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上海時尚:一千家當,八百身上(男女裝)

劉業雄

男性決不讓女性專美

令上海男人時尚的就是流傳至今還綿綿不絕的西裝了。

西裝是男裝的經典之作。

不 過,西裝的來曆與旗袍一樣,甚至與牛仔褲一樣,屬於工作服。它原是中世紀歐洲馬車夫的服式,馬車夫為了騎馬方便,就在上衣後麵開了一條衩,西褲原是西歐水 手服的式樣,便於捋起來幹活。而西服的硬領是由古代軍人防護咽喉中箭,的甲胄演變而來;漂亮的領帶的誕生是因為古代的英國人吃牛羊豬肉時,還沒有像後來那 樣使用刀叉,而是用手抓,大塊大塊地用手捧到嘴邊啃,那胡子弄髒了,就用衣服的袖子去擦。憤怒的婦女為了對付自己男人這種邋遢行徑,就在男人的衣領下掛了 一塊布,供他們擦嘴。

可是男人們的陋習難改,不習慣用這塊布,婦女們魔高一尺,就在袖子邊上釘幾個小石子,如果再用袖子擦嘴的話,這石子 就會把胡子拉掉或者把嘴皮劃破,這才逼著男人用布擦嘴(在這種威逼下竟然俯首貼耳、聽之任之,可見英國紳士骨子裏的懼內情結)。久而久之,這領子下的布就 成了領帶,而把在袖口釘石子改為釘紐扣,又從前麵改移到後麵。於是,西裝問世了。

西裝移民於上海,與上海眾多紅幫裁縫不可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大批浙江奉化籍裁縫到上海立腳謀生,由於他們擅長模仿,而且全麵掌握“量、算、裁、縫”的技藝,所以深受主顧的歡迎。

1896 年,奉化江口鎮前江村人江良通首先在南京路上開設了一家“和昌號”裁縫店,一些有實力的奉幫裁縫也紛紛跟進,南京路上有了多家奉幫裁縫店,如“王興昌”、 “榮昌祥”、“裕昌祥”、“王順泰”、“王榮康”、“匯利”等。他們擅長模仿,便順應潮流改名“西服店”,打出“西服”旗號,中國第一套西裝就是在南京路 誕生的,而第一個提倡穿西裝的是著名革命家徐錫麟。

1904年,徐錫麟從日本回到上海,找到了著名的裁縫店“王興昌”,指著身上穿的西 裝, 叫店主王興昌依樣畫葫蘆也做一套,王興昌雖然手藝高超, 但麵對這頭一遭的活計,卻有點怯陣了,徐錫麟和顏悅色地勉勵他:“不要緊,做壞了不叫你賠,而且照樣給你工錢。”於是,王興昌放開膽量,做壞了一套又一 套,最後終於做成功了,與徐錫麟那套一模一樣。徐錫麟自然非常高興, 讚賞之餘給了不少賞錢。王興昌為徐錫麟做西裝的消息也就不脛而走了。

孫 中山也有這麽一段逸事,1911年12月25日,他到了上海,很想做一套國產西裝,就找到了南京路上最大的“榮昌祥呢絨西服店”,店主奉化江口鎮王漵浦人 王才運見到這位偉人來做西裝, 受寵若驚, 動員全店力量,做了一套與孫先生穿的那套英國貨一模一樣的國產西裝,“榮昌祥擅長做英式西服”的美談就傳開了。

後來,孫中山帶來了一套日 本陸軍士官服裝,要求以這套服裝為基樣,做一套直翻領有袋蓋的四貼袋服裝,並要求袋蓋做成倒山形筆架式,象征革命要依靠筆杆子(知識分子),王才運根據這 個要求初製了第一套服裝,並以傳統服式設計了七粒紐扣,後來經過孫中山先生提議, 改為五粒,以與五色國旗(代表漢、蒙、滿、回、藏五族共和)的寓意相一致。這中山裝後來也成為一種時尚服裝。

話題再回到西裝,上海本是去海外留學的必經之路,置辦一套西服是必不可少的,故奉幫生意特別紅火,這裏成了奉化裁縫的“創業園區”。於是,“奉幫”被譽為“紅幫”了。

西 裝最早在上海出現的時候,並不受到歡迎。相反,還遭到了歧視。20年代的《婦女雜誌》就曾發表專門的文章抨擊西裝,一說它貴,二說它並不時尚,論據是它從 西方再傳入東方,已經“時時更新,轉展變易,不適時尚可知矣”,那些著意要穿西裝的人,“衣西裝,操西語,崇拜耶穌,此乃添一西人耳,與我國何益。”而且 還在實際生活中引來了不大不小的麻煩。

20世紀初,上海戲園裏可以邊飲茶邊看戲。有個規矩,凡是妓女和洋人來看戲,一律用綠茶碗, 以示區別,而普通觀眾則用白茶碗。用綠茶碗的,表示戲票加倍。這是因為陪妓女、洋人前來看戲的大多為買辦, 這些買辦西裝革履, 招搖過市,很是遭到人們的嫉恨。戲園的這一“一園兩製”價格是表示一種鄙視、憤怒、宣泄與經濟懲罰。

這 一針對“城門”之“火”的特殊規矩,卻殃及了中國留學生這些“池魚”,由於他們也是一身西裝革履,一坐下也是一隻綠茶碗,但結賬時一聲“洋人加倍”就有了 辯駁的充裕空間:“難道我也是洋人嗎?”戲園方明顯理虧,於是,有些老板就改為“洋裝加倍”,爭執也就少了,但聰明的留學生(不聰。明還能留學嗎?)每當 看戲就臨時借一件長衫來穿了一一觀眾先成了演員。不過, 隨著西裝的普及,戲園這種規矩也就自動取消了。

應該說, 西裝本身沒有多大的“時”裝餘地, 至多在紐扣的粒頭多少、開不開衩、用什麽麵料、領子的寬窄、上衣的長短上有一些些微的變化,總體上是差不多的。上個世紀30年代的西裝與今天的西裝, 實在是沒有多少大的差別的(試試看女裝!),它唯一的時尚價值在於體現出穿著者本身的價值。比如沒有多大實際意義的“套頭料”,上海人非常願意花大價錢購 買,就是因為它往往能顯示其“成功男士”的身價與感覺。

木心在長文《上海賦》裏對當年置辦西裝的全流程作了形象生動的描繪:

西裝店等級森嚴,先以區域分,再,以馬路分,然後大牌名牌,聲望最高的都有老主顧長戶頭,價錢高得你非到他那裏去做不可,否則何以攀躋人誇示人?當年是以英國式為經典,中老紳士就之;法國式為摩登,公子哥兒趨之;意大利式為別致,玩家騎師悅之。

西 裝第一要講料作,那時獨尊英紡,而且必要純羊毛,稍有混雜,身價大跌。夏令品類派力斯、凡立丁、雪克斯丁、 白畔嘰等;冬令品類巧克丁、板絲呢、唐令哥、厚花呢等;春秋品類海力斯、法蘭絨、軋別丁、舍維、霍母斯本、薄花呢等。所謂“英國花呢”,厚薄兩型紛繁得熱 昏。國際最新雜誌匯集上海,中國縫工無疑世界第一。

大牌名牌的店家陳設優雅, 氛圍恬靜。歡迎,請坐、奉茶或咖啡,寒暄幾句,言下十分自負。“先生光臨本店,想是慕名而來……”然而除了幾上的一疊時裝雜誌,又從內部捧出最新的樣本 來。這時是顧客顯骨子的當口了。如果你邊看邊品評,眼光凶、門檻精,店夥就起勁奉承。其中夾進微妙的辯論,最後完全聽從你的抉擇,就更加滿足你的自尊心。

接下來是看料作。美奐美侖,像圖書館那樣莊嚴肅穆,凡你中意的,一匹匹拿下來,近看、遠看,披在肩上對鏡看, 裹在腿上假設為褲管看——結果決定幾套,三件頭、兩件頭、獨件上裝,兩粒紐、三粒紐,單排、雙排,貼袋、嵌袋、插袋。還要商量夾裏,半裏、全裏,羽紗?軟 緞?至於襯墊,“放心,阿拉勿會用白麻格,總歸是黑炭,墊肩全羊毛,棉花是勿進門格。”

然後是量尺寸,手勢輕快果斷,頗有舞蹈性。如果 你身材好,就量到那裏讚到那裏,“搭儂先生做衣裳,真開心,電影明星也唔末依價司麥脫。”尺寸單的項目極其細致,填滿了,還要想想,加附注,長期保存,作 下次的參考,而且說:“假使攸在外國,要做了,請關照一聲,我伲打包寄過來。”

等到試樣的日期,更是雙方顯骨子的時候。雖是他從旁幫 襯,你動作要靈敏,程序要合拍,他手捉劃粉,口噙別針,全神貫注,伶俐周到,該收處別攏,該放處畫線,隨時呢喃著征詢你的意見,其實他胸有成衣,毫不遲 疑。而你,在三麵不同角度的大鏡前,自然地轉體,靠近些,又退遠些,曲曲背,挺挺胸,回複原狀,井腿如何,分腿如何,要“人”穿“衣”,不讓“衣”穿 “人”。這套馴衣功夫,靠長期的玩世經驗,並非玩世不恭。

上海人玩世甚恭,既要應和重視

別 針劃粉的全套動作,又務必貫徹“惟我獨尊”的見解要求。試樣的過程是一個辯論的過程,若有不恭者不知趣, 冒充行家,事態會激化“本店牌子有關,還是另請高明吧”。真正懂“衣經”者卻娓娓清談,雙方表示欽佩,“依先生真講究,講究得真有道理”。“不然我也勿會 定規要到寶號來哉”。

複試,如果你無興去店家,他可到府上來效勞。初試僅一袖,再次兩袖全,整套款式俱在。萬一你又有新的意圖,他不惜拆 掉重做,是故往往要三次五次試樣,雙方絕不嫌煩,直到你的滿意就是他的滿意,臨了說“先穿兩天,假使有啥勿稱心的地方,盡管請過來指教”——雙方自始至終 不提一個錢字, 落落大方對大方落落。(《隻認衣衫不認人》)

這哪裏是做衣服,分明是諸葛亮到了東吳,最終目標雖然一致,但內中的勾心 鬥角卻敷衍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的好戲。這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上海人能一眼看出你的西裝是哪條路上出品的,甚至斷定是哪店家做的。傭仆替你掛大衣上裝時, 習慣性地一瞥商標牌子,凡高等洋服店,都用絲線手繡出閣下的中英文姓名,縫貼在內襟左肭袋上沿……(《隻認衣衫不認人》)

據一些老上 海回憶,在三四十年代,一兩黃金可以做二到三套上好英國呢三件套西裝,價錢不菲,但街頭西裝革履的比比皆是。那時候, 除非真的是做粗活的或者實在窮困潦倒的, 一般的上海男人起碼有一套西裝, 哪怕亭子間打地鋪的小文員,隔夜還要把上衣高高掛起,把褲子褲管折齊壓在枕頭下。很有一些西裝革履、賣相蠻好的朋友, 常常會悶著頭、縮起肩胛在弄堂口的小麵攤上吃一碗廉價的陽春麵,上海人針對這班人稱其為“赤膊打領帶的戶頭”,或許還會罵一聲“洋裝癟三”。

李伯元《文明小史》第16回描寫了一位整天西裝革履的上海青年,外表瀟灑倜儻,頗有風度,內裏卻是一個窮得叮當響的“洋裝癟三”:

黃國民道:“還是你們洋裝好,我明天也要學你改裝了。”洋裝朋友道:“改了裝沒有別的好處,一來裁縫可以省得不少,二來無冬無夏隻此一身,也免得到了時候,愁著沒有衣服穿。”黃國民道:“夷場上朋友,海虎絨馬褂可以穿三季,怎麽你這件外國衣裳倒可以穿四季呢?”

洋 服朋友道:“不瞞你說,你說我為什麽改穿西裝?隻囚中國衣裳實在穿不起,就是一身繭綢的,也得十幾塊錢。一年到頭,皮的、棉的、單的、夾的,要換上好幾 套,就得百十塊錢。如今隻此一身,自頂至踵,通算不過十幾塊,非但一年穿到頭,而且剝下來送到當鋪去,當鋪裏也不要。這一年工夫,你想替我省下多少利 錢?”

這種穿西裝法,已經近乎無賴了。一些過來人回憶道,當時大家在外麵聚會、吃飯,第一件事情就是看朋友們穿的衣服的顏色怎麽樣,料子好不好,是美國貨還是英國貨等等,更考究的紳士穿西裝不僅僅關注西裝本身的質量, 而且追求整體效果。中午有中午的西裝,晚上吃飯時就要換掉,如襯衫、領帶每天不換, 就沒有噱頭了, 沒有派頭了。

做 西服最著名的莫過於“亨生”與“培羅蒙”了。前者創辦於1929年,以款式新穎、工藝精湛而被同行譽為上海西裝“一隻鼎”。上海的西裝行業曾有“七工頭” 與“五工頭”之說,這是指一套西裝花七個人工還是五個人工,“七工頭”的檔子自然高一些了。“亨生”屬於“七工頭”檔子。創始人徐餘章的開門徒弟林瑞祥在 西服工藝造型和品種款式上獨樹一幟,創造出新型的“修長西服”,線條活潑流暢,領、胸、腰等部位平展舒適,被稱為“少壯新潮西服”。“培羅蒙”開設於此前 後年代,素有“西服驕子”之稱,外觀上平、直、戤、登、挺,內型上胖、窩、圓、服、順,操作上推、歸、拔、“四功”(刀、車、手、燙功)到家,上海人稱為 “海派西裝”。

西裝成了老上海心目中的摩登象征,與精致、優雅同義。

人們想起了一絲不苟, 想起了翩翩起舞,想起了爵士樂, 想起了雞尾酒……

按照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時尚標準,一套gent1eman (紳士)的“行頭”一般應該包括以下這些內容:

一頂呢帽或草帽;
一套三件頭西裝;
內衣、襯衫和領帶(或領結);
襪子和皮鞋(或連鞋罩);
其他的還有皮帶或吊褲帶、袖扣、領帶扣針、襟針;
打火機、香煙盒、鑰匙鏈、錢包……

但是,有了這些“行頭”,不等於就’有了應有的包裝,還必須講究它們的出身——品牌和質地,如呢帽應該是英國的HATMAN或STAYSON,決不能是在南京路上“小呂宋”或“蠱錫福”買來的國產貨;西裝衣料的牌子即使不是TOWNTEX或DOMAFLRE,也得是其他英國貸花呢,不能穿國產 的“章華”或“協新”呢料;皮鞋要穿SAXSON或FEEEMAN,至少也得穿在靜安寺路上的“第五街鞋店”(解放後改為博步皮鞋啟)定做的BOB SHOE,不能‘穿“鶴鳴”或“大不同”的產品;襯衫要穿VAN HEUSEN或AgE,OW,不能穿“司麥脫”或“康派司”;還有EONSON煙盒和打火機;或者DUNHILL或三B煙鬥,SWANK牌鍍金鑰匙鏈…… 照樹菜的說法:“要配齊並不難,南京路四川路口有一家惠羅公司,是英國人開的,店裏專賣各種英國貨男人衣著和用品,要配齊這‘行頭’,隻消進去從一樓到四 樓兜上一圈使能辦妥了——隻要腰包裏有足夠的錢或者開出的支票他們願意接受……”(《上海的最後舊夢》)

當然,這裏的東西價格不菲,僅一雙SAXSON皮鞋就大概等於一個普通職員兩個月的薪水。這也是“洋裝癟三”產生的反麵直接原因。

時尚永遠是有代價的。

《上海采風月刊》2006年第5期

一千家當,八百身上(女裝篇)

劉業雄

上海的時裝店永遠是“婦女用品商店”

法國小說家阿·法朗士說過:“假如我死後百年,要想了解未來,我會直接挑選一本好的時裝雜誌, 看看我身後一個世紀婦女的著裝。她們的想象力告訴我的有關為了人類的知識將比所有的哲學家、小說家、傳教士或者科學家都多。”上海女性關於時裝的想像力是無比豐富精彩的。

江 南有一句相當挖苦但又異常準確的話形容女人喜歡翻行頭:“一千家當,八百身上。”有了這關於翻行頭的想像力,就成全了上海一個龐大的行業。20世紀三四十 年代時,上海的成衣鋪大約有二千多家,裁縫四萬多人,總有二十多萬人靠此養活著,差不多占了上海人口的十分之一,真可謂“衣被上海”,上海被一團團衣服裹 繞著。

時裝比西裝“勝”過一籌的是,它的衣料、款式更新速度非常快,因此,更能顯示出貧富貴賤的差異——這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時”間就是“金錢”。而上海恰恰是最講究這“貧富貴賤的差異”的,錦江飯店創始人董竹君在回憶往榮德生的辦公地點推銷時說:“隻重衣衫不重人的上海社會, 即使窮得當賣東西也得弄出一套像樣的衣履穿著,否則就被人瞧不起,更莫想有所活動。我為了像個經理樣子,穿了白衫,藏青裙子,墨羅緞絨大衣,黑皮鞋,頸項 上套一根黑絲帶鋼筆。我拿了辦公皮包和紗管樣品,到了榮德生辦公地點,門房盤問了一陣,才放我進去。(《我的一個世紀》)

而魯迅先生對此更有近乎刻骨銘心的教訓:“如果一身舊衣服,公共汽車的車掌會不照你的話停車,公園看守會更格外認真的檢查入門券,大宅予或大客寓的門丁會不許你走正門;所以,有些人寧可居鬥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麵褲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上海的少女》)

果 實秋先生也深有體會:“中國舊式士予出而問世必須具備四個條件:一團和氣,兩句歪詩,三斤黃酒,四奉衣裳;可見衣裳是要緊的。我的一位朋友,人品很高,就 是衣裳‘普羅’一些,首隨著一夥人在上海最華貴的飯店裏開了一個房間,後來走出飯店,便再也不得進去,司閽的巡捕不準他進去,理由是此處不施舍。無論怎樣 解釋也不得要領,結果是巡捕引他從後門進去,穿過廚房,到賬房內去理論。這不能怪巡捕,我們幾曾看見過看家的狗咬過衣裳楚楚的客人?”(《雅舍小品》)

於是,上海人特別是上海女性會在時裝上格外爭奇鬥豔。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以前,上海女性的服飾新潮流概由四馬路的青樓女子為引導,20年代末,紅錫包香煙廣告上的摩登女郎,上身是大袖短襖,外罩齊肩馬甲,下著蔥白色底淡黃花長裙,下擺是排穗,亦中亦西。30年代,電影興起後,美國好萊塢和英法的電影大量運來上海,一年放映的西片近400部,一天一部還不止,上海閨閣女嬡的時裝就大都向女明星、交際花看齊了。

受 此影響,本來一窩蜂爭拍古裝片的上海各電影公司紛紛改拍以都市生活為題材的時裝片,為了提高賣座率,許多電影公司聘用了專職的服裝設計師,為片中女主角設 計各種新穎別致的時裝。1935年9月6日出版的《電聲》雜誌中頁的標題就是“暑去秋來試新裝”,登載了6位當紅女明星各有千秋的時裝照片。這些無疑是無 聲的模特兒了。

上海的女性冬裘夏葛,四季講究,甚至一季數衣、一日數衣。比如,春季郊遊,披一件夾大衣、夾鬥篷;三月裏就早早地穿上夾旗 袍;夏季裏則有紡綢、夏布、米統鈔等等。1946年夏季最流行美國新到的玻璃綢,薄如蟬翼,內著白竹布馬甲,纖毫畢露。更有大膽時髦的女子仿效西方電影穿 起了袒胸露背的“太陽服”。

那時候的女子服裝店家集中在公共租界上的靜安寺路從西摩路口(今陝西北路)到同孚路口(今石門二路)那一段 上, 即現在的中信泰富、恒隆廣場至王家沙。在那一段靜安寺路上,有上海久孚盛名的女裝店“鴻翔公司”,那是浙江奉化籍女裝裁縫金鴻翔、金儀翔兩兄弟在20年代 合夥在靜安寺路張園附近開設的。金鴻翔13歲時就在一家中式裁縫店學生意,後來去了海參崴學習縫紉技藝,也可算是一個“服裝專業”的留學生了。原來開設的隻是一家小小成衣鋪,經過幾十年的慘淡經營,終於發展成為規模居全市之首的女子服裝店。

說來也奇怪,這時正是上海旗袍最風行的時期,這家赫赫有名的鴻翔公司卻並不以旗袍為標榜,而以女子西裝著名。在它之前,更有名的是洋人開的“升發服裝公司”。金鴻翔、金儀翔兩兄弟憑著自己的手藝和;眼光,創辦了鴻翔公司,不過十幾年,就把“升發”盤了下來,成為上海女裝業的龍頭老大。

擴 張那天,老板金鴻翔還邀請了電影明星胡蝶剪彩,一時轟動了上海灘。當胡蝶當選為電影皇後時,金鴻翔假座百樂門舞廳舉辦時裝表演會,胡蝶和阮玲玉在表演會上 登台亮相,胡蝶身穿一套繡有一百隻彩蝶的禮服,風度翩翩,光彩照人,而金鴻翔籍此活廣告,更是名聲大振,社會女名流、貴婦人、女明星,無不光顧鴻翔。它設 計的大衣禮服衫裙睡衣,選料講究,設計新穎,久穿不會走樣。連蔡元培的家屬也在鴻翔做過衣服,滿意之餘,蔡老先生欣然揮筆寫下了“國貨津梁”的匾額,為鴻 翔生色不少。

1922年鴻翔又在西藏路開設分店。1946年英國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登基,鴻翔公司及時委托英國領事館轉贈一套精美絕倫的中 式晚禮服,女皇為此寄來了親筆簽名的謝帖,上海灘中外人士爭相觀看陳列在櫥窗裏的禮服複製品和女皇謝帖,一連幾天,人頭攢動,擠得水泄不通。當芝加哥舉辦世界博覽會時,鴻翔公司又準備了6套製作精致的旗袍參展,獲得了銀質獎。

“女服之王”的熱鬧程度與人氣，當時隻有猶太人立西納開的“朋街”尚能相媲美。這位立西納為了躲避德國納粹的迫害,隻身逃到了上海,在南京路上開設了這家專為外國女士服 務的高級縫衣店。為了表示對故國的眷戀,他用家鄉的一條小街“BORG STREET”作為店名,譯成中文就是“朋街”。這家朋街在30年代中期脫穎而出, 以前所未有的“立體裁剪”很是出了名,還引進了西方的時裝展示方式,每年春秋兩季舉辦流行時裝會。上海的電影明星們為了追趕國際時裝潮流,就越來越多地光 顧朋街了。

那段靜安寺路上,還有高美、金葉、美倫等幾家有相當規模的女子服裝店。而在東首的同孚路上,出售各種女子服飾的店鋪更是鱗次櫛 比,除了中西式時裝外,還有專賣內衣、鞋襪、花邊、紐扣和各種女用小飾品的店鋪。白天,在這段路上來來往往的大都是各種年齡段的女性顧客。遂成為上海的一 條L形時裝街。

但與現在人們的理解絕對不同的是,無論在靜安寺路上還是在同孚路上,出售現成服裝的比率是很小的。絕大多數的女顧客都是到 店裏選定衣料和式樣由店裏裁縫度身定製的。在縫製過程中,還需要試樣,如果是比較講究、比較麻煩的女顧客,那還要多試幾次,甚至高達四五次的。即使在鴻 翔、高美這些店裏,有一些現成的女式長短呢絨大衣等出售,但也隻是附帶生意,“GOP”是比較低的,他們的主要的正宗的產業還是接受顧客的定單定製服裝。所以每家時裝店鋪都自設工場,而比較大的店家中的工人竟達幾十位之多,裁剪、縫紉、熨燙等工序多有嚴密分工,儼然一個服裝城。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大批在淪陷期間遷進大後方的上海人回歸家鄉,全麵帶動了上海的高檔消費行業,一時間舞場歌榭、酒樓食肆都座無虛席,而各家男女服裝店的訂貨應接不暇。幾家服裝店的職工竟然超過百人。 這一段堪稱上海時裝的黃金時代。

鴻翔、高美雖然是當時的名服裝店,顧客終年熙熙攘攘,但是還屬於中產階級婦女的光顧……對象,而至於豪門名流的太太、小姐們,是不屑來此的。在她們心目中還有一些更合乎自己身份和品位的時裝店家。那便是Garnett、HadUmGreenhouse、Bond Street(朋街)和Johnson(造寸)這四家。

Garnett 這家女式時裝店坐落於外灘的華懋飯店(如今的和平飯店南樓)的底層,那裏還有幾家店鋪,有珠寶店、服裝店、皮鞋店、鍾表店、西洋古玩店和洋酒雪茄店, 均被公認為是上海灘上最高級的店鋪——如同六七十年代的茂名南路上國泰電影院到長樂路的“錦江一條街”。Garnett的女店主是一位意大利服裝設計師, 善於按照顧客的要求設計服裝,不但設計晚禮服和西式裙服,而且還會設計旗袍。那裏所製成的衣服幾乎沒有兩件是完全相同的。這裏標出的價格足以嚇倒大多數中 產階級甚至中產以上的婦女。宋美齡等貴婦人都曾是這裏的主顧,也隻有這樣的身份與財力才配走進Garnett的大門。在上海和南京的許多重要場合中,女賓 能以穿一件Garnett新裝而倍感自豪與榮耀。

Hadum Greenhouse的中文譯名是“綠屋夫人”,店址在靜安寺路、同孚路口。店主也是一位白種女人,據說是一位白俄。這裏的經營獨到之處是,除了女式服裝 外,還兼售女式鞋帽和女性服裝的各種“附件”,像什麽皮包、圍巾、披巾、腰帶和耳環、項鏈、襟針、戒指、手鐲等各種首飾。可以這麽說,任何一個穿一身舊衣 服的女人走進這裏後再出來時能夠從頭到腳煥然一新,隻要付得起昂貴的價格。我們不由得想起了電影《百萬英鎊》裏格裏高利·派克所飾演的窮小子亨利在飯店裏 是怎麽脫胎換骨的。

造寸可以直譯辦“祥生”,但無疑造寸更有文化內涵些,也更生動形象些。它的老板姓張,與上海其他紅幫裁縫一樣,是浙江奉化人,本人擅長裁剪西式女裝,還善於吸收歐美各國的時尚式樣,使造寸的服裝在式樣上總是比其他同行領先一步,“領導時裝新潮流”。

文 人樹菜寫道: Garnett與“綠屋夫人”在當時上海的時裝業中雖具有“頂級”地位,但由於價格昂貴和過於“洋氣”,幫襯的顧客隻是一部分達官豪富,人數並不多,真正 能得到上層社會女性青睞的時裝店還得數朋街和造寸這兩家。(《上海的最後舊夢》) 幾乎一統天下的旗袍旁邊, 各種西式服裝居然也能這樣並行不悖,真叫人歎服,上海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海”。

時裝不是孤立的“一件頭”

冬 天,上海婦女為了禦寒,往往外加一件鬥篷,20年代後,開始摹仿西洋婦女,紛紛改穿大衣,而由於穿者甚多,大衣款式也就日趨複雜,冬天穿呢絨的、皮的,春 天穿夾的、單的,在夏天甚至還有綢的大衣, 款式也有長有短。抗戰勝利後,有一首膾炙人口、紅遍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三輪車上的小姐》,作家包蕾(筆名裘之野)寫了這樣的歌詞:“三輪車上的小姐真美 麗,西裝褲子短大衣 ,眼睛大來眉毛細,張開了小嘴笑嘻嘻, 淺淺的酒窩叫人迷……”唱的就是這樣的裝扮。

大衣中,最能體現穿者的身價的,就是皮大衣了。

冬 天最顯貴重的是皮大衣,狗皮、羊皮被時髦少婦、小姐早就棄之如弊履,而灰鼠大衣、狐嵌大衣則是她們的千金所求。皮大衣,又稱裘皮大衣,一般為有錢人所穿, 品種有貂皮、狐皮、鼠皮、兔皮、黃鼠狼皮、猞猁皮、水獺皮、犴皮等等。這些皮貨最先來自我國西北地區,後來逐漸由國外輸入,俄國的灰背、美國的紫貂、德國 的兔皮等,都比較著名。

而皮貨中的珍品則推貂皮。它的保暖性強,而且一件貂皮大衣需要60多隻貂皮製成,十分難得,所以被奉為極其珍貴的大衣。僅次於貂皮的是狐皮,但也屬於上品,其輕柔與貂皮相仿。其中又可以分為黃狐、白狐、紅狐、烏刀狐、隔山狐、西路狐、草狐,品質各有不同。

鼠皮也是裘皮中的上品,此鼠非一般所見之家鼠,而是鼬鼠,出沒於黑龍江等地方,毛絨豐厚,顏色呈青黑色,而腹部色白,故製成的裘皮大衣形成了黑地白斑的圖案。上海的有錢人家的女性,嫌這白色斑紋不對稱,不好看,就僅取其背部,稱為“灰背”,更顯得名貴。

還有一種銀鼠,產於蒙古及西伯利亞一帶,毛色潔白,又有光澤,毛絨甚密。穿 “灰背”的必定把有鋒毛的一麵翻出在外麵,這叫“四麵出鋒”,時髦的人都穿這種“出鋒”的大衣,但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資本可以這樣“出鋒”的。上海人永遠 有辦法,許多人就在領子與袖子處鑲一條灰鼠的毛皮,暴露在外——這是最主要的點睛之筆,表示灰鼠大衣可以不穿,但內裏子還是有“鋒頭”的,但這伎倆很容易 被有錢人所識破,所譏笑,遂被稱為“出鋒頭”。後來,這句“出鋒頭”就成了“愛時髦”、“鬥標勁”的代名詞,成了上海話裏的一句俗語,流傳至今。而且還有一首“竹布長衫皮領頭,迪個就叫出風頭”的歌謠,與之相配套。

裘 皮服裝的出現,標誌著上海服裝大跨度的進步,上海冬季的服裝已經從臃腫肥大的棉製品中解脫出來,顯得華貴、體麵, 又不失保暖作用。這種深受上海女性青睞的裘皮服裝從30年代一直延續到了40年代末期,到了50年代就“香消玉殞”,很少有女性敢在公共場合穿了示富了, 那時候講究的是“越窮越光榮”。

《上海采風月刊》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