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八二九年一月的俄羅斯，恰達耶夫是那一代俄國知識分子中最出色的一位。在接下來的兩年中，恰達耶夫斷斷續續寫了八封類似的信。信件沒什麽私人性，與其說它是對一位朋友的致意，不如說是對俄國生活的一次檢討。
遲至一八三六年，這八封信中的第一封才在《望遠鏡》上發表。這份雜誌的主編之一是銳利而狂熱的別林斯基，對於很多俄國青年來說，他是俄羅斯社會的道德良心與美學標準，也是他把政治與社會標準引入對文學的評判。作家從來不該躲進單純的藝術世界，在成為一個作家之前，他首先是個公民。
這封信引發的反應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包括恰達耶夫自己。在莫斯科與聖彼得堡，幾乎每個家庭都在談論這篇文章，該期的《望遠鏡》被一搶而空，手抄本也隨之出現。“自俄國有了書籍和開始閱讀以來，無論此前還是此後，還沒有一件文學或學術的事件，曾產生過如此巨大的影響和如此廣泛的作用，曾傳播得如此之迅速，如此之熱鬧。”一位恰達耶夫的傳記作者後來寫道。
它引發了廣泛的讚揚。“這是在黑夜中發出的一聲槍響，也許是什麽東西沉沒了，在宣告自己的滅亡，也許這是發出的一個信號，在呼救，在報告黎明即將來臨，或者再不會有黎明了——反正，必須清醒了”。亞曆山大•赫爾岑，一位典型的讀者發現自己不得不數次中斷閱讀，以控製自己的難耐的興奮。
人們的反應不僅僅是同情，也有很多讀者被激怒了，稱恰達耶夫是俄羅斯的叛徒與敵人，他竟然如此中傷自己的祖國。就連他少年時期的摯友普希金也感到不安，難以接受他對於俄國的尖銳態度，在信中寫道:“至於觀點您是知道的,我遠不是在所有的方麵都能讚同的。”
書刊檢查委員會召開了專門會議，沙皇本人也出麵了，他宣稱這篇文章是“一個瘋子的大膽的胡言亂語”，官方隨即派出醫生去給恰達耶夫治病，醫生與警察局長每周六為他檢查身體。《望遠鏡》被停刊，這無疑激發了更大的範圍的熱忱。“導致雜誌遭禁的文章不僅在那些有文化、能讀書的人中間馳名，連那些識字不多的人也愛讀它，甚至異想天開、信口開河地對它加以解釋”，一位年輕作家回憶說。
熱烈異常的爭論，緣於恰達耶夫對於俄國的判斷，在他眼裏，俄國的精神狀況就像它的地理位置，尷尬地懸掛於兩個世界之間，既缺乏東方的想象，又沒有西方的理性。它的曆史乏善可陳，“首先是野蠻的不開化，然後是愚蠢的蒙昧，接下來是殘暴的、淩辱的異族統治，這一統治方法又為我們本民族的當權者所繼承了——這就是我們可悲的曆史了”。
文章中充滿了對於俄國曆史與現狀的悲歎，你隨手就可以捕捉到這樣的句子：“我們在成長，可我們卻不能成熟。”；“我們最優秀的智慧在為某種極為簡單的命題而苦惱。那些優秀的思想，除了原因和結果外，都在我們的大腦中死去，轉化成徒勞無益的幽靈。”甚至俄國人的表情都是悲慘的：“在我們的目光中有著某種奇怪的不確定性，某種冷漠、無信心的東西，與處在社會階梯低級階段的民族的麵孔有些相似”……
一個孤獨、憤怒的思想者的悲歎為何觸動了整個時代的神經？不是他的思想的深度與洞察力，而是勇氣。“在一個噤若寒蟬、還不習慣發表獨立見解的國度裏，有一個人站出來說話，它的力量就這麽大”，赫爾岑寫道。
二
“噤若寒蟬”的年代已經持續了十多年。十九世紀開始時，俄羅斯曾充滿希望與活力。新沙皇亞曆山大一世試圖建立一個更為開放、自由、公正的國家。他允許俄羅斯人自由出入境，從歐洲引入圖書雜誌，取締了文化藝術的審查體製，廢除了秘密檢察組織，允許地主自願解放農奴。啟蒙精神從法國傳來，對於個人自由與尊嚴的呼聲不斷出現，公共生活中洋溢一股樂觀的進步主義之風。
這一切在一八一二年達到高峰。俄國軍隊不僅擊敗了入侵的拿破侖，還進軍巴黎。勝利的進軍也是一次光輝的啟蒙曆程，俄國的軍官與士兵經過沿途的城市與鄉村時，發現這些等待他們拯救的人群，要比俄國人享有更多的富足、自由與平等，巴黎的景象尤其令他們震驚，勝利的喜悅中夾雜著苦澀與憤懣。歸國後，他們迫不及待地把見聞向家人與朋友傾訴，出身貴族的軍官要把這歐洲的新精神帶入俄國。他們期望沙皇能再次如彼得大帝一樣推動改變。倘若國家富強是上一次改革的主要動力，這一次則圍繞政治體製、民生與民權。
亞曆山大一世未能推動這些變化，他的行為由開放轉為保守，空氣中的變革衝動與熱情逐漸流逝。他在一八二五年突然去世後，改革者準備推翻即將執政的尼古拉一世，他們發動了著名的十二月黨人起義。
鎮壓起義後，尼古拉卻準備把俄國帶到另一個方向。他擴張嚴酷的官僚係統，用皮鞭、警棍與流放來打擊不同聲音，貴族中的進步力量瓦解了，再沒有力量能製衡沙皇的絕對權力。他試圖關閉與歐洲的交流，一頭鑽進了東正教與民族性，為這封閉的思想披上愛國主義的外衣。思想上的壓抑與混亂總是同時到來：一方麵不能自由表達內心所想，恐懼獨立思想帶來的危險，另一方麵，人們則投身於一種狹隘的愛國主義，不加審視地謳歌既有的權力體製、民族傳統。
這種反動的精神，迎合了俄羅斯傳統中的保守潮流，也與新湧現起的俄羅斯自我意識相吻合。很長一段時間裏，俄羅斯生活在對西歐的陰影下，比起西歐的富足、強大、文明，俄國人覺得自己就像是門外的野蠻人。彼得大帝把首都從莫斯科遷至彼得堡，開辦港口、建設道路、重整軍隊、派遣留學生，試圖讓俄羅斯像西歐一樣。但每向目標進一步，反作用也隨之而來。人們感到身份的焦慮、自尊心的受挫，因為進步的遲緩，一種無望與懷疑也隨之而來：俄國能否吸收西歐的文明，這種吸收是否有必要。
“自從我們向外國派出自己的青年一代，並委托外國對他們進行教育以來，我們的道德風尚完全改變了”，一位作家在十八世紀末尷尬地寫道，“由於臆想的所謂教育，在我們的心靈裏灌輸了種種為我們祖先所不知道的新成見、新嗜好、新弱點、新念頭。我們對祖國的愛熄滅了，對祖國的信仰、習慣等等的依戀消失了。就這樣，我們把舊的東西忘掉了，而新的東西並未接受過來，我們既不像自己，又未取得所企求的變化。”
俄國人在強烈的自卑與自傲中搖擺，一些時候對於西歐態度謙恭，貴族們以講標準的法語、閱讀伏爾泰、狄德羅為榮，另一時刻則沉浸在偉大的俄羅斯傳統中，宣稱要銷毀與抵製一切西歐的影響，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和諧與光榮的歲月裏。
與此同時，一種更為健康的自我意識也在覺醒。俄國的語言、文學、藝術都因啟蒙精神而蘇醒，普希金令俄國人感到自己的語言也可以寫出如此動人的詩歌。即使富有改革精神的十二月黨人，也認定盲目模仿歐洲的生活是不恰當的，他們相信解放思想與文化獨立是並行的。
但在一個專製係統中，民族自尊經常混雜於狹隘的沙文主義，並為專製權力服務。就連最傑出的頭腦也不免受其影響。“我們沒有參加任何一次震撼歐洲的大事件，不過，我們有自己的特殊使命”，普希金在給恰達耶夫的信中說，“這就是俄羅斯，這就是鯨吞蒙古人入侵的廣袤地域。韃靼人沒敢邁過我們的西部邊界，把我們留在後方。他們又退回到自己的荒漠，基督文明因此而獲救。”尼古拉一世無疑要利用這種情緒，他不正自命為宗教、民族的代言人嗎？
在很多方麵，恰達耶夫對於俄國的判斷失誤：俄羅斯不僅產生了偉大心靈，還創造了一個讓西歐震驚不已的作家與知識分子群體。他的解決方案也過於簡單，他期望用基督教來拯救俄羅斯。但這都不會影響他造就的巨大影響。在那個時代，從現實政治到公共生活再到宗教領域，壓抑無處不在，恰達耶夫用全盤否定式的偏激來對抗。他的力量也正來自於此，也隻有這種方式才能把人們從昏沉中驚醒。恰達耶夫的詛咒與絕望，也表達出整個時代的幻滅情緒，迫使人們重新思考自己的時代與俄羅斯的命運。
由八封信組成的《哲學書簡》直到一八五六年才出版，恰達耶夫的後半生始終在鬱鬱中度過。在一次沙龍聚會中，赫爾岑發現他“冷漠而又嚴肅，聰明而又憤世嫉俗”，在人群中倍顯孤獨、桀驁。他也是一代理想主義者命運的縮影。他曾是熱情的愛國者，衛國戰爭中的英雄，如今卻看著時光流逝，雄心與能力無處釋放，隻能詛咒自己曾讚揚與保衛的祖國。
薄薄的《哲學書簡》長久而深刻地塑造了俄國曆史，兩個思想流派因此而清晰的呈現出來。“西歐派”相信俄國必須遵從歐洲已走過的道路，這是曆史的普遍規律;“斯拉夫派”則強調俄國的特殊性，它必須要走自己的道路，抵製來自歐洲的影響。
直到今天，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的爭論仍在繼續。過去十年中，俄國特殊論再度興起，很多人再次認定俄羅斯不能適應西方式的民主與自由製度。政治人物則再度利用了這股潮流。總統梅德韋傑夫這樣駁斥民主倒退的指責：“俄羅斯從未有過民主……在沙皇統治時期，沒有民主;在蘇聯時期，沒有民主。因此，我們是一個有著千年獨裁主義曆史的國家……我們需要改變經濟結構，否則我們就沒有將來。至於我們目前的政治模式，改變隻能是謹慎的，一步一步的，以免破壞穩定。”誰都清楚這背後的台詞：隻有他們才能指導俄羅斯這一步一步的變革，反對聲音隻會破壞穩定。（待續）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最近的一本書是《極權的誘惑》，台灣八旗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