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酷的世界: 這世界若除去基督教的約束，會發生什麽事呢？

 

「愚頑人心裏說：『沒有神』。他們都是邪惡，行了可憎惡的事。」——詩篇十四篇 1 節 這可以說是二次世界大戰中最黯淡的一段時期。那時候法國全然崩潰，美國尚未介入，丘吉爾道出朋友和敵人心中共同的一個問題：「英國也會投降嗎？」這時候，他發表了一篇演說，裏麵有一句話：「魏剛(Weygand)將軍說，法國的戰爭已經結束，我預期英國的戰爭將要開打，基督文明的生死存亡就看這場戰爭了。」這位偉大的政治家——可以算是本世紀最頂尖的一位——明白基督教與文明禮儀之間的相關性，與新異教主義和暴政完全成了對比。按神的旨意，結果是基督教文明得勝了，但是基督教失敗的地方，便是讓各樣的惡行仍然猖狂不絕。 殘暴的廿世紀 從人類彼此殘殺的角度來看，沒有一個時代像廿世紀一樣的凶暴；不可否認的是，現代科技也導致了大量的死亡，但是總括言之，現代人拒絕神才是廿世紀凶殘特質的主因。有一位哲人如此說：「十八世紀聖經被扼殺；十九世紀神被辱殺；廿世紀人被殘殺。」 二個世紀以前，在所謂的啟蒙時代，人對聖經的信心開始瓦解。接著一世紀之後，人對神的信心也瓦解；例如，尼采就是第一個宣告「上帝死了」的人。到了廿世紀，這種錯誤的思想達到頂峰，終於導致惡果——人類遭致前所未有的大屠殺。曾經有個人在牆上塗鴉寫著「上帝死了」，下麵簽名「尼采」；在那行字的底下，結果又出現了「尼采死了」，簽名是「上帝」的字眼！真是有趣。 在一個人本主義或無神論的國度裏，最可怕的是，沒有一個比「人」更高一級的單位可以讓人上訴請求。 美國建國者說，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每個人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因此，我們的權利不是政府賜給的(政府可以隨其所好而決定賜與或剝奪)，而是上帝所賜，不可剝奪的。我們可以越過「人」，越過「政府」，同神本身去祈求；但是在人本主義者的國度中，隻集中在有人，沒有別的。人本主義者的國度勢必導致獨裁與暴政，正如杜斯妥也夫斯基所說的：「如果上帝死了，那麽凡事都可行了。」 無神論的束縛 從人本身所思所想的結果，勢必帶來不可避免、無法抵擋的災害，正如同水勢必從有破口的水壩流出一樣。聖經有言：「他心怎麽思量，他為人就是怎樣。」(箴23章 7節)一個民族的心如何思想，他們所居住的地方就是怎樣的世界。我們的思想勢必產生結果；特別是我們對神的看法會帶來最重要的結果。 從「不信」的心所帶來的結果是真實的，而且是非常悲慘的。沒有任何一種信念可立即看見它所帶來的結果；就像水壩裂開的時候，全村的人們可能都還平靜安穩地在睡夢中，而當水鑽進每一個縫隙和裂痕，積滿每一個坑洞時，終於成了一個死黑潭，青山綠草良田便化為烏有。「不信」和「無神論」所帶來的結果也是如此；它乃是慢慢地滲入人的思想和知識的每一個領域，以及哲學和文化之中，最後終必帶來不可避免的死亡。 人一旦否定上帝的存在，必立時掉入一個物質的宇宙。無神論者把宇宙一分為二，去除掉屬靈的部份，隻保留了物質的宇宙——認為僅是純粹的物質在活動而已。 尼采 在十九世紀中期，德國哲學家尼采給了無神論最大的助力，他描述一位瘋子拿著火燈籠跑進城市廣場，在桌子底下、板凳下麵左看右找，口中喊著：「上帝在哪裏？上帝在哪裏？上帝死了，我們把祂給殺了。」這是一件大事；不過尼采說時候未到，隻是必將會來到。無神論者說，尼采是位大先知，他所預言的在十九世紀尚未成熟；但必將在廿世紀逐一應驗。 著名的史學家保羅強森寫了一本有關廿世紀的重要曆史書《當代》(Modern Times)，便是針對十九世紀無神論的劃時代議題而寫下的評語： 尼采在 1886年寫道：「近代的最大事件——上帝死了，亦即基督教的上帝再也無法立足的這件事——已經在歐洲圍下了第一道陰影。」在較進步的民族中，宗教的驅動力已經式微，而且最後必崩塌留下巨大的真空帶。而現代的曆史便是大部份在記錄那個真空帶是如何被填滿的。 填滿那個真空帶的曆史有；極權國家、成千上萬的人失去自由、集中營層出不窮、俄國古拉格集中營的建立、墮胎增加、殺嬰、安樂死、自殺、犯罪率失控、曆史上最野蠻的戰爭。強森說，《當代》的時期是從1919年開始算起的，那年科學家借著日月蝕肯定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相對論被證實之後，人們就突然進入了另一個全新的相對的宇宙。 由於領袖們、作家們接二連三地推波助瀾，大眾的反應便將相對論的觀念從天文、物理的領域帶入了藝術、人文與道德的範疇中。於是，我們發現自己身處在「一個沒有領航的世界，漂流在相對的宇宙中」，因此「招徠」了「幫派式的政客」(如希特勒等)。愛因斯坦本人強力反對相對論入侵人類道德的領域；他說，相對論應是應用於物理方麵，而不是倫理道德方麵。強森說，盡管愛因斯坦抗議，大眾對相對論的反應仍然篡寫了廿世紀的曆史。 道德的相對論 對無神論而言，這世間根本沒有客觀的道德標準；進化式的人文主義和各種無神的理念、模式，多年來始終要嚐試建立某種道德規範，但卻失敗得很慘。聖經說：「愚頑人心裏說：『沒有神』。」並且說他們行了「可憎惡的事。」(詩14章 1 節) 這並不是說所有無神論者都是不道德的人。事實上，有許多很善良的人是無神論者，不過他們的良善是從基督教那裏挪過來的「資本」；不是「因為」他們是無神論者，而是「盡管」他們是無神論者，他們還是善良的。就如有些基督徒是莽夫，而且數目可能還不少呢！「盡管」他們自稱是基督徒，仍舊很不可愛(但不是「因為」他們是基督徒)。誠如魯益師所指出的，街上那些年輕善良的不信者，如果能夠信主一定變得更良善；但如果街上一位刁蠻的女士自稱是基督徒，而基督的影響並沒有改變她的生命，那麽，我們隻能懇求老天爺幫助我們了！ 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自創一套道德律，並寫下六條、八條，甚至十條的生活準則。你現在就可以擬訂一套道德律，但是卻不能強迫別人遵行。這一點人本主義者似乎忽略了。 米切納(James Michener)最近上了「展示」(Parade)雜誌的封麵，所附的內文標題是「我是人本主義者」。他後來說： 如果你要控告我是最惡毒的屬世人本主義者，我願意接受這樣的控訴。……我是個人本主義者，因為我認為，人性藉蓍持續恒久的道德教導可以建造相當講理且有禮的社會。 這實在很有趣，不是嗎？米切納先生，請問持續恒久的道德教導從何而來？當然不能從你的書籍去找，但我們要去哪裏找呢？這點我們必得注意，因為他並沒有列舉出一些人類不必藉此宗教而建立的「相當講理且有禮的社會」。史學家杜蘭倒是比較有學問或者說比較誠實，他也是一位人本主義者；在1977年二月號的「人本主義雜誌」(Humanist Magazine)裏，杜蘭——這位廿世紀的頂尖史學家說： 此外，我們將會發現，若沒有「超自然」的安慰、希望和恐懼來加以支持的話，要「鑄造」一個強勢的「自然」道德律來維持道德的節製和社會秩序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曆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社會不必藉由宗教的協助而能維持具有道德的生活。 拿破侖說，他眼裏看見的人們都是沒有神的，他指的當然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他說：「對這些人不是用管理的，而是一槍把他們給射殺算了。(因為他們已經墮落到野獸的層次了)。」 存在主義作家沙特非常清楚這點，他知道如果把神去掉，人會變成什麽樣子——他就是把神給廢掉了的一位。他說：「沒有神所有的活動都是同等價值的。因此，一個人獨自喝得酩酊大醉或者一個人是一國之領袖，兩件事的價值是一樣的。」換句話說，你看到一位老婦人正要過馬路，於是你停下車來扶她過去，或是你就向前直開把她輾過去，兩者都可行，也都無所謂。也不管你是白衣天使南丁格爾還是黑道首腦卡彭(Al Capone)，都是一樣、都無所謂——反正沒有神，所有的活動都是同等價值的。 今日的現代思想家們可有人真正了解沙特所說的話嗎？至少有一個人明白。現代分析哲學的創始者兼領導者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說，如果有所謂的絕對道德，那勢必是來自人類情境之「外」。他寫道：「如果有一位人士可以寫出一本有關道德的書——真正有關道德的書——那麽這本書一定會像一顆炸彈粉碎世界上其它所有的書。」維特根斯坦不相信有這樣的書，因為他和沙特一樣拒絕接受神和祂的話。但是這些人知道(不像現在許多人根本不明白)如此一來會帶來怎樣的結果。過去幾十年來，在這個國家裏上帝已經被趕出大眾領域，其徹底的程度和人本主義者所能做的不相上下。結果是什麽呢？沒有了宗教，我們是否仍持守道德？華盛頓總統曾經再三提醒我們要持守。波斯特蓋洛普(Pollster George M. Gallup,Jr.)對當前狀況的評斷最為確實，他說：「美國目前正麵對『最嚴重的道德和倫理危機』，必須找到精神層麵的答案來解決它。」至少他知道要到哪裏去找解決方案。 悲慘的結果 幾十年來，學校教導孩子沒有所謂的絕對道德；沒有人可以告訴他們要做什麽，他們可以自己選擇個人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士師記最後一節經文寫到以色列的狀況說：「各人任意而行。」(士25章 21 節)今天整個世界的情形也是這樣。 我們幾乎每天都會在新聞中聽到如此任意而行的結果，比如年輕人為了芝麻小事而殺了另一個人。波士頓大學教授奇帕崔克(William Kilpatrick)寫了本有關這方麵題材的書，很有幫助，書名是《為什麽強尼不能分辨對錯》(Why Johnny Can't Tell Right from Wrong)。他認為今天的孩子是一群「道德的文盲」，他寫道： 年輕人被迫去探究什麽是「價值」和「美德」，這些是他們從來不知道的，或者知道得很少。最近全美對1700位六到九年級的學生做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大部份的男孩子認為在某些情況之下，強奸是可以接受的。更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女孩子居然也同意這樣的觀點。 因此，無神論在社會當道之時，道德的相對論就跟著而來；道德的相對論當道之時，則沒有一件事是神聖的，人類的生命也變得低賤而無價值，就如同基督未降生之前的世界一樣。顯然地，有些社會比另一些社會墮落得更為嚴重；美國社會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比起納粹時期的德國和斯大林的俄國，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人類生命的貶值 當你貶低上帝時，你就是貶低了人類的生命。希特勒為什麽會毫不留情地殺死六百萬的猶太人和成千上萬其它的人？他們怎麽能對人類同族做出如此殘忍的事？殺一隻老鼠你會有困難嗎？可能有些人會覺得惡心。殺一隻蟑螂怎麽樣？你敢一腳踩死一隻蟑螂嗎？而人是按著神的形像造的！人是理性的動物。你也許會說：無聊！什麽形像？什麽上帝？啊，難道你不知道尼采已經宣布上帝死了！人是理性的？你說到哪裏去了？難道你沒有長眼睛？看一看你的周圍？看看一幅畫、一些雕像，聽一聽音樂，讀讀詩或去劇場走一趟。人根本就沒有理性！每件東西都是荒謬的！殺一隻蟑螂和殺一個人或百萬人都是一樣的，沒什麽差別。還記得斯大林說的話嗎？他說，殺死一個人是「悲劇」，殺死一萬人隻是個「統計數字」。 人的內涵意義 人類是什麽？「上帝按著祂的形像造男造女，有知識、公義與聖潔，讓人掌管萬物。」(這是1647年西敏寺信仰告白聲明中的簡要教義第十個問題的答案)。人是至高神的孩子；他的生命賦有上帝所命定的目的與任務；他注定要與造物者永遠同居天堂。這是針對「人是什麽」的一個答案。第二個答案則完全不一樣：人是複雜的動物，和猩猩有關，從最原始的流液，經過分子和氨基酸偶然串聯，而從古老的深海中冒了出來，爬上樹，然後再從上麵下來，哇塞！我們就這樣來到世上！是猩猩的表親，和天竺鼠、老鼠也有遠親的關係。 你對「人是什麽」的回答會影響你對他人的行為態度。需要我提醒你我們國人怎樣對待天竺鼠和老鼠嗎？如果我們把人類看成和它們一樣，那麽我們就會對待他們和天竺鼠、老鼠一樣——希特勒就是有這種看法，才會做出那些不人道的事。 進化論對人類的看法在十九世紀開始流行，到了廿世紀達到成熟的高峰，大大地貶低了人類在地球上的價值。哈佛大學的教授邁爾(ErnstMayr)是本世紀的進化論大師，他寫道：「人類今天的世界觀受到進化論的左右——宇宙、星宿、地球以及所有的生物都是經過長時期的進化而成的，並非是事先預定或設計規劃出來的。」 無神論的進化論者對人類有何看法呢？人是否是高等的動物，出身高貴，有崇高的未來？底下是幾位進化論者的說詞： 「隻不過是一種昆蟲，一隻螞蟻……」(丘奇，Church) 「隻不過是一個小行星表麵的蘚苔而已。」(莫裏，Du Maurier) 「一條繩子越過深淵。」(尼采) 「小馬鈴薯和少許……」(吉卜林，Kipling) 「一個笑柄、一場夢、一場戲、泡沫、空氣……」(桑伯瑞 Thronbury) 「一隻沒有毛的猩猩」(叔本華) 「一根偶然冒出來的枝子」(古爾德) 對這些無神論者而言，人類不過如此，事實上根本什麽都不是！而我們的下一代從幼兒園到研究所都是一直如此的被教導著。 美國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當然絕不是隻此一位)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說：「我認為人和沙粒並沒有多大的差別。」噢，人竟然從蘚苔上降級呢！ 對人的罪行 人一旦接受進化論對人生命的觀點，那麽侵犯人的可怕罪行就會發生。共產主義者以為可以在地上建立天堂。馬克思預言，當工人革命成功，政府就會零，因為它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普羅大眾就能和睦共處。但是誠如保羅強森所說的：「廿世紀的經驗強烈顯示烏托邦主義其實已和幫派主義相差不遠了。」 例如在納粹時期的德國，猶太農夫成千上萬地被載往俄國各地，他們擠在火車的貨車箱內，沒有食物，經過千哩行程，期間有五天、十五天，甚至廿天之久，都不得走出車廂透口氣。其中有許多人死了；而活著的人則散居各地。他們被分離，被改變，並有各種殘酷的折磨加諸於身上。 當我們舉出被殺的統計數字時，我們的心也會變得剛硬，因為那些隻是數目字而已。然而他們全是活生生的人呀！更別提殘廢的人數有多少了。我想起一個小男孩，他因著饑餓——他和家人都沒有東西吃——而偷了一個馬鈴薯，一個馬鈴薯而已！結果被逮到，他們先打斷他的右小腿，再打斷他的左小腿，然後打斷他的兩條大腿，最後丟下他自生自滅。 以後這個男孩的腿沒有正常愈合，結果腳向外長得像螃蟹一樣，他的骨盤離地隻有幾寸，臉孔則永遠向著地麵。他被送往西伯利亞，到了古拉格勞改營，但他因為實在無法站立的緣故，根本無法工作。於是他們就偶爾丟給他一些剩菜飯；而他隻能像螃蟹橫著走路撿拾起那些菜葉。那時候他大約年僅十四歲；他們卻根本不管他還是個孩子，是那麽無助，又不能保護自己。唯有當你把人看成毫無價值，隻是時間和機率的產物時，你才會以如此的態度去對待另一個人。因此，當基督教具有約束性的影響力從一個國家或又化中被除去時，那麽隨之而來的必是接踵而至的災難。廿世紀中，這樣的事一再重演。 希特勒的血腥記錄 希特勒憎恨上帝，是道地的種族歧視者，想要把他認為是人渣的族類全然除去。他屠殺猶太人、吉普賽人(這些人大部份都表明自己是基督徒)、斯拉夫人、波蘭人，及其它被認為較低等的民族。 納粹想出一套辦法逼迫猶太人工作直至死亡之日；一旦他們無法勞動，就把他們消滅。納粹甚至不想花錢買子彈射殺集中營裏的猶太人，於是用一次解決許多人的瓦斯方式。有時候為了節省瓦斯，就減少用量，結果當瓦斯室打開時還有許多人沒死呢！ 大屠殺中第一批的受難者是七萬名精神病患和所謂的「不可救藥的」人。而抗議這暴行的公眾聲音隻來自兩位勇敢的基督徒領袖。因此，實際上大屠殺一開始時即是采安樂死之方式，到結束時共有六百萬猶太人和九百萬至一千萬其它的人(大部份是基督徒)被殺。 下一次若有人再說那古老的謊言——比較多的人因基督之名而被殺——之時，你就用事實來修正他。誠如保羅強森所言，廿世紀的「國家」是「有史以來的最大殺手」。專欄作家索布拉恩(Joseph Sobrarn)談到，世俗論者不斷地挑剔過去以宗教之名所犯的罪，卻無視於本世紀以「反宗教」之名所犯的罪行： 他們的目光驚恐地鎖定在幾世紀以前所犯的惡行，這是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廿世紀的真實狀況。廿世紀有大屠殺、種族滅絕、製度化的恐怖主義等，這些惡果都是因為世俗國度迷信「解放」之故，甚至當它攻擊到人類最根本的依附關係時，人們仍不知醒悟。 結論 在一世紀以前，大文豪洛威爾(James Russell Lowell)代表美國國務院出使英國，在一個晚宴上，有一些人嘲笑攻擊基督教(特別是宣教工作)，他大聲疾呼： 我挑戰任何一位懷疑論者，讓他在這地球上找出一個十平方哩的地方，在那兒人們可以平安而有尊嚴地生活，婦女受重視，嬰兒和老人受尊敬，人們可以在那兒教育子女；而這個地方尚未有耶穌基督的福音先去鋪路開先鋒。如果懷疑論者可以找到這麽一個地方，我鼓勵他移民過去，到那兒去傳講他們的「不信」。 信息主要翻譯自《WHAT IF JESUS HAD NEVERBEEN BORN?》 by Dr. James Kennedy and Jerry Newcombe