１節 “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羅，你癲狂了吧！你的學問太大，反叫你癲狂了。保羅說，非斯都大人！我不是癲狂，我說的乃是真實明白話。王也曉得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膽直言。我深信這些事沒有一件向王隱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裏作的。” --使徒行傳二十六章24-26節 布如斯（F.F.Bruce）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賴蘭教席（Ryland Professor）的聖經批判及翻譯學教授，論到“新約聖經這些直接資料的價值”時，他這樣說： “最早期的傳道人，知道自己見證的價值……因此總是重複地說：‘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們得有把握才這樣說。當時耶穌的門徒極多，他們記得那些是發生過，那些沒有發生過。因此不象現今一些作者認為捏造耶穌的言行是件容易事，因見證人太多，當時寫新約的人不容易隨便假造。 “很顯然，早期的基督徒對什麽是耶穌的話，什麽是自己的見解與判斷一直很小心地予以分辯。保羅在 哥林多前書七章中論到結婚、離婚這個複雜的問題時，很仔細地分辯何為他自己的建議，何為主耶穌所定決定性的原則，在某些地方他用：‘我說，不是主說。’有 些地方，他用：‘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說。’ “最早期的傳道人所麵臨的不單是一群友善的見證人，見證人在也有對基督徒甚不友善的，但這些人一 樣熟悉耶穌的生平事跡與他的死。因此使徒們不可能說假話（更別說去捏造事實），因為這些不友善的見證人惟恐沒有機會去揭穿他們的謊言。在早期使者的傳道信 息中，最大的特色是他們對自己所傳的知識深具信心，他們不單隻說：‘我們都為這事作見證。’他們還說：‘這是你們自己知道的。’（使徒行傳二章22節）如 果他們所說的與事實相違，聽眾中那些反對基督教的人不會出來指出他們的錯誤麽？”7/33，44-46 3C.有力的直接資料來源 新約聖經中的各書卷，被今日的聖經學者視為是第一世紀中最有力的直接資料來源。34/34-35 保羅書信公元50至66年 馬可福音公元50至60年，58至65年 馬太福音公元80至85年 路加福音60年早期 約翰福音公元80至100年 甘揚爵士（Sir Fredric Kenyon）說： “我們找到可靠的證據證明約翰福音在第一世紀結束之前就已經存在了。” 維廉弗克司亞布萊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曾是世間最出色的聖經考古學家，他說： “我們可以強調，目前尚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新約聖經中任何一部書是在公元80年後寫成的，雖然現今的新約批評家認為新約多半在公元130至150年間寫成，比實際年代遠了約六十年的時間。”65/136 孟沃華（John Warwick Montgomery）引用甘揚爵士在1963年1月18日的《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周刊上記者訪問中的談話，說：“按我個人的看法，新約聖經的每卷書都是由一位受過洗禮的猶太人所寫，大約是在第一世紀的40至80年間寫成，更可能是在公元50至75年間寫成的。”34/35 5B.文外證據的測驗印證聖經的可靠性 1C.其真實性能否被肯定？ “是否有其他的曆史材料能肯定或否定聖經文內的證據呢？”34/31 換言之，除了經文本身所提供的證據，有否其他聖經之外的資料能肯定聖經的真實性？ 2C.聖經外的作家們所提供的證據支持聖經的真實性 早期教會領袖優西比渥（Eusebius）在其所著之《教會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Ⅲ.39）中收有使徒約翰的學生帕皮亞--海拉波立教會的主教（公元130年），自約翰得來的資料：“長老（即使徒約翰）常如此說：‘馬 可是彼得的翻譯員，曾精確地記下彼得所說一切有關耶穌的言行、事跡。因為馬可既非親耳聽過，亦未親自跟隨過主耶穌，他乃是後起之秀，誠如我所說，是隨伴彼 得的。彼得見機運用主的話語，但非有心編纂主的話。所以馬可並沒有記錯，隻是將他（彼得）的口述一一記下而已。馬可隻留心一件事，就是絕不刪除他所聽見 的，也不增添任何假話。’” 帕皮亞（Papias ）也提到馬太福音，他說：“馬太福音是有希伯來文（亞蘭語）所寫成的。” 愛任紐（Irenaeus）曾任裏昂主教（公元180年），他是士每拿主教坡旅甲（Polycarp）的學生。（坡旅甲在公元156年時為主殉道，身為基督徒86年，是使徒約翰的學生）愛任紐寫道： “根據托爾斯地的葛理哥利（Gegory of Tours），他（愛任紐）曾將裏昂的人全都帶領歸主，甚至還差遣宣道士到其他未信主的歐洲地區去。” 在“真道辯第三卷”（Against HeresiesⅢ）中，愛任紐寫道：“四福音書的根基十分穩固，甚至連異端邪說也見證這福音的根基，因為每一種異端，都是從福音書中收集資料來另創新說的。” 四福音書在當日基督教所傳到的地區中，早已為眾人所接受，因此愛任紐的著作中經常提到這些被人公認的道理，正如羅盤針上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一樣無法為人所否定，他說： “地球有四界，風有四向，當教會向全世界擴展時，福音就成了教會的棟梁與根基，也是人類生命氣息 之所係。它自然有四個棟梁，好像不朽的氣息從每個角落點燃人的新生命，為向世人‘彰顯’此道乃萬物之建造者，坐在寶座之上，聯係萬物，並賜四福音將自己彰 顯給世人看。此四福音書雖分為四部，卻同為一靈所聯合。” 教會先父愛任紐（Irenaeus）繼續說： “馬太在猶太人當中寫成馬太福音，而彼得與保羅則在羅馬各地傳福音、建立教會。根據傳說，當彼得保羅於公元64年左右，死於尼羅王手下之後，彼得的學生馬 可，兼翻譯，將彼得講章的文稿留下給我們。保羅的學生路加，則在所寫的福音書中加入他老師的講章。約翰是耶穌的門徒，是曾靠在耶穌胸膛上的那一位（參閱約 翰福音十三章25節及二十一章20節），則在小亞細亞的以弗所（現今土耳其境內）寫成約翰福音。” 藍賽爵士（Sir William M.Ramsay）說：“路加寫成的曆史，其可靠性是無人可比擬的。”95/81 羅馬的克利門（Clement of Roman,公元95年）視聖經為可靠、真實的，經常應用。 伊格那丟（Ignatius），在公元70至110年間，曾任安提阿（今敘利亞境內）教會主教，後因其信仰殉道。他認識耶穌所有的門徒，也是坡旅甲（Polycarp）的門徒之一，坡旅甲則為使徒約翰的門生。59/209 毛耶（Elgin Moyer）在《教會曆史名人錄》（Who Was Who in Church History,Moody Press,1968年出版）中寫道：“伊格那丟自己說‘我寧可為耶穌殉道，也不願意統治世界，拋我入野獸群中，我好藉它們在神的事上有份’。據說他果真 在羅馬被擲入鬥獸場的猛獸群中，他所遺留下來的書信，則是他從安提亞出發往羅馬殉道途中寫成的。”59/209 伊格那丟（Ignatius）相信聖經，以聖經之正確性為其信仰的根基，他擁有大量的資料與見證能證明聖經之可靠性。 坡旅甲（polycarp,公元70至156年）曾是使徒約翰的門徒，由於他對耶穌與聖經至死忠心，終於在八十六歲時為主殉道。坡旅甲的死證明他相信聖經 是精確無誤的一本書。“公元155年當羅馬大帝庇亞斯Antoninus Pius(138至161年)在位時，在士每拿一帶有迫害基督徒的事件，他所在的教會中許多教友因此殉道。他被檢舉為教會的領導人物，被提出處死。迫害他 的人勸他放棄自己的信仰，即可保全性命，他一口拒絕說：‘我事奉他86年，他沒有虧待過我，我怎能毀謗這位拯救我的君王呢？’最後他被捆在木柱上，活活被 燒死了。他因自己的信仰成為英勇的殉道士。”59/337 坡旅甲認識許多信徒，他顯然是一位明白真理的人。 約瑟夫（Flavius Josephus）是猶太的史學家。 約瑟夫所描寫施洗約翰所施的洗禮與福音書中所記載的略有不同，約瑟夫說施洗約翰所行的洗禮不是悔改的洗，但馬可福音一章4節中卻說是如此；約瑟夫又說施洗 約翰之所以被處死是因政治上的原因，並非他批評希律王娶自己兄弟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布如斯（F.F.Bruce）指出，很可能希律期望一箭雙雕，才把約 翰下在獄中。至於對施洗的解釋有出入，布如斯說：福音書乃是根據“宗教--曆史”這兩個觀點所寫成，要比約瑟夫寫成的史書時間為早，因此較為確實。除了這 些細節外，一般來說，約瑟夫的記載與福音書的記載都頗能相合。7/107 約瑟夫在其《考古文獻》十八卷5章2節（Antiquity Xv Ⅲ.5.2）提到施洗約翰，由於這段文字寫成的方式，其中實在很難有基督徒在其中增添字句的餘地，這段文字如此記道： “現在有些猶太人以為希律的軍隊已被上帝摧毀了，這正是處死施洗約翰所應得的報應。他實在是個好人，但希律把他殺了。他曾吩咐猶太人行正當的事，彼此公平 相待，虔誠敬拜上帝，並呼召猶太人前來受洗。他認為受洗是為上帝所接受的，這個儀式雖然不能洗去若幹罪，但如果一個人的靈魂已經因自己公義的行為得以潔 淨，洗禮則有淨化其身體的功能。當猶太人因聽他的話受感動，開始擁護他時，希律王怕他的說服力，足以號召百姓起義叛變，因這時百姓似乎完全聽他的指揮。於 是希律王想最好是立刻捉拿他，乘他在造反之前將他處死，以免事情真發生後後悔不及。由於希律王的多疑，施洗約翰被下在前文所提及的馬丘路 （Machaerus）碉堡中，最後在那兒被處死。猶太人相信希律軍隊遇難，乃是上帝為施洗約翰報仇之故。”7/106 塔弟安（Tatian,公元170年）是亞述的基督徒，他曾將聖經編纂起來，寫成第一部“四福音合參”，希臘文為Diatess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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