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的高經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

（2012-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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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永年專欄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就要回答過去的高增長是如何取得的。一個簡單的事實，那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經濟增長從低基數開始。基數低、規模小，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最初階段實現高增長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但具體來說，我們可以從如下幾個層麵，來理解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包括結構、製度和政策三個層麵。

　 在結構層麵，主要因素包括人口紅利、經濟結構（例如從農業轉向工業經濟）、開放（投資和貿易）等。這些因素如何推動中國經濟的高增長，經濟學界和政策界已經有很多分析。需要強調指出的是，改革開放以來，所有這些因素互相關聯和強化。無論是經濟結構的轉型（例如農民工）還是開放（加工業），其核心都是人口紅利。這些年來，大量農業人口進入城鎮勞動力市場，尤其是製造業，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1985年，農村人口還占總人口的80%左右。2011年，農村人口已經低於城鎮人口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經濟的技術水平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應當指出的是，技術的提高來自於應用，而非創新。無論是國內的企業的技術，還是外資企業的技術，都依賴於現有技術的應用和擴散。

　 在製度層麵，主要是改革。改革本身也在幾個層麵上促進經濟增長。首先是通過改革廢除了諸多舊的、阻礙經濟增長的製度。比如聯產承包責任製取代了農業集體化。其次是通過改革促成了一些現存製度的變遷，使其不僅不會阻礙經濟增長，反而促進經濟的增長。比如保存了國有企業，但卻改變了國有企業管理的激勵機製。其三，通過改革創設了一些新的製度，來保障和促進經濟的增長。比如說財政上的分稅製。在這方麵，改革開放後的30多年裏，中國的體製改革涉及到幾乎是所有的領域，包括憲法、法律、行政等基本國家製度，和稅收、財政、金融、產權等領域的基本經濟製度。正是所有這些製度上的變化，才促成了人們今天所看到的經濟製度。

　 在政策層麵，促成高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就是學界和政策領域所謂的“凱恩斯主義”政策。這裏又可以從幾個層麵來看，國家是如何通過幹預經濟來實現高經濟增長的。首先是國家的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基礎設施投資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就是說高增長是投資驅動的。其次是國家通過宏觀經濟政策，對國民經濟進行幹預，調節經濟增長的速度。再次，國家通過國有企業來保證高經濟增長。如果說在前麵兩個層麵，也是世界上其他政府經常使用的方法，但把國有企業作為工具來實現高經濟增長，則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1990年代中期，通過對國有企業實行“抓大放小”的政策，即對大型國有企業組建企業集團，而對中小企業則實行中國式的私有化，即民營化。“抓大”和“放小”都推動了經濟的高增長。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國有企業不僅被用來應付金融危機，而且被用來保障維持高經濟增長，即國家把大量資金投入國有企業部門，促成其經濟活動的大擴張。

　 所以，當今天人們說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從高增長階段，進入到中等增長的階段，就意味著上述三個層麵的要素所能帶來的發展動力，都已經不足以繼續支撐以往的增長速度。這要求對這三個層麵逐一進行一些分析，然後尋找如何通過改革，再次激活這些層麵的要素，或者如果這些要素不可能再被激活，就要尋找新的增長要素和動力。

高增長難以為繼的原因

　 為什麽高增長難以為繼？首先來看結構領域是如何失去增長優勢的，這裏的要素是上麵所提及的人口紅利和世界經濟（貿易和投資）。一個確定的事實是，和很多現在的發達國家也就是高收入國家相比，中國勢必成為一個“未富先老”的國家。目前勞動年齡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率已達到頂點。60歲以上的人口將從目前的12%，上升到2050年的31%。換句話說，人口紅利正在消失。人口紅利的消失無論對內部經濟還是外部經濟，都在產生負麵的影響。勞動力不再便宜，生產成本急劇提高，對內資和外資都產生影響。勞動成本的提高，會迫使很多內資或者外資轉移到其他能夠提供便宜勞動力的國家和經濟體。

　 世界經濟失衡也是影響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因素。近年來所麵臨的世界經濟不景氣或者危機，是世界經濟失衡的產物。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造就了一個外向型經濟體，高度依賴貿易和投資，對外出口高度依賴歐美市場。但這些年的經驗表明，這種方式難以為繼。因為經濟危機，歐美國家開始盛行貿易保護主義。很顯然，中國無力改變西方的貿易保護主義。這些年來，中國資本“走出去”遇到的巨大困難，隻是其中一個困難指標。也同樣重要的是，盡管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這並沒有改變中國仍然是一個窮國的現實。實際上，中國是第一個仍然很窮但不得不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領導者角色的國家。這個事實使得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感覺到力不從心。這些因素都在促成近年來中國力圖從外向型經濟，轉型為內需型社會。

　 因此，中國經濟需要在結構層麵進行調整。不過，在任何國家，經濟結構的調整需要很長的時間。人口的變化是一個長期的任務，一旦一種生育方式形成，很難在短時期內加以調整。隨著社會經濟水平的提高，育兒成本高漲，婦女的高教育化和職業化，生育率必然降低。中國一些大城市的生育率，已經遠遠低於發達國家的水平。要保持人口的可持續性，中國需要對人口政策進行調整。不過，從近期來看，隻要政策得當，中國不致於發生由人口紅利消失的經濟危機。例如，中國可以延長退休年齡。從中長期看，中國不可避免要改變計劃生育政策。 同樣，世界經濟失衡也需要各國的努力才能重新回到均衡狀態。中國的進出口貿易仍然在整個經濟體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盡管歐美市場的萎縮，但因為中國經濟和歐美經濟之間的高度依賴關係，中國仍然會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歐美市場。減少對歐美市場的依賴是逐步的和緩慢的。同樣，中國在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的進出口，不過，增加的速度也同樣是逐步的和緩慢的。也就是說，盡管中國外向型經濟仍然會繼續，但外向型經濟很難再像過去那樣，促成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但通過調整外向型經濟來保持中等經濟發展速度是有可能的。

城市化是唯一增長動力

　 在結構層麵，唯一有希望可以繼續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是城市化。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是生產要素（包括人力、技術和資本）在市場中的合理流動。過去30年間，部門間的要素流動提高了生產率：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之間，國內國外之間。城市化未來可通過加強城鄉之間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流動，進而提高生產率。如果有足夠的改革，中國的城市化或者新型城市化，可以繼續為經濟發展提供新動力。但這需要大量的改革。

　 這裏還須要加以特別強調的是，人們往往給予高度關注的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對於經濟增長的重要性不須要再討論。不過，技術創新也需要很長的時間。在今後很長的曆史時間裏，中國的經濟增長大多還是會繼續依賴技術的應用，而非創新。這並不是說，中國不重視創新，或者中國不需要創新，而是因為創新往往是可求不可得。中國的技術發展模式更多的會像日本和韓國那樣，應用技術並在一些方麵加以改進或者創新式改進，但不會是像歐美的創新模式，即原創。

　 在政策層麵，凱恩斯主義似乎也到了盡頭。在過去30多年，大規模的基本建設為中國經濟的高增長提供了巨大的動力。但現在這個時代已經過去。無論是在沿海還是在內地，中國的基本建設已經達到了一個很高的程度。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呈現出過度投資的趨向。例如，橋梁、公路和碼頭等拆了又造、造了又拆，盡管國內生產總值有了，但對人力和資本，尤其是一些不可再生的自然資源，造成了過度的浪費，不能對經濟質量的提高有任何幫助。同樣，國有企業的簡擴張也難以為繼。過去數年的大擴張已經造成了極其負麵的效應。國有企業的大擴展擠占了原來屬於民營企業的空間，民營企業的發展越來越難，既沒有投資的空間，也缺乏發展所需要的資金。

　 當然，這並不是說，投資不再重要了。盡管在很多地區，中國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已經過度，但在西部地區仍然有空間。不過，基礎實施的投資和經濟活動量的大小有關聯。西部投資規模可以有多大，取決於西部經濟活動的規模。而西部經濟規模的變遷，主要是由市場決定的，政府可以起到一些作用，但不是決定性的。

　 中國未來主要的投資領域是在社會領域。很簡單，中國到目前為止的社會投資遠遠不足。中國的社會政策剛剛開始，仍然需要大量的對社會基礎設施包括學校和醫院的投資。例如，中國的學校建築尤其是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建築和教育設施，質量極其低下。再如，因為老齡化社會來臨，醫院和養老設施嚴重不足，需要大量的投資。不過，應當指出的是，盡管這些社會投資對經濟增長會有間接的正麵影響，主要是通過建設消費社會的途徑，但社會投資已經不可能支撐經濟高增長，也不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

　 這裏還必須強調的是近年來中國的科技政策趨向。中國經濟要提升質量，實現從數量經濟到質量經濟的轉型，科技是關鍵，對科技研究要作大量的投入。這一點並沒有錯。問題在於國家主導的科技創新的可持續性問題。往常的情況是，國家積累了大量的資本，投入科技創新。而接受國家資本的往往是國有企業，而非民營部門。盡管從中國現實的情況來說，很多國有企業承擔著國家技術創新的責任，但這並不是說民營企業就不能創新了。中國民營企業的創新能力並不比國有企業的低。因此，科技投資的分配必須把民營企業考量在內。日本、韓國和台灣這些經濟體都是通過培植民營企業的科技創新而崛起的。中國如果一味地把科技創新的大量投資，注入國有企業而歧視民營企業，科技創新不僅沒有效率，國有部門反而會演變成既得利益集團，把科技創新演變成為追求自身利益的工具，科技創新最終必然會演變成經濟活動的簡單擴張。同時，從長遠來看，民營企業發展不起來，國家的經濟結構會處於長期的失衡狀態。

作者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